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 1963年出生，大学中文系毕业，作过教师、文化馆创作员，现为政府公务员。出版诗集《劳动的歌者》。 被收集的农具
我的天生是有泥性的。
小时候随在农村工作的父母辗转乡下，基本就成了一个乡下娃儿。在农村的小学念书，和农家娃儿一块儿玩耍，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摸鱼，麦收时节偷人家的麦李子。斗地主那阵儿，学小兵张嘎把老地主家的烟囱堵了，气得地主家的小妮子坐在门口直哭：那小妮子是少年的我在乡下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娃儿。八十年代情况好了之后，她嫁到了北京，和老公开了一家公司，那年我在县政府工作，过年接待返乡的在外创业者，其中就有她，我是一眼就认出的，多少年的风霜了，印象一点没变，用农村话说，还是那么稀！我是有过一番感慨的，岁月让人失掉了太多宝贵的东西呵。
在农村除了上学，闲来基本没事。其他农家的娃儿，放学后是还有劳作做的，比如上山砍柴，打猪草；开始时，我还相跟着一块去耍，但上山下山不麻利，人家便嫌我这个吃商品粮的娃儿累赘，时间长了便不带我玩儿了。我就到田里去，看农人耕田耙地。我喜欢“耙”这种农具。
耙是一种整理农具。农人用?把板结的土地一浪一浪地?开，让土地尽情地散发出憋了一冬的水汽，坐在田埂边上，你会看到蛐蟮肥而笨拙地在新翻开的泥茬子里扭动，拼命想往暗处钻。雪白的草根也翻起来了，太阳就要把它们晒死。农人是习惯性地吆喝着牛，手上的柳条鞭子高高扬起却并不落下去，那牛也是知道的，不紧不慢地走着，不时打着响响的喷嚏。被?开的土地是个乱场子，不像个下种的样子，这就要耙出场了。耙的手段高，它是一个“目”字形的长方木框，木框的两根横梁下面错开嵌着两排?刀，雪白地晃眼，人站在耙上，牛拉着耙走，两排十二把?刀，切开泥块，来回往复，那泥巴渐渐细碎了，那地渐渐平展了，舒坦地躺在阳光下等着播种了。乡下人笑说：刚?的地是疯女子，耙过的地是小媳妇，出了苗的地是憨老婆，收了茬的地是懒婆娘。想想，蛮有味道呢。
有时候，劳作得高兴的农人，会让我站上那耙，牵了牛鼻绳，举着柳条鞭子，高声地吆喝牛快些走。起初站不稳当，不小心就掉了下去，农人就哈哈大笑，说吃商品粮的娃儿不行！渐渐地也能站稳了，我看到新鲜的泥块在我的脚下翻卷，像波涛在翻滚，一股股的土腥味直呛鼻子。雪白的?刀，锋快地切割着泥块儿，嚓嚓地发出欢快的声音，那简单的声音，让人骨头缝里透着舒服。
这是我耙过的地！对此我会不厌其烦地向小伙伴们炫耀，尽管他们会笑我，直到我脸红得不好意思再开腔。这是我耙过的地！我会记住它整个春天、夏天，直到秋天来临这块地的庄稼收获。不用说，这块地是丰收的！它是最靠近河岸边的，潮湿而充满生命的活力。它不怕大太阳的曝晒，而且似乎越晒越旺盛。这样的地通常是间作的，种上包谷和杂豆，比如黄豆、小豆或绿豆。整个生长期间，我看着它怎样出苗，农人怎样为它薅草，到了包谷快出天花时，怎样为它施喇叭肥。然后是渐渐粗壮起来，包谷棒子由小到大，由细到粗，最后沉甸甸地快要支撑不住，装出一副十足怀胎十月女人的样儿，娇喘得快要生产了。我当然要参加这块地的收获。掰包谷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劳动了。它很沉甸，手感饱满，对我，甚至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这块地是我耙过的，我知道这些庄稼是怎样一点点长大的，怎样从疯张的女子，变为功成名就的懒婆娘，我喜欢我耙过的地，我喜欢“耙”，它是最了不起的农具。
