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兴起于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内深植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外取法于哈佛大学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成为近代在文化上与激进主义相抗衡的保守主义力量。学衡派的主张与激进变革的时代呼声格格不入，这削弱了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但是，纵观学衡派的发展理念、发展历程及学衡同人的个体命运，它永恒的价值也同样不可被忽视。
关键词: 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价值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是创刊于1922年的《学衡》杂志的宗旨。以践行这一宗旨为己任的学衡同人，以中华传统文化守望者自居，试图从文化发展的承继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伦理规范的异化。
一、反时代主流：文化传统的守望者
学衡派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常与文化激进主义对比而言。确乎，大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期待，小到对文学形式、文学内容、文学功能等方面的认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表现出尖锐的对立，由此引发的双方的摩擦与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国家政治上的巨变、外来工业文明的刺激和外国思潮的引入，加之“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整个民族生死一线的现实，促使知识分子探索从文化上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试图掌握整个社会的文化话语权，用他们所奉行的文化价值规范整个民族的思想发展。所不同的是，激进主义者推崇个性和现实的体验，保守主义者则在对过去的依恋中企图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学衡派是以反对新文学的姿态出现的，学衡同人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来对抗激进主义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崭新的文化观念中寄予了启迪民智的深切理想，试图以一场思想领域开天辟地的变革来带动整个社会的革新，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展开了非理性的批判和谴责，“打到孔家店”等口后的提出即缘于此。然而，全盘西化的主张、对传统完全否定的排山倒海式的攻势则有着不可回避的缺陷。学衡派文人显然无法忍受他们深深信奉的文化面临着崩塌的命运，于是，他们起而反之。《学衡》杂志是他们反抗的阵地，他们刊载旧体诗词，发表言论抨击激进派，否定文学鉴别的“新旧”标准，否定“文学进化论”，还聚首东南大学与北大成对垒之势，形成对激进主义的制衡力量。学衡派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他们的反抗是文化的反抗，道德的反抗，背后是他们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责任与理想。但是，保守主义始终是与时代思潮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如哈耶克所说，“（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者能够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从学衡派的影响来看，它确实是被“拖着前行”的，而且它连“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变化”也没有做到――新文化运动狂飙特近，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胜利。学衡派对激进力量或多或少有着制衡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在新文学的迅速发展中显得如此渺小。但是，学衡派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为文化道统作着悲剧性的守望，体现了时代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更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不可被消灭和抹杀――它已深深融入个体生命的灵魂信仰中。学衡派的文化理想与道德理想尽管注定拥有悲剧性的结局，却在历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二、取法乎上：道德批判的开创者
学衡派所高扬的一面思想旗帜是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事实上，学衡派重要人物吴宓、梅光迪、张歆海、梁实秋等人都是白壁德的学生，他们不仅为老师深厚的知识和高山仰止的德性所折服，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新人文主义与他们所信奉的传统文化价值具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于是将它作为理论武器引入国内，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璧德是当时哈佛大学法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他在本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行为主义蔓延之时，坚守人文主义的道统，以寻求传统对现代的规范和制约，是一个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家。他主张对古典人文主义的继承、发展，反对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以健全的人性作为精神的皈依。
白璧德十分关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立意和取向上皆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并谆谆告诫，“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 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 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 同时必须牢慎, 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其中显然蕴含了他对西方文化发展弊端的深刻反思。他的回归清教传统的道德文化观与学衡同人寻求持中、调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取向不谋而合，因而招揽了一批忠实的信徒。学衡派通过《学衡》杂志引入、介绍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胡先?