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来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也卷进造反的漩涡，我整人，人也整我，七斗八斗，把我斗成“反革命文艺黑线小爬虫”，关进冰心、张天翼、严文井、李季、郭小川等组成的队伍庞大的“牛棚”里。一天，我坐上喷气式整整被斗了上下午两个单元。那时仗着年轻气盛，大呼冤枉，咆哮公堂，像对虾一样弯而不倒，一副“关中愣娃”的架势。押回牛棚，蓬头垢面，满脖儿的血印子，斯文彻底扫地，郭小川见状，大为惊奇。
一日，漱洗已毕，早饭用完，“请罪”散罢，大家坐定，为终于争得“早请示”而且批准可以跟革命群众一样高唱《东方红》而庆幸。不知谁说了声“今日立春”!全棚顿时活跃起来。冰心说：“春的气息是能够感觉到的。我是世纪同龄人，有此体验。”大家异口同声：“春来了，春来了。我感觉到了，我闻到了，我听到了!”牛棚里几十条牛，不乏著作等身的名家，想象力丰富而瑰丽，呀，春的消息，你在牛鬼蛇神的艺术世界里被编织成何等诗意的憧憬啊!
年底，工宣队进驻，解放干部，头一个解放的就是我，但检查未获通过，尽管我为迎接新生山呼万岁，恨不得跪颂洪恩。工宣队队长多次找我谈话，严加呵斥，说我不识抬举，继续隐瞒重大的历史问题，顽固到底，誓与人民为敌，“我们不是好惹的”!
干校后期，《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乡党周明才悄悄告诉我：“说你当过伪保长，下乡收过租子，作协革委会派人到你礼泉县西北关调查过几次。”我大怒。我相信家乡父老一定会为这种滑稽笑掉大牙。伟大、正确的支左工宣队们，你不扳扳手指头算算，哪有4岁当保长的?但话又说回来，“甘罗十二为丞相，太公八十遇文王”。我的天赋竟然压过甘罗!真要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也不至于落得现在这般光景。
此刻，我特别想家，我担心由于工宣队的调查，地方干部对母亲施加压力，而母亲的鬃角已经落霜。
毛诗血案――朱学逵之死作家协会的头等奇案
中国作协历史上的头等奇案，也可以说作家协会文革中的头等惨案，当数朱学逵“现行反革命案”。
朱学逵自杀一案，使王府大街64号整个文联大楼为之颤动。
朱学逵，北京大学中文系64级毕业生，江苏南通人，贫农出身，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被《文艺报》党支部内定为优先培养的发展对象。文革初期，他发起成立“干钧棒战斗组”，后选为作协造反团的小头目。朱学逵虽革命却文弱，紧跟路线不残暴，文质彬彬，他要戴上瓜皮帽，多少有点像深沉的王国维。不料，一声炸雷，被卧塌之旁的战友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示众，刚过20岁的大小伙子，最后跳楼死了。
可怕的1966年，当一股寒风报告严冬的消息时，11月24日一大早，文联大楼前贴出异常醒目的大字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反革命分子”朱学逵被揪出来，罪行是攻击毛主席诗词、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证是《毛主席诗词》和《毛泽东选集》两部书上的旁批和眉批。大字报揭露，“最最反动”的用语难以实举，不然就有继续散播反革命言论之嫌，但私下里还是被透露出来：
“这一首平平。”
“雷同。”
“‘红旗漫卷’，‘风展红旗’……足见词儿不多。”
另在《毛泽东选集》某页上用连线将两处论点连接起来，然后点批：“矛盾”、“商榷”。
还在许多书页旁画上大问号(“?”)，表示不解，被大字报作者认定是罪恶的“怀疑”。
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旁批了这样一句话：“毛泽东也设想过和平民主新阶段。”(言下之意，是否讥讽毛泽东指斥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为投降主义岂不成了自我否定?这一条很要害，可以被无限大地上纲)
朱学逵被揪出来了，被他同一营垒、同一战壕、同一宿舍、同一房间、朝夕相处、睡在身边的那位亲密的战友发现敌情、不知道出于何种动机无情地抛了出来，朱学逵成了隐藏在造反派内部的异己分子。
朱学逵的日记也被抄走，同室的那位红卫兵老大哥惊奇地发现，日记里竟然说小顾是“我的小太阳”!你朱学逵歌颂恋人是“太阳”，那么，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又置于何地!朱学逵没得跑了!
由“谁反对毛席就打倒谁”!发展到“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再发展到“谁怀疑毛主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就打倒谁”!太可怕了!整座文联大楼不寒而栗，各路人马无不禁声又无不佯装愤怒。
朱学逢百思不得其解。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否定贫农就是否定革命，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贫农烈士的儿子却被毛主席的红卫兵深文周纳推入疏而不漏的“文字狱”。他矢志不渝地热爱毛主席，衷心感谢毛主席的培育之恩，现在却下了地狱。朱学逵仰天长叹：这到底是一场什么革命?究竟想革谁的命?
