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宣告的那个超人，给二十世纪的艺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是这样来的。然而，艺术家其实同常人一样脆弱，承担不了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
尼采自塑的一个无限自恋的超人的形象，对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是个假象。否定传统的一切价值，最终也同样导致对自我的否定。同政治与社会革命的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艺术革命历史观，那背后，取代上帝的造物主式的个人，如果不精神分裂真发疯的话，便走向杜尚的玩世不恭。倘若说，杜尚在二十世纪初弄出的第一批现成品还有点对社会嘲弄的意味，到后现代的瓦霍干脆仿制广告，这也是艺术的不断革命的归宿。
一个世纪过去了，再重复这种艺术史观，并没有回到尼采那永恒的轮回，却成了对造物主式的艺术家的嘲弄。把浪漫主义最后的声音当成现代预言，实在是一大误解。艺术家如果不清醒意识到个人在现实中的处境，还沉醉在悲剧的情怀中，尼采式的癫狂在这个充分物化的当代，显得那么造作，那么矫情，也那么虚假，还不如卡夫卡的困惑和自嘲来得真实。
艺术家不拯救世界，只完成他自己，把他的感受、想象、白日梦、自恋和自虐，以及未能满足的欲望与焦虑，实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艺术与其说是艺术家的宗教，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妄图充当教主，而切实身体力行，才更加真诚。
艺术家在投入创作时没有目的，发自他个人的表达需要。这种近乎于生理的需要，变成一种强大而持续的动力，把一切价值观置之度外，而非打倒。当其时，艺术史和美学都在他视野之外，更别说在背后支配某种美学和艺术史的这时代的意识形态了。此时，他很可能发狂，走火入魔。智慧与本能都聚于一身。但是，作品一旦完成，再冷静观审的时候，失望或是满足，或是疑虑重重而丧失自信，或小有得意，或是不知道再怎么办，以及，自问还能干点什么?都是常态，不足为怪。
艺术家倘若意识到他也脆弱得同普通人一样，会活得更健康一些，就不至于在艺术之外去扮演他事实上并承担不了的那些虚妄的角色：创世主，或这样那样的革命领袖。作为艺术的一个创造者，他的工作总也在此时此刻着手的作品，用不着去践踏死人，打倒前人，艺术原本不是政治的角斗场。然而，二十世纪的艺术史居然就写成这样，艺术家恐怕该从史家手里解脱出来，还原自己作为人而非造物主的面貌。
愤怒出诗人，可能。愤怒大概出不了艺术家，愤怒的激情可以用语言来表述，但愤怒对讲究造型的艺术家来说，很容易下手失措。毕加索的《克尔尼加》无疑是这个世纪有政治倾向的绘画作品中的杰作，却诉诸对美的毁灭的大悲悯，同古希腊的雕塑同样令人震动。艺术家对暴力的抗议并不以牙还牙，暴力对暴力。把愤怒化解为艺术需要才能，艺术家得超越情感的冲动，潜心投入。艺术不是抗议的工具，否则。上街游行就是了，更直接有效。把艺术作为宣传工具是政治的需要，艺术的本质却在于审美。
艺术家也不是时代的代言人，这由政治活动家去做就是了，而时代谁也无法为之代言。至少，你代言不了，充其量，说说你自己的话，而时代并不听你。
艺术家也别充当先知，预言的不知有多少谎话。艺术家要留得下作品就了无遗憾，而作为一个人，也还是脆弱的，只活在当下。在创作中倘得不到某种满足，怕也做不下去，为未来创作，往往是自恋的假象。艺术家毕竟是个创造者，而不只是对社会挑衅，况且，还有不挑衅的艺术家，而挑衅与否，同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艺术家首先是个审美者，其个人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审美与造美的活动，这又决定他同时是个创造者。他对社会的批评与挑战，与其说出于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审美判断。倘若以另一种价值观来代替他个人的审美判断，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或伦理的价值判断，作为艺术家的那个人便已经死了。
艺术家就其创造者的本性而言，不受他人的主宰，不管是集体的意志，还是公认的真理。任何强制和约束，无论来自权利，还是来自观念，都会扼杀他的创造性，而艺术家个人的美学，既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伦理。
艺术家作为一个创造者需要充分的自由，且不管社会能给予他多少，在精神上得是自己的上帝，得建立对自己的信仰，否则难以为继。可他作为一个人，如果不发疯到丧失正常人的意识的话，得同时明白，他并不享有特殊的地位与权利，他的自由只能限定在他个人的艺术创作中，也只能通过他的作品来加以确认。社会对艺术家个人的自由却永远是个限定，艺术家对社会总有所反叛，也是必然的。
然而，艺术家的这种反叛，一旦纳入到集体的行动中，在某种权利的支配下，又想得到社会承认，便不能不妥协，且不说沦为屈从。艺术家的反叛，注定只有在保持个性独立的时候，才是充分的，而且得同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
艺术家对社会的反叛如果丧失掉他创作的个人性，以对社会的挑衅来代替他作品中的审美判断，则徒有反叛的呼声和姿态，而艺术却消亡了。创造者变成颠覆者，以艺术来颠覆社会，从来也没把社会颠覆掉，却在颠覆艺术的同时，把创造者艺术家也弄没了。
一个世纪以来，不仅上帝已死，以超人自居的艺术家也死了。造物主的绝对意志早已化解在全球商品化的社会机制里。艺术家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恋，也被全球一体化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体制消解了。不断推出新浪潮的当代艺术国际双年展，把艺术家变成艺术最新观念和最新命题的执行者，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创作的个人性一并消失，艺术则物化为这消费社会公共场所的一种装饰。艺术家在追赶时髦这种望不到终点的长跑中，还不知能不能在不断新编的编年史中留下个名字，且不说留下日后还经得起再看的作品。
艺术家想要避免这种无法治愈的当代病，还保存自己的艺术上的独立，回到个人，回到感觉，回到纯然个人的审美感受，虽然未必是唯一的自救的方法，却多少能够立足。艺术家对社会的挑战，归根到底是个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