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赴拉脱维亚大学任教、讲学。１９９９年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研究。１９７２年开始发表小说。１９８２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文学作品８０余篇。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２００６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那是１９８７年的事，那时国门刚开了一个缝。外头看里头，新鲜；里头看外头，新鲜。
暑假我教了一期美国学生，短期汉语班。结业的谢师会上，学生送给我一个包装非常精美的礼物。中国人送礼，谁也不好意思当人面打开看，多没出息；美国人送礼，却一定当面叫你打开，希望看到你的惊喜。我打开了纸包，呀！是个随身听录放机！那时很贵的，不过可得上缴，请示。当时心想，还不如送盒磁带呢！我忘了惊喜，他们还叫我看。啊！还有一张小字条，字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们请您和我们一起去旅游。”
我是清楚美国人的“请”的含义。那个“请”字是请你一起玩，一起吃，然后各自付款。心里遗憾，惊喜不起来。他们还叫我看，字条的反面还有几个字：
“我们美国为您付费。”呀！这可是从未有的美事，从未有的殊荣。那时，中国教师的钱包可是瘪得可怜。人家都说我们是“光腚坐轿子”。什么意思？空抬呗。再说，美国佬们送给别人的礼物只是几盘录音带。给我一个录放机呀！美国人的奖赏真是分明，毫不顾面子。习惯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我，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俺是在校的领导下，院的领导下，系的领导下……取得一点点儿小小的成绩啊。不过说真的，心里那个舒服呀，心气儿这个顺啊！汗水真的没有白流。
本来就充满好奇心的我，早就巴不得出去到处逛逛了。不过和美国学生出去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第一次！新鲜呀！高兴啊！
高兴的颜色是蓝色。我在晴朗的蓝天下，立即和学生忙碌开了。久经沙场的院长提醒我：“责任重大，有你累的。”
一
第一天我就知道了，陪游也艰难。我们的什么、什么好像都是开在两股道上的车。
托运行李，不知哪个迷糊鬼，把酒瓶子也放进了行李里。上午托运了行李，下午就被叫去，挨个打包。干活时，我发现学生都不动。我干，他们又一块揪着我的衣服把我拉开：
“你是老师。我们付费了。”
车站的师傅气得嘟嘟囔囔。
我说：“争取时间，晚上还有宴会。快！自己找自己的箱子，检查箱子。”
我的兵们一块喊：“我们有隐私权！”
隐私权？净是新鲜词。没办法。我说：
“那你们自己查，把瓶子类的东西拿出来。”
好哇！行李大厅到处是张开的大蚌壳（箱子）。我还是看见了这些美国人的隐私：景泰蓝瓶、佛珠、玉球、老虎鞋、纯棉汗衫一大摞、纯棉毛巾被一大摞（那时，中国正盛行“的确凉”），竟还有老陈醋！哈！还有一个很侉的小孩屁股廉（那是用碎布头做的，颜色也不谐调，大红大绿）。这个也带回国？
我一边看，一边帮师傅打飞子。你说，这老美和我们中国人还真不一样。我这话没说，学生却说出来了：
“老师你爱劳动，好。你浪费你的价值，不好。和我们不一样。”
一个学生递过一块湿巾纸，一边叫我擦汗，一边对我这样说。其实那“不一样”才开始。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出发了。轿车就停在外宾楼门口。７点半过了，领队迟到了。昨天还是衣冠楚楚，威严非常的领队（那可是我们南大校长的座上宾）此刻却像个受罚的孩子。大鼻子耷拉着，一个劲儿向大家表示歉意。着重说不该迟到，但学生爷们还是不依不饶（真的严肃，不是开玩笑）。领队只好说了个汉语绕口令，学了个中国抱拳礼，最后被罚坐在夹坐上。我觉得不好意思，要让座，旁边学生按住我：
