节奏 贾平凹 看大书法家写字，运笔很慢，很沉。看二胡演奏大师拉二胡，弓子拉得很慢，很沉。会骑自行车的人骑得很慢。身体不好的人，说话就气弱而短促。小说是研究气息的，吃饱了饭的人浑身散发的气息和饿着肚子的人浑身散发的气息不一样。火有焰，宝有气。你占有的材料越丰富，感情越饱满，你才能把握住小说的节奏，沉住气，缓缓地吁。
作家其实是生活的呈现者，呈现着才可能成为艺术。事实比观念重要。事实单薄和仓促的难以使呈现出生活的浑然与鲜活，所以往往拿观念来填充，殊不知观念是个变色的东西，而且生硬尖锐，它破坏了小说的通透和维度。维度不够的小说哪能再谈到节奏呢？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古人说过的这段话，只有你在写作了一定程度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意思。
老实是最大的智慧
铁凝
记得从前常听一位文学前辈告诉我说，做人要最大限度的老实，写小说要最大限度的大老实。当时以为老实做人是容易的，大老实写小说是很难的。因为这“大老实”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近年来，越写小说越觉得，写小说实在需要“大老实”。当然，“大老实”是指创作者对文学本身的态度，没有这个“大老实”的文学姿态或者说是文学态度，就没有谋篇布局、落笔行文的智慧，“大老实”是一种返璞归真后的新境界，是一种顶点智慧。小说家需要工匠般朴素的心。
小说不是玄学，事实上，小说赖以活跃的思想圈是非常狭隘的。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我以为这是一种无法性急的事情。无论任何小说家，都不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些性急的演员，那些性急的演员留意怎样发展他们的“舞台肌肉”，而不注重去营养自己的心灵。我想，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或说二者同样要紧。
我想，我必须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我的小说才能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小说可以如苏加诺对革命的形容那样，是“一个国家宣泄感情的痉挛”，小说家更应该耐心地而不是浮躁地、真切地而不是花里胡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这样，读者才有可能接受你的进攻。你生活在当代，而你应该有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的心胸。这心智的获得与小聪明无关，它需要一种“大老实”的态度，一颗工匠的朴素的心。
谁夺走了我们的性格？
王安忆
《世家》其实是一篇故事材料匮乏的小说，如此捉襟见肘的境况下，一定要写它，是因为其中的思想吸引着我。这思想就隐在支离破碎的细节里，时而闪一下，就像碎玻璃反射光线。光的强度也许是玻璃碎片远承受不起的，但是，倘若没有玻璃的残骸，那光就无处寄予了。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这样尴尬的处境里，故事和思想体量相差，彼此无法迁就，那就全靠写作的决心了。
在这一篇里，我想说的是，性格这一回事。性格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养成的，需要有特殊的养料。就像在偏僻一隅里的一些奇异的姓氏，能够不为归化一径保存下来。还有口音，甚至人的生相，在限制性的交流中，可保持个别的性质。这种封闭的空间，不一定非是为地理条件所规定，即便是在熙攘的人群里，亦有着无形的藩篱，将这一些人与那一些人隔离开来。比较有效的保守也许就是家族了。那种源远流长的家族就是家族中的精英，他们一定有着过人的精气神，还有传继的欲望，能够不失散地一代一代走下来。由于人数众多，时间久远，从概率出发，他们必定要经受更多的死亡和罹难，但死亡和罹难却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他们的繁衍和凝聚力。性格就是在这样的传承中酝酿而成，在一定的自闭中含着信心。如今，家族的身影渐渐模糊了。有时候，听某人说某人，是如何七弯八绕的亲朋，再顺带着说起些轶闻轶事，就是家族的星散状态了。我想，这不止是生殖力衰微，倒反是与社会进化有关。个人日益发展强大，足以不依赖家族的保护独立生存，于是，藩篱拆除。在那现代居室，公寓的小格子里，住着一个人，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自给自足着。可是，那格式同一，温湿度同一的巢里，孵出来的人，也面目相像呢！