大巴山深处的这个小镇子，山是秋山，水叫秋河，什么时候有的镇子，说不清，只知道老年人闲来蹲在门口的场院里，喜欢说民国年间的事。镇子叫个八角庙，是因为镇东头靠河沿的地方，是有一座庙的，便叫“八角庙”，供着神神奇奇的人物。镇子一律铺的青石板街，磨得光亮。街上的老铺面一间接着一间，青瓦灰墙木板的门面。最有名的是马家的烧饼铺，到了七十年代还有烧饼卖，配的包谷粥稀饭、老坛子的泡菜。八角，从明清以来，都是四川背盐客歇脚的一大站，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放早工就进了县城了。秋河两岸一大片的水田，印象中一年四季，田野里都是生长着庄稼和菜蔬的。秋河的米最好吃了，不粘，甜香，老人说康熙年间和三里垭的毛尖茶一道是进京做贡品的。不知真假，反正那是至今也没见过的最好吃的米了。在夏天的强烈的阳光下，秋河的水田坝子里，是一种颜色，一水的清翠，沿了秋河上游的堤岸，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多个水口子，清得捧起来就能喝的秋河的水，来自连绵起伏的秋山老林子，它们在太阳的照射下，渐渐地变暖和了，有了温度，它们分路流进大块小块的田里，在那里发酵，有了力量，水稻像风吹着一样长起来，清晨或黄昏的空气中，水稻植物的清香，弥漫着，整个坝子和镇子，沉浸了一片叫人心痒痒的感动。秋河的米就是这样长成了，是清水、阳光合成的。
上大学、工作以后，每年我还是要找机会回秋河的。只想看一眼那片水田坝子。我到农家的院子去，去看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农具。大件的农具，它们被收集在偏厦房的一角，比如风车、?、拌桶、连枷、晒席、耙水田的抄子、筒车、粪桶、手推车、碾磙、蚕箔、舂窝、轭头、纺车、脱米的耒子、印米的大斗、磨豆腐的拐磨、扁桶、银柜、腌制酸菜的大肚坛子……现在，让我说到耙。它在农村并不常见，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一种农具。它往往出生在大户人家，就是那种劳力众多、行事带风、一言一行影响乡场的人家。他们置办耙这种农具，除了自用外，更重要的是为全村服务。春天，他们耙完自己的土地之后，然后排着队地去到别人家的地头，帮着耙地。当然，这是要有报酬的。一般的情况是，耕牛一天的吃嚼――草料加一斤黄豆；耙地人一天的饭――要有酒有肉，外加一包烟，如果耙地人是不吃烟的，补给一、二块钱。这样的人在乡下并不多，不是所有种田的男人都是可以耙地的――他必须有一身力气，一天耙出三四亩地来；他们必须心眼正，耙出的地又细又平，而不是猫盖屎。他们被称作庄稼把式，往往赢得一村人的尊敬。就像耙，这种农具与他们的主人一样，是农具中的佼佼者。
你仔细地看看它吧，耙，它是力度与征服的巧合。它的骨架是用山里最硬最沉的木头做成，它的十二把?刀是雪白的，他们打制它们时，是在毛铁里加了精钢的，在乡下的铁匠炉里反复烧红、锤打、淬火，它像刀，但脊梁很厚实；它有刃，但锋利得朴素，不像真正的刀，比如匕首，那么外露、轻薄。它的力量是内敛的，只有深入了板结的泥巴，它才活跃起来，嚓嚓嚓地欢快地发出像春天本身一样好听的声音。往往这种时候，布谷鸟儿在山根前的杂木林子里有板有眼地提示着农事，舒缓悠长，而?刀切割泥巴是清脆有力的，两种声音，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跳上耙，吆喝着牛快步地走在春天暖和的大地上。
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乡下的农具了。
它们大量地被收集起来，我们在许多的乡村游的景区，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被摆放在干净的向阳的房子里，贴着标签。很多的城里人，并不认识这些农具。他们会好奇地询问管理人员，但往往最终还是弄不明白。比方风车，是怎么把粮食分成饱籽和瘪籽呢？比方连枷，游人是怎么也抡不圆的。比方耒子，像两排紧扣的梳子齿，它是怎么把稻谷脱粒成雪白的大米的呢？比方筒车，那一圈小竹筒，怎么就能把低处的水车进田里，那要花多大的功夫！比方拌桶，在围上晒席之后，就是收稻谷的重要工具，四个汉子两人一组，把割下的稻谷把子在桶沿上用力甩打，谷粒欢快地在拌桶里溅射，城里人当然无法想象，他们喜欢吃的大米曾经是这样收获的。耙，这种在乡下大名鼎鼎的农具，更是让城里人想象不出它曾经的伟大。现在，它靠在墙角落里，已经被擦拭得干干净净，身上看不到一丁点的泥巴，只是?刀有点上锈了，它的坚硬的木头也龟裂出许多的小缝，看得出来，它已经很久没有下过田地了。