事后得知，朱学逵罹难，人人自危，没有谁回到家里不紧锁门户，翻箱倒柜，偷偷检查自己的马列经典红宝书的：每一页、每一个记号都不放过。我当时非常紧张，惊出一身身的冷汗，因为我在3卷本的《毛主席选集》、两厚本的《马恩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人物》和《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空白处写有大量的心得和批语，不得了啊!刘茵心惊胆战、坐立不安。烧了吧，怕邻居发现，火烧毛著还不找死?埋到荒郊野外，又怕路人检举。最后想出个办法：撕!先撕掉扉页下方“阎纲某年某月某日几读几学”的签注，再撕掉不少页码里批注的字迹，然后，作为旧书卖掉。可是卖到哪去呢?到王府井很容易遇上作协的人，于是，她像做贼一样遛到西单，环顾四周无人，便把“旧书”一股脑儿出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朱学逵特别怀念热恋中的小顾。
小顾，上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朱学逵事出之后，小顾面无惧色，也没有一丝一毫和朱学逵划清界线的暗示，反而勇敢地站出来替朱学逵进行辩解，证明他有错误而非真反，坚信他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出身。小顾也是烈士子女，根红苗正腰干硬，敢于对簿公堂。她把对诬陷者的恨埋在心里，楼道里碰见他，眼珠一转也不转。她时常进城看望朱学逵，体贴备至，大大方方地，不顾好心的劝阻，不怕背后指指戳戳。
突然消息传来：俩人正式结婚了，结为生死，恍惚“刑场上的婚礼”!
然而，没有看客，一个家属也没有，谈何朋友同学!
婚后的小顾更坚强，誓与命运决一死战。她孤身一人到朱学逵家乡南通作调查，让乡亲们出面作证，证明朱学逵不但不反而且热爱伟大领袖。事后证明，这些材料像打水漂一样，冲涮不掉现行罪证上的白纸黑字。
奇案又生奇案
奇案又生奇案。几个月过去，原先和朱学逵同屋的张振亭，也被作协四楼电梯旁的巨型大字报“揪”了出来，其案情与朱学逵如出一辙：在《毛泽东选集》上做了(其实是表示疑虑和不解的)“反动批注”；罪名和与朱学逵也一样：“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揪出和打倒。朱学逵和张振亭都是红卫兵，但观点不同，张振亭的被揪出，到底是出于热爱还是挟嫌报复。不得而知，反正乱成一锅粥。对 张的第二次发动没有对朱第一次发动那么轰轰烈烈，喊声远不如雷，“广大革命群众”经历过传奇般的革命厮杀之后，已经见隆不怪了。
张振亭，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出身好，入党早，勤学多思，小文人的样儿，后来同作协办公室于淑芬结婚。于淑芬也是红卫兵，革命热情高涨，张振亭事发后，陷于痛苦的沉思。文革后，张振亭曾任《体育报》总编，再也不愿意同作协的人员来往。
但是，对于朱学逵这样一个到手的猎物和定性的“恶攻”分子，立功者和造反派头头们奇货可居，不依不饶。为了让朱学逵的现反案件再升级，进一步扩大战果、产生轰动效应，他们想出新招，把朱学逵的档案材料径送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竟然以《公安六条》为依据批准将朱学逵施行逮捕。他们精心策划了一次当场扭送的活动。
1968年2月17日上午，朱学逵被押解到文联大楼4楼作协会议室接受“喷气式”的批斗，口号声震耳欲聋，仇恨化作拳脚，足以显示誓死保卫和“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反正，斗死坏人不偿命。
斗大的标语悬于朱学逵的头顶：“强烈要求公安部门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学逵!”
朱学逵惊恐万状。
大会通知朱学逵的妻子小顾作为家属到场，但是不准进会场，小顾抽泣不已。
12点过了，大会没有开完。一片“扭送”的声浪中，朱学逵要求上厕所。大会主持人让《文艺报》的王玮紧跟其后，陪送到四楼的男厕，他进去了，她守在门外。
“嗵!”的一声，楼下叫起来了。文联大楼各色人等正赶往食堂，见状，大喊大叫：“有人跳楼了!”