这个题目对于一个短篇，是过于庞大了。倘若有个容量大的故事，当可做得内外相谐，成个大东西。无奈我没有更多的故事资源，我只得用些机巧，来描摹我的思想。这时候，文字就显出了它的弹性。事实上呢，多少是勉强的，我是有些不爱惜它了。好在，只是六千字，再要多，就真的是滥用的意思。这样的小说不可多写，会把小说的地力耗干。惟此一篇，谨以自省。
关于《私宴》
苏童
无处不在的宴会，从纷乱的现实生活中脱颖而出，我从中选取一场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的文本对象，这是《私宴》的来历。
宴席也是一个世界。
宴席上的人是值得观察的，主人和宾客是率先摆脱了贫困的一群人，他们以某种稳定的或者多变的社会关系的组合方式坐在一张大餐桌前，其内心世界的互相勾兑远比一瓶上好的白酒的生产来得丰富多彩，餐桌上的人身体坐在一起，心灵不一定坐在一起，他们吃相不同，醉酒的发生概率和发生时间也完全不同，各人酒前酒后的行为语言五花八门，因为这种差异，一切都值得追究。
也许我是借助“大猫”和“包青”的重逢，追究了他们的光荣和尊严，也许不是，也许仅仅是对羞耻和脆弱进行了一次恶意的漫长的记录。
“包青”最后为“大猫”擦皮鞋的那个动作很重要，相信没有人去关心那是不是一次酒后失态，令人关心的是那个不期而遇的危险时刻，它为什么降临到了包青们的头上？
也许包青们就不应该回到那个马桥镇上去？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实是：这不可能。
文学艺术判断的多重标准
阿成
如果你对文学艺术判断有兴趣，你很快会发现，艺术判断的标准是五花八门的。而且，这些标准，最大的特征就是缺少共性而极具个性。认清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甚至会改变他们的某些话语方式。
比如，面对一篇文章作品――农村题材或者城市题材，包括军事题材和历史题材的等等，与之相应的还有电影、电视和戏剧，甚至可以包括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孰好孰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样，多姿多彩的判断方式就出现了。有人以生活作为参照，来衡量、检验艺术作品，这就是他的标准，即：凡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就会受到排斥。
另一种，是把艺术文本、式样，作为一种标准。比如名著的标准、名剧的标准、经典影片和电视剧的标准，把它们视为一种标准，用来检验新生者和后来者。为什么？因为那样的标准曾经打动过他，征服过他，因此那样的标准也成为了他本人的一种评判标准。倘若不符合这个标准，同样会受到他的指责。
还有一种，即把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判断的标准。文艺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百花园，说是“百花”，显然少说了，千花万花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的万紫千红正是那些拥有，或半拥有某种理论的批评家的判断标准，如果合乎这个标准，就会被认为是佳作，反之，为平庸之作。而且，在批评界比较盛行的恰恰是这一种。上面说的那两种，一种为大众性，一种似为学院派。
第四种，是以个人的经验和经历为判断标准，符合这个经验和经历的，自然是上品。
第五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这个标准，骨子里是以爱国、爱党和爱人民为其根本标准的，符合这个标准的，自然就是健康向上的标准，相反，就是不好的作品。
第六种标准，即以带有那种时令性的，或者时代性的，以国家发展经济的大目标，作为评判的标准。策应这个目标的，诠释这个目标的，艺术地再现这个目标的，就是好的作品，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反过来，远离这个目标的，那就是一般化的作品。
第七种标准，就是把个人创新――只要是“新”，那就是一种标准，惟新为好。这是一种观念。相反，视为陈旧。
