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锋 笔名不然，字省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金堆城书画家协会副主席。曾就读于中国书法函授大学书法系与河南书法函授院研修生班。作品曾入选．新人展、中青展、楹联展、行草书展等国家大展，《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书法博览》、《书艺》等十数家刊物发表书学论文十多万字，论文《心灵的选择》获全国隶书研讨会一等奖。
傅周海先生
傅周海（1938-1998），浙江萧山人。生前系江西省书协副主席，工艺美术大师。
傅周海先生离我们远去已七个年头了。七年里，那一份对先生的崇敬与缅怀，那一种对一位杰出艺术家和良师的痛惜与哀婉，始终郁结心头，拥堵着无以排解。这深埋的伤痛，外人哪知耶？我曾多次想用这支拙笔写下这种心情，记下曾经的故事，但一次次又都放下，因为我仍无法穿越那一道心结。我试图让岁月的沉淀，使这份尘封的情感更加清晰明亮起来，然而，也太漫长了，七年啊！
苍天不悯。傅先生是1998年10月15日在陕西渭南去世的。那一次，他到华山来，是我去咸阳机场接站的。返回华山的一路中，他给我讲了许多，话题都围绕着书法。有他对时下书坛发展的个人判断和看法，也有对一个还在山里苦苦挣扎的青年书法家的鞭策与期许，真知灼见，语重心长，真诚恳切，绝没有时下某些名家的扎势摆谱和虚与委蛇。至今，每当念起，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田。在华山的几天活动过后，我们分手了，我得回我的大山里去。记得那天，我几次和他握别，他又几次召回我，千叮咛，万嘱咐，其情依依，不忍让我离去。我是个重情感的人，回到山中，一夜未眠。孰料，次日中午接到友人电话，先生却在渭南访友期间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辞。昨日的握别，一夜间竟成永诀！我恨我一个小小的中学教师，无力为先生做一件足以慰藉灵魂的事情，只是凭我的一腔赤诚，连夜赶往渭南，并草拟了一副挽联敬献于先生灵前，以寄哀思：“神伤何之跨鹤西山归上界；痛惜斯艺啼鹃清夜悼先生。”作为陕西的一名后学，我一向仰重傅先生。傅先生英年早逝，我知道这是当代中国书画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家人与晚辈后学的大不幸。返回金堆城后，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悔我因对先生身体状况的不甚了解而替人冒昧地邀请了先生前来参加那次“华山杯”评选活动，尽管从道理上说这是人生的无常，但从情感上我至今仍无法原谅自己。当然，我为我的过错也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包括来自方方面面的埋怨、恼怒、指责，甚至于心身的损失。我知道，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再无以报答傅先生于我的知遇之恩。那以后，我开始失眠，开始头痛。我知道，按我的乡俗，这一切都是先生的“问候”，我相信先生在天之灵一定是对我的表现不能满意。我不能再垮下去，我决意用对书法艺术的真诚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而且，我的心迹也一定要说与先生。一个月后，在一个山风冷森的深秋之夜，大山里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我燃起一堆纸钱，双膝跪地呼唤着先生，请求他的原谅，也呼唤先生的保佑，更敞开心扉地讲我的心事。当我双手合十，为他作揖时，一股旋风揭起纸尘扶摇升空。静静的大山里，还有悬在东山上的那一弯细月。
