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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高考分数线

时间:2017-03-0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79年高考分数线

曾当过近10年陕西省招生办主任的刘玲,最近撰文回忆了1979年高考录取工作中,就分数线的划定原则产生的一些争议,现摘编如下:

全国统一?

1979年4月,当时的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我代表陕西参加了会议。会上高沂副部长讲了话。教育部学生司司长冯铭同志做了1979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及任务的报告。最后他提出,从今年开始,高考结束后,招生工作由教育部统一划定全国录取分数线。当时我一听就愣了一下,怀疑是否自己听差了,就连忙问旁边新疆招办的孙严同志。

冯司长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 老孙讲: 全国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

我当时就说了声: 这怎么行呀?

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着东南发达,西北落后的状况,这也包括文化教育方面。如果全国统一划定分数线录取考生,势必造成东南的考生上大学的比例大大增加,而西北的考生上大学的比例就会大大减少。这样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结构越高,越发达,而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结构越低,越落后。如陕西1979年有101020考生,如果按教育部划分数线去执行,陕西当年录取的新生绝不会超过7000人。我还听说统一录取分数线,部里已内定了,只是在会议上过一下。我越想越揪心:这件事情不行!

下午小组开讨论会,我第一个发言。我说,对冯司长的报告,回去后,一定认真贯彻执行。但就教育部统一全国录取分数线一事,我提出坚决反对。接着,我把陕西前两年(1977、1978年)高考成绩及录取情况,算了一个账。陕西省在全国来讲高考成绩属于中等偏下,如果按全国统一划高考录取分数线录取新生,这样不利于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势必使已有的东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差距继续拉大,落后的永远落后。我讲完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招办同志都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们讲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情况比陕西更惨。

反对意见

当晚,教育部冯司长找我谈话。他说,统一划定高考分数线没有完全定下来,在会上提出,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时高沂副部长也来了。我说:高部长,我们陕西落后,你们这样划分数线,我们省不管是重点院校、一般院校、部属院校(那个时候近二十多所)还是省属院校,大大小小都完不成招生任务。我怎么回去给陕西的人民做交代。我不回去了,就住在北京。说着,我掉下了眼泪。高副部长他们安慰我说,老刘,你先不要着急,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定。

那次参加会议的各省招办负责人,多数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搞这个工作的,到1979年还不满三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工作时间短,大多数提不出多少意见,教育部怎么定,他们就怎么办,绝对服从。有的省还认为部里定了分数线,反而省了他们的事。是教育部规定的录取线,也没有办法,只有认同。只有我和四川省的李升德、湖南省的王素华、广东省的蔡明错、天津市的一位姓高的同志(时间长了名字记不清了)是文革前就参加招生工作的。第二天我就找这几个人交换意见。他们几个所在的省情况要比陕西省好一些,但他们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也不同意这种做法。

留个尾巴

后来,经过多次协商。1979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教育部不统一划分数线了,把权交各省自己去办。每年各省按教育部计划司及省计委给的招生指标和当年考试成绩划录取分数线。一直到今天都是由各省区按自己的录取指标数划线。

虽然自主权有了,最后教育部还给各省招办留了一个尾巴,就是每年招生录取时,各部委在某省因为分数线低完不成任务的,该校可提出把三至五名指标调剂到别的省完成任务。

79年高考分数线

难不难是相对来说的。77年,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学习的环境,79年的时候肯定有人早早复习功课了,估计也不会太简单的说。

79年高考分数线

一、参加高考:

 1979年7月7.8.9日三天是高考的日子,这也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在高考的轰动效应上,当年的关注度与今天应该相差无几。由於当时交大附中是寄宿制学校,所以当高考的第一天,即7日的清晨6:00起床,7:00准时出发;我们的考场是设在大连西路2000号的红卫中学;我们是坐著学校租来的敞篷大卡车,到达的考场;考场外没有警察维持次序、没有家长等候、没有喧闹声。

 进入考场后,全班除参加文科类高考的同学以外,全班同学都在一个教室(当时我班有五十多位同学,参加文科类高考的只有一名),情形如同在学校参加一般的考试,唯一不同的是大家说话时都放低了声调,教室内的监考老师换成了陌生的面孔,然而同学们的兴奋更大於紧张。

 连续三天的考试是异常的平静,没有家长的叮咛,学校的伙食仍是八人一桌,蔬菜如同水煮,荤菜也只有中午有,晚上没有荤菜,是馒头加菜汤;但是大家十分的努力和愉快。高考结束后,即回家等通知。

二、等待成绩:

 在家等待通知的日子,只感到非常的漫长,无聊,焦躁,自我的信心一点点在消失;1979年的全国的大学、中专、技校均采用一份高考试卷,英语卷子是满分100分,成绩只计入10分;对於学习成绩稍差的人来说,没有今天的压力和负担,因为当年的本科生大约像今天的研究生,故考不上也并不丢人;社会、家庭、学校也没有今天如此强烈、重负的责任感、前途感、荣誉感。

 我填写了三份报考志愿书,一份是大学,一份是中专、大专,一份是技校,每个志愿书都可填五个学校;所以对於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没有今天如此繁琐的研究,当年也没有那麼多的学校、那麼多的累计数据参考,所以反而轻松了许多。

 最大的心里因素应该是当年的社会地位、各基层的月收入,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大学生毕业后的月薪是五十多元,一年转正后月薪是七十多元;而当时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国营企业,月薪虽然只有36元(学徒18元)但是津贴、奖金等等名目繁多的科目加在一起,可以是一个大学生的一倍以上;所以考上大学更多的是精神荣誉,当时有一句名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以从家长、到学校、到社会都有一点理不直气不壮。

 终於在预定的时间到学校等到了招生办公室发给学校的成绩单(见图片);当年总分在300分以上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256分以上是全国普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我的总分是326分,兴奋是自然的。

三、录取学校:

 在接到高考分数、及高校录取分数线后,就是新的一轮等待,等待学校录取通知书。当时也是如同现在一样,重点院校是第一批发通知书,然而等了很久也不见录取通知书,以前也没有电话查询,也没有网路查询等等,只有到区招生办公室去打听;在区招生办公室里才知道,由於分数未到填报的志愿学校,所以目前无法录取。

 另外当年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考分在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的,将不可转为一般院校;所以招生办的老师给了我一张学校名单,让我挑选一个学校,看著一张与地图一样大的表格,上面有全国重点大学四十多所,全部是外地院校;我愣住了。最后以商量的口气询问:我能否不到外省去,留在上海上任何一所大学,得到的回答是不行,必须在这四十多所学校里选一个;那我又问,我今年不上大学行吗?回答是:可以,但是你属於不服从分配,二年内不允许再参加高考。

 这就是当年我面临问题,现在学生可能不理解为什麽这样不愿意去外省上学;因为当年去外省上学是必须将户口牵出上海,完成学业是全国统一分配,虽然有就近分配原则,但是到分配那年,能否回上海那是要看运气的。而今天的学生没有了这样的后顾之忧。 

 因为在杨浦区招生办公室的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了我被坐落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专业系 通讯专业录取。并且在1979年9月份与十几位同时被录取的上海籍同学一起乘上了西区的列车.....。(完)

我的高考经历 (2011-06-09 21:41:29)转载▼标签:    

 这几天,高考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不少邻居家有考生,交谈中不禁勾起了我对高考的回忆。那是30 多年前,我先后经历过两次高考。从1977 年恢复高考后,积压了10多年的考生像潮水般地涌入考场,年龄跨度相差10余岁的考生们为了改变命运,奋力拼搏,那时的竞争异常激烈,和今天动辄70%左右的录取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恢复高考带给我美好的希望,但是当时我却没法参加,因为77年,我在湖北宜昌工作,当时调动回京的手续正在办理,这期间不能轻举妄动;另外,我自知基础太差,底气不足。没敢尝试。这样一晃,就耽搁到了79年,这时我已调入北京的国家建委一局,做了一名油漆匠。因为工作条件很艰苦,加上少年时的读书梦尚未破灭,所以迫切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兴许能范进中举呢?就在公司的教育科报了名,那年我25岁,刚好是报名年龄上限,全部的教育经历只有中古友谊的五年半,突然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但光着急没用,好在单位给了15天复习假,临阵磨枪吧。可是千头万绪,从哪下手呢?

