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星星》来信，叫我写一短文的时候，恰好我有一个机会，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在那本诗集的“后记”里，我写道： 二十年来所写的诗歌，稍稍有些价值，不忍割弃的，大略在此了。剔除的那些诗歌，一些仅仅是练笔，一些则毫无价值。
如果不是我还写了些散文和其他文字的话，这二十年是极其悲惨的。
即就是这些诗歌，如果再压缩的话，也还是可以的。现在的篇幅，是可以减去一半，再减去一半的。
一个人一生能写出多少首约略说得过去的诗歌呢?
我这样说，不是哀伤，也不是矫情，更不是借此作秀。我歆羡那些在很短时间里，就可以将一首诗定稿的人。可我总是做不到。我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一片茫然――即便是运气好的时候，也不过有一两个句子提前跳了起来。我要反复捕捉，才能大致确定我要写些什么。这样也许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会有一些偶然，有一些出人意料，稍稍自恋一些说，近乎天意。我的《写在羊皮书上的祈祷词》《玻璃器皿》都有些这样的意味。
我也会认真阅读别人给我写的评论文字，自我审视一下。
多年前见过一面的燎原说：“人邻是领悟了诗歌内在奥秘并醉心于这一奥秘的写作者。他断然略去一般写作者眼中恒定的自然物象，等待并只捕获那种瞬间一现的诡奇异相，继而以最为简约的文字使之具形。正所谓把闪电还给闪电。”燎原的美意我领受了。但是最为简约的文字，也并非不是我的苦恼。多年的短诗写作，也会形成模式，而放弃了诗歌中可以柔软、蜿蜒、打开的部分。
张玉玲则说：“静默使人邻诗歌的超语言成为可能，使精神自我得以突显。静默的诗歌境界传达了生命的深层意蕴，无言的所指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玄想空间和体验生命别趣的审美愉悦。”但我甚至是为了自我反抗，有意用几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那些锋利、残酷甚至嗜血的文字，以便吸收它们，破坏自己。
唐欣说：“人邻规避开我们周围那些好像更加‘现实’的事情，他也许是在向我们委婉和含蓄地提醒，那些事情并不想它们看上去那么重要。他对那类事务的轻描淡写，甚至是忽略不计，正是为了让我们注意和靠近那些已被我们冷落和忽略很久的另一类事务。”可我似乎更多的只是一个执迷于词语，并试图探究词与物之间关系的人。虽然可以倒过来讲，词语不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对应物吗?
我们能否真正认知现实、当下，能否真正认知时空，能否真正认知我们周围的一切?我并不虚无，但是我得承认，我稍稍有点虚无――这虚无的好处，是我会转而试图寻找一些可以沉淀下来的“分量”，以便充实那些虚无。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也在不断怀疑那些原先我认定的“分量”，去寻找新的“分量”。
感谢《星星》，再次给我一个自我阐释也是自我辩解的机会。
舶岸年辈月驳日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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