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34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同年到西北大学工作。离开讲坛多年,渐入老境,以胡翻书、乱涂鸦自娱。
我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校址还在青岛,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吕荧是我的业师,教文艺学引论课。我们都称呼吕先生,他同时还兼中文系主任,但从来没听见有人叫他吕主任,那时学校还没有官场化。
吕先生其实并不姓吕,他原姓何,名佶;安徽天长县人。佶是健壮的意思,可吕先生体格实在谈不上健壮。据说吕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时,跳远得过第一,可我们见到吕先生时,却已显得很羸弱,青岛四月末,虽阴湿已不寒冷,吕先生脚下却还套着臃肿的棉鞋,他才三十几岁。记得1951年夏,老友萧军特地从北京来看他,为了陪萧军,吕先生难得地出现在喧闹的汇泉浴场的海滩上。两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萧军个头矮、敦实、黝黑、健壮,虎虎有生气;吕先生修长、白皙、瘦骨嶙峋,有点茫然、弱不禁风。见到吕先生来游泳,觉得很稀奇,同学们跑上来搭讪,吕先生说只是陪着到海水中泡泡,并不敢游,到海水淹没肚脐处就止住了,觉得水太凉。
因为体弱,又惯于夜晚用功,吕先生早起是个难题,上午第一节课常迟到。那时大学没有紧靠着校园的家属院,吕先生住的金口路离学校有一段路,山大校园狭而深长,延伸到半山上,所以从校门到化学馆楼上教室,还得一段时间。同学们等得焦急万分时,吕先生匆匆赶到了,立即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他思维清晰,逻辑谨严,语言准确简练;没有“这个这个”、“那么那么”的衬字,也没有“我们可以这样说”之类的废话。这可忙坏了学生,句句都重要,句句都要记,而又来不及记。当时没有教科书,全靠笔记。我至今还保留一本吕先生的笔记,是讲堂上速记下来又整理的。
吕先生讲课非常专注,现在叫投入。专注就忘了时间,下课铃和第二堂上课铃都没听见。第二堂课的时间过了一半,吕先生累了,才休息一会,接着又讲,到第三堂课铃又响了,吕先生还正讲在兴头上。这教室第三节是另外的班级上课的,师生早已猥集于门外,不耐烦的学生起哄了,吕先生这才下课,昂然而出,对起哄者投以不屑的目光。
尽管吕先生的课得到学生普遍的称赞,但仍有人不满。1951年11月,《文艺报》(当时是杂志)发表文章《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指名批评吕荧讲课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而离开毛主席文艺思想是个很重的罪名,按当时规矩吕先生就要承认错误做检讨。校长华岗是历史学家,很有修养的老党员,毕生憎恶极左思想,而又器重爱护吕荧;但他审时度势,还是劝吕先生表个态,稍作一点自我批评,了此一段公案。但吕先生是何等刚直自尊的人,岂能糊里糊涂认错敷衍了事。
于是只得开大会批评吕先生。第一次会据我的日记是在1951年12月12日,地点是大众礼堂,1984年我到青岛这个礼堂还在,见了礼堂又使我回忆起这个荒唐的会。会的名称还算平和,叫文艺学课程座谈会,发言自然经过组织,内容也必经过审查,但批判也还谈不上激烈。不料吕先生却特别较真,在每个发言完毕后,他都气冲冲地到扩音器前辩驳:“这个同学所说不符合事实。”或者:“这个同学的意见完全错误。”这就弄得很僵,空气很紧张。
鉴于吕先生没认错,决定会还要继续开。几天后大家又聚集在大众礼堂,但预定开会时间过了许久,仍不见吕先生到来,于是派人到先生寓所一看究竟,回来的人说,一个多小时前,先生就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上海了。这就是吕先生在山东大学的不辞而别。
大约1952年大部分时间,吕先生都在上海翻译和写作,年底应冯雪峰之邀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后来在胡乔木关照下被人民日报文艺部聘为顾问。这一段时间,吕先生著作颇丰,辑译了《列宁论作家》、《列宁与文学问题》二书,还出版了《关于工人文艺》,这是到山大前在大连辅导工人文艺活动的成果。又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剧本《仲夏夜之梦》和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据下面班级同学告我,在我们年级毕业离校后,1953年下半年吕先生又回到山大,给他们上了几个星期课,后来不知何因又回了北京。此事在各种回忆吕荧文字中均未涉及。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梅志《记吕荧和胡风》一文说,华岗曾对她说:吕荧曾回到青岛还租好一处房子。吕当时看上了一个女同学,向她表示爱情,但那女同学不同意,他又匆匆回北京了。这材料可以与我下面班级同学告我的情况互相印证,录以备考。
离开山大三四年间,吕荧生活一帆风顺,有了许多成果,出版了不少书籍,成就得到了承认,声望正在上升。刚到北京时,住在出版社楼上一间小屋里,这时用稿费(当时稿费很丰厚的)在北京东城土儿胡同购买了一所有18间房的住宅。
1954年秋,吕荧的学生李希凡、蓝翎撰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以此为契机,发展为对胡适的批判,又转为对胡风的批判,从对其文艺思想的批判迅速上升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1955年5月25日,北京文艺界召开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吕荧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使他走上悲剧的晚年,但也使他人格得到升华,闪烁出瑰丽的色彩。
其实,五月十六日,胡风夫妇已被逮捕,后来,南北的“骨干分子”纷纷入狱。开这个会,不过是完成手续,开除胡风作协会籍,撤销《人民文学》编委等,更重要的是造势,显示法办胡风是文艺界的愿望和心声。对每一个人,要表个态,受受教育。吕荧参加会,也不过叫他受教育而已。但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要对领袖的既定方略说三道四。