《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等文章相继发表以传播新人文主义，这一思潮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学衡派利用新人文主义思想开展了大量的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例如梁实秋就在哈佛留学期间以白璧德理论为指导写出了许多批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向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受到新人文主义“欲求永久之实效, 惟有探源立本之一法, 即改善人性, 培植道德是已”思想的影响，学衡派强调道德至上，并坚持文学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及影响，例如胡先?认为“庄重文学”(意即严肃文学) 应有“修养精神、增进人格之能力, 而能为人类上进之助”；吴芳吉认为“文以载道”中的“道”不仅可以指孔孟之道，也可理解为道德。学衡派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道德批判的模式，用学衡之魂吴宓的话来说就是“文学批评乃以哲学之态度及方法研究人生”，作为批评人，应该坚守一种“普遍的、理想的、绝对的、客观的真善美之标准, 不特为文学艺术赏鉴选择之准衡, 抑且为人生道德行事立身之正轨”。学衡派始终奉行了这一文学批评的准则。与这一基本的批判原则相补充，学衡派同时也攻击浪漫派文学批评“自我表现”的倾向，提倡中正，称“表现有适度之限度”。
纵观中国近代文学史，新人文主义代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股势力，与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胡适展开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交锋：前有梅光迪、胡先?、吴宓反对胡适，后有梁实秋清算胡适所代表的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主潮，以及在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性的论争中与鲁迅交战。长期以来，他们背负着“守旧”骂名，但学衡派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保守，相反，他们主张“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他们只是将自身的文化理想寄予文化批评之中，企图拨开浪漫主义、自由主义蔓延带来的对传统的割弃和社会道德的失落。
三、学衡的历史命运：古典主义的殉道者
学衡派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远不能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力量相比，他们的兴盛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在一个激进变革的时代疾呼守护传统文化，同时又缺少政治力量的庇护，注定了陷入孤独与悲怆之境。学衡同人中许多人的悲剧命运让人嗟叹，但这一个个充满了理想的灵魂又是他们留给历史的最宝贵的财富。
早期学衡的三位最重要的人物无一不具有悲剧的结局：学衡之魂吴宓始终坚守在民间，坚守最初的文化理想，却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举步维艰，在文革中反对“批孔”，意欲以身殉道而遭到百般耻辱；梅光迪“少游美国，为当时留学生中之楚翘，年壮气盛，报复甚伟”，是新文学发端时期和革命运动中最有力的反对者，本期大展宏图，却英年病逝，徒留一份悲切；胡先?以一个植物学家的身份坚守人文情怀，一生创作旧体诗词不辍，却在建国后由于批判苏联科学家的物种新见解被指为“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遂被打为右派，于文革中备受折磨，在悲愤中死去。这三位学衡先驱不仅以无畏的勇气对抗时代主流，他们的生命本身便是对他们所信奉的道德理想、文化理想的最好的诠释。
学衡派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中产生了一批“为天地立心，为生命为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大师，在传统文化学术领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王国维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不仅如此，王国维亦是古典主义道统的殉难者。作为前清文化遗老、帝王之师，同时也是承上启下的著名学者，他在北京昆明湖自沉，这在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震荡。他的死亡，是对他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极端的反抗，也是一种完满自由的解脱。对于他的死因，同为学衡中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这样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之死不是在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消亡凭吊，而是在为他们受化至深的文化传统唱一曲慷慨悲壮的历史挽歌，“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学衡》曾经为王国维出了两个纪念专号，所有的学衡同人都在在王国维身上寄托了对中国文化历史性变迁的思考。事实上，王国维的命运就是学衡派的命运。学衡派将生命寄予传统文化，又不得不直面现代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难以割舍，又难能弥合、转换这一复杂关系。他门倡导古典理想，奔走呼号文化道统，却在历史的车轮中被无情碾过。学衡同人的悲剧命运正是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之中，传统理想失落的悲歌。这种价值取向带来的悲剧命运具有一种悲壮的美的力量，学衡已逝，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留于历史。
当然，学衡派在发展过程之中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与其他派别力量相比，他们偏于理论建设而少于实际文学创作，使得他们的主张显得空泛而没有说服力；他们取法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却忽略了中西现实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甚至他们自身的行为与他们的主张也产生了矛盾之处（例如吴宓的浪漫风月为人所诟病）。但是，学衡派努力寻找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虽然在当时的时代思潮下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甚至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被当成与新文化运动对抗的保守主义力量受到批判，但今天看来，他们所坚守的道统，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护，无疑具有前瞻性、必要性。曾经有学人说，学衡派最大的价值在于，如果从对现代文学进程的影响来看，它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正是人文主义的精神所在：它不具备任何功利上的诉求，而是关乎道德、关乎人性、关乎文化、关乎理想、关乎传统。学衡派的永恒价值，理应得到我们珍惜和反思。
参考文献：
[1]沈为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孙尚扬.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邓宇晴，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09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