 恰巧,我母亲当时在铁二中,任初中数学老师,于是请了几名同事辅导我,还有一位崔老师的男孩子杨小苏与我为伴,他比我小6-7岁,78年高考时已经录取,只是感觉考上的人大二分校(好像在西单附近)不太满意,所以放弃,第二年又雄心勃勃来复考了。当时辅导我的老师有语文潘俊兰(高中年级组长,高考阅卷老师),政治老师史长德(后任铁二中校长),还有地理刘老师等等,我还听过魏莲一校长讲授的作文,这些老师都使我受益菲浅。此外,我的高考伙伴小杨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他有实战经验,而且上过高中,我俩那时结伴复习,经常躺在玉渊潭的草地上,相互提问,相互背诵,有时,偶尔太晚了,我就在他家的沙发上躺会儿,冲点凉水接着学,真有点悬梁刺股的劲头。那段日子,我忙得天昏地暗。终于,迎来了1979年的7月的那三天,我匆匆上阵了。记得刚恢复高考,似乎是各省自行命题,79年是真正意义的全国统考。我是文科考生,忘记满分是多少了,只记得外语按10%计算,历史,地理各自计算成绩。我在7--9号,走进了位于大兴的黄村一中考场,迎接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尽管我发挥的尚可,但是无奈基础太差,发榜了,记得语文,地理80多,历史75左右,政治61分,那时还是100为满分,最后以总分296分落榜,后来听说那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300分,我的高考伙伴小杨考了278分,过后,他不无懊悔地说:“早知如此,不如去年捞个学校凑合上呢。”我以几分之差与高校失之交臂,总结起来,也是必然结果,因为我的数学和外语是0分,因为最简单的勾股定理都不会,英语只是文革时学了三句关于毛主席的祝辞,我只好坐够了半小时交卷走人,少了两门成绩,相当于残疾人和正常人交手,难度可想而之;尽管语文发挥得不错,连很生僻的词都填对了,如:排遣郁闷;湮没无闻;肆虐等等,一篇作文《陈伊玲的故事》写得很有激情,据推算应该接近满分,铁二中的潘老师也是当年阅卷老师,她告诉我,我的语文以84.5分,在全市排名可进入前50名,她的应届生都没人考到这么高。尽管单项风光,却无力回天,只能自我安慰,虽然落榜,可我毕竟搏了一把,虽败犹荣,胸中竟然涌起一丝悲壮。潘老师是总后营房部的军属,和我妈妈关系很好,一直看好我,并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她不知道我当时已经心有所属,是我在湖北时的同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为此。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我就调到武汉去了,我一生中是三进两出北京,这是第二次出京,和69年不同的,这次是自愿离开的。后来我就在湖北娶妻生子,生活过的平凡而幸福。

 我在81你10月,调到了军械部管辖的3303工厂,这就是著名的汉阳兵工厂。那个厂有职工3000余人,风景优美,人杰地灵,设备精良,实力雄厚,这个厂一直是正师级编制。我分在雷达车间当了电器装配工。良好的环境让我乐不思蜀,读书的事就淡忘了。没想到,1982年,又迎来了一次高考机会。这次是全国电大文科第一次统考,年龄放宽到30岁,我正好够线。我们厂连同家属有万余人,设有小学,中学(含高中),师资中既有北师大的老教师,也有武大和华中师范学院的后起之秀,藏龙卧虎不乏高人,学生中也人才济济,照说我经历过高考,心里应该踏实,但是,厂里公布了一项规定:在厂内进行一次筛选考试,只取前50人参加统考。这么一来,我心里有点打鼓,虽然知己,却不知彼,这也是兵家大忌。既然报名,硬着头皮上呗。厂里给了五天时间复习,我尽量放松心情,在82年春节过后,我们近300名考生在俱乐部的大图书室里,进行了角逐。走进考场的考生男士居多,大约占7成,年龄段相差10余岁。我抱着尽力而为的态度,起初发挥的还可以,但是考了20分钟左右,我就有点发毛了,原来,考场上纪律松弛,许多人交头接耳,互相抄袭,我来厂才三个月,两眼一抹黑,谁能关照我呢?只有充分发挥,背水一战了,稳定了情绪后,各门卷子都完成得不错,对于结果,我没抱希望。不料,三天后,车间通知我入选了,考分是288分,不仅未落孙山,反而排名第一。我记得考完后经常有人纳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从哪来的?他们哪里知道,其实,我就是中古友谊小学的一名5年级学生。经过预选,我们厂的50名考生于82年3月20日,走进了位于武昌的阅马场中学参加了全国电大高考,我的成绩292分,在厂里依然名列榜首。事后琢磨,这可能是我当时的真实水平吧,我先后三次考试成绩都比较稳定,不过因为电大不考数学和外语,所以我占了点便宜。后来公布了全国分数线,是140分录取。厂里的50名考生录取了23人。

 满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好事多磨,厂里原本没有料到会考上这么多人,再加上国家规定半脱产,所以厂领导有些后悔了,竟然做出一项决定,只取前三名。把大多数同学拒之门外,这项决定虽然不影响我的去留,但我深深为同学们遗憾,于是参加了同学们的请愿队伍,奔走于厂领导家中,据理力争,表示和同学们共进退:如果不能一同上学,我也就放弃这个机会了,我们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厂领导,陈正增政委,郭金山厂长以及所有的党委成员,一致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做了妥善安排,不少同学们的人生因此而改变。直到今天,同学们仍然对这些老领导都心存感激,虽然老领导大多已驾鹤西行,虽然我们的同学现在多半已身居要津,但是大家依然以各种方式怀念着这些老首长。这些,算是高考中的花絮和小插曲吧。

从77到79 -- 曲折艰辛的高考之路 (2007-05-29 14:11:50)转载▼标签:        

 

 

 从77到79 -- 曲折艰辛的高考之路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网络、报刊上的回忆文章及相关征文活动不由也让

我的思绪回到那难忘的岁月。是啊,我也有幸参加了77年的高考,并且还连续参

加了78年和79年的高考,虽然每次考试成绩合格,但屡遭不公备受挫折,经过痛

苦不懈的奋斗直到最后一次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由此演绎出自己艰辛的高考求

学路。30年斗转星移,谈起当年的高考,此情此景犹如一幅幅褪了色的老照片又

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77年,历经文革的国家百废待兴,关于高校招生,经过了多次争论后终于

