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文学因此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学传统，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也许因为乡土文学的传统太强大，以致于它也成为了人们观察都市文学的一道屏障。我们听到评论界总是在说，乡土文学如何如何好，也在感叹当下的小说都是在讲述村子里的故事。最终各种文学评奖自然也都是奖励给那些讲述乡土故事的作品。评论界的阐述最终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当代的乡土文学是参天大树，而都市文学只不过是长在这棵大树的树阴下的小草而已。但我以为，这其实是一种陈旧的偏见，完全无视文学发展的态势，因此是与客观事实不相吻合的，抱着这种偏见，我们不可能真正把握到文学发展的脉络。事实上，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不是乡土文学的一统天下，而且都市文学的迅猛发展，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中短篇小说代表着小说的文学性标杆，因此可以从中短篇小说的现状判断都市文学的走势，无论从作品数量看，还是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都市文学都已经排在了乡土文学的前面。翻开各种文学期刊，反映都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占有大多数，这是从数量上看。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近些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们多半选择的是都市生活的题材。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80后”的身上，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
面对都市文学的兴盛，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思维，以更积极的姿态去考察都市文学。
一、更宽泛地理解都市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流行以题材来区分小说类型，但当今作家的小说写作很难用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来概括了。就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为例，人们或许会说，这次评奖再一次证明了乡土叙事的绝对实力，因为五部作品中仅有毕飞宇的《推拿》是讲述城市里的故事，其他四部都是乡村的故事。但能说这四部作品都是农村题材吗？可能与过去的比较单纯的农村题材小说相比，事情要变得复杂得多了。比如张炜的《你在高原》，人们一般会将其归入到农村题材中去，因为小说很大一部分是写农村的故事，但小说始终有一个很鲜明的城市影子――现代性，其实作者是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创作的，而且完全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莫言的《蛙》也很难说就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尽管故事基本上发生在农村，作者也明确地表示他所要写的是乡村的计划生育，但作者同时也在力图摆脱农村题材对自己的束缚，因此他才会在小说结构中加进与日本作家通信的因素。在今天，乡村和城市越来越交织在一起，乡下人涌向城市，成为了维持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而城市不断地向乡村扩展，侵吞乡村的势力范围。因此，乡村叙述中已经少不了城市话题，城市生活中也离不开乡村因素。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用乡村题材还是都市题材来为文学写作作茧自缚。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部作品中是怎样观察城市现象的，是怎样传递着城市精神的。
二、重视都市文学中的“核心部队”
如果仅仅是宽泛地理解都市文学的话，那无异于取消了都市文学。因为把一切都看成是与都市文学有关的时候，也就没有了都市文学。我之所以说要宽泛地理解都市文学，是因为都市文学具有强大的势头，它将都市文化精神广泛地弥散开来，使今天的反映现实的小说都会受到都市化的浸染。这是发展都市文学最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都市文学的“核心部队”。我所理解的“核心部队”是指那些真正站在城市的立场和未来的立场，去批判城市和想象城市的文学作品。
强调都市文学的“核心部队”，就是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核。人们在谈到都市文学时，多半是强调作品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是把都市文学当成一个题材概念来对待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从题材概念来定义都市文学，已经不能准确描述当代泛都市文化精神的文学创作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都市文学应该是从作品的精神内涵来定义的。比如说，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现代化在不断地发展中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这些往往成为了作家最感兴趣的叙述资源。从批判的角度揭示现代化的困境，始终是都市文学的重要主题，新世纪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在这一主题上不乏批判力度的作品，如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在《无土时代》中，赵本夫以匪夷所思的想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都市生活中的现代神话：在木城这个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一夜之间竟长出了三百六十一块麦田，茁壮的麦苗迎风飘拂，它们拔节生长，扬花抽穗，当金灿灿的麦穗压弯了头时，新麦的香味溢满了木城，全城的人看到身边的麦田个个都欣喜若狂，像过节一样。同样也是一夜之间，人们纷纷涌向麦田，这城里稀罕的麦子就被人们抢收得精光。这个神话无疑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思和理想的愿望。他的忧思是对城市文明病症积重难返的忧思，因为城市被钢筋水泥和沥青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人们再也感受不到氤氲的地气。而他的愿望来自土地，他希冀通过在土地上长出的麦苗来抚平城市的伤口。《无土时代》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赵本夫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赋予土地新的哲学意义。他将土地理解为具有灵魂和生命的存在，具有自我的意愿。因此土地与人类的沟通，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沟通。但还有不少的反映都市问题的小说，虽然批判性很强，但基本上是站在乡村的阐扬去批判城市的，作家的骨子里仍然是乡村精神。这样的作品尽管贴近城市的现实，但算不上是都市文学的“核心部队”。
那么，什么叫作站在城市的立场呢？我以为，就是把城市作为新的人类理想栖息地，去构建城市文明、去塑造体现人类文明的城市精神。当然，我们有着深厚的乡村文化传统，而城市文化的传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站在城市的立场上，首先就要有一种培育属于中国的城市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可以说，都市文学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都市文化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因为，乡村文化是属于专制时代的，而城市文化是属于民主时代的。人类主要的普适价值基本上是在城市文化土壤上生长发育起来的，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我们始终没有培育起我们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那是因为我们的民主时代还没有到来。西方文学自现代主义时代以来，就把重心放在建构都市文化传统上面，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为我们树立了都市文学“核心部队”的样本，如加缪的《鼠疫》、《局外人》，罗布―格里耶的《窥视者》，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金斯堡的《嚎叫》，等等。其实，中国当代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充满了兴趣，他们不遗余力地从这里吸取思想智慧，但如果立场没有转到城市上来，他们的学习可能只会停留在表面，而难以进入到城市精神的实质。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乡村文化传统，乡村文化传统尽管是在专制时代的土壤上发育起来的，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能超越时代，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遗产。同样的，在我们的文学中，也需要站在乡村的立场上来书写城市的文学作品，就像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大量中国当代作家所写的作品，这些作品以一种哀婉的情调书写乡村精神的衰败，又以一种激愤的情绪批判城市的痼疾。这就是站在乡村立场质疑城市的书写，它自有其精神价值。但从建设新的人类理想的栖息地的目标来看，这类书写顶多起到了一种警惕的作用。我们如今更需要的是真正站在城市立场上来书写城市的都市文学作品。
三、我对《广州文艺》的期待
《广州文艺》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都市文学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编辑定位。广州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广州文艺》作为一份扎根于此的文学刊物，建设都市文学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且我以为这也应该是这份刊物应该担当起来的一份责任。我期待《广州文艺》能够成为中国当代都市文学核心部队的集结地和大本营。我想，《广州文艺》可以在更加都市化上多做一些文章，不必局限在都市小说上，要让整个刊物弥漫着浓郁的都市文化精神。当然，也应该主动地培养自己的都市文学的新人，我相信，都市文学的未来在年轻一代作家的身上。他们今天的出场也许是不成熟的，但他们携带着新的世界观和新的审美风尚，才是与都市文学最为贴切的。
责任编辑 鲍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