有时在郊外，看到一些农用机械在田里忙活，我会想起耙。看到大片大片的土地被翻开，盖起了高楼，我也会想起耙。有时乡下的亲戚进城来，我和他们聊起乡下的农事，他们会厌倦说到庄稼的事，好像那是很久远的事了，但总我想到耙，在他们厌倦的神情里，总是询问个不休。
喊魂
早些年的乡下，小儿不明就里地夜哭，做母亲的，是要在第二天的夜里，为他喊魂的。那一夜便变成了恐怖之夜。漆黑一团的乡下的夜幕中，母亲的喊声，先是清亮而高远，继而嘶哑沉闷，往往，到了下半夜，就变成了浓浓的哭腔。如果有星的夜里，那是全村都要屏住呼吸的，没有了狗吠，没有了夜鸟的孤鸣，远处灰暗的山影，似乎是把那喊声软软地弹回来的，最后又软软地融化在众人的沉梦中。
乡下夜的逼仄的空间，就回响着，流动着，飘忽着乡下或老年或年轻的女人的喊魂之声――“回哦！回哦――”音节简单，音调窄长。恍然中，那童稚的魂魄似游丝一般沿着母亲的鼻息被牵回来，又像灯蛾一般飞向了家里那如豆的亮光。
小时候在老家有过三年的童年生活。那时，父母亲正在城里挨整，因为右派言论。五岁那年，一阵热闹的锣鼓在街头响起，便相跟着一群厮闹的半大泥小子涌向街头看热闹，欢天喜地地跟着胡喊叫。正高兴着，猛然发现队伍头里是走着父亲、母亲的，他们的双手被绳子半剪着背向身后，勾着头，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板，那上面写着粗黑的大字，划着红叉，我一子蔫了。文化大革命，童年的我，最深刻的记忆便是游街，它带给我最亲近的人以示众的耻辱。
不久，我便被父亲送回乡下的老家，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在大巴山深处，我忘掉了童年的痛苦，与山为伴，与水为伴，与森林为伴，与朴实的乡下亲戚为伴，它叫我对泥巴产生亲人般的情感。
老家四面环山，进山的路只的一条。它高高地悬挂在半天云里，像空中荡来荡去的绳子。爬上一个窄窄的山口，便看见老家了，而老家就像一个大锅底。无数条小溪流从密密的林子里流出来、浸出来，原始老林把肥沃的腐质土经年累月地积向锅底、锅帮、锅沿，老家的土地真的是可以攥出油来的，庄稼丰收，六畜兴旺，温饱无忧，真是一个小粮仓。谢谢老家的山高林密、路途遥远、野兽出没，谢谢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红色灾难没有来得及光顾老家宁静的山林土地，也谢谢老家那条离县城近百里的羊肠小道，我相信它长满吉祥的咒语，保佑着的老家的安宁，从而不使坏人进入一步。老家离最近的乡政府也有五十多里，整个三年，我记忆中没有一个干部之类的人到过这里，真是谢天谢地！冥冥之中，肯定有一双神奇的大手，罩着阴霾的浸入吧。以后多少年，我都是很信神灵的，我相信那时，在老家那伟大的自然界，有一种我永远也说不清的力量，浸淫了我的灵魂，让我拥有了一处完整无憾的家园，它让我相信了生活，坚守着对民间的一份永远抹不去的亲和。
三年，我拥有着老家方圆十几里的天空、大地、山林、溪流、牛羊，拥有着乡下人热情的怀抱、真实的笑脸，几乎所有的村上人，都是我的亲戚――我这样以为！与我一样的半大小子，我们在水里洗澡，在泥里洗澡――臧克家诗中说：“儿子在泥里洗澡，父亲在泥里流汗，爷爷在泥里安眠……”道尽了朴素的乡下人生，将影响我的一生。我喜欢老家的秋天，山林里各种各样的果子熟了，谷地里、坡地里包谷也熟了，由于有我的缘故，我们一群孩子可以不受大人任何约束，在林子边上找来干柴，架起野火，烧烤新鲜的包谷、黄豆、板栗，吃得一嘴黑圈。冬天也是难忘的。农事歇架了，做大队长的我的叔父是村上最好的猎手，每年冬天他会领头带上十几个壮硕的汉子进山打野猪、打青麂子，每有收获，全村分享，十足的原始共产主义。我喜欢吃青麂子的蹄筋，全村的人都知道。每次收获之夜，玩得迷糊了在火塘边睡着，恍然中一阵浓香将我欢醒――奶奶已经将夜饭做好，火塘边的柴桌上，居中的一盆便是天麻、干竹笋炖蹄筋，青麂的蹄筋，透明中闪出金黄色，在干辣椒的衬托下，透足了人间的温情啊！