七年里，我一直在追忆着与这位以书画为时人所重，以人品高尚、奖掖后学为我辈楷范的先生。认识他，和他有过一段交往，是我人生的缘分，也是我从艺路上值得珍贵的记忆。1995年国庆节的时候，有一个书画展览在南昌展出。开幕式那天，我们请了包括傅先生在内的南昌书画界的许多朋友。傅先生一向怕热闹，他避开隆重的开幕式来到展厅观看我们的展览。在展厅，也许因了我们彼此的神交，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我们相约次日去看望他。10月2日晚，我们一行七八人来到傅先生处拜访他。当我走进他的书房，我至今都说不清几个月前我梦中的情景竟呈现在眼前的原因。书架上那一排深蓝色精装的《中国美术全集》，顶端那块嵌在雕花底座上的巴林鸡血石原料，那张几案，以及坐在小方凳上衣装楚楚仪表堂堂有着道骨仙风的先生，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和。我并不迷信，但那一刻的确震惊这奇妙的重合与相遇。我们听他讲了许多，也看了他许多字画，包括他的一些写生山水。然后，他给每人写了一张字。我当时求学心切，很冒失地索到一张先生在毛边纸上临写的王羲之信札。这张骨力劲健、用笔精到、形神俱佳的临作，这张没有先生署名却极有收藏价值的大作，现在就在我的手边。可以说，是它，改变了我的书写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我的艺术追求，同样，也影响了我的艺术观。在这以前，我遍临古帖而不得法，被世风所惑而书艺难进，正陷入徘徊彷徨的苦痛之中。听先生一夜长谈，犹如醍醐灌顶，顿时神志清醒，兴奋不已。是年夏，傅先生应邀赴金堆城讲学，我又在秦岭的大山里，亲聆先生教诲，亲见先生示范，并陪先生登上西岳华山，看华山之云起云落，听西岳之豪雨倾盆，伴随着松涛声声如万马齐奔。那松涛与笑语的和鸣，至今仍犹在耳。那白云与佛声的缠绵，至今仍在心头集结。先生纯洁的艺术风范一如太华顶上的高天流云，一直流淌在我的血脉里，成为我生命中的有机部分。
那一次金堆讲学，我集中用了暑假的几天时间整理了先生的录音稿寄给他，后来收入黄君主编的《傅周海论艺笔记》。每读这篇讲稿，我都有新的收获。在此，我愿意摘录数语，以飨同好：
“书画是要经过长期修炼的，像修佛道一样。中国文化是慢慢地让你品，像喝茶，而不是咖啡，也不是可口可乐，一下子给你一个刺激。”――这是对中国文化深悟之后的心得，况且这正是书法界全国“好色”的时期。
“技法是主要的，但不是重要的。比如，一个人要登楼，要有登楼的梯子。没有梯子上不了楼。楼梯不牢，要断掉，把人摔死了。但一个人一辈子不能老是加固，做楼梯而忘记了登楼。目的是上楼，做楼梯只是手段。”――这是有关技术与艺术关系的最平实朴素的阐释。
关于书法的线条，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如果你写草书，一个水桶装满了水，装有一条鳝鱼，它在水中是空间中的运动。而一条鳝鱼在地上，也在动，它在平面上动。所以，好的草书是三维空间中的动，而不好的则如地上的鳝鱼，是二维空间的动，读张旭《古诗四帖》就会有深刻的体验。”他还说“真正能成佛的是最平常的，心即是佛，是一摸就到，一听就懂的。”
在此，我还想将他与我1998年9月9日夜间电话中给我谈的几个问题，根据日记抄录出来：“一、走正路――要耐住寂寞。理论与实践同行。实践，主要是书法线条的锤炼；二、‘形式主义’是短命的。某些人要抽掉中国书法文化的灵魂，没有前途；三、‘形式’，也就是书法形质上的追求，只是骨框。没有血肉，没有魂魄，便没有生命。书法是人心灵的外化，是生命的外在形式。书法的高下，重要的是表达生命的质感即人的修养作为；四、生命的艰难于艺术不无好处。如果你过得太过安逸，也许也就完了。历史上的大艺术家都是耐得寂寞与清贫的。清贫有时反而是成就一个艺术人才的必由之路，因为，人在苦难中会有更多的思考。”
关注书法的人都知道，傅先生师从马一浮和陆俨少。马一浮是一代大儒，学贯中西，与先生有世交。先生幼时得其亲炙。后在浙江美院求学时师从陆俨少学画学书，更是艺坛一段佳话。时人多看傅先生字如乃师，是有道理的。从气脉上看，傅与陆，都尚平淡自然，外柔内刚，线条朴厚，笔法多变，但两相较之，在点画、结字、行气上二者又有诸多不同。陆书老迈，笔墨精妙，从容不迫，炉火纯青似深山老道；而傅书则熟中见生，腾挪互让，点、线、面随心所欲地铺陈更像一位武林高手。前者，使艺术臻达辉煌而后魂归道山，而后者则在登攀高峰的途中，赍志而没。然而，这种比较也许是残酷的。但让人感到最残酷的是在傅周海去世的几年中人们的失忆，一种集体的失忆。我不知道，难道在书法界，人一走，茶就凉么？
这是丙戌春节万家灯火，欢天喜地的日子。而我只有在我的万庐里，点燃起我的一炷心香，遥望南天，默默地写下这篇小文，聊寄哀思。我想，艺术家通过艺术而使生命得以延续，傅周海先生必是活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的。阿弥陀佛！