在10月确定恢复文化考试,并定在那年的12月举行中断了11年的高考,这一消息

一经公布,顿时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反响。当年我是一名工厂的学徒工,好象是

在这年的10月,去一个同学家里帮忙盖房,无意中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朋友谈论

起了即将恢复的高考,大家除了感叹就是遗憾。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大跃进

年代的前后期,在自然灾害中度过童年,从小学到中学又赶上疯狂的文革岁月,

科学文化知识非常匮乏,多数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此生还能上大学。但高考的

金色“秋风”迅速吹遍全国,我在父母的催促下也迅速投入到复习备考中。那时

可供参考的复习资料奇缺,中学教科书特别是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和复习资料变得

炙手可热,大家各显其能、各展其才抓紧时间突击复习。父亲请来一个他曾教过

的学生辅导我的数理化,这个人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刚调到德州某中学任教,在

他的帮助下我的数理化学习进步很大,加之父亲帮助我整理出政治时事的复习要

点,对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树立了很大的信心,就这样仓促准备了一个多月,12月

某日(具体日期记不太清),我终于走进了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的考场。

77年的高考令人刻骨铭心。那年我在山东德州,考试那天德州刚下过雪,气

温寒冷,空气清新,考点在离家不远的德州三中,我步行前往。校园里悬挂着欢

迎横幅,其中一幅印象最深,那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我走进学校2楼的

考场,落坐到教室倒数第二排的一张桌子前,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将

参加全国的高考了”的呼声不断撞击着自己的心胸。片刻后,我慢慢平静了下来

,环视教室周围,发现参加考试的人中多数年龄都比较大,我所在的考场也没有

坐满,个别贴了序号的考桌直到开考时还空着,估计这些考生可能是在最后时刻

由于种种原因无奈放弃了。在座的考生都用焦虑紧张的眼神注视着讲台上的监考

老师,校园中的高音喇叭催促着参加考试的考生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上午8点,全校安静下来,老师将刚刚拿到的密封考卷迅速拆开发给每一个考

生,那一刻,全国570万考生从老师那里接过试卷,他们不仅开始书写自己的试卷

,也在书写历史,书写自己人生奋斗的希望。我的大脑突然变得异常兴奋,面对

散发墨香的试卷奋笔疾书,全身心的投入到考试中。那一年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题

,在山东共考四门课,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考了两天。记得数学考

试答得还算顺利,到最后一道大题遇到困难,这是一道关于求极值的问题,无奈

仅把解题思路写了一下,未能做完。在我检查试卷时坐在后面的考生直向我求救

,我也大方的将数学试卷摊放在桌面上,但马上就被监考老师发现了,走过来将

我的试卷折上。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写了

些什么。高考那几天我一直处在兴奋状态,夜不能寐,考完一门就盼着考下一门

,感觉高考挺有意思。家里那几天也为我改善了伙食,每顿都炒个鸡蛋。

很快高考就结束了,由于自我感觉良好,期待上学的心情变的非常迫切。遗

憾的是77年的高考没有公布考试成绩,大家都在等待大学的录取消息。当第一批

的大学录取通知发过后没有我,心里就有点不详的预感,等到全部录取结束后,

仍然没有我,此时我的内心疑惑、不解、更是不服,我始终认为,依高考成绩我

肯定超过了当时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为什么会被淘汰?此时家人对我未能被录取

也只能安慰,推测可能没有考好,鼓励我重新复习,参加78年的高考。就这样,

77年的高考、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就在如此莫名其妙中落榜了。

为了迎接78年高考,我将落榜深埋心底,发奋复习。父亲托人在外地买来一

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将书里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又从其他地方借

来文革前的高考数学试题集以及北京某教育学院编的高考复习题集,如饥似渴的

读,拼命的做题。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78年7月,我再一次跨进

了高考的考场。

从78年起高考由全国统一命题,物理、化学分开考,加上政治、语文、数学

共考5门课,这样我又有幸参加了首次恢复高考的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由于77年落

榜的影响,心中总希望一定要考好,使得我的思想负担特别重,致使在物理考试

中发挥失常,幸好其他科目发挥尚可,但仍对自己打击不小,考完后自己如同脱

一层皮,身心疲惫。这次考的虽不太理想,但对达到录取线还是觉得有把握。所

幸的是从78年起高考将公布考生的成绩,这对我来说算是有个安慰,我希望通过

成绩让我、同时也让大家知道我能够达到全国大学录取水平,我完全具备上大学

的资格。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总分超过了山东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其中数学得了77

分,自己总算舒了一口气,但在欣喜之余,内心总还是有些担忧。因为当时文革

遗风仍然很重,特别在小地方,极左思潮还深受影响,公平的高考也被搞得很神

秘,虽然报考基本放开了,但是录取还是采用左倾式政审,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也

需要看他的家庭等社会关系符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联想到在中小学上学

时,就是因为政审时的“家庭问题”,影响我的入队和入团。不久,第一批录取

名单下来了,没有我,第二批录取名单下来了,还是没有我,我的担忧不幸言重

。此时德州招生办推托让去省招办问问,我立刻只身前往济南的省招办申诉此事

。我报出了我的高考成绩,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马上帮我查实,不一会,他回来非

常遗憾的对我说原因是政审不合格,第一、二批没能投档,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件

事他也无能为力,仅感到可惜和遗憾,让我回去等一等,可否在最后的专科招生

中考虑。回到德州我感觉自己上大学的机会完全破灭,精神近乎崩溃。

根据对77、78两届参加高考的人数和最终录取的统计,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

加高考,录取了40.1万多名,录取比例为29:1。当时仅有少数人能进入大学学习

,他们是幸运的。那时还有更少数的人,他们高考成绩合格,却因为所谓的政审

等人为因素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这些更少数的人在国家改革曙光初照的时候

却仍然背负了历史的不幸,我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遭受如此巨大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重创,可能从此毁灭了这些人的美好前程。

