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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贵 [提高治疗费看病会更贵吗]

时间:2019-01-2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医生的医疗服务费用比想象中低很多。”一名患者家属向记者出示了给母亲缴纳手术费用的清单,操刀的四位医生以及助手,连同手术室的护士,一共有八人,医疗服务费用只有400元。平均一下,每人每小时手术费用12元,比街头的理发师傅还便宜。这在18000多元的手术总费用中,只占四十五分之一,“显得有些怪异”。
  
  手术费堪比“剃头价”
  几乎不约而同,骨科医生盛锡文(化名)也把手术费比作剃头价。“医生的出诊费已经和理一次头发一个价钱了。但是医生的劳动强度和收入根本就是不相匹配的。”
   盛锡文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大夫,从医三十多年了。盛锡文刚刚从医的时候,医生和所有行业一样,医生看多少病都拿一样的工资。医疗条件虽然不发达,但是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医患纠纷。
   现在盛锡文的挂号费已经以百元计算。可是他做一个普通的脊柱侧弯修复手术,拿到的手术费和挂号费差不多,也就是几百元。一般一个简单的骨科手术要四个人完成,手术费是一千多元,参加手术的医生平均分配收入,盛锡文拿到的则会稍微多一些。
   在盛锡文所在的医院里,一位内科主治医生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
   早上七点半到医院和年轻医生交接班,先把病房里十几个病人的病情问一圈;八点钟正式上班,开始组织查房;十点等教授进行三级查房,说到口干舌燥,也难让他们满意。下午一点半上班,要么出专科门诊,要么有文献汇报。晚上八点钟,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话都顾不上和家人说,就得接着赶晋升的论文,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幸运了。
   医院内,常见的景象是内科大夫们脚步匆匆,像一阵白色的风一样飘过。外科大夫像雕塑一样,在手术室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提高诊疗费看病会更贵吗
   盛锡文认识一位年轻的外科大夫,刚刚独立主刀不久。一次手术,在诊断的时候已经确定患者是阑尾炎,但手术台上却没有找到阑尾,这位医生当时就崩溃了,害怕是误诊。后来在腹腔里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阑尾。原来这位患者的阑尾不是长在正常的位置上。
   “手术台上医生要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常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盛锡文没有抱怨诊疗费低,六十年代生人的他更愿意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医生毕竟不是制度的制订者,而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我是坚决服从的。”
   有一种反对医生诊疗费提高的声音,如果提高医生的诊疗费,看病就会更加昂贵。
   但是盛锡文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台湾,做一个早期胃癌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费用折合成人民币是3万元左右。和大陆胃癌手术的价格几乎相同。但是从手术费用的构成比例看,在大陆,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占5千元,其他是药品器械的费用。而在台湾,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是1万5千元。
  
  倒挂的价格背后
  诊疗费与价格的倒挂早已引发医学界的不满。“二十年前,去医院挂号就是这个价格。”中国医疗改革专家咨委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对记者说,“价格毫无科学设计而言,是发改委规定的,是价格管制。”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对此也多次提出过改革,他说,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和价值完全背离,已经很多年了。二三十年前,殷大奎还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校长时就呼吁过这个问题,他从校长、四川卫生厅厅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步步升迁,就改革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问题,向国家不知道提了多少次建议。“现在有些松动了,专家号能放开一些,最高能到300元。特殊病房的费用可以市场化一些。但是整体上变化不大。你看看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医务人员服务费用这么低的?”
   虽然国家一直把医院向市场上推去,但在医疗服务领域完全是计划经济老一套。刘国恩说,原因在于中国260万医务人员属于事业编制。挂号费用收多少、手术技术费,甚至基本工资多少,他们得听规定。从2006年开始,新一轮医改进程中,作为国务院医改小组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国恩透露与发改委也讨论过医疗服务费用的问题,“但发改委也为难,从解决人民看病贵角度,从社会公益角度,挂号费用还怎么能调高?从顺应民意的角度,应该降低才是。但医院又不是事业单位的待遇,没有大树好乘凉,得自筹经费发展。国家投入不足,医院开支的百分之八九十靠自己“赚”。
   国家关上了诊疗费的大门,同时打开以药养医的大门,为医院“找平衡”。从服务费用上损失的,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高费用找补回来。殷大奎介绍,医院从药品中赚取价格差,过去是西药15%,中药30%。实际上则更高。近期,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示了医院从患者身上收取的利差令人咋舌。一支出厂价格为6毛钱的青霉素注射液,患者在医院却要花费20倍的价格购买。
   而对于基层医院的医生而言,压低诊疗费,抬高药费,还有一个原因。盛锡文说:“药品价格提高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医疗体系链条上的所有人。但是提高了诊疗费,医生会拿着多的钱去感谢政策制订者吗?我想不会吧。超低诊疗费恰好营造了一个利益均沾的大好空间,政策制订者、药品定价者、制药厂、医院、医务人员成了绑在"以药养医"这条绳子上的蚂蚱。”看来要解决以药养医问题,还得从源头治理上着手。(据《新闻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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