杨运昌先生
乡贤杨运昌先生，字林兴（1918-2001），是我的家乡――古洛州闻名遐迩的画家。先生仙逝已越五载，每当回忆起先生的音容笑貌、人品修为以及与我相交之点点滴滴，总让人在哀痛之余生出许多遐思。
我是生长在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在高高的山顶上放牛，常头戴着蓝天白云，披着万丈阳光，而身下半山腰有时会突起云潮，电闪雷鸣，豪雨如注。大雨滂沱之下的那个小村子就是我的家。如今，城里人听这种描述往往以为我在“作秀”，其实，这种“诗意”却是今天才感受到的，它所蕴涵的生命苦涩也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在这里说这些话，就是想从内心里感谢一个影响了我的人，那人便是杨运昌先生。
20世纪60年代初，杨先生正值盛年。他到我们那个小村里搞人口普查。那时我六七岁吧。当时我在村里是有名的早慧的孩子，“乖乖娃”是谁都“稀罕”着的。杨先生也不例外，他喜欢我。我现在能记得的是，他为我家的中堂上画了《古松老鹰图》。那画面上的古松，苍雄劲健，铁骨铮铮，宛如虬龙的枝干上，蹲着一只待飞的雄鹰。因为这画挂了许多年，在我长大以后，才知道了些先生此画的寓意。记得我的母亲用麦秸秆儿编的漂亮精致的凤凰、啄木鸟和蝈蝈笼子回赠了先生，以表谢忱。这是我所受到的最早的美术教育，同时也使我懂得了艺术家在人们心中所受的尊重，我的家乡重视文化，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艰难。这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杨先生和我的父母，包括我本人也都期许着这种子有一天会生长，会发芽。
我上中学了。我的同班同学彩燕，是先生的小女儿。我一直期待着先生的教诲。但命运阴差阳错，却未能如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大山里积年累月地重复着我的营生：“教外国文，写中国字”。而此时的杨先生已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某一日，杨先生从六七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背着一大书包书步行来到我所在的金堆城找我。这意外的相遇，使我受宠若惊。问明原因，原来先生是想通过我替他销售一些他千辛万苦才得以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兰竹技法》。我很感动，也很感激他的信任。当即留他住在我只可容膝的小屋里。白天，我去上课，他或在屋里支起饭桌铺开宣纸画几张画，或到山上去采那别具韵致的金线野菊，我知道在大山里赏秋那一定是先生所乐意的。晚上我陪先生漫步在文峪河边，话题也常开放到宏观宇宙、人文艺术、生存生命，微观到书画艺术中的笔墨技法、情趣韵致等等，信马由缰，一任思绪驰骋。先生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谦谦君子，而我那时血气正旺，常吐狂言，放浪不拘，先生也只是笑笑，并不计较。老少之间这种毫无芥蒂、也不掩饰的亲如父子的漫思畅叙，在我真是倍感甘甜的，至今仍记忆如昨。
杨先生一生酷爱竹之虚怀，兰之幽雅。幼时师从严际芳，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学西安，与赵望云、陈尧廷、侯又可、黎雄才、方济众过从甚密。此后，又与石鲁、陈之中、康师尧先生相结交，刻苦磨炼，艺事日进。1989年在叶坚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出版了他的《兰竹技法》，首次刊行5000册，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印再印，畅销全国。而先生当时因为退休赋闲，生活拮据，由作者包销的部分却要由一个七旬老翁一本本一包包送交友人代销。我心何忍？然先生却并不在乎，乐而忘忧，其精神实令人感佩。退休尔后的先生仍怀有一颗诗心，优雅而高洁。他在房前植竹，屋后种兰，过起了传统文人的悠闲生活。