我也曾对未来彻底失望过,但回到现实社会中,我还要坚强的生活下去。工厂的

师傅们对我理解和宽慰也感动着我,其中一位检查科的师傅极力向厂领导推荐,

准备把我从生产车间调到检查科工作。但是大学梦依然萦绕在我的心头,大概受

高尔基《我的大学》影响,我感觉只能像高尔基那样上那所社会大学,甚至还想

过是不是也像高尔基那样去闯荡江湖。当时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讲述数字的书,

我边看边收集资料,准备仿照此书也写一本介绍人类记录数字历史的科普书,并

且开始动手写起来。父母此时开导我,劝我不要放弃。但问题是即便再次参加高

考,力争考过录取分数线,我能被大学录取吗?父母虽然无法去帮助解决那个年

代所谓的政审问题,但一再给我讲,国家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深入,以后政审

不应该再是个问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犹豫,最终我还是下定了决心,再次

冲击79年的高考。我婉言谢绝了去厂检查科的工作,为了保证在工厂正常工作、

不缺勤(因为厂里不允许请长假),我只好同班组领导商量长期上大夜班,即从

晚上11点上到次日早晨7点,上这种班虽然苦些,但这样即可以让我避免请假,又

可以不耽误我在学校晚上的补习课。每天上夜班时,我都抓紧工作,休息时抽空

睡会儿觉,白天回到家里坚持复习。就这样,炼狱般的熬过了数月,再一次迎来

了我的第三次高考 -- 79年的高考。

79年的高考我在德州四中进行的,这里曾是我上小学的地方,在我小学毕业

后升格为中学,时隔7年又回到这所熟悉的学校,我也从一个思想单纯的小学生变

成一个倍受高考折磨的青年,这一切不禁让我感慨万分。但当我再次踏进学校,

再次踏进教室,再次踏进考场,这两年高考中的挫折和煎熬被迅速抛到了九霄云

外,似乎上天对我的不幸都起了怜悯之心,让我坦然地面对各门考试,静心的去

解答各道考题。语文是我最薄弱的课目,特别是作文,79年的作文题是根据何为

的《第二次考试》改写成周伊玲的故事,作品中教授细致入微的关心他的考生深

深感染了我,所以觉得在改写中发挥了最好水平。但是在化学考试中我被彻底打

蒙了,复习时的内容和考题真可谓十三不靠,最后狼狈不堪的交了试卷。79年的

高考又增加了英语考试,当我拿到试卷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认识的单词,两眼一抹

黑的瞎蒙了几个选题,基本上是交了白卷,好在那年高考总分中不包括英语的成

绩。三天的考试很快又结束了,我再次怀着矛盾的心情等待着公布成绩,盼望着

苍天开眼,能够在录取时不再被歧视。

不久我的成绩下来了,总分又一次超过了大学录取线。这次报考志愿时,我

的思想矛盾重重,最后权衡利弊选择了合肥工业大学的电子师资班,一则自己希

望学理工,再则还是担心“政审”,希望报个师资班降低“政审”的要求,因为

那个年代对报考教师的政审要求最低。报完志愿后,自己还在为能否被录取而忧

心忡忡。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第一批录取发榜日期越来越近,记不清在哪一天的

班上,突然有位同事高兴的告诉我被第一批录取了。德州市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

录取的学生名单就贴在市教育局门口,利用中午休息我也跑到市教育局去看,红

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录取院校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合肥工业大学。我终于考进了

大学,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说实在的,得知被录取后我没有特别激动,而是

平静的接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迟到的喜讯,此时的我,对白白耽误了两年宝贵的

青春时光感到悲愤和痛心,也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感到幸运和安慰。在我被

录取后,有些知道当年高考录取内情的人也透露了前两次我就是因为所谓的政审

影响未能被录取,特别是在77年我的考分在德州市排名还不低,79年的政审工作

清除了左倾的影响,这样我才获得上学的机会。

我的高考经历一波三折,结局还算比较圆满。从中也反映了当年国家思想解

放的进程,从77年开始,逐步摆脱文革遗风及极左思想的影响,走向改革开放,

只不过在小地方这一进程的滞后,让我付出三次高考的代价。30年弹指一挥间,

但是高考的挫折已成为我的精神财富。回想当年,没有辅导过我的老师们的教育

鼓励,没有我所在工厂师傅们的理解支持,实现我的大学梦也是难以想象的,借

此机会衷心的感谢他们。这就是我在那个值得历史铭记年代的高考经历,在纪念

恢复高考30年之际,写出来同大家一起分享。

永远的痛,我所经历的1978高考

 (2012-06-02 19: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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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来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触及我曾经的心灵创伤,勾引我回想起34年前所经历的——1978年高考往事。下面重发原创于1979年的自传体式小说《曾经忧伤、绝望的人生路》第四章《严酷现实》。

曾经忧伤、绝望的人生路

(自传体式小说)

第四章 严酷现实

 

(故事时间:1978年7月20日)

窗外,正下着倾盆大雨。排排雷声滚滚而来,打破宁静夜间;道道闪电腾空而起,划亮漆黑天空。暴风雨终于来了!

我躺在床上,还在留恋、回味和追忆刚才梦中的幻影,环顾四周。我觉得此时的环境和刚才梦中的情景太融洽了。“哦,我明白了,这就是物理学上所说的条件反射。”我惊奇地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喃喃自语。

梦中的一切,不就是我平常日夜憧憬、思想的一切吗!

这滴达滴达的雨声,原来就是梦中所听到的鞭炮声;这霹雳的沉雷,不就是梦中隆隆的礼炮;这呼啸的狂风,不就是梦中哗啦啦飘的彩旗;梦中满园的鲜花难道不正是象征着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吗!天气还是十分闷热,怪不得刚才在梦中是这样的炽热和兴奋,忱头还湿了一角,这就是梦中所流的热泪啊!

我越回味越觉感慨,再正视现实,真是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凄然泪下。

真的:“梦想会使现实更觉难受。”它又触及我心灵的创伤,又牵起我的忧伤。它正像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在 基度山恩仇记 这部小说里所说的那样:“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样的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决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永远一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淋的留在心头。”

这也是一种条件反射啊!

我看了看表,已经五点半了,便吃力地爬起来准备复习。

按理: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清晨应该是一个人神志最清醒,精力最旺盛,精神最焕发的时候,可是我起床后,却感到不舒服,头重脚轻,脑袋昏沉沉的,根本就无法看书。我自己心知肚明,这全是由于昨晚失眠惹的祸。

母亲给我冲了一杯牛奶。

父亲见我这付模样就给我出了一个馊主意,让我去洗个冷水澡,清醒清醒。

我打开花洒,直往头上和身上淋。

本来七月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可是我洗完澡后却冷得直打哆嗦,嘴唇发紫,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我虚弱的身体,终于积劳成疾,超过了负荷,在临界点上如火山爆发,彻底崩溃、支持不住了。

我筋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头痛欲炸,浑身疲软。偏不凑巧,月经也提前来了。

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早餐硬咽下肚子但又呕吐了出来。

雨,还在一个劲的下;风,还在一个劲的吹。

在父亲的撑扶下,我迈动着不胜沉重的双腿,拖着沉甸甸疲惫不堪的躯体,步履蹒跚困难地向考场走去。

我真恨自己太不争气了,早不病,晚不病,却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刻、在这关系命运的节骨眼上病倒了。

在考场上,果然使人哭笑不得,起到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真是辛辣的讽刺。

我发高烧,冷汗淋漓,湿透了全身,阵阵恶心直往上涌,头眩眼花。

上午还差半个小时就要交卷了,我的作文也快要结尾了,突然我眼前一黑,昏倒在考场上。

医护人员用担架把我抬到临时救护站。经过简单的处理又用救护车把我转送到医院。

一直在考场外焦急等候我的父母也陪我到医院。

在医院,医护人员给我打吊针。

医生建议我的父母为我的身体着想,不要让我参加余下的考试。

下午2时,我稍微清醒过来,我让父母送我回考场。起初,父母坚决不同意。我哭着对父母说:“我要考试,我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战士战死沙场,我就是考死在考场也心中无怨无悔。一定要答应我。”

到底是知女莫如父。

父亲见我这么坚决,他也明白我从小就十分倔犟,就做我母亲的工作,说:“让小宁考吧,成全她的心愿。这一年多来她夜以继日地忘我复习,不就是为了高考嘛。要不,她会埋怨我们一辈子的。”

后来父亲找熟人用车送我回考场。

我回到考场,监考老师及一些不认识的考生都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投来一片既惊异又钦佩的目光。

邻桌的一个考生还给我打气:“坚持就是胜利。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咬紧牙根,以最大的毅力顽强坚持着,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完每一条考题。

但是,遗憾痛心的是:往日背得滚瓜烂熟的公式、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了;平时得心应手的笔杆,也不听使唤了;所写的内容与我往常的风格,也面目全非;字里行间,话不成章,问非所答,丢三撇四,牛头不对马嘴。

我未能发挥应有的水平。

三天的考试,一年一度唯一的一次考试和机会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张高考成绩通知书,总分:298分,差2分就入录取分数线。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不能自持,五内如焚,那心仿佛片片的粉碎,刀绞般的难受。“天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才差2分?!”