至甚些说，在评判作品上，南方有南方的标准，北方有北方的标准，东、西方各有自己的标准。有文化的人拥有一种标准，没文化的人也拥有一种标准，领导同志有一种标准，被领导同志还有一种标准。因此，这不仅构成了创作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构成了批评与评判上的多样性。所以提倡百家争鸣，而不仅仅是上述七种。但是，有一点需要切记，就是，在通常情况，你只是其中的一种标准，而不是标准的集大成者。如果所有的都是你的标准，就意味着你没有标准可依，因此，评判的可爱性、生动性和鲜活性就不存在了，独创性就更谈不上。因此，无论受到哪一种标准的赞美或批评，都不应该被评论者视为惟一标准、惟一真理、惟一参照。所以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应该是文学艺术创作者的基本品质。
为人民写作
石钟山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荣获本届“百花奖”，得知消息，我感到高兴。
“百花奖”是读者投票的奖项，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看重这个奖项的，它不同于那些专家奖，我以为专家奖是为少数人而设定的。
文学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答案是简单的，也是惟一的。作为我而言，我是为大多数读者而写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作品没有深度或探索精神，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读者去读我的作品，并说还算喜欢，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亲爱的读者朋友，我会一如既往地为你们写作，有一天你们不喜欢我的东西了，我就搁笔，绝不给你们添堵。
在这里，我再一次真诚地感谢你们，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代表的是人民，人民万岁！
难以开口
方方
让一个写作者去讲述他为什么写作和他为什么这样去写，是一件很让人头大的事。最后只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答，那就是喜欢写作和喜欢这样去写。其实这就跟喜欢一个人一样，是没什么更多的话想要说。
人一生面临着许多的选择。人在一瞬间会有许多的变化。人的情绪在突然的变化中左右着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需要理由。不需要铺垫。不需要前提。不需要导师。人活在这个世上，既是受着万般拘束，却也常常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之时，常常不被旁人所了解。其实一个人的内心，是没有外人真知道的。再亲的人，交流再多的人，也都只知一点皮毛，要想真知一个人的内心，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写作者在写人时，更多的是一种猜测、推断以及假想。在这样的一种猜测、推断和假想中，写作者尝试走入人心。走得多深多远，则全看笔力了。
我不想对《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做什么诠释。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写。没什么更多的理由，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说明。而且依照我惯有的想法：我也不介意别人怎么去读。阅读是世上最自由的事。每一个人都会循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去读作品。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读法。深刻者有深刻者的读法。浅薄者有浅薄者的读法。两类人得到的感受或许是南辕北辙。可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的作品，只是按我自己的内心需要去写。我写了，我完成了，我就感到了满足。
昨日重现
池莉
一切都记忆犹新。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一刊发出来，我家电话就被记者打爆了。他们纷纷表示他们自己以及――“许多文化名人”――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的震惊与质问：你怎么会写这么黄的一个书名？是出版商怂恿和建议的吗？你事先是否意识到“叫喊”会污染读者的眼球？