有一次，他骑着旧自行车，扛着镢头到兰草河畔的山涧里去采兰花，不知跌了多少跤。回来的路上还遇上大雨，还遇了山洪。只有那种对生活充满希望，对生命深怀感激的人才会有如此情怀。先生在一首题诗中写道：“移植灵根水石旁，不随桃李斗春光。天生一种悠闲态，空谷无人也自香。”方济众先生曾为他的《兰竹技法》一书题诗两首。其一是，“攀藤扶葛不计程，绝壁登临汗雨身。重林深处群兰翠，一路幽香欲醉人。”此为先生采兰之写照，也是其艺术人生的写照。其二是：“翠竹楼前雨未休，新篁一夜过人头。江淮自古多佳壤，绿遍川原是徽州。”我不知方先生诗是否借用他人的句子，古洛州虽不是江淮和徽州，但诗意是明确的，其中对杨先生的嘉许溢于言表，我们也不难从中照见杨先生的胸次襟怀。杨先生画兰，清峻潇洒，尤以写花为极致。先生写竹，则喜劲节凌云之势，而以雨竹为之最。此外，先生善画梅、菊，也爱写山水，虽语汇为传统文人法式，但能自成文雅清正一格立于艺林殊为不易。古人论书，闲适者字逸。移评先生书画，合适。
先生还曾赠我一隶书条幅，“立愚公移山之志，用磨穿铁砚之功，持川流不息之恒，古今有焉者无不若是。”先生对后学的奖掖与鞭策，我终不能忘怀。回想起来，十多年里，我能在书道一途孜孜以求，不敢稍自放逸，是与先生的鼓励分不开的。我永忘不了那大山里的漫思与长谈，甚至在我有所倦怠之时，脑海里都会浮现起他那双深邃而又期许的眼睛。如果说，我今天还能有一点成绩的话，我相信，九天佛国的先生同样还会报以欣赏的目光，因为我永远是他呵护的孩子。
从事艺术，其实就是让自己的精神走上不归之路。先生去矣，我辈仍要前行。尽管我与先生相处的时日不多，但他的艺术精神将永远会成为我前行的动力资源。我感激他。
陈老少默先生
陈泽秦（1914-2006），字少默，陕西安康人。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安工业学院就职。长书法篆刻及文物书画鉴定。1979年与同仁创建终南印社，1980年任陕西省书协副主席。陕西省文史馆员、西安市文史馆馆员。
“长安三老”，说的是陕西的三位书法老人：刘自椟、卫俊秀、陈少默。如今，陈少默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高足赵熊先生提议我写写陈老，其实我早有打算。只是诸事丛脞，心躁不宁，未能落笔。近日，因病小憩，得以记下如下文字。为了叙述方便，分为二题。
我对默翁书法的认识
陈老，名为泽秦，字少默，号默翁。1914年生于长安望族。默翁早年专修中国文学，是西北大学1940年的毕业生。毕业后曾从事文书、文物及教学工作。因喜书画收藏，所览丰厚，目力辄高。“文革”后，受聘于文物部门，专事鉴定，清退抄家字画时，使众多“文革”受害者存物璧还。先生五六岁时随族祖习字，于颜体着力最多。始临《多宝塔》，后又习《元次山》《东方画赞》《麻姑仙坛记》等。唐以降的书法家，默翁尤喜何子贞、翁同和。70岁前，默翁主要以行书面世，书风以颜体为基，兼取何绍基自然流宕之长。70岁前后，默翁兴趣移归隶书，入手《张迁碑》，尚汉隶高古峻奇之风。其后，于《石门颂》《西峡颂》《华山碑》兼收并蓄，并大胆加入缪篆笔法与结体，汲古求变，自出机杼。先生喜用鸡毫，80岁而后，以其自家法式，为行为篆，其体貌生中见熟，其格调高古迈俗。于今，虽九十而迈，仍能笔耕不辍，其笔力健朗，气韵饱满，精神弥漫，为世之所稀者也。
以我浅见，默翁书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
传承与出新。艺术传承是艺术得以延衍继续的“常态”，而出新则是艺术借以流变发展的“变数”。“守常而知变”，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表现，也是其在书法史上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在。默翁曾说聪明人要写聪明字。其实，这种智慧同样也体现在他学书的取法过程中。陈老早岁沉淫颜真卿最久，中道则通过取径何绍基、翁同和而直取颜真卿真髓。晚年，陈老执迷于“篆隶笔意”之抉微，而自成家数。