假如是差几十分的话,我还不致于这样的悲痛欲绝。我觉得命运在露出狰狞可恶的面目,在戏谑、捉弄我这个可怜的弱女子。

一时,天旋地转,眼前一片黑暗。

我不提别的,参加过1978年高考的朋友们是否还记得数学的那一科考试吗?在那次试卷中,有一道几何证明题,我已经得出了两项证明条件,只要把试题已给的另一个条件列出来就可以多拿12分,可我却让病魔缠身而白白丢掉这不应该丢失、也没有理由丢失的宝贵12分。要是我不在考场上昏倒,完成那篇作文的结尾,我也就不止多拿2分。假如,......。但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假如,只有事实和结果。

完了,一切都完了!

一年来夜以继日、坚持不懈、呕心沥血的一切努力白费了,而付诸东流,毁于一旦;我的计划连同我的理想、愿望也化为泡影,彻底破灭了,只感到四大皆空、万念俱灰;我的身体和意志也彻底崩溃了。

我对不起疼我、关心我、对我寄于莫大希望的父母。对不起那些支持我、鼓励我参加高考的热心人。我害怕见到刘书记那不怀好意的白眼,害怕听到他那幸灾乐祸的窃笑。

为了参加高考,我招工回城时1.5的视力,降至了0.3。在原本皎好的脸庞上平添累赘——多了一付眼镜,变成一个四眼丑小鸭。这是高考给我的唯一收获。 

苍昊啊,你为何这样的无情麻木?你是否瞎了眼吗?

命运啊,你又为何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冷酷无情?

父母在一旁安慰我:“别哭,别伤心了,都已经过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考出这样的水平和成绩就很不简单了,你仅仅才差2分,这就足以证明你完完全全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中生。你明年再考,再接再厉......”

说着,说着,妈也忍不住地哭了。

数天之后,在悲伤无奈中,我感慨地写下了两首顺口溜,借以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

一首为:

光阴似流水,过去不返回。

往事常徘徊,朦胧如梦睡。

壮志若酒醉,在世感惭愧。

命运何时转? 前程寄祥瑞。

另一首为:

愁愁愁何日不再愁?悠悠悠几时才能悠?

凡尘人世多少愁, 蓬莱仙境方有悠。

岁月无情不饶人啊!我已经二十多岁,青春如同过眼云烟,一去不返。我必须适应那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明白,在我的学生时代,由于那个人所共知的“文革”影响,学业被严重耽误和荒费,在主要全凭死记硬背的高考模式面前,我竞争不过那些应届的毕业生。

我终于偃旗息鼓,知趣地放弃了与后来人的竞争。

唉,看来我还要继续干那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无奈的格格不入的工作。

这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不能自由选择职业?!

还是脚踏实地的面对现实,劳心劳力,听其命运的摆布吧!

谁叫我生不逢辰!

人生的成或败,得与失,是否皆因时、命、运?

人算不如天算。

在大自然、在命运面前,人是多么可怜和渺小。

怪哉啊,从那以后,我居然吝啬得连一滴眼泪也再没有掉落,嘴角总是露出一丝惨然的傻笑。

悲乎哀哉也!

这是一曲人生的哀歌;这是一幕人间的悲剧。

1979:高考让梁家从此“换了门庭” 时间: 2008-11-27 10:52:13 来源: 燕赵晚报

 

■新闻连续剧 第二集 主要出场人物:梁志斌 主要场景:恢复高考,家庭会议,上学去,“跃龙门”……

□本报记者 张瑞谦 孙会芳 路其强 /文 本报记者 闫志国 /图

(1)大喇叭·恢复高考

1979年,梁家出了件大喜事,梁家二子梁志斌考上了中专。

作为留营公社张营大队1979年考上的唯一一名大中专学生,梁志斌的表现让梁家人兴奋不已。在那个时候,能考上中专就意味着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再土里刨食,而转身成为令人羡慕的“公家人”。

若干年之后,已成为一公司老板的梁志斌,在谈起1979年“中榜”这件事时,依然激动万分。“那一刻,改变了我的命运!”为了那一刻,梁志斌曾苦读了三年。

1976年底,高中毕业的梁志斌回到张营大队第六生产队从事劳动,成为一名拖拉机手。1977年10月份的一天,拖拉机手梁志斌一边听着大队广播,一边在院子里铡玉米秸。突然,大喇叭里传出的一条消息,让梁志斌呆在了那里,甚至忘了放下手上的铡刀!

高考改变了梁志斌的命运。

“国家要恢复高考了!”这个确凿的消息让梁志斌兴奋不已。原本紧闭的大门突然打开,熄灭的火花重新点燃。当时的情景,梁志斌至今仍难以忘怀。“那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整整一个下午,充满着激动与兴奋的梁志斌心里都在琢磨这件事。

在当天傍晚吃饭的时候,梁家一家八口专门在饭桌上开了个“家庭会议”,梁喜文也很高兴,同意梁志斌参加高考。“为什么不去呢?这在当时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希望!”梁志斌说。

没过两天,大队也专门开了会。平日里从来不去开会的梁志斌,这次早早就带着板凳听会去了。大会上,大队长拿着省革委会的红头文件,告诉蜂拥而来的人们,今年省里有多少录取指标。第二天,梁志斌就找到了生产队长,说明情况,然后回家复习准备高考。

1977年底,仓促应考的梁志斌落榜;1978年7月,再次应考,梁志斌再次落榜。在经过了两次失利之后,1979年7月,梁志斌考入衡水农业机械化学校,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上学去·“跃龙门”

“了不得,梁家的老二端上"铁饭碗’,吃上"扒皮粮’了!”对于梁志斌的“中榜”,村里的乡亲无不羡慕不已。那一年,梁家一夜之间成了全村的焦点。

一位本家叔叔听到消息后,还专门来到梁家,亲手送给梁志斌四本塑料皮的笔记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四个笔记本得花四五块钱,一个壮劳力干七八天(才能挣够)!”当时一幕,梁志斌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人考上学,那在十里八乡都是天大的新闻。”梁志斌的大哥梁英芳说。

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跃龙门”的高考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学历,更是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命运。在那个城乡界限分明、难于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年代,高考这座“桥”,给了无数人改写命运的机会。

而在此之前,农村子弟要想走出土地,只有通过参军或是保送。由于梁家在村里是“黑四类”家庭,这两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因此梁志斌在1979年的“中榜”,终于让梁家人看到了“改换门庭”的希望!