王玮惊呆，转眼的功夫一条人命。朱学逵把摘下的手表放在窗台上，趁王玮不备，纵身跃出窗外。
朱学逵瘫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面部失形，用紧锁的眉头承受剧烈的痛苦。许是天冷、衣厚、脚着地，身边没有一丝血迹。
尹一之、周明和杨九江立刻将朱学逵送往一箭之遥的隆福医院。隆福医院不收，借口伤科并非它的专长，何况又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又赶往临近的协和医院急诊。急诊室里惨不忍睹，清理阶级队伍深入了，抹脖子的，割手腕的，喝敌敌畏的，什么人都有，医生忙个不停。
朱学逵不停地呻吟着：“我腰疼，帮我挪挪!”哪能挪啊，他的全身上下已经不成形了。动他的脚，脚腕竟然转动180度，骨头全碎了。
朱学逵疼痛难忍，表情百般沮丧，却挣扎着、反来复去一句话：“我不反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他圆睁双眼，眼睛珠像鸡蛋一样直立着，特别吓人。朱学逵最后把这个世界看了一眼。
太平间里，存放尸体的抽屉全是满的。送医院的经过，让人不禁落下泪水。
小顾在一间屋子里接到来人的通知：朱学逵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小顾双手接过朱学逵有意留下的手表，还有身上的一把车钥匙。
几位好心的女士让小顾到自己家里轮流住几天，庶几能抚慰她破碎的心，她回绝了。了不起的女性，整日以泪洗面。
小顾清理朱学逵的遗物，把自行车等值钱的东西和一些粮票转送给朱学逵的家人，然后，去了雁北最穷苦的地方当教师，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结束，朱学逵正式平反，小顾露面。提起朱学逵来，小顾忿忿难忍，一腔忧怨。小顾后来随便嫁了人，境况如何，杳无音信。“是谁杀了朱学逵?”
朱学逵事件的背后还有事件，运动中和朱学逵关系较为密切的杨匡满作过调查，不少内容属于当时的机密。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朱学逵给中央文革写了血书，痛悔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以自己20年来的出身历史证明自己决不会不敬爱恩人毛主席。国家档案库里，也许能找到这份血书。
同朱学逵和杨匡满的关系都比较好的北大同学陶文鹏，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当时的身份是《红旗》联络员，实际上是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陶文鹏回忆，小顾多次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找陶文鹏，陶让当事人自己给上面写信。于是，朱学逵给中央文革、戚本禹和江青写了许多信，陈述自己绝对忠于毛主席。一些信的关键段落是咬破手指用血写的。戚本禹见信，觉得棘手，问陶文鹏：朱学逵这个人怎么样?陶说：是我的好朋友，出身好，父母都是党员，在大学里是留学生辅导员、团小组长，一直表现很好。戚本禹表示：朱的错误是严重的，攻击了毛主席，但是出身好，一贯表现也好，那些言论写在自己书上，又没有给人看，便对陶文鹏说：我不好出面，我让阎长贵去作协，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阎长贵到底去没去，谈没谈，无人作证。
朱学逵事出之后，抄家，从书堆里发现陶文鹏的书，书上有批注。揪朱学逵的人推想：陶文鹏那儿肯定也有朱学逵的书。于是，作协一帮人气势汹汹到了马列研究院陶的单身宿舍，要撬门，被阻挡。电话打到钓鱼台，戚本禹对陶说：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陶回宿舍后翻朱学逵的书，果然发现朱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人物》等书上有“此观点不一定妥当”一类的批语，太危险了!于是将朱看过的书放在一个铁桶中全部烧成灰烬。
1967年底1968年初，戚本禹关进秦城监狱，戚本禹的秘书陶文鹏失去自由达数年之久，“被戚本禹包庇”的朱学逵无疑是罪大恶极。
“是谁杀了朱学逵?”诗人杨匡满愤怒地发问，继而沉痛地警示：“良知会拷问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拷问活着的每一个人。”
从朱学逵之死回想毛泽东改诗
关于朱学逵事件，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有载：“二月十七日星期六中午，朱学逵自杀。上午开斗争大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会后即有大字标语要求逮捕他，朱恐甚。王玮奉命监视，经四楼时朱称如厕，趁王不备，朱即以身匿挡板后，由窗口跃下，手表则脱置窗台上。前两月，已说他无问题了，上月刚刚结婚，现又一斗而死，惨矣!”“大楼中人心惶惶，情绪混乱。为防冼宁出问题(冼宁，《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写过《小黑点的故事》，被指证影射唇下黑痣的领袖――阎注)，又派人陪住，更制造了紧张的空气。”
陈白尘当时未获解放，不在漩涡当中，不知其详，但他处于逆境中的这几句评语，倒也中肯：“惨矣!虽说是经不住考验，但以逮捕恐吓，亦是过火的。”
我想起毛泽东改诗。臧克家给毛泽东的诗词提意见最多，毛视臧为“诗友”。臧问《沁园春?雪》中“腊”字何解，毛反问他怎么才好，他说：“如果作‘蜡’比较好解。”“好，你替我改过来吧!”毛泽东的《词六首》发表后给臧克家写信，称：“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前，臧克家用便条又写了23条意见，其中13条被采纳。
诗无完诗，人无完人；不能对人迷信，也不能对诗迷信。臧的“热风吹雨”就比毛的“热肤挥汗”高明得多!陈白尘说得不无道理：“朱不过是一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只不该对主席著作不敬(在毛选上加了“批注”)，并非有其他目的，罪不当死也。”“恐主席知道，也不以为然的。”
明明知道毛泽东承认他的诗词有“可改之 处”，怎么就不准一个有见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书页上记下一点点关于遣字造句方面的真实想法?连一声无限崇拜下好意的“平平”二字都不容、置之死地而后快，谁的主意?40年了，该找谁去说理?