我懵了。我的震惊完全不下于这些记者和许多文化名人。我完全没有料到，把“快感”一词直接联系到下半身的竟然是文化人。不过，我对我的读者充满信心。我坚信，真正的小说阅读者，不仅不会被“污染”，还会读出许多共鸣来。在这里，我把这个书名得来的当时日记完整地摘录出来，带着我的谢意，请我的读者分享我的写作秘密。如下：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今天一天写得很好！很好！写到晚上１０点，才觉出饿来。吃方便面一碗，酸奶一杯，很香。我实在是不能长胖也不能多吃，我需清爽、清香、苗条与机灵，这与保持身材和美容都无关系，这是写作的需要。好像只有半饥饿状态，我才会常常出现神来之笔。感谢上帝，一个非常绝妙的小说题目跳出来了：有了快感你就喊！
这是一句军中流传的格言。１９７０年，参加越战的美国大兵们，他们的行囊里面都有救生包，救生包里头必定有一盒火柴，这句格言，就印在火柴盒上。这是一句充满阳刚之气的格言。是男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这句格言是在阅读当中获得的，阅读的时候，就那么读过去了，似乎很快被我忘记了，不然，它在今天却突然跳出来了。小说写到这里，我的这个男人卞容大，其实骨子里头就充满了精神向往与追求。他是一个备受压抑的窝囊男人。可是他一直在坚持着什么，一直在追求着什么，终于，他被迫开始了以逃离为形式的自我坚守与自我救赎。中国男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坚定的，革命的，悲壮的。这句格言非常上口，刺激性强，爆发力强，做这部男性小说的题目，再合适不过了！太好了！惟一的希望，就是不要被庸俗者望文生义，狭隘理解，愚蠢地以为“快感”是猥亵之词，上帝保佑！还是加个副标题吧，不能过高估计庸俗者的理解能力。
题目决定了，很满意，太幸福了！
历史记忆里的现实关怀
聂鑫森
这么多年来，我的一些短篇小说基本上是评论家所称的“文化小说”，时间的定点都在解放前，或更为久远的清末民初，人物的活动舞台多是湘中古城湘潭。《名角泡澡》即是此中的一篇。
湘潭这座建于后汉时的名邑，到处散留着各朝各代的遗迹，随处可见古雅的楼台亭阁，如一页页苍灰的历史。特别是晚清以降，该地名人如群星灿烂，曾国藩、王?运、杨度、秋瑾、齐白石、黎锦熙、黎锦明、毛泽东……造就出一种浓重的人文氛围。而曾为中医的父亲，熟谙古代典籍，于诗词古文一途，曾对我朝夕课读，得益匪浅。父亲的朋辈中，有不少见多识广之士，耳闻目濡，常怦然心动。及长痴心于文学创作，与古城各种人物多有交往，特别是一些湘军后裔，他们中有学者、书画家、名医、企业家、贩夫走卒，每与之交谈便得到许多精彩的故事和人物。
我生于斯，长于斯，自小及长都浸淫在一种古典的情境中，而不能自拔。
许多学者所言，任何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这是非常有意味的论断。故在这些属于“历史记忆”的小说中，我要体现的仍是一种对现实的关怀。正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的：“聂鑫森的小说最感染人的还是作者通过作品所抒发的强烈的文人情怀和清高、清正、典雅的文化品性；由此出发，也对那种世俗化、欲望化等社会心态进行了贬斥和批判。”《名角泡澡》中，那种“坦诚相见”中的“陷阱”，那种金钱对人的异化，那种初入人生之旅纯朴青年的失望，很多源自我对物欲横流的现实景况的思索。
但我写这类小说时，不仅仅是写出人物，而更多的是使小说具有文化的品格和含量，故事似乎成了并不十分重要的东西。举凡戏剧、书画、古玩、建筑、民间工艺、医道……尽有可能地写出此中的妙处和自己的感悟，让人物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读沈从文、汪曾祺、白先勇诸公的小说。２００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米舍尔大街》，也让我惊叹和艳羡！
坚守一个生长小说故事的地方，把握一种古典的文化氛围，在不断的读书中丰富自己，我一直把写作当做一种毫无压力且快快乐乐的事。在写小说之余，因读书的积累，我还写过一些带有学术气息的专著，如《一个作家的读画笔记》、《触摸古建筑》、《中国老玩意儿》、《陈姓》、《罗姓》等等。反过来，又对我的小说创作大有裨益。
学习写作
李铁
我对写作历来是抱着学习态度的，学习某一位作家，学习某一部作品，学习某一段生活。我的小说大都来源于生活，是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刺激了我，我才有了写小说的冲动。我对生活的本质的认识既是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生活的碎片经过想象的整合，在小说中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我不敢说这个模样就比生活本身好，但我可以说小说里的生活承载了我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附着在这样的生活中闪烁出了光芒。没有思想的小说不是好小说，我同样认为没有细节的小说不是好小说。细节从哪里来，还是得从生活中来。我这样说不是在鼓吹所谓的庸俗现实主义，但我认为任何智性的写作还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有别于庸常经验的小说世界也将无从谈起。