梁志斌的“中榜”极大地鼓舞了梁家的兄弟姐妹。1979年,梁家三子梁重阳也考上了振头附近的10中,成为这一年全村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1980年,梁家的二姑娘梁翠霞考上了石家庄市二中;同年,务农多年的梁家长子梁英芳也重返高中学习,虽然最终没能考入大学,但21年后,在首届村委会主任直选中,拥有高中学历的梁英芳顺利当选。

“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上高中考大学,才能走出土地、一展抱负!”在梁志斌的激励下,梁家兄弟姐妹个个发奋学习,并在数年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跃过“龙门”,考上了大中专院校。

(3)一张书桌·留学海外

梁家大女儿梁俊英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曾按老师要求,让父亲帮她写个大写的“十”字。但梁喜文手握铅笔,硬是不知“拾”字怎么写。小俊英为此哭了一个晚上。

没有文化,就像一把刀子,深深地扎在梁喜文的心上。“只要能考得上,砸锅卖铁也要上学!”梁喜文曾说下这样的狠话。而今,梁家二子考上了中专,终于让这根耻辱柱轰然倒下。

现在的梁英芳家里,还放着一张看不到原色的木桌。就是这张毫不起眼的木桌,曾送走了梁家四位大中专学生。以前,梁家南墙边还放着一个书架。这书架还是当年梁英芳用纤维板亲手做的。书架有1米8高,共6层。当年,梁家孩子们各种各样的书本都是放在这上面的。

据梁英芳回忆,当时书架上有一套14本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梁喜文花了全家半年的口粮钱,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从这套书,就可看出梁家对子女学习的投入不计成本,看得出梁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但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好政策,你学习再好,再重视学习又能怎样呢?”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梁志斌感触最深,“感谢邓小平。”

有一件事梁志斌仍然记得,在他上中专的时候,一次全校师生在学校礼堂看节目。被保送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与梁志斌他们班学生坐到了一起,工农兵大学生们高喊:“幸福不忘毛主席”,梁志斌他们则喊道:“上学不忘邓小平”。

现在,梁家兄妹中,除了大姐梁俊英、大哥梁英芳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考上大中专院校外,其余兄妹四人均受到了高等教育。而梁家的第三代,达到高考年龄的孩子也全部考上了大学,有的甚至走出了国门,远涉大洋彼岸留学。

【报中读史】

红红火火建设忙

□本报记者 崔虹 袁媛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翻阅1979年的报纸,记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首《春天的故事》。在这一年的石家庄日报上,与前几年有所不同,“运动”之类的词已难见到,而“生产建设”、“现代化建设”等字眼儿经常会跃入你的视线。这些,不仅是实现《春天的故事》中所描绘的强国的基础,也正好符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在当时,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跟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各个领域,石家庄都掀起了红红火火的生产和创新高潮。

1979年,华北制药厂采用世界先进技术,高速发展抗菌素生产;棉纺一厂生产的“碧桃”牌富棉细纺畅销国际市场;和平医院的甲型肝炎病原研究成果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东马路小学首次开设了英语课。同样是1979年,梁家二小子梁志斌考上中专,这也是梁家出的第一位大中专生。虽然高考已经恢复两年,然而,从那年开始,步入大学殿堂的人才真正多了起来。

1979年,省会在生产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些离不开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人们。而吴淑珍、王振科等不同行业的模范人物,更是大家争相学习的楷模。吴淑珍是棉纺三厂布机挡车工,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市劳动模范。从1977年到1979年10月,她多产棉布57万多米,并创出了66个万米无次布的好成绩;作为市劳动模范,井陉二矿一区采煤工王振科,从1976年10月到1979年8月,除完成正常生产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贡献工时5600多个,多采煤2800多吨,价值6万余元……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当年上半年,石家庄市财政收入累计完成3.0955亿元,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大事记

2月14日 中共石家庄市委召开落实政策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9月13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11月14日 华北制药厂生产的丙酮、丁醇在全国溶剂行业质量评比总结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质量第一名。

【学者视角】

可口可乐真可乐

●赵新月

1979年1月1日,大陆停止了对金门等岛屿持续20年的炮击。新年的钟声敲响时,隆隆的炮声隐遁了,见证了双方军事对峙的海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似乎也在残余的火药味里思索着大陆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某个同事或邻居的台湾亲戚从海外归来,一种莫名的惆怅与欢欣交集成长长的叹息。特别是廖承志致蒋经国的那封公开信,文采斐然,温润感人,开头一声“经国吾弟”的深切呼唤,穿透了海天之遥的冰云冷翳。

30年改革开放,两岸百姓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标志了意识形态对峙局面的终结。当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0年代发表《文明的冲突》一书、宣布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熟不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超越了意识形态,沿着人类与人性发展的自然逻辑迈出了崭新的步伐,这是改革开放真正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关节点之一。

这种历史性的进步一旦展开,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件事情、某一个领域。正像一个人的觉悟,会使他在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放射出一种信念之光。新的意识一旦确立,所有的价值都需要重估,所有该做不该做的事情都需要再审。这一年,邓小平登上了访美的航班,这是自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个整天萦绕在耳际的“美帝国主义”,之后,万里肯定农村“大包干”,国家决定设立深圳、珠海特区,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在新疆诞生……

最有意思,也是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一件事情在1979年年底发生了: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发往北京!

可口可乐是什么?今天我们只知道它是美国的饮料。可是在1979年,它几乎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上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中国大陆人,多是先从电影里知道可口可乐的。其实,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在上海设立了工厂,解放以后被打扫出境,半个多世纪以后,公司又想在上海开办工厂,但遭到上海市民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今天,当人们喝着可口可乐再重温这些激愤的语言时,不知道会做何感想。当时有个中国外交官从友谊商店里买来可口可乐招待朋友时,客人们眼睛都直了,想不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原来竟是如此撩人。食色性也,谁敢不信!

这之后,西风东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饮料、食品、餐馆,陆续登临中国大陆,今天,没有谁再去分辨它们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生活方式了。

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说白了,首先就是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玩好的。30年改革开放,让仇敌一样的亲人泯去恩仇,让冷战的双方隔着海洋握手,让一瓶可口可乐还原成饮料,这期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好在,一切都在朝着人性复归,而每一点小小的复归,都让我们欣喜异常,都让我们觉得改革真好,活着真好!

■“精英”之路(二)

男儿初次出乡关

●江枫

是年,考生已分往届、应届,班级区别快班、慢班。翟志海有幸进入快班,好年华必当消磨书本。心中虽有弘志,身上却无压力。瞒天过海,电视机房常为客,偷观《看不见的战线》;插科打诨,老师面前恶作剧,高喊“马尾巴的功能”。所赖天公开眼,没有名落孙山;意欲来年复读,定能桂折蟾宫。亲友解劝,老师诱导,走出山区就是胜利,考入技校也不枉然。一纸高考通知书,来自洛阳铁路技校;一份定向委培单,出于省会车辆工厂。父亲送儿子上学,心意拳拳;儿子向父亲挥手,泪水涔涔。第一次来到省会,觉天高地迥;第一次走出矿区,想苦尽甘来。父母叮嘱,谆谆教导萦回耳畔;亲友鼓励,殷殷期盼响穷天边。往日不可追,前程似可卜。回望来路,太行苍苍掩映故园;远眺迷津,洛水迢迢环绕梦乡。

■征文·“我的1979年”

我那遥远的文学讲习班

●常少杰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爱人的哥哥那年27岁,但经过刻苦努力,考上了师范大学,从此由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了知识分子!后来当上老师,用知识的阳光抚育求知若渴的学子。他感言:是知识改变了命运!