到底是谁杀了朱学逵?
不把个人神化，群众发动得起来吗?
不煽动群众，文化大革命搞得起来吗?
不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广大的群众能绝对服从吗?
亿万万人的良心被改变了!
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但是当你作为被害者起而拷问害人者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所以，索尔仁尼琴提醒人们：牢牢记住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它使我不寒而栗!
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我也为朱学逵的死和小顾的爱流下擦不干的泪水，然而，揪出朱学逵，我跟着一块喊“打倒”，批斗朱学逵时，我跟着一块喊“法办”，在朱学逵惨死的现场，鲜血溅在作协每一个人的手上!
回想作家协会的文化革命，尤其忆起作家协会文革中朱学逵惨死的悲剧，耳边响起1200年前陕西老乡杜牧的一声长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诛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每念及此，血脉喷张。
向朱学逵致哀!向小顾致敬!“清查‘五一六’运动”又开始了。天整个塌下来了!
严文井：走资派惜“五一六”
向阳湖，被围湖造田的向阳湖――“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古时候云梦泽的一小块水域。
向阳湖无水，云梦泽有情；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1969年严冬。
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警告说：“中央已经掌握你们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
反军的罪名吓死人，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话音未落，就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我继续反军。
后来，日子更难过了，“遭遇战”弄得我坐卧不宁。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吸口烟。倏地，“阎纲站出来!”众人围上，摩拳擦掌，七嘴八舌，突袭一番。刚端上饭碗，刚要脱鞋上床，倏地又围拢上来，要你老实交代。我总是那两句自相矛盾的回答，军宣队进驻以前如何如何，军宣队进驻以后怎样怎样，天天如此，像耍猴似的。我想到死!我此刻考虑的不是死不死，而是怎么去死的问题，文人乐山又乐水，葬之山腰兮?或投湖?要么眺海，或者把骨灰撒人大海?大海连着五大洋，可以看到将来世界的变化。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老舍跃身太平湖，冰心说：要是我得死的话，我就投湖而不坠岩……我环顾四周，向阳湖就在身边，可湖水早被淘干了!河沟还是有的，淹死在泥河沟，暴尸犹如弃尸，没有鱼儿把它吃掉，浑身上下模糊不清，现眼!
我把死的念头写信告诉刘茵，遭到严厉地谴责。她说万万不可轻生，毛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只要活着，一定能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挺住了，尽量保持镇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每每批斗会前，学江姐梳头换衣装，把衣服扣子结好，赶紧上趟厕所，然后从容地走向刑场。不管你火力多猛，我还是老办法，仍然是那两句话：“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
天天像耍猴似的，日子一长，看客们兴味大减，专案组也忙不过来，斗志渐渐疲软，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好梦不长。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清早上工，我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树根(或米袋子)扛上。齐步走!”大后晌收工，我同样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猪草挑上。齐步走!”路远，苔滑，挑重担，炼红心。吃完晚饭，提一暖瓶开水，回到宿舍，脱下雨衣，刚一落座，不及喘气，就被带到学习班，出了班，又把雨衣披上，湖北多雨，袜子湿漉漉。
天天审到黑夜，夜夜饿得难受。审罢归来，还是不准打盹，看守们猫在仓库的一角越是开罐头喝酒，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
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
又一天深夜，严文井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有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没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惺惺惜惺惺，走资派惜“五一六”。
不久就受洋罪了。我被带进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如山洞，如深涧，如地窖，如下水道，如地府。中间一大盆木炭火。我在床下受审，不时拳脚相加。床上呈弧形，倚墙靠卧着披军大衣的男男女女，都学会了吸烟，一半对一半，就地打盹，轮换休息，轮番轰炸，像是上了威虎山。惟独我，一个猎物，木然站立，昏昏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送饭来了，始知又一个白昼降临。我水米不进，罢吃罢喝，恍恍惚惚，出现幻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组织。我招认了，我只想睡觉。我站着睡着了，一个巴掌被打醒，因为我还没有供出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以及我的联络人。
还不如被押上真正的敌人的法庭，我可以像李玉和那样大骂鸠山；要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只要坦白了就能够供出秘密联络图。我上哪去找我所在“中队”的名称呢?我只好瞎蒙，一阵笑声中飞来又一记拳击。
连续二三十次召集全连开会，动员深挖“五一六”，会前，我仍旧先上厕所，就像江姐临刑前梳头理装那样。每回下工，踏进夜战的审判室“学习班”，我心里都要大叫一声：“太黑暗了!”