毫无疑问我在寻找这样的世界。
我每写一篇东西，都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有的时候东西写完了，却似乎仍然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这不免令人困惑，但还会再写另一篇东西，还会继续寻找，且不知疲倦。
一个写作者，也许一生都在寻找着。该走的路总也走不完。
我是一个固执的写作者，我对小说的崇拜无言可以表达。除了与小说有关的文字外，我几乎不写其他的文字，对其他文体我一直采取拒绝的态度，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小说的忠贞。说到题材，我写以工厂为背景的小说多一些，因为我毕竟在工厂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生活。我还有许多工厂里有趣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没有写，我迟早要把它们一一写出来。这样做，也算是送给和我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伙伴们的一份礼物吧。当然，除了工厂，我还有许多其他背景的故事和人物要写，那些人和事已经憋在心里很久了，写那些人和事我的艺术感觉会更好一些。我一篇一篇地写下去，我期待有一天在我的这些平淡无奇的文字中，能出现一座像冰雕一样晶莹剔透的东西，我为此而不懈地努力。
关于毛毯的猜想
裘山山
有段时间，我连续写了几篇以物为叙述主角的小说。比如《烤红薯的前世今生》，《老树客死他乡》，和这篇《一条“毛毯的阅历”》。也算是一种尝试吧，自己觉得很有趣。其中以这条毛毯的影响为最。许多读者看了后问我，这是真的吗？
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我也总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有点儿影子。在我们家，确实有这样一条毛毯，我父亲也确实在朝鲜修了三年的铁路。不同的是，毛毯真的到朝鲜后就不知所踪了，而我的父亲虽然中了美国鬼子的细菌弹，却靠着年轻体壮挺了过来，并且至今身体很好，已经８０高寿了。就生活本身来说，我愿意是这样一个贫乏而又平淡的故事。一条毛毯算什么，只要父亲一切安好就行。但一进入文学，我又希望它有另一个故事。
当父亲闲聊时和我说起这条毛毯时，我一下惦记上了它。特别是父亲说，他早猜到是谁拿的，但他没去说破。我问他，那人后来怎么样了？父亲说，回国后就分开了，失去联系了。我就总是想，那个拿走它的人到底怎么想的？之后有没有从毛毯中得到温暖？他后来的人生到底怎样？他后悔吗？他不安吗？假如他后悔不安了，又会怎样？会补救吗？
我猜想着，并且假设着，我把我的猜想和假设变成了小说。而我的猜想和假设，是建立在我的人生态度上的。比如我觉得他应该不安的，于是我写了他的不安；我觉得他肯定会后悔的，于是我写了他的后悔……
我曾经说过，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也是我的回答。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的小说过于温情，用评论家的话说，不够狠，不够深，但在埋怨自己的同时，我也明白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就是我，我的小说就是我对生活的认知，我对生活的猜想，而不是别的作家。所以它只能那样。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还是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的小说，接受并认同我对生活温情脉脉的猜想和假设，让我有勇气有信心继续写下去。
所以有一句话，是我反复说的，就是谢谢所有喜欢我小说的读者们，谢谢你们让我成为作家。
我的小说和我的“光明思维”
李骏
不知是谁这样说过，一个人要写好小说，最好让他受穷。理由是一个受过穷的人，最能体验生活的感受。由己推彼，悲天悯人，写出的东西，不至于无的放矢，空洞无物。相反，生活过得好了，要写好东西并不容易。
