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果让你向读者介绍诗集，你会如何介绍呢(适逢你的诗集《豪猪的诗篇》出版)?因为，如果读者读的是一本小说的话，还有故事梗概可谈。诗歌读什么呢?语言?还是其他?
李亚伟：如果要向人介绍我的诗集，我会强调这本诗集的自由意义，同时也会强调这是一本好读的书。
我所谓的自由意义，是指不哲学、不文化、不小圈子，仅此而已。说到好读，我们会想，这不是小说，没有故事，好读吗?
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的普通读者只会读故事，真正好的文学在普通读者心里反而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比较专业人士而言，普通读者不麻木，他们更有情感、更有味觉、更加多情善感，也就是说，在我的文学标准里，普通人比专家更敏锐。我的诗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这是我出版这本诗集的基本理由，否则我不会出诗集。我如果只写给自己或某个小圈子，我会向他们朗读，然后随手扔掉。
我常常能碰到一些人能连篇累牍地背我的诗，他们中有记者、司机、官员、商人。在一段时间里，我的诗在一些文学社团和大学生里被传抄，这些都印证了我自己的心思：我在写作时心中是有读者的，而且不是文化小圈子里的读者。记得有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问过我写作时内心有的读者对象是谁?我随口回答：智慧的人、多情的人、英雄好汉和美丽的女人，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得很成功，所以我出诗集(这又是一个理由)，想看看是否对得起上述人士。刚好，知名出版人张小波和花城出版社的朱燕玲酝酿的“九星文库”打算正式亮相，并决定我的诗集作为第一批出版。“九星文库”的主题是“召唤伟大的汉语文学”，目标是“为这个时代遴选最优秀的文本”，首批十本书有九本均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的长篇小说，惟一一本诗集就是我的(豪猪的诗篇)。可见张、朱二位对我的诗歌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我做得很成功。
问：新作{河西走廊抒情)看来肩负了你的很多梦想，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中间有一句“我只活在自己部分命里，我最不明白的是生，我最不明白的是死!”现在读你的诗沉重多了，是否因为思考、年龄、阅历的增多，更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命运?
李亚伟：我的诗集里确实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不是现在啊，从一开始写诗，我的内心就着迷于一些深沉的问题，比如寻找自由、爱情的老家、探索甚至纠缠生与死的密码，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来龙去脉。比如我的阅读范围主要是关于生命和民族方面的东西，具体说就是历史、生物和玄学范围较多，还有一些小民族的考古。尤其近几年，我返回去重新热读以前认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西方的主流思路，哲学、神学、道德、科学和商业正在统一全世界，我在阅读或写作时常想，像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绝对不需要全球化，尤其，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全球化的国家。
问：在年轻一代的诗歌阅读记忆里，(中文系)几乎是你的“护身符”，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你自己如何看待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或者能否说说那些激动的岁月?
李亚伟：关于《中文系)，你说是我的“护身符”，评论家沈奇先生说是我的“铁帽子”，这都对，很准确。这首诗成了我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它使我在20来岁一夜成名，我为我曾经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但我并不认为(中文系)是我的好诗，甚至在我的诗歌标准里，这样的作品不是我喜欢的好诗。我对自己的作品，最喜欢的是那些写醉酒和爱情的。
问：1984年你和万夏等人发起“莽汉主义”诗歌运动，在诗坛产生巨大反响，但是2004年，几乎在懵然间你由“莽汉主义”老将转到了“撒娇诗歌”，为什么会这样?两者在诗学上粗看上去是水火不容的概念，能否谈谈这两个概念和你个人的心路历程?
李亚伟：1984年的初春，在中国，一个叫做“莽汉”的诗歌流派出现了，这帮人热衷于饮酒狂欢和浪迹天涯，浪迹天涯的目的不外乎有三个：一，找远方；二，找酒；三，找爱情。这些都是很快活但很累人的事。1986年，大伙决定歇下来，一致同意解散“莽汉”，分头去活、分头去死、分头去发疯都行。因为除了名利，人人都煞有介事，好像还有离社会很远的梦想。
虽然作为“莽汉”，的诗歌群体解散了，但“莽汉”一词却在我们作者之间被剩下来了，有时像壳有时像核，“莽汉”后来被用做老顽童们相互问的呢称，揶揄时也互称“莽汉”。直到如今，如果你叫谁喝酒，有躲酒的或赖在女人身边不肯走的，你打电话叫他“2莽汉”或“d莽汉”，他准定一溜烟赶来。这说明“莽汉”诗歌对其作者自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关于我和“撒娇诗歌”的关系是这样的：2003年，我和“撒娇”的默默在额尔古纳河边(那儿是中俄边境线)合了一张影，当时看着很有意思，两个曾经的顽童互相认识了多少年此次是第一次见面，两人脸皮厚怪话多，互相激赏之余决定合出诗集。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先生的一篇文章(从莽汉到撒娇)写的其实是当代诗歌的一种现象，但有些人误认为“莽汉”和“撒娇”合并了，其实不是这样，“莽汉”早已解散，默默如今也没把“撒娇”当成一个流派，而是一个活动场所。在默默看来，他喜欢的诗人都可以去“撒娇”玩。
问：今年正好中国新诗发展100年，你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的参与者，对中国新诗百年来的历程有什么感受?
李亚伟：今年是中国新诗发展100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不乏才气且不懈努力的探索者，其实，对新诗而言，这100年整个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古文到白话是第一层难度，从西方诗歌回到汉语诗歌是第二层难度。我认为中国新诗这100年的历程，其主线是西方化。但我更认为中国的诗歌最终要回到中国文化自身来修炼。我们这一代正逢上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这100年来，我国的诗人、作家、政治家和人民在文化、政治方面已经作了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探索，很多问题实际上已很明晰。新的探索者绝对不是继续移植西方文化的诗人，现在张口先锋闭口后现代的艺术家在我眼里绝对不先锋，他只是一个喜欢露脸的普通人。
问：现在一般大众普遍有个疑惑，那就是“在当今的时代，诗歌到底怎么啦”?我知道，其实诗人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感觉诗歌找回了自己的位置，且出现了新的繁荣，可是，这两个层面基本上是隔膜、错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能否借此再“澄清”一下诗歌与读者、诗歌与市场的关系?
李亚伟：我赞同诗歌找回了自己的位置的说法。诗歌曾经很“热”过，但那不是诗歌的真正情况。“大跃进”时诗歌最“热”，但那时恐怕是诗歌和人的关系最扯淡的时候，唐代和宋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诗歌很主流、很“热”，其实是误解，那时诗人和百姓比较起来根本谈不上多。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使得所有读书人都要写诗，诗歌成所有读书人的生存要件，皇帝写诗，所有官员写诗，在官本位的环境里，一个读书人不写诗是基本上做不上官的。所以诗歌很主流，幸好，很多官当得小的写了无数的好诗，很多官当得大的也写了无数的好诗，很多热衷政治的人写了很多好诗，很多漠视政治的人也写了很多好诗，这些诗歌构成了我们诗歌的深厚传统，(当然，近100年的新诗探索也加入了这一传统)，这就是中国诗歌的遗传基因，是中国人的主要文化和情感基因。在特定的时候它会在它的诗人和人民心中激荡，更多的时候，它在内心里，很平静。这就是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如果有人感叹当今诗歌“边缘化”，那他应反省自己诗歌“主流化”的内心基础是什么。
(此篇为李亚伟答《信息日报》记者牧斯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