我们干校的作家协会5连，战果辉煌，荣获干校“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但毕竟是一大冤案，结案擦屁股的事，最后落到新任连指导员严文井的头上。
严文井被迫收拾残局。他以各种方式安慰受伤的灵魂。他让我写信时务必替他向受我牵连也被打成“五一六”的刘茵深切致意，他自己回京探亲时，亲自到我的同案犯周明家里看望刘琳。几经催问，给我的结论终于下来，他亲自念给我听：“没有发现阎纲同志的五一六问题。”这是怎么说?冤枉人好几年，天天当猴耍、当“匪徒”斗，“没有发现”四个字就打发走了?严文井无可奈何，只好和稀泥，安慰说：“我们经的多了，历来都是这么个写法，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哈哈……”严文井苦笑着，连连 重复着。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夏季，拨乱反正，群情激昂，文学开始复苏。当《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丹心谱》、《最宝贵的》、《伤痕》等一批像怪物一样的文艺作品刚刚露头的时候，一向沉稳的严文井拍案惊奇、兴奋得大呼高叫。他在我当时供职的《文艺报》的一次会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要与它相适应。现在这些作品，是可喜的新气象，是已经‘来了’的新事物，值得欢迎，尽管这些作品还有缺点，但我们不要怕这‘来了’。从揭露‘四人帮’和着重反映‘受了伤的一代’开始，文学改变了寂寞的状况。”“现在新东西出现了，我们要举起双手欢迎，欢迎这新现象，它将一发而不可遏止，引起人们的愤怒、深思和力量。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艺术繁荣的新局面必然出现，历史的车轮不可抗拒。”“新的潮头来了!”严文井“来了，来了”的讲话，给瞩目新文学的人们以极大地鼓舞。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夕，毛泽东邀请时任鲁艺文学系代理系主任的严文井和何其芳、曹葆华谈话。他们谈歌颂与暴露，谈农村演戏，谈人性、人类爱。午饭后，严文井请教毛泽东，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个人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说：我喜欢李白，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但李白有道士气。接着，毛谈《聊斋》，谈话剧，然后补充说：杜甫是哭哭啼啼的现实主义……不知是这次谈话的影响还是他的美学修养本来就高，尽管历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洗礼，严文井在文学创作的方法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严文井常读英文原版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发展颇有见地，认为现代派文学的引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所以，王蒙的《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之歌》产生争议时，他特意致函王蒙明确表示久违的喜悦之情。他对格非、残雪、马原等现代派小说很感兴趣、极力维护，坚持认为文学除现实主义以外，还应当允许其他流派存在，闭关自守的狭隘观念势在必破。严文井的艺术观和青年人是相通的，他要在青年人的身上寻找他自己。
1998年的一天，女儿阎荷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严文井，我让她在文井爷爷面前多多请安。
严文井起步于散文、止步于散文，他的散文淡雅多智、个性独出。他的童话创作尤为显赫。他用智慧老人的心境传播爱心，用诗情画意的境界铸造题材，使童话成为“没有诗的形式的诗篇”和“无画的画帖”。《小溪流的歌》多美啊!山谷里一条小溪在阳光下、月光下唱着、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地“长”成一条小河，翻起沉沙、卷起树枝、推送木排、托起木船，向前奔流；后来变成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的海洋……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步步进取和奉献，把孩子们愉快地带引入雅趣和诗美，使新中国的新童话从形式到内容鲜亮出新。
严文井憧憬童话的世界，却生活在风险的文人堆里。他尽量躲开是非，避其锋芒，人说他独善其身，然而，他活得有骨头。
远远望见文井爷爷正逗小猫欢欢玩，阎荷止住脚步，悄悄瞅着，他把动物当孩子啊!
阎荷转达我深情的问候，他说，我和你爸是同事也是同窗好友。阎荷提起半夜给我递桃酥、吃狗腿的事，他哈哈大笑，说，有这事，你要不提起我统统忘记了，多荒唐的一段历史啊!
居室既小且乱，哪像是老延安、老领导!女儿问他：“人家书房都有个雅致的名字，你这斋叫什么?”
“破烂斋。”
“你仍关心当前创作吧?”
“好的太少。我不愿读次品。性描写低俗，迎合市场，但不高明。不如看中国古典《红》、《三》、《水》、《西》。”
“常看电视吗?”
“电视剧好看的不多。喜欢‘军事天地’、‘人与自然’、‘东方时空’。也补了小时候没看全的京剧全本，有谭鑫培的《四郎探母》，豁出一夜不睡也得听完。交响乐好呀，我爱。”
“写文章吗?”