我２５岁以前的日子基本上是在贫穷中度过的。恐惧与悲伤，担心与辛苦，绝望与失望，浸透了日子的点点滴滴。所谓美好回忆，不过是侥幸没有饿死，不过是幸运地读了书识了字。故乡虽然以出了两任国家主席和二百多位将军闻名于世，我们却依然生活在贫穷无语的大山。童年的孤独与少年的清寒，还有母亲流不尽的眼泪与永远的愁容，构成了对故乡永远的记忆。那时的文字只是痴人说梦，坐井观天，谈不上任何魅力，写在纸上的东西，完全是一个人自卑地在黑暗中摸索，抒发内心深处最隐秘最无奈最忧伤的情感。我得承认，在一个患了严重忧郁症的年龄，我的文字是让泪水浸湿过的，充满了灰色与阴暗，是一种发泄，还充满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只是觉得揭露与抒怀相当快感，并不懂得生活的本原。
作为小人物，在领略了孤军奋战的同时，阳光开始渐渐光顾。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煎熬，生命的坚韧开始爆发一种无穷的张力。通过军营，我开始从大山深处一步一个脚印从边疆走入京城，从连队走向总部机关。当生活之门豁然洞开，当命运之神顿然光顾，我渐渐悟出生活的本来意义，为什么平淡的生活，平常的日子，平凡的人物，总是那样容易令我感动。有时一个记忆中的微笑，一句亲切的问候，一个不经意的擦肩而过，就让我心中逐渐饱满起来。总有一些人物，让我在沉思时感动；总有一些东西，让我在回忆时泪流满面。因此，我在一篇文章的开篇这样写过：人越走越远，经过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人事与世事的感恩之情便越来越浓。成谓写作，不过是对过往美好生活的一种追忆，对美好人们的一种感激，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感恩。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一些平常与普通之人，他们没有太多的铜皮铁鼓与慷慨高歌，没有太多的大是大非和大起大落，没有太多的豪气干云与一掷千金，或许他们不明政治航标的季风，不懂风花雪月的浪漫，更不会将吹牛拍马当作向上的台阶，但是他们生活得非常实在，他们本质的纯朴善良，他们轻而易举的满足，他们真诚而质地透明的微笑，还有对生活水滴石穿般的坚韧，无声地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执著、向往和追求，虽然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东西仅是那么一点点，但他们是那样地充满热情，充满期待，充满活力。经历过流浪生活的颠簸，经历了大漠荒烟的孤独，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折磨后，我逐渐懂得，生活的本质是应该追求与享受快乐的，现实的世界虽然常常挤满无奈，但向上、向善、向真的目标，都应该成为每个人心底的渴望。我们不应该让一些失望的灵魂无所依附，也不应该让本来充满了希望的气球因此破裂，更不应该让一些在路上奋力前行的人止步不前，写作的本来，就是要让人看到阳光――哪怕阳光只是一丝一缕，要让人看到希望――哪怕希望微乎其微，要让人生充满力量――哪怕力量仅能呼吸。多少年前，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地生活境遇中，我就是因为相信未来而勇敢前行的，其实那时的日子随时随地都可能扑倒在地，不得翻身，但是正是凭着小人物的向往、执著与热爱，我在母亲去世之前，终于让她看到了自己没有依靠任何力量的儿子，是怎样在摔打中实现了她梦中的海市蜃楼。流了一辈子泪、操了一辈子心的母亲，在辞世的那一刻，因为有了我在身边，被病魔折磨的她，握住了我的手，竟走得十分安详。而我此时泪流满面。
我是个小人物，写的东西，自然也是很小的。没有大的野心，也就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寻找一种丢盔解甲的感觉
张欣
写作如果只有愉快，而没有难度和痛苦，恐怕愉快也是极其有限的。
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陷在长篇里，对于中篇有久违之感。而中篇，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好的润笔与求新的形式。很长一段时间，我厌倦类型化的、驾轻就熟的写作，这种写作也可以不世俗，不讨好，保持应有的个性，但你心里一定明白，你仍在模式里生存。
我曾经很在意作品中的理想、取向、和谐这一类的东西，尽管人物也打得血肉横飞，但总也逃脱不掉一种叫做基调的东西。实在是花了很长时间，我突然发现其实生活的本身是并不眷顾理想主义，没有取向而且是高度不和谐的， 我当然知道强调负面故事是另一个极端，但是写作本身是不应该停留在生活表层的。