我的同学蔡文祥,是我们那一届人的骄傲。我们上中学时,不上课、交白卷是所谓的英雄,蔡文祥不信那个邪。我们常常看见他在学工的车间、学农的地头复习功课,后来人家终于有所成就!同学聚会时感言:真理永远站在知识的一方!

大哥蔡文祥深怀着一种信念,实现了理想。而我,却早早将书包里装上了饭盒,汇入上班族的自行车潮流中!1979年前后,我的身体里好像有几个文学细胞,它们闹得我不得不又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不写,憋得慌,想写,可墨水太少!就在这时,在当年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市总工会开办“文学讲习班”,我马上报名参加,如鱼得水!当年日记感言:文学知识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离那遥远的文学讲习班,近30年了,至今让我想起它,都有一种亲切感!忘不了各位老师的辛勤管理和耐心辅导,忘不了同学会成立的六月诗社,忘不了处女作发表时的兴奋劲儿……马老师在讲习班教室里钉了一个大本本,上面专贴学生们发表的作品。那时,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常和我们说:我离休后又受聘工会的文学讲习班做管理,和你们这些准文学青年在一起,我仿佛年轻了几十岁。今天的付出,将来的收获,我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奋斗、分享,好好感谢知识吧!我把马老师的这句感言永远铭记在心!

那文学讲习班,在当年的石家庄,其影响和知名度不亚于一所名校,它后来真的演变成一所大学了,就是现在的石家庄职工大学。我们当年在讲习班充电的学员,涌现出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在石家庄文化和其他领域贡献极大。只叹我由于身体原因曾中断写稿!

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向二十一世纪,知识的力量起着决定的作用。所以,我还要奋起直追,现在我也学会用电脑写文章发邮件啦!我常鼓励上大学的儿子准备考研,一定要好好掌握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因为,他们肩负着更伟大神圣的使命!

回忆1979年参加高考 

2009-07-07 12:21:00| 分类: |举报|字号 

 

生的一次大考:

考试参加多了,特别是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高中快班,考试就没断过。但高考对当时的考生是十分重要的。7月的7、8、9三天炎热难耐,只是到9日下午考英语的时候天下起了雨。

我们考试的地点在明光中学,其实考场在我们的中学和家的中间,多数人都是骑车去参加考试。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家长去送考生,但高中每科的老师都去的考点,把学生送进考场,在校门外等学生考完。

高考影响着人生轨迹

当时的高考对人的影响比今天大很多,那时候还有插队,要是考不上,就要去西山林场去上山种树,当时已经报名了,体检也过了,考不上大学那就打上行李去林场了。当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去东北了,三姐留在城里工作。按政策我是不能留在城里工作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时兴接班,就是父母提前退休你去父母单位去上班,高考前正好有机会可以接父亲的班,同时姐姐也从东北兵团回来了也没工作。接班的事从家里来说肯定是男孩优先,看的出来父母对我能否考上是没有什么信心的。要是不能考上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打击。要摆脱这一切就只有考上大学一条路,其实也只有苦读书了。

十二年的中小学书都放到一年多的时间读了

我们是文革后恢复上学的第一批,大点的上二年级小的上一年级,我们就是从一年级上的,上六年级的时候遇到改革小学变5年制了,两年一起上初一了,中学上三年,高中上两年。那不才十一年吗?难不成还留学一年。其实在这中间,从冬天毕业改夏天高考又增加了半年。上学时间长肯定学的多基础扎实了。呵呵,那时代,上学是不读书的。文革时期也就是读语录老三篇什么的,我们这批后来有出了“黄帅反师道尊严”书又不读了,中学是学工、学农又学军。白卷英雄成了社会的主流。只是恢复高考才中学开始分快慢班,学习强度大大提高。

我们遇到了最好的中学老师

我们的中学不是什么重点,只是一般的学校,但当时聚集了一批十分好的老师,也不收钱,但加班加点的辅导我们这帮学生。现在想想老师很多做法对于这帮孩子还是满残酷的,但为我们短时间内提高,超越其他学校。付出了大量心血,没有他们只凭我们的付出是不可能在那些年,学校取得和重点校有一拼的成绩。

高考有些幸运的成份

78年高考试题出的很容易,记得当时化学考试,我们中学得满分的有20名,79年考试出的题就十分的难了,记得从考场出来化学老师问我考的如何我保守的回答60分以上,老师说那就不错的成绩。是呀,对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对于偏科的我有一定难度的数理化考试,总体上说这次考试占了些便宜。

准备高考的一年多时间,每天起早贪黑的读书,做过的“篇子”无数。不仅是知识水平的提高,同时磨练意志和吃苦精神,这对于整个人生都是受益的。

 

 

 

 

 

 

全国1977-2008高考录取人数

 

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约4.8%。

附:1977年高考录取通知书一份。

入学须知

  在全国人民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经过统一招生,你被录取到我校学习,我们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表示热烈欢迎!

  凡我校录取的学生,毕业后都要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学生来校途中,应提高革命警惕。

  新生报到时,必须带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及商品供应关系,必须每人一张,要注明原地区停止供应时间,从三月份开始由学校供应。

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新生当年秋入学。

 

1979年,全国高考首次统一在7月7—9日三天进行,共有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8.4万人,录取率为6.1%。

 

1980年,预选制后,大约只有4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报考本科院校的考生外语成绩按30%计入总分。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不张贴公布。取消考生查阅试卷的规定。当年高考共有333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一些省、市、自治区扩大招收自费走读生7000多人。

 

1981年,理工农医类加考生物,按30%计入总分。当年高考共有259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

 

1982年,高考共有187万人报考,共录取32万人。

 

1983年,全国统考时间调整为7月15—17日。当年高考共有167万人报考,共录取39万人。

 

1984年,全国统一考试时间恢复为7月7—9日。当年高考共有164万人报考,共录取48万人。

 

1985年,共有176万人报考,共录取62万人。

 

1986年,共有191万人报考,共录取57万人。

 

1987年全国高考共有228万人报考,共录取62万人

 

1988年,高考共有272万人报考,共录取67万人。

 

1990年:60万

 

1991年:录取62万人

 

1992年:75万

 

1993年:92万

 

1994年:90万

 

1995年:93万

 

1996年:97万

 

1997年:100万

1998年:录取108万人

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始自1999年,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

2000年:录取180万

2001年:录取(转自:wWw.DXf5.Com 东星 资源网:79年高考分数线)260万人 录取率首次突破50%

2002年:录取320万人

2003年:录取382万人

2004年:录取420万人

2005年:录取504万人 考生867万

2006年:录取530万  考生880万

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人,与30年前报考人数极其接近,但是录取比例约为2:1。

2008年,高考招生人数创新高,计划录取599万人,考生1050万。录取比例57%。 回忆1979年的高考

 摘自良富的藏玩手记 博客 2009-08-24 

 作者:俞亮富

 

 

 

 

 1979年的高考,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三次高考,之前分别是1977年12月的冬季考试和1978年的秋季考试、也是继七七届之后,应届毕业生参加的第二次考试。大学、中专、技校三类学校一次考试,全国统一命题。 