“回哦！回哦――”这是我奶奶站在家门口，手搭遮阳儿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那时，我一定是在望得见家门的山坡上野疯。一定也有一只金黄毛色的狗，从山坡上一掠而起，像一支黄色的响箭，射向家门，然后围着我的奶奶撒欢，我的奶奶必定要骂它：狗日的，咋一个人先回呵！那狗呵，通体金黄，只有嘴巴筒子是一截乌黑，它的名字叫“乌嘴”。乌嘴，我老家那些年十几条撵山狗中最好的狗，相当于领导，它是一条公狗，是狗领袖。它政绩出色，经常生擒麂子、兔子，甚至还抓到过会飞的野鸡。它也是儿女成群的，每到冬季出猎之时，各家的狗们欢聚一起，那拼命围着乌嘴摇尾乞怜的，必是乌嘴的相好，狗群里也有成年了的儿狗，对乌嘴有亲近感的，也必是它的儿女呵。
乌嘴死于公元2001年，无疾而终，葬于我的老屋后山坡，有一座小坟。乌嘴死的那年冬天，我回到老家，在它的坟前呆坐了一下午，我的眼前尽是它的不平凡的身影，它正从松林那边一跃而起，金黄色的箭一样射向正在腾空的野鸡，然后是欢快的胜利的叫声。
我的魂丢在山野里了，丢在老家的山涧里了。
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站在高高的崖畔上跳水，下面就是绿茵茵的深潭。小伙伴们一个一个像青麂子一般跃起，然后又像一片大大的叶子飘向潭中，大呼小叫声响彻山涧。我当然是被他们的英雄壮举所感染，也做英雄状地跳下去，感觉没有飘，是坠，是一块笨石头的下坠，最后的记忆是入水前的扑嗵声，水花遮住了天空、森林、人声，然后醒来是晚上了。晕黄的油灯下，我的奶奶惊恐不安的脸庞最先映入我归来的记忆。
“回哦！回哦――”
我奶奶在水涧旁给我喊魂。
我的魂湿漉漉地爬上岸边，天空大地森林房屋人群都在旋转，定格，阳光灿烂，鸟声尖锐，我的魂从额头凹进去的那个小坑里溜出来，扑愣愣地飞进了林子了。
为了我额头上一生的印记，我的小伙伴们每个人挨了一顿饱打，我恨自己无能，很多年为他们内愧不已。
又是一个秋天到了，庄稼一如既往地熟透着。生产队里开大会，老生常谈地安排着秋收的事。场院里烧起一堆大火，社员们围坐在火堆旁，听我大队长叔父讲话。我们的任务当然是在大人丛中疯张，不时有一个小伙伴遭到他娘老子的臭骂。我可以不受任何大人的制约，甚至还可以放肆地推搡某个大人一把，仅仅只是招来一声嗔笑：这娃！生产队里开完会，三星已经升上树梢了，那时，我趴在大队长叔父的宽大的背上，呼呼大睡，叔父浓浓的汗味和烟草味儿充满了我的梦乡。
第二天，一大缕晨光从格子窗射进来，搔痒了我的眼皮，我伸着懒腰醒来，听到屋场外遥遥地传来爷爷苍迈的声音：“回哦！回哦――”我跳下床，冲进灶房，问奶奶：爷在喊个啥？奶奶说：你爷爷在喊庄稼。给庄稼叫魂哩嘛。
我懵了：听说过给人叫魂，没听说过给庄稼叫魂哩！我说：“奶，庄稼也有魂吗？”奶奶笑道：“这娃，咋没魂，跟人一样嘛！”我冲出场院，向晨光中庄稼地黑呼呼的影子冲去，那影子当中，我爷爷站在包谷林里，正梗着脖子喊着――“回哦！回哦――”
这是我老家独特的风俗。
每到秋场时，由德高望重的老人给庄稼喊魂。
疯张了整个春夏的庄稼，你要快快地回到囤子里，秋霜就要下来了，你不能再野了。
这喊魂，其实也是测产。
用老家人的话说，我爷爷是村子里的灵儿。他做了一辈子生产队里的粮食保管，他分粮最公正了，从不用秤，就用那箔箕一铲，说是十斤，必定不错两钱。在那些荒唐而贫穷的岁月里，我的爷爷对生产队里粮食的估产总会千方百计地给老少爷们儿留下足够的口粮，然后才是上缴公购粮。他是全村人的粮囤子。我的爷爷逝世于十年前，无疾而终。