“他耽误了大家时间。”
“嘻，他可是你们系主任。”
“在这里，都是旅游的人。”
哈！真好，但我可不敢这样。到北京，领队和大家分手了，他另有公干。
我说：“放心，我会照顾好学生。”
领队却说：“不，您是他们请的朋友。好好享受生活。”
享受？好家伙！这要在文化大革命可是修正主义呀！
二
我没成修正主义，学生说我修正了他们。
我们要南下了。托运了那么多行李，一上车，学生们还是大包小包。特别是维卡，大家叫他“布拉瑞”。后来我知道那是他的绰号，叫“迷糊（ｂｌｕｒｒｅｄ）”。他竟带着一个足有两米长的帆布袋。我奇怪他怎么不托运呢？我问他，大家抢着告诉我：
“他的妈妈怕他饿着。”
维卡在美国一个很偏僻的小镇。那里的人说，中国现在有许多人没饭吃。这是什么时候的黄历！没办法。
出门最麻烦的是上车，进站；下车，出站。维卡背的挎包像一个大香肠。１米５高的莫卡亚扛着一把１米多长的剑。我东西少，抱着妮娜足有二尺高的大古瓶。妮娜连拿带背的还有４个包。漂亮的爱丽莎从美国到中国，又将从中国回美国，竟一直穿着一双大拖鞋……走在这样的队伍里，生气时都想笑。显然，美国人远没有日本人会精打细算。我很快又发现，美国人远没有日本人爱抱团，个个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玩，各玩各的；走，各走各的。我本来应走在前面，可不一会儿，我便成了最后一个了。不是这个的提包带挂在了扶拦上，就是那个的包丢在了什么地方。我于是一会儿喊“毕尔（ｂｅａｒ狗熊）”，一会儿喊“泊得（ｂｉｒｄ小鸟）”。
外国人对动物的爱，真是到了特别的程度（那时也新鲜）。彼尔的名字发音和英语的狗熊相像，我就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狗熊”。谁知，彼尔非常得意。大家也都叫我给他们每人起一个动物名。于是，我把个高的汉斯叫长颈鹿；又壮又笨的吉克叫大象；走路外八字的约翰叫大鹅；胆小的莫卡亚叫小兔子。可是学生对汉语不敏感；我一下又记不准英语。结果，哪儿一有问题，我就乱叫一通：想叫“泊得”（ｂｉｒｄ 小鸟），叫成了“毕尔”（ｂｅａｒ狗熊）。幽默的美国学生特别爱表演。我叫ｂｅａｒ（狗熊），坏了，要命的是我们班有两个彼尔，长得还特别像。我一叫ｂｅａｒ，真的就来了两个大汉，柞着胳臂，学着狗熊的样子过来帮忙。想叫ｂｅａｒ（狗熊），叫成了ｂｉｒｄ（小鸟），爱丽莎又象小鸟一样，扇着两只胳膊就飞过来了。他们开始对我的互相帮助并不习惯，被叫的最多的狗熊们（他们人高马壮，东西又少）嘟囔着：
“唉！太大的没办法。只要老师在，谁各走各的，谁各玩各的是不可以啦。”
可是，到后来他们谁也不用我叫了。我们的队伍真的变了：原来是羊拉屎一样，哩哩啦啦半里长。现在是打着捆，成着团。你帮我，我帮你，特别热闹，特别开心。学生们高兴地说：
“谢谢老师！你把我们变成我们啦。”
这句子通吗？可想一想，我明白了。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游览，我们一起乘车，我们一起高兴，我们也一起挨骂……
三
上楼，吃饭，我和副领队进去晚了。大厅吵成一锅粥。学生说没有引领员、没小姐领他们入座，服务员小姐说他们“下流”。服务员小姐气急败坏地过来告状：
“就没见过这样的！一进门就要‘中国家常大便饭’还要点‘红烧屁股’。拿我们找乐啊？吃饭，还非叫我们小姐陪。我叫他们下楼出去，他们说他们不“下流”。还说我‘废话’，‘可气’（客气）有这样的吗？一帮棱子！”
被骂为“棱子”的弟子们更棱子了，各个见傻。副领队泰丽忙向小姐道歉，说学生们不是找小姐陪，在美国吃饭，都有领座员领入座。学生们更不是要“大便饭”，是希望吃真正的中国家常便饭，那“大”的意思是要多一点儿。学生也不是要吃“红烧屁股”，是要吃“红烧排骨”。至于说“废话”，英语的“废话”有客气的含义。