 我们进中学时是不用考试的,那时学校也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只有一些市级中学每年会从一些小学里招若干名学生(曾听同学说过,齐四小学曾推荐我到交大附中,因为学俄语的原因而未被录取 ),因此,我们弄堂里的30多个同龄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同一学校和班级学习。一直到中学四年级,由于恢复了高考,我们就读的江浦中学才根据全年级的成绩,组建了两个提高班,即2班和6班,共有100多人,我也从4班调入2班,到了下半学期,又根据成绩再作调整,成绩稍好的进了6班,其余则在2班,我是学文科的,当然留在2班。那时只有10多人考文科,因此也未专门的文科班,只是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复习地理、历史,而大部分时间仍在理科班学习。 

 1979年高考的卷子难度一般,因我家里有一个顶替的额度-----父亲的上海电缆厂,机电一局的大厂,因此我读书并不勤奋,但我仍考了240多分,超过了中专分数线(230分),记得除了语文、政冶是吃老本,考得尚可外,地理、历史不及格,都只有40多分,外文是以10%计入总分,我的俄文考了40多分,应该算可不错了。语文作文是要求根据何为《第二次考试》改写一篇“陈伊玲的故事”。 

 1979年高考的录取率并不高,江浦中学全年级三类学校总共才录取40多名,估计录取率不到10%,(学校共有8个班,每班有50多人,共计有400多人),而2班、6班也有不少同学落马,什么学校都未考取。上榜的同学中,我至今还记得,柳一飞考入了交通大学、江志勇考入华东化工学院、陆铁骅进了同济分校、沈元民考入轻专、陈国平进了良工阀门厂技校、李丽华则进入上海重型机器厂技校。团结里也有6人分别考入了大学、中专和技校,除本人外,周波考入上海科技大学,谢燕华考入上海航空工业学校,付勇、刘国平、夏安东分别考入上海拖拉机厂、上海锅炉厂、金山石化总厂的技校。文课班里就3人被录取,除我外,周静考入华东师大、韩东强考入上海机电工业学校。 

 虽然这一年录取类总体不高,但那是就业形势还总算可以,高考后接着是征兵,然后又是招工,因此,弄堂里未升学的同学很快都有了着落,如高荣成、徐伟荣、王建民、黄建华都穿上了军装,李家荣等则进入了字模三厂等工厂。 

 就在1979年的秋天,我们七八届的同学分别步入了学校、军营、工厂,我们的人生也在那年的秋天开始了。

 

回忆1979年参加高考

  (2009-07-07 1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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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一次大考:

考试参加多了,特别是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高中快班,考试就没断过。但高考对当时的考生是十分重要的。7月的7、8、9三天炎热难耐,只是到9日下午考英语的时候天下起了雨。

我们考试的地点在明光中学,其实考场在我们的中学和家的中间,多数人都是骑车去参加考试。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家长去送考生,但高中每科的老师都去的考点,把学生送进考场,在校门外等学生考完。

高考影响着人生轨迹

当时的高考对人的影响比今天大很多,那时候还有插队,要是考不上,就要去西山林场去上山种树,当时已经报名了,体检也过了,考不上大学那就打上行李去林场了。当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去东北了,三姐留在城里工作。按政策我是不能留在城里工作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时兴接班,就是父母提前退休你去父母单位去上班,高考前正好有机会可以接父亲的班,同时姐姐也从东北兵团回来了也没工作。接班的事从家里来说肯定是男孩优先,看的出来父母对我能否考上是没有什么信心的。要是不能考上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打击。要摆脱这一切就只有考上大学一条路,其实也只有苦读书了。

十二年的中小学书都放到一年多的时间读了

我们是文革后恢复上学的第一批,大点的上二年级小的上一年级,我们就是从一年级上的,上六年级的时候遇到改革小学变5年制了,两年一起上初一了,中学上三年,高中上两年。那不才十一年吗?难不成还留学一年。其实在这中间,从冬天毕业改夏天高考又增加了半年。上学时间长肯定学的多基础扎实了。呵呵,那时代,上学是不读书的。文革时期也就是读语录老三篇什么的,我们这批后来有出了“黄帅反师道尊严”书又不读了,中学是学工、学农又学军。白卷英雄成了社会的主流。只是恢复高考才中学开始分快慢班,学习强度大大提高。

我们遇到了最好的中学老师

我们的中学不是什么重点,只是一般的学校,但当时聚集了一批十分好的老师,也不收钱,但加班加点的辅导我们这帮学生。现在想想老师很多做法对于这帮孩子还是满残酷的,但为我们短时间内提高,超越其他学校。付出了大量心血,没有他们只凭我们的付出是不可能在那些年,学校取得和重点校有一拼的成绩。

高考有些幸运的成份

78年高考试题出的很容易,记得当时化学考试,我们中学得满分的有20名,79年考试出的题就十分的难了,记得从考场出来化学老师问我考的如何我保守的回答60分以上,老师说那就不错的成绩。是呀,对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对于偏科的我有一定难度的数理化考试,总体上说这次考试占了些便宜。

准备高考的一年多时间,每天起早贪黑的读书,做过的“篇子”无数。不仅是知识水平的提高,同时磨练意志和吃苦精神,这对于整个人生都是受益的。

 

 

 

 

 

 

全国1977-2008高考录取人数

 

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约4.8%。

附:1977年高考录取通知书一份。

入学须知

 在全国人民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经过统一招生,你被录取到我校学习,我们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表示热烈欢迎!

 凡我校录取的学生,毕业后都要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学生来校途中,应提高革命警惕。

 新生报到时,必须带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及商品供应关系,必须每人一张,要注明原地区停止供应时间,从三月份开始由学校供应。

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新生当年秋入学。 

1979年,全国高考首次统一在7月7—9日三天进行,共有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8.4万人,录取率为6.1%。 

1980年,预选制后,大约只有4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报考本科院校的考生外语成绩按30%计入总分。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不张贴公布。取消考生查阅试卷的规定。当年高考共有333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一些省、市、自治区扩大招收自费走读生7000多人。 

1981年,理工农医类加考生物,按30%计入总分。当年高考共有259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 

1982年,高考共有187万人报考,共录取32万人。 

1983年,全国统考时间调整为7月15—17日。当年高考共有167万人报考,共录取39万人。 

1984年,全国统一考试时间恢复为7月7—9日。当年高考共有164万人报考,共录取48万人。 

1985年,共有176万人报考,共录取62万人。 

1986年,共有191万人报考,共录取57万人。 

1987年全国高考共有228万人报考,共录取62万人. 

1988年,高考共有272万人报考,共录取67万人。 

1990年:共录取60万 

1991年:录取62万 

1992年:共录取75万 

1993年:共录取92万 

1994年:共录取90万 

1995年:93万 

1996年:97万 

1997年:100万

1998年:录取108万人

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始自1999年,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

2000年:录取180万

2001年:录取260万人 录取率首次突破50%

2002年:录取320万人

2003年:录取382万人

2004年:录取420万人

2005年:录取504万人 考生867万

2006年:录取530万 考生880万

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人,与30年前报考人数极其接近,但是录取比例约为2:1。

2008年,高考招生人数创新高,计划录取599万人,考生1050万。录取比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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