铺天盖地的包谷林遮住了半个天空，它们的剪影缓慢地在晨光中漂动，无数的光线成缕地、成串珠地向我射过来，像音乐一样，弥漫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多少年后，我看电影《红高粱》，那红色光线中的高粱林，让我一下子回想起多年前老家的这个清晨，不禁双眼泪出。
我的爷爷十年忌日时，我回到老家。
世俗无常，一天到晚为有益无益的事奔波，很多年不能回老家了。还是那条百来里弯曲的山路，直通半天云。还是那口锅。寂静的山林似曾相识。黄昏中乡下的炊烟升起在半空中，几声狗叫，提醒我老家到了。
奶奶也于五年前去世，我的退任的大队长叔父老成了我的爷爷样儿，我踏上老屋的台阶时，他正蹲在阶沿上吸旱烟。我叫了声“叔”，他抬起头来，木木地只是一笑：“回来了哩娃。”晚上陪叔父喝了酒，酒是家酿的包谷酒，有些浑，三分酒意中，许多预想中的话题提不起来，夜来听着邻屋叔父如雷的鼾声，我久久地失眠了。
第二天，我去给爷爷奶奶上了坟。坟是合墓，就在老屋后坡上，很向阳。站在坟场上，环视四周，青山下便是旱涝保收的黑油油的土地，正是夏末，应该是庄稼最后冲刺的时候罢，但大片大片的地是空的，一家一户的庄稼并不整齐，七零八落地晾在坡地上，印象中丰收年不是这样。印象中老家的庄稼不是这样的。
叔父叹口气说：“年轻人都走咧，呆不住咧，没人种庄稼咧……”
我问，现在还有人喊庄稼吗？
叔父说：那都是老古经儿了，早没人弄了。
我心里突然很堵，天空随着我下山的脚步有点左右摇晃：我看到我爷爷站在黑呼呼的包谷林里，梗长着脖子喊：“回哦！回哦――”晨光把他老人家的身影融进一堵山样的庄稼的剪影里。
田埂的尽头
我愿意俯下身子，听一位陌生的乡下老人说话。
他是我下乡时很容易遇上的那种老人，一生勤劳，肤色如土，手臂和挽起裤管的大腿，暴起很粗显的青筋，像原始林中大树上缠绕的古藤。
我会问他今年庄稼的长势，家里做了哪些来钱的项目，比如喂了多少猪，多少鸡，一家几口人，有孙子上学吗？这样的时候，天气往往很好，好得你愿意停下来。停下车来，走上窄窄的田埂，走上踏踏实实的乡村的土路，空气芬芳，拂在脸上有丝绸的感觉。那时候，他正在田里或地间劳作，简单而认真地清除杂草，或给禾苗施肥。他会半直起身子，一直看着我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停下手里的活计，等着我的问话。
我当然一看就知道是干部一类的人，高高大大，步态稳重，因此我必须俯下身子，和一个并不认识的老人说话。那条我走过的田埂，就在我和老人脚下。一种渠道，我会掏出香烟，递给老人一支，并为他打上火。照例，老人的手会因为我的敬烟而微微发抖，有一小阵推让。然后，我们吸着烟，开始一些话题。
我喜欢在乡下晴好的天气里，和乡下的老人闲聊。天空的高远、干净，会增加一些良好的气氛。青山和远处在阳光下反光的河水，当然也会首先成为开场的话头。我说：“今年的雨水好，河里的水大。”老人说：“不行了，咋也比不上往年。前些年，河里的鱼可以拿绰箕捞，现在连鱼孙子都难找了。”这样的话题往往很轻松。我知道老人此时的心情和我一样好，我的到来正好可以让他直起身子歇一歇。我会很快从身边的禾苗说起，很老的样子，说这禾苗发黄是有了病了吗？或是肥力不足啊？老人会立即反驳我的见解，坚持禾苗是正常的，因为它们正处在返青期。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希望与老人争论，对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我不希望他一直顺着我的话题走。这样的谈话，在宁静的乡下，会让人心里暖和。