“正经东西没写。难啊!一不小心就是自由主义，再不小心极左路线。”
“还记日记吧?”
“记，简单记点。老了，可还活着。今天只记一句话：‘下午阎荷来。”’
“爷爷的愿望?”
“到达终点前多懂点真相。”
2005年，严文井走了，享年90。一位诚善待人。鲜活为文，充满幽默感的老人默然离去。
严文井一生过得艰难，也难活的洒脱，一个“卧龙岗散淡的人”；其实，他笔下憧憬美好，怜惜无辜，有时锐气逼人。
郭小川：偷天火点燃自己
郭小川从《人民日报》被揪回作家协会接受批斗，和我同在一个“牛棚”，大家面壁而坐，或者学毛选认罪、候审、写材料，或者准备随时拉出去登场、亮相、表演。他私下告诉我说，当我挨斗之后被两条彪形大汉押解回棚时。满头乱发，满脸血印子，像是押赴刑场。他同情难友们。
郭小川的罪名多多：《万里长江横渡》一诗有歌颂林彪之嫌；《笨鸟先飞》一文引起国外敌对势力的注意；参与有问题的话剧《有这样一座桥》剧本的创作；在叶群的笔记本中发现“文艺问郭”的字样，等等。儿子郭小林说：“但是，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却没有宣布，那就是我父亲经过‘文革’中的第一次审查后，在干校没有闭紧嘴巴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反而到处活动(被借调)，到处发表诗文，这就惹怒了‘老娘’，大骂‘郭小川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文革批斗中，郭小川非常痛苦地说服自己去承受种种对人格和尊严的粗暴侮辱，去宽容和谅解那些殴打过他的人。后来在林县时，他曾对儿子小林说，有一个造反派，曾数次当众打过他耳光，一打就是十几个。然而，就是这个人，在小川被“解放”后，又几次来找他借钱，从不言还。小林问他为什么不去讨要，他很平淡地说：“算了!算了!”――也巧了，和严文井劝我“算了!算了!”同样一个腔调。
郭小川下干校干活，不愿落在人后，插秧飞快，全连第一。残酷地、马拉松地抓“五一六”的战役，闹得人人自卫、个个紧张，小川劝我吃安定。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安眠药中只有安定片药房可以卖给你，因为它的毒性小，但是，安定对他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只能大把大把地吃，午休也大把大把地吃。他对我说：“我才不自杀呢!可是他们不信。”后来，牙周炎又闹得他不得安生，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满不在乎。看见女同志挑重担，他就愤愤然：“我找连部提意见!”他自己“解放”无望，却替别人张罗着联系工作，岂知要打发出去一个五七干校的人多不易!哪个部门敢要?他也不想想，现如今他的一纸推荐信到底多大的份量?
清查“五一六”，我们被审、被斗，狼狈不堪，小川悄悄透露给我说：“假戏真做，不能当真!”
郭小川回京看病，几番约周明、杨匡满我们一伙难弟们到他家说事。郭家已于1969年底迁往永安路友谊医院对面的《人民日报》的老宿舍，两间房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要命的是没有椅子坐。只好用马扎待客。郭小川谈笑风生。他几次向我们透露“四人帮快完了”一类自以为有来头的绝密消 息，从未有过的激动。他最关心的三件事之一就是：干校完了，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
郭小川被借调到西北军区，又被借到国家体委，干校的好几个人被他安排到国家体委工作。江青在郭小川的领导下工作过，郭小川说过江青的坏话。甘肃军区借郭小川去帮忙，江青知道了，在讲话中说：“郭小川在西北哇啦哇啦讲话，干什么呢?”江青这么一说，郭小川遭殃了。不管他牙周炎多么痛苦，还是把他押解到文化部另一个五七干校――天津团泊洼。
成立了6年的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撤销，1975年，我们几个分配不出去的由湖北咸宁迁徙到这里来。我们是一群被丢弃在“五七大路上”的难民。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郭小川先期来到，由江青指定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两年多不准回家，长年住在养鸽子的平房里。我又跟郭小川在一起了。
郭小川的身体大不如前，他的满口假牙很不合用，口腔内膜多处磨破，造成溃疡，人们时常见他捂着脸说牙疼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的居室……怎么说呢?他无力打水，碗筷经常不刷，衣服经常不洗，发黑的蚊帐上布满被香烟灼烧的窟窿；做饭炉子，空酒瓶子，锅碗瓢盆，垃圾煤堆，床铺像个货摊。客至无立锥之地。到了后期准许杜惠隔一段时间探望，收拾整理一番。杜惠一到，干校的女同志开玩笑说：杜惠，你又来起圈啦!可不，东一堆烟头，西一堆炉灰，不似猪圈、胜似猪圈。
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山高皇帝远，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他对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倒是十分赞赏，原因是他热爱毛泽东思想、崇拜毛泽东诗词，一贯讴歌英雄的毛泽东时代，苦苦寻求有效歌颂新英雄人物的新的创作方法。他对于咸宁干校整我们“五一六”表示愤慨，一再谴责说：“假的、假的!莫须有、逼供信!又一次延安审干!”