资料显示，何绍基“初从颜清臣问津，集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中年对《争座位》用功尤甚，能得神似，又于《张黑女》刻骨铭心，矜为枕中之物，57岁后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隶书上。最耐人玩味的是，默翁与他所崇拜的何绍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竟然在学书路径上也如出一辙！更有意思的是，何绍基晚岁倾心力于隶书20年，而默翁即使70岁才移归隶书，如今也已20年了。所不同的是，何氏在隶书上的成就终没有超过他的行书，而默翁晚年隶书几成为他书法的代名词，与其他书体较之，还数隶书成就最高。详加描述，何绍基晚年的隶书，“将数十年学书经验贯注其中，临写汉碑重其风神韵致，在把握住用笔的凝重苍厚和字形的方正端庄以后，则全以已意书之，运笔加入顿挫战抖动作，用墨选择浓湿丰腴特点，放笔直书，大气雍容”（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P207）。而默翁同样将数十年学书经验贯注其中，但他对汉隶的取法则是“遗貌取神”的，用笔中参入缪篆笔法凝练宕逸，结字则篆隶绞合并用，随意赋形，而用墨则枯淡浓湿，自成音韵。加之默翁性情洒脱，心无挂碍，往往走笔快捷，常得意外之趣。所以，读默翁书总觉有新意，不论巨制抑或小幅，既灵动飘逸又沉稳厚重，神完而气足。潘受先生认为默翁“以篆笔作隶，而以行书之气出之”，可谓的评。
书写性与装饰性。书法的书写性是书法作为艺术绵延的命脉，因为书写性是将书法形式与主体心灵直接对接的媒介。徐利明先生曾就“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进行过专题研究，他认为书法的外形式――幅式与材料与书法内形式（篆隶笔意）的融合开启了明代后期浪漫主义帖学书风，并成为清代碑学兴起的审美基础。徐利明此项研究的最大成果就是揭示了书法书写性中“篆隶笔意”对书风形成的作用。就默翁个体而言，他的创作观念和表现途径恰恰是在书法书写性“篆隶笔意”中找到了他的立足点，这一点在他的行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默翁书法中常出现斑驳曲折扭结苦涩的点画，极富装饰性，尤其隶书中的蚕头雁尾。那些在何绍基书法中出现的战笔抖动的奇怪线条在默翁书法中却成为一种标志或符号，甚至将其强化到任何一个点画。这也许过了，但“病蚌成珠”，陈少默就是如此！但你如果细心考察，这位书法老人其实不易。默翁作书，写行写隶，皆以鸡毫为之。这种笔毫极软，弹性很差，又不易团聚，最难驾驭。但默翁却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何绍基用羊毫、回腕法强化其书法个性，而默翁用鸡毫，苦心孤诣，也是同一个目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默翁书法水墨交融极妙，能将工具材料与书写性整合得如此浑化无迹者，真乃高手。
意趣与格调。“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王僧虔的这段话统领了中国书法的审美观，在书法中以神采气韵为重已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个无需论证的常识性问题。沈括《梦溪笔谈》中也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书法历来被认为是存在品第层次的，而最终取决于作品意趣的雅俗与格调的高低。其神采与形质兼备者从来都能得到广泛的文化认同，也即王僧虔的“方可绍于古人”。“绍”即继承，传承了古人的文化血脉，也便是“难可与俗人论也”的高妙之作了。观默翁书法，尤其应以目鉴为准，看印刷品不免让人上当。他的书法若以意趣格调论，大致仍为方正一路，但因先生一生不博功名，是帮他处世则优游潇洒，从容大度，心境宁和，一如闲云野鹤，因以常心作书，气静神凝，安详自得，字里行间有仙气拂拂出焉。让人觉得有几分遗世独立的傲岸，有几分野渡无人的荒寒，也有几分采菊东篱的安闲。总之，他的书法是通往诗境的，是那种能让人安详踱步而致幽远的诗意境界。
默翁俨如一尊佛
默翁是我一向心存敬仰的老一辈书法家。说来我与默翁有缘。与默翁的几次交谈，足以让我享用终生。为了见证先生的为人，我录几则已往的日记作此题二，以飨读者。