都市人的变异，是都市文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强调的。我给自己设置的第一个障碍是全力打造一个男人。我以前的作品中均有一个我毫不担心的当家花旦，男人基本上都是配角。但这一回，我是写一个磨难中的男人，似乎心死，其实还在有声有色的活着。同时变异的还有让人琢磨不透的母女关系，我在生活中见过太多的水火不容却又相濡以沫的母女，她们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当代都市人渴望温情却又不愿意失掉自我的极其矛盾的心态。尤其年轻的一代，她们需要空间，又必须接受孤独和不被理解，同时像抗拒恶魔一般的抗拒来自传统和规范的所有理念，她们宁愿被传统抛弃，也不愿意被时代抛弃――每个都市人的内心，都是害怕被遗弃的。
第二个难度是其实是一个相当规范的女孩子犯上了单相思，在当今的社会里，越活越觉得情感问题并非鱼找鱼虾找虾那么简单，反差造成吸引，巨大的反差造成巨大的吸引，本来我非常想写伍湖生和董裁云之间非同一般的爱情，而且他们之间的纠葛，已经形成情感交锋的前奏，然而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并非是我的变态，而是生活本身的不圆满造成的。这又回到了对生活本质把握的问题上，以往我会注重感情的洗礼和磨难，但是具体到这一个人物身上，我选择了女性内心最深层次的寂寞，那就是一种在情感上的失约，也就是说你做好了一切迎接挑战的准备，但是挑战却没有到来。这是在生活中屡次发生却又不被我们重视的现象。
最终的结局是伍湖生与董裁云的失之交臂，而不可思议的是他选择了害他入狱的程藐金，这已经不是变异而是荒诞了。但其实对于在生活中输掉了全部的两个人，这种结合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董裁云在目瞪口呆之余将回到她自己的生活中去，巨大的无奈笼罩着每一个懂得无数做人道理的都市人。
我一向认为在写完小说之后写创作谈，是一个很傻的行为，因为很可能我想说的，并非是读者或者编辑希望听到的，然而隔着一本杂志，隔着字里行间其实也是隔着千山万水，我能说的也许就是这些了，也许我有好的愿望，但真正做到的可能差强人意，好在，我真的是尽力了。
一个女人，她终生都要与自己的矫情和造作做斗争，一个女作者就更是如此。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丢盔解甲，获取身心自由的过程。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禁忌、口味、束缚、伪善，我们并不是这么想的却要这么说，我们张扬个性又惧怕边缘化，我们每天都在唱让世界充满爱，但内心无比阴冷僵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这种混乱思绪下产生的文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经常自问和思考的一件事，如果文学真的走到了尽头，真的风华不再，至少我们还有一份坦诚可以面对。肥皂剧是画圆，文学不是，从来都不是，她残缺失落，遍体鳞伤却又舍弃一切伪装，从而在我的心中自由飞翔。
创作感想
摩卡
我是个一直与文字纠缠不清的人，在工作中纵是一次次跳槽，薪水一次次提升，心中却始终有个愿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写自己想写的字。
２００３年终于痛下决心辞去薪水不菲的工作，离开深圳只身闯荡西藏，因为我深信在那一片最接近天际的土地上会有我想要的灵感。可是万没有想到。在我用心去体会西藏的神秘和美丽时，上天也为我安排了一场凄美的爱情经历。一场意外的车祸令这段刚刚开始的恋情戛然而止，我昏迷四天后醒来，再次面对人生时，周围的所有都已经改变。是亲情和友情把我从死神面前拉回来，是散兵留给我的爱情伴我走过人生最痛苦的阶段，所以当父亲建议我把这段故事写下来的时候，亲情、爱情、友情成为支撑我的动力。
月光――关于《踏着月光的行板》
迟子建
我爱人在世时，我们常常在假日时去探望他的父亲。公公住在大庆的让湖路区，从哈尔滨去让湖路，基本都是些逢站必停的慢车。在慢行列车上，我相遇最多的就是那些神色黯然、衣着破旧的民工。有一次我们乘坐慢车从让湖路返回哈尔滨，路过松花江大桥时，只见一团落日浸在江水中，水面一派辉煌。车厢中那些旅人疲惫的神色，也因为这夕阳的映照而变得格外的安详与温和。这温暖的画面让我心有所动，我对爱人说，我一定要写一篇发生在慢车上的故事的小说。可惜他没有读到它。当我的笔触落在我曾无比熟悉的那一列列果绿色的慢车上时，我们婚姻生活中曾有的温暖又忧伤地回到了我身上，所以那对民工夫妻的感情很大程度上倾注了我对爱人的怀恋。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在慢车交错之时虽然没有手牵手，可他们还是望见了对方，哪怕看的是一眼。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连看一眼爱人的可能都不存在了。但我为曾拥有慢车上温暖的旅行而庆幸，那份知足和幸福是我永久的怀恋。