1975年8月里的一天，干校连部传达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整个连队弥漫着狂喜，小川尤其兴奋，以为党快要抓到文艺战线，真的要调整文艺政策了。1975年9月，郭小川就当前文艺方面的问题，给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书。经过翻箱倒柜，雷奔居然找出了已经发黄的当年的笔录，虽不是原件，但其来源确凿可靠，也许是惟一可供参考的“海内孤本”了，内容共有五点，现抄录如下：
①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艺理论方面(如写真人真事)很混乱，有待澄清。
②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应该并重。应当调动老作家搞创作的积极性。诗词不一定只登工农兵，外国的古典的都可以登。
③各种文艺刊物应当迅速恢复。这些刊物由政府机构来办是不舍适的，应由研究机构、群众团体来办。当前如没有适当的机构，就应由学部来办。建议恢复《新观察》。不一定用原来的刊名，但应办一个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刊物。
④建议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团体――新文联，以便组织创作，开展评论。要繁荣创作，要有好作品教育青年，不能让《基度山恩仇记》一类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
⑤批判与继承问题：过去，只讲继承不讲批判，是不对的。现在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也是不对的。
他把意见书同时抄清一份寄给回北京休假的刘小珊，并且明白地告诉小珊：“我准备写诗了!”小珊在回信中写道：“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唯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小川理解了信中的隐喻，回信说，这封信给他送去了一首诗的主题。9月底，一封信把《团泊洼的秋天》送到小珊手中，诗尾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渲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宏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客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不久的丙辰清明，北京爆发了可歌可泣的“天安门事件”，昔日在偶像面前下跪的人站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重见天日，人们自然想起躲在河南的郭小川，据闻，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继而，我们被恶耗惊倒了，旋即，郭小川在安阳招待所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身亡的讯息被证实。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
小川啊，小川!追思郭小川，我不禁喟然长叹、把你赞美：
真正的人不压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
真正的人同受压迫的人同命运。
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
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
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
真正的人生活在“文死谏、武死战”的时候不但勇敢地写出而且危险地递上。
真正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
郭小川笑口常开，笑自己从前的可笑、笑有人现在的可笑。
小川的笑不但意味着清醒而且意味着坚韧，是亲切的抚摸。
郭小川的内心其实很痛苦。
他用自己手中的火点燃自己，终被烧死。
郭小川灵魂不安
1999年夏，杜惠女士和子女，把《作家与社会》、《幸福》、《文摘周报》、《文摘旬刊》、《购物导报》等报刊告到北京宣武区法院，8月12日开庭，请我们出庭作证。
状告署名贺方钊的一篇文章――《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黄昏恋》。
“郭小川的妻子杜惠已含冤去世”――杜惠女士现住离我的住所一箭之遥的蒲安里，早上晨练跑步从我家门口穿过，身心健康，正率子女编篡的《郭小川全集》，“去世”而且“冤含”，岂非天大的笑话!
郭小川怎么可能“和沈从文同住一室”?郭小川和我们朝夕相守，属干校5连的中国作家协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倒是在作协的连队，可沈从文属图博口，郭沈同室，哪儿跟哪儿呵?