常常地，我习惯于不自觉地预设一些话题，引导他们进入，这样我便可以听到乡下老人真实的反应。我们会说到税费免征后，家里的收入情况，说到退耕还林兑现，说到粮食直补，说到新合作医疗。间或，我也会把话题拐到乡上一个干部，说这人怎么样啊，我听说群众对他有意见嘛。经常地，老人一开始会有兴致地说一说如今的政策好，但渐渐地便对我警惕起来，比如对干部的评价，他会很暧昧地露出笑脸来，并不从正面回答我，问急了，也会说：好着哩好着哩。我知道这是一种应付。以老人的高龄，苍桑的经历，他当然知道在什么时候绕过我预设的话题。时间久了，我知道在乡下，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狡黠而又纯朴的农人，是不会轻易说出对他们父母官的坏话的，除非有了深仇大恨。
谈兴好的时候，我也曾到过一些老人家里小坐。中午的太阳，让人有饥渴感，经常有老人热情地建议去家里喝口茶。他们从田里或地畔上来，有时光着脚，客气地领着我及我的同伴，去往他的家。往往，他们的家并不太远，也许只有一支半支烟的距离。照例，老远就招呼家里的老伴给客人泡茶。我们坐在他们的院坝，阳光很好地照着这一切，像一部老电影中的片段。我们喝着并不精细的乡下老茶，那茶的叶片很大很厚，泡出黑黄的颜色，茶味苦中有清甜。他们也会拿出自己家里留作待客的香烟给我们抽，那种两三块或四五块钱一包的烟，多数是本省产的，或者栗子、瓜籽、核桃。我们的家常就会谈得很深。于是我们知道，老人的儿子、媳妇是到外地打工的，一年回来一次，春节的时候。“前些年农忙时还会回来，这几年，地里东西不值钱了，人也懒回来的了。”很多的老人会这样说。家里只剩下老的、小的，小的在村上的小学读书，这二年，合并了学校，学生大多只能住校了，每星期回来带一回粮菜。我问：“家里吃饭没问题吧？”他们会说：“咋不咋的。就是钱不够用。开销还是多啊，上学的，买籽种化肥的，交合作医疗的，还有人情世故。都要钱。”我说：“儿子媳妇每年挣钱不少吧？”老人便叹一声：“心野了，挣点儿也只够他们用，没好大指望。”
经常穿越乡村的街市，不宽的水泥路或石板路，半新的街，或很旧的街，街两旁的房屋挤挤挨挨，坡面的屋顶多数是青瓦的，有的屋顶上长了青草，街市寂静，只有猫或狗无聊地漫步，见了来人，懒懒地，狗会叫那么几声，缺少激情。如果在街市上停留一会儿，出来打招呼的多数是老人，很不容易见到几个青壮年的面孔，如果有青年妇女，一问也多半是拖家带口的。她们也往往是最有牢骚的一群，埋怨退耕还林这家多了，那家少了；或是学校并远了，哪像往年在家门口就上了学了。又说农资公司的籽种老涨价，还不送货上门，买二斤籽种还要跑上几十里。如果有乡里的干部在场，她们也会质问起今年春上发的核桃苗质量差，栽上就不活嘛。往往，乡里干部一脸的无辜和尴尬。我们当然多数时候不好深究，王顾左右而言它。
往往，这样的谈话很难再继续下去。老人的叹气，女人们对世事的疑惑，我还真给他们说不很清楚。望着山谷间的坝子里那些庄稼，它们依然青葱，好像它们年年就是这样青葱着一样。乡村依然美丽，但耕种这美丽的，只是最后留守着的老人和女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乡村，也许有一天，大片大片曾经让我们喜庆的丰收景象，再也难以看到了。
尽管我经常在回到城里，回到干净的办公室里，怀疑乡下的那些对话，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我还是愿意经常到乡下去，躬下身子，听一个农村老人的说话。他让我满足、虚荣，仿佛承担着什么责任，然后有时在梦中醒来，想起那些场景，心头产生惶恐。在山里，在乡下时间久了，我知道那一张张苍老的面孔背后，其实与我一样，经常有着无限的惶恐，平静的乡村，那些生动的庄稼其实并不精神，那些劳作的人们，他们中间鲜有青壮的身影，原来，我习惯与乡下老人闲聊，只是因为乡下的岁月越来越见老，我注定只能与渐渐远去的农业作无奈的话别。
这是秦岭深处，山林众多而土地稀少，在粮食再也不能满足生活的沉重向往之后，越来越多的乡下年轻人离开了大山，离开了村子，山村沉寂了，那些田埂指向的庄稼在坚守着也许最后的一抹青绿，在田埂的尽头，我的心常常在高远的天空下揪着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