其实民工自有民工的浪漫，虽然说他们的浪漫浸透着生活的辛酸。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生活中，民工无疑处于弱势群体一族。在这种时刻，人与人之间的真爱，才是抵御这苍凉人世的最强的暖流。
小说最初的标题是《慢车协奏曲》，我把它给了《收获》杂志后，李小林老师说这个标题不是很好，让我再考虑一个名字。于是我就把它改为《踏着月光的行板》，它确实比原来的名字要含蓄、有味道一些。
月光是大地的游魂，它在黎明前离开我们的时候，一定是裹挟着满身的晨露，不然那月光为什么会像雨丝一样，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贴着人物写
刘庆邦
听林斤澜老师说过，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块儿去看望沈从文，谈起如何写小说的事，沈从文说得很少，只说贴着人物写。汪曾祺和林斤澜不大满足，想听沈从文多说一些。沈从文说的还是那句贴着人物写。
我去拜访林斤澜老师，当然也是请教写小说的事，林老就把沈从文跟他们说过的话转达给我了。我听了也是觉得不满足。一是这句话不新鲜，似乎早就听说过了，你说它是老生常谈也可以，听了并没有很好的往脑子里去。二是这句话太简单了，它没有人们通常读起创作来的一二三四五，而是就那么一个短句，五个字。
然而，随着写作的年头不断增长，所写的不成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句话重新回到了我的脑子里。它在我脑子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几乎成了一种强音。回过头想想，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无非是写人，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写人性的丰富性。并通过刻画人物，塑造人物，赋予人物以血肉和灵魂，让人物活起来，站起来，存在下去。可是，我写过的人物不算少了，他们的名字多得有些串秧子，连我自己都记不清谁是谁，更别谈让人物活下来留下来了。
难道物质时代真的把人物遮蔽了？难道人真的不重要了？难道文学发展到不用写人物的地步了？如果不贴着人物写的话，我们贴着什么写呢？时尚？焦点？市场？社会？影像？读者？这些恐怕都贴不上。我们倒是想贴着人家写呢，人家不一定愿意让我们贴，到头来，很可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拿上述对象来说，你想贴人家一把，人家有可能伸出手来，先跟你谈谈交换原则。你拿什么和人家交换呢？你有一个名字是不错，如果把名字交换给人家，是不是连自己都失去了呢？
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这是我们写作者的惟一选择。要贴着人物写，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土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对这些人物，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就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
这一个贴字也很重要，也很讲究。它不是牵，不是跟，不是靠，也不是逼，而是贴。它要求我们理解人物，尊重人物，爱惜人物，而不是把人物当成一个随便摆弄的玩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人物脸上乱涂乱画。我们只体贴人物还不够，恐怕还要用我们的心去贴作品中人物的心，只有做到了与人物贴心贴肺，才能把人物写出一二。
一日看到沈从文的文论，他是这样说的：“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
老生常谈自有谈下去的理由。
（选自《〈小说日报〉第１１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