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勒斯坦，还能想起什么? 旷日持久的冲突，失去领土的国家，颠沛流离的人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房屋，向敌人抛掷石块的少年，蓄着胡子或是蒙着面纱的人体炸弹，戎马一生、却在以色列的围困下受辱而死的领袖阿拉法特……这是全球化时代传媒留给世人的一个悲情民族之印象。
达尔维什的诗歌，也向世界诉说了这个民族的不幸。苦难与抗争，但它更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呈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尊严、情感与审美――那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评论家通常把达尔维什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诗人对此也大致认可，但认为几个阶段并无明确分野，而且颇多交叉，前一阶段还往往隐含着后一阶段的种子。
在被占领土度过的青年时期，是诗人创作的第一阶段。诗人亲历了祖国沦陷、无家可归的不幸，也参与了收复故土、追求自由的抗争。他的诗歌(其中不少是在牢狱中写就)，叙述了自己及家人“被从故土连根拔起”的不幸，也表达了坚贞不屈的意志。虽然他的初衷是想表达自己的境遇和感受，但这恰恰也是整个民族的境遇和感受，读者从他的个人叙述中，发现了属于群体的声音，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共鸣。这一阶段，他诗作的基调是悲愤的：“当我的词语／是愤怒／我是锁链的朋友”；但其中也流露出对正义事业的信仰，对抗争必胜的乐观：“当我的词语／是革命／我是地震的朋友”。在广为传颂的名篇《身份证》中，他写道：“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和穷苦的伙伴，在呆石场劳作／我的八个孩子／他们的面包／还有衣服和书本／是我从岩石里凿出／我不会在你的门前乞求施舍，不会在你的门槛前把头低垂”。这一时期的诗风，总体上通俗晓畅，因此，他被冠以“人民诗人”、“爱国诗人”、“抵抗诗人”的称誉。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由于无法忍受被占领土上的屈辱生活，诗人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先后漂泊于莫斯科、开罗、贝鲁特、突尼斯、巴黎等地。客居他乡，频繁出入车站、码头和机场，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无家可归的悲惨，也对个人和祖国的命运有了更为冷峻的思考。他形象地写道：
“我的祖国是一只箱子／可是，没有走廊没有墙壁／我的脚下没有大地／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死去／我的头顶没有天空／我无法捅个窟窿／升入众先知的帐篷。”流亡生涯的艰辛，对故主和祖国的思念，成为诗人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主题。这一阶段他写了多首具有史诗特征的长诗，其中大量运用象征、神话和充满戏剧性的叙事，诗歌意象丰富而独到，还屡屡出现不同人物、不同声音的对话。因此，较之前期诗歌，这一阶段的诗歌在主题、情感和形式上体现了更有深度的复杂性，也有了更多的抒情意味，沉郁、怅惘、深沉，构成这一阶段诗作的基调。在他笔下屡屡出现的，是象征祖国的杏花和茉莉，无花果和橄榄树，柑橘林和葡萄园，是那里的河流与山峦，那里的农夫、战士与妇孺。用诗歌，达尔维什重建了一个失去领土的祖国。
旅居巴黎期间，达尔维什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了解世界文学，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也让他能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并从一个新的高度思考诗歌和人生的意义。他开始思索：自己来自一个个体缺乏自由、群体未获解放、国家没有依托的落后国度，这一背景必定要让自己的创作受到局限和制约吗?还是有可能使之变得更为丰富和深刻?巴勒斯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更是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这块土地承载的光荣与梦想、经历的苦难与争斗，难道不正是人类从远古走向未来的艰辛历程的缩影?这一思考让他的创作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祖国和流亡地，依然是他诗作的重要主题，然而，诗人处理主题的角度和高度有了变化，他在其中贯注了更多人性的、人类的、美学的乃至神秘主义的元素和色彩。他的诗歌不再晓畅通俗，而是呈现出隽永蕴藉、朦胧空灵的特点。为此，有人指责他放弃了“抵抗文学”，普通大众也为他们挚爱的诗人这一转变感到不解。达尔维什为自己作了有力的辩护：
“我承认自己放弃了直接的、意蕴有限的政治诗的写作，但我并未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因为诗人有必要不断提高诗艺，拓宽自己的人性的天际，不能总是重复自己……抵抗者不必总强调自己是在抵抗，正如恋人不必强调自己是在恋爱……巴勒斯坦人不是一种职业或口号，他首先是一个人，他热爱生活，为杏花之美而惊异，为秋天的初雨而动容，他会顺应肉体的自然欲望去做爱，他生儿育女，是为了延续种姓，为了追求生命而非死亡――除非当他觉得生不如死!而这意味着：长期的占领并未抹除我们的人类本性，未能征服我们的语言和情感。因此，捍卫生命的诗歌，乃是一种本质上的抵抗形式。”
从旅居巴黎开始，达尔维什进入了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也是他诗歌成就渐臻完美的时期。他的诗作愈发细腻真挚，沁人心脾，诗中蕴含的音乐，既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需要人动用耳朵和心灵一起倾听、感受。通过达尔维什的诗歌，巴勒斯坦，这个诗人心目中像杏花一样“透明、轻盈、柔弱、细密”的国度，连同她正义的事业，以及那些鲜活真实、饱受苦难却不失尊严的无名者群像，一起走进了世界文学的殿堂，让各国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读者为之动容。
在《他们喜欢我死去》中，敌人与“我”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写白色的诗篇／而大地笼罩着一片黑暗?”
“因为三十泓大海灌注在我的心田。”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达尔维什就是这样书写着“白色的诗篇”。向世界演绎了一个为国家身份而战的民族的全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