这个会的正式名字叫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七百多人参加,郭沫若主持,欧阳予倩、叶圣陶、梅兰芳、吕骥、刘开渠、夏衍、田汉、冯至等26人发言批判声讨。本来并没有安排吕荧发言,在他本人几次写条子要求后,上了主席台。他究竟讲了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导只有一句:“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辩护,遭到与会者一致驳斥。”根据几十年后与会者多人的回忆,他说的是:胡风不革命,他的问题是文艺思想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会场上的庸众哄闹起来,纷纷斥责他,张光年大叫:“不要讲这些了,要交待你和胡风的关系。”郭沫若以主持人身份说:“群众不叫你说了,你下来罢!”还有人回忆:吕荧不肯下台,是张光年把他拽下来的。
2001年6月张光年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回答:“一次反胡风会上,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质疑……那时候,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政策。……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你们搞这段历史,根据当时的情况,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现在看来,这个会简直是个可耻的闹剧,有人为虎作伥,有人落井下石,有人随波逐流,有人袖手旁观,人性的负面在这里展览。吕荧从容地挺身而出,成为抗击这股浊流的中流砥柱,作为社会良心,为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正像普希金所说,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会后不久,6月19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所谓隔离,也就是叫他蹲在土儿胡同家里不准出去,也不准客人访他。萧军曾去过一次,遭到挡驾。1956年5月26日,解除审查。会场遭遇和近一年的隔离,对于吕荧这样一个正直单纯而又极端自尊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他大脑神经受到严重伤害,健康恶化,出现精神病症状,发生许多离奇古怪的想象。就在这种困难状况下,仍勤奋写作和翻译。《艺术的理解》和《美学书怀》两部著作及译作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相继问世。
1957年12月3日,吕荧美学论文《美是什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前有编者按: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交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新认识。我们欢迎他来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这个按语据说是由胡乔木拟稿并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这自然是政治平反的信号。因胡风问题罹祸而能网开一面,吕荧是唯一的幸运儿。
这按语中说吕荧对错误有所认识一点,还需要辨析。今天来看,吕荧有什么错?他在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那么他当时会不会息事宁人委曲求全呢?以他毫不苟且的性格看:不大可能。他在山大的表现就是例证。据梅志回忆:1961年她从狱中出来后,吕荧向她介绍1955年5月25日会议情况时,口气很大:“我想纠正他们,但他们没让我把话说完。”
1959年,吕荧从北京一人来到上海,他似乎想像七年前一样在那里写作。但七年前的好友何满子、孔另境都成了右派。不得已他找到昔年在重庆相识的梅林,梅林把他介绍给叶以群。叶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关了一年。叶也算吕荧的朋友,且是安徽同乡,一次也没去病院探望他,吕荧一度以为遭了绑架,精神病加重。后来还是北京来人把他接了回去。
吕荧自1953年到北京后,就是孤身一人,与妻子已经离婚,两个女儿也随母而去。患了精神病后十余年间,关心探望他的只有冯雪峰、萧军、牛汉等人,年轻的有李希凡。李希凡是吕先生在山大授课时的课代表,师生关系密切。五十多年前山大批评吕先生时,他曾一度抵制,但终于屈服,在《文艺报》上发表过读者来信式的文字,批评文艺学课程的讲授。但后来李有过自责。二十多年前李为吕先生编过一本《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出版,在书的后记里,李为我们留下了1955年后十余年吕先生的生活情景:“那时吕先生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土儿胡同一个大院的后院正房。房子很破旧,室内陈设也显出单身汉生活的那种不整洁。桌上、床上以至沙发上,到处堆着书,放着香肠、面包、罐头,一个大烟灰缸里灭掉的烟蒂已叠成塔形……或许因为这院落太空旷了,每当我晚上去时,总感到有点进入古城堡的味道,特别是由于先生健康情况的恶化,他诉说着‘离奇的想象’,更给人增加了一种孤寂的感受。”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吕先生在土儿胡同因琐事和邻居争执,其时正用水果刀削皮。第二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了一张胡风反革命分子吕荧持刀行凶的大字报,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吕荧被收容并强制劳动,临行还带着一台打字机和许多蜡烛,准备在劳改地夜晚写作。几经辗转,最后来到渤海边的清河劳改农场,这里被囚犯们称为最后一站。每人一天三餐总共只有九个热水瓶塞大的窝头,无医无药。1969年3月5日,吕荧因冻饿死于清河农场。死时体重不过50斤,没有亲友在旁。死后没有悼念活动,甚至没有棺木,一卷破席埋到野地就结束了。幸亏当时吕荧身边有个难友是清华大学“反动”学生姜葆琛。十几年后从他口中我们知道了吕荧生命的最后历程。
十五年前,我曾写一短文,纪念吕先生,把他与法国德雷福斯案中的左拉相比。在吕先生为真理而殉难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又勉力写成此文。最后,我引用涅克拉索夫回忆杜勃罗留波夫一诗中的几句,来表达我对吕荧师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
……
怎样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
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
大地的母亲呵!这样的人
你倘不时而差遣到世上
生活的田野就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