我们在干校尽管斯文扫地，但管吃管住，大米白面，从未发现过谁“饥肠辘辘”。我那时是“5.16反革命分子”，折磨得几天几夜不睡觉、不吃饭，不是人家不给吃，而是自己吃不下。郭小川虽然受过审查，但没有关禁闭，大家天天见面，从没听他说过“整日饥肠辘辘”。
干校的食堂是包伙，每月交足粮食定量和15元钱可以敞开肚皮吃，从来没有用过饭票菜票。在食堂帮厨的全部是作协本部门的，哪儿冒出来个“卖饭票的女人余心惠”?至于说郭小川“写《楠竹歌》是献给余心惠”，纯系胡说!郭小川的妻子和子女可以作证，《楠竹歌》是郭小川特意说明为他们而作的。 说什么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的郭小川1969年春到咸宁干校。事实是：郭小川1962年10月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后再未担任过作协的领导职务，他是1970年1月3目离京，5日到咸宁。
说什么1972年初郭小川接到去团泊洼干校报到的通知，最后在团泊洼逝世。事实是：遭四人帮迫害。1974年底他被押送到团泊洼，离开团泊洼一年之后，逝于河南安阳。
严于自律的郭小川始终是四人帮的阶下囚，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沾花惹草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郭小川“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他已化为火中凤凰，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拔掉凤凰身上美丽的羽毛。
作为受害者，杜惠和子女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同郭小川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受煎熬的中国作家协会5连的所有同志们有口皆碑，我自己当然义不容辞。不论是咸宁干校还是团泊洼，我都同郭小川在一起，何况现在又是杜惠的邻居。
1999年8月10日-11日，由北京电视台、海润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和海润文化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诗歌之夜――中国当代新诗朗诵音乐会”隆重推出，老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曾卓、邵燕祥、晓雪以及王蒙共7人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共12首。贺敬之的选了《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放声歌唱》3首，郭小川的选了《闪耀吧，青春的火花》、《祝酒歌》、《团泊洼的秋天》、《向困难进军》和特意在说明书里刊出原作却在节目单里没有列入的《秋歌》共5首之多，全部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旧作。6位年轻诗人(梁小斌、郭路生、黑大春、舒婷、林子、江河)的作品只选了9首，舒婷一个人选了3首：《这也是一切》、《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很明显，这是一场以老诗人为主体，以旧作为主调，以歌唱领袖和歌唱党、歌颂青春和爱国精神为主旋律的朗诵会。
作品都是诗人某个时期的代表作，不少作品曾传诵一时，但是，这场朗诵会从整体上看“当代”性并不强，多少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不敢说聆听这场朗诵会上的一些“当代新诗”如同观赏新的样板诗，但是从现场的反应看上去，人们似乎对于过去豪言壮语般的呼喊有点不大耐烦。朗诵会上的有些作品属于配合当时任务的时事诗，歌颂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形势，歌颂英明的领袖伟大的党，歌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听来像是又回到“毛泽东热”、“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日子：“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或大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不知道现在这样唱是不是合时宜，因为它跟《国际歌》里的“从来没什么救世主”的主旨相悖逆。民间不理这些，只要民歌调好听，卡拉OK厅就拿《东方红》给慢四步伴舞。
1975年的《秋歌》无疑是郭小川晚年的重要作品。那时。郭小川和我们少数几个打入另册的人已经先后由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并入天津团泊洼中国文联五七干校，他义愤填赝又异常苦闷。他开始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不敢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敢骂江青，却对伟大领袖崇拜依旧；他既糊涂又清醒，极洒脱又极凄楚；既跃跃欲试要参加战斗却不清楚与之战斗的究竟是谁；既迫不急待欲向困难进军却不明白他的一腔勇气到底冲向哪里，从而陷于一种异常复杂矛盾的痛苦之中，正是这个时候，被忧愤煎熬着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诞生了。我们敬重这位战斗诗人，我们给予他的绝唱般正义的怒吼以高度的评价，我们曾经这样认真地做了，但是现在朗诵他的这些诗句(如说明书《诗歌之夜》里特意摘引的那样)：“同志给我以温暖，亲人给我以爱情／不是让我享受清福，而是要我坚持继续革命。”“眼见‘修正’谬种鬼蜮横行，而不奋力抗争／这样的人，即使有五千个，也尽饭桶。”“磨快刀刃吧，要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跟上工农兵的队伍吧，用金笔剥开暗藏敌人的花色皮层。”“我是蠢笨的，但现在似乎已百倍聪明／因为领我教我的，是英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尽管暗含指控，但在听觉效果上令人刺耳不安。
道德有继承性，特别是抽象道德，例如“忠君爱民”、“精忠保国”、“忠诚老实”、“无限忠于”等，哪个朝代、哪个时代都提倡，就看你把它落实到哪个的头上。在我国，权者对“人”和“民”是进行阶级分析的，文革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修防修”、“无产阶级继续革命”，都同马克思主义的本义相去甚远，他们反历史，祸国殃民，把中国“人”引向痛苦的深渊，天怒人怨，因此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历史问题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道德继承问题也应作如是观。今天，不论是研究“当代新诗”还是欣赏“当代新诗”的朗诵。都必须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和热情肯定改革开放为主旨，不然就是张冠李戴。郭小川自己就是毛泽东治下的“修正主义分子”，而文革中的“修正主义分子”迄今非死即退，他们要是在台下聆听教人“继续革命”的朗诵，想必慌恐不安，不堪回首。
80年代，回西安公干，评论家王愚请我吃饭，交谈甚欢，突然，他的脸色变了，非常害怕的样子。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白光一闪，一位表情毫无异常的警察从桌旁走过。过后他解释说，由于监狱里被专政，见了警察就害怕。明明知道警察不会抓我，但是习惯了，哎，身不由己。接着，我和王愚不约而同地想起狄更斯《双城记》里那位怕光线、怕见人的医生，马上要获释，仍然习惯性地、胆怯地、弯着身子做他的鞋，长期禁锢使他怎么也走不出巴士底狱的305号……一桌丰盛的酒席，二人食不甘味。
我不明白，文化革命已经过去21年，为什么要让备受“修正主义”折磨之苦的郭小川在他80周年诞辰之际站出来“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