那年夏天，我到他家去约稿。那回，我们是为他准备了润笔的。他让我们入座后，即说明来意。当时，他已八十有七，但精神健朗，思维敏捷，谈锋尚健。因是公事，我提议将稿费先留下。他幽默地笑着说：“拿着吧，下周我写成（指作品）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稍停他接着说：“我这把年龄像庄稼熟透了，说落就落。你早上留下钱，下午我要有三长两短，公家事，你咋给人家交代？”原来，老人是在替我着想，他想的总是别人。回来后，我反复琢磨默翁这些话，我觉得只有一个深彻了人之生死大限的人才会如此坦荡，如此直言不讳。他分明是一尊佛啊！
第二次拜见陈老，陈老给我讲了书法，等于给我一个人上了大课。而且谈到的恰恰是他喜欢的隶书。陈老说，学习隶书最好要将“三脉”合而用之。这三脉是：（1）庙堂书法。如《礼器》，如《华山碑》；（2）摩崖石刻，如《西峡颂》《石门颂》；（3）秦汉简牍帛书。这三脉中，庙堂书法相对工整规范，法度谨严，而摩崖石刻则气象宏大，质朴豪放，秦汉简牍帛书古人不能得见，现代人才有此眼福，写意的东西多。这三者谁结合得好，糅合得妙，谁就能成功。陈老说，隶书要用拙。宁拙勿巧，太巧则轻飘。拙而有力，但不能死。写死了是匠人字，能写活的是艺术家。隶书他谈到来楚生。他认为来楚生了不起的地方就在隶书的书写性上。他把简书用活了。简味的东西甚至影响到他的行草书。清代何绍基、伊秉绶、金农都好，大雅无俗，邓石如俗，尤其他的隶与行草，基本不会写草书。谈话中，我因当时对隶书的用墨问题没有解决好，就询问用墨如何把握。陈老说，用墨其实是如何用水的问题，要看纸的性能，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最后，他笑笑地问我：“你说勤奋、学问、天才，对一个书家来说什么最重要？”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觉得学问和天才都重要。”他说，书法家要多写，多实践，当然要勤奋。书法家要有学问，要有修养，还要多交流。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天才，要有悟性。笨人一辈子都写不好字。不知不觉间，快一个小时过去了，考虑到陈老的健康，我起身和老人告别。一路上，默翁的话都在耳边回响。学书法要有悟性，聪明人用脑写字，不就是“智性书写”么？而如何开发“智性”不正是我们青年一辈要思考的么？
第三次，我与张鉴宇一起去看望陈老，那是“非典”过后的一天下午。当时我所在的陕西省美术博物馆收藏了默翁的书法作品，我给他送去了收藏证和微不足道的酬金，陈老再三抵辞，不收酬金。在我们二人的劝说下，他不无调侃地说：“我这是名利双收呀！”在一旁的我们都被老人家的高风亮节所感染。人到无求品自高。默翁曾说，别人未享之福，我享过，别人未受之罪，我受过，正负正好抵消。世事经多了，自然就把名利看淡了。这次谈话，因为鉴宇和老人家是忘年交，关系很熟，我带了照相机和陈老留了影，然后陪老人家聊天。默翁那天因为心情好，兴致极高地为我们讲了他的过去。我知道，陈老特殊的身世，很少给外人讲的。最让我难忘的是，当他讲到他年轻时的读书生活时，他毫无忌讳地给我们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爱学习，爱谈恋爱。”说这话时，他满脸洋溢着幸福。我们俩则忍俊不禁。那一份真诚，那一份自得，让我们两位年轻人一同分享，我们该是如何的幸运啊。
这仅仅是与默翁有限交往的几个片断。但这些生活中的片羽吉光，完全可以折射出默翁的人格魅力。他对名利的淡泊，对幸福的回味，对艺术的执著，对人生无常的深彻大悟，在在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在作此文时，我反复地端详在陈老家与他的这张合影，那满头白发，那银须白髭，那火炬般长长的寿眉，尤其是那慈祥而智慧的眼神，我不知该如何描述他，只想到了一个词：“佛”！“见性成佛”，佛指涉一种境界，一种透亮着本心的光明境界。默翁当之。
长歌当哭。敬爱的默翁带着他透亮的本心成“佛”去了。我送给他的挽联上写着“情动翰墨自成家式开新面；笔摇风云独步高山励后昆”。写完，已是深夜。今晨，当我再一次站在默翁遗像前，看到的是他那一丝憨态的笑。我默默地说了一句：“你老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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