好一通解释。反正语言文化都不同。我听了都见傻。这真是老太太摘瓜――整个地拧了。泰丽一边向人家点头哈腰道歉，一边扭过头来，批评学生不注意发音，不认真学汉语。
其实泰丽自己也坐不住，成天闹实践法。学生上课也最不愿意记忆什么了。而语言能力的训练，必须以一定的语言知识作为基础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教学法讨论，一下倒向西方）。泰丽终于接受了我的观点。服务员小姐一听我是老师，站住了。我以为，对我怎么也得客气点。谁知，她可找到一个出气筒了。这个那个、吗、呀了一大堆。最后白了我一眼，又给了我一句：
“老师？哼，怎么教的？”
接着高跟鞋点地“嘎嘎嘎”地走了。
叫人家骂傻了的弟子们，蓝眼、绿眼、棕色的眼一块同情地看着我。他们大概都想起了，我是怎样强调叫他们注意声调，注意发音，注意英汉词语的非等值现象。没办法。弟子们傻了好一阵子，他们都决定不吃“红烧屁股”了，对那个不会笑，又对老师都不敬的小姐以示抗议。去吃西餐！
哈，那又是头一模。看电视，早就想看看那洋人们吃什么了（我总好奇）。可惜，总不演清楚。哈！洋人请客，吃洋饭！
四
几顿洋饭下来，我的中国胃就抗议了。在上海，去“红房子”名西餐店。安排好学生，我逃跑了。到城隍庙小吃馆，狠狠地吃了一碗上海大排面。在那儿的一片“唏溜哈啦”吃声中，我痛快地“唏溜哈啦”吃起来，跟不认识的吃友大声说笑。那个痛快呀！哪像西餐，危襟正坐。没吃完，刀叉得放成八字。你要是平行放着，服务员就以为你吃完了。你一个不注意，都敛走了。再不小心，就来个“酸鼻辣淌”。马乃司，看着像奶酪，里面都是芥末！还得注意：刀叉掉了，千万别自己拾，那是丢脸的事。没开吃，就加盐，那是对厨师的不礼貌。上带骨头的肉时，一定上一碗水，千万别喝，那是洗手的！擦嘴要用餐巾的内侧，用外侧，叫人见笑，说你不知脏净。但你伸出舌头，舔手指头却是应该的。不能大声说话，吃东西更不能“唏溜哈啦”出声，但当着大家的面，可以捏着鼻子，大声擤鼻涕。天啊，这是什么洋规矩！
再说，真不好意思，一个人一顿西餐就百十来块。说实在的，我也真不愿叫学生为我掏那么多钱，因为我旅起游来，才知道我这次出来，并非美国官方出资，是他们自己掏腰包。这西餐，又贵、又不好吃，何苦！（其实，西餐也很好吃。那是我出国后才知道的）。
３块钱，热热呼呼、舒舒服服、饱饱地、美美地来了一顿。收钱！付费！服务员却说付过了。扭头才发现我的兵们也跟踪而来。他们一个个挺腰直脖地冲着我：
“老师，我们应该我们（大家在一起）。”
心里真觉得过意不去，只有道歉了。我忙帮他们点这个，要那个，都几块钱一份。我说：“吃吧！老师请客！”哈，小吃的百花园里，百花齐放。学生们看得更是眼花缭乱：
咸菜泡饭、叉烧包、肉米粽、荠菜馄饨、小笼包、椰奶紫米球、马拉糕、三丝春卷、叉烧酥角、酒酿园子、蟹黄饼……吃鸡腿饭，还免费陪送汤。最后我们学生也都来了一碗。一碗一碗又一碗。跑不过来的服务员奇怪地问，听说，外国人不都是先喝汤吗？我说，我们后发现的……
那天特别难忘，我们竟还尝到了在绿波廊招待西哈努克的小吃：鸽蛋圆子和眉毛酥。氛围那个好啊，馋猫们各个吃得ｏｈ、ｗａ，词兴大发：
“中国小吃――百碟开放！”
“中国小吃――盖了洋人的帽儿！”
“中国小吃――撑倒一片！”（他们自己编的歇后语，编了就爱显摆。）
″中国的小吃丰富！美妙！好吃！地雷深思（英语音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ｆｏｏｄ美餐）。
哦，我还真得“深思”。心想，这有钱的美国人，也不只喜欢“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也一样钟情。真是，忘了谁的名言：
“民间的创造总是最富民族性的，也是最富吸引力的。”
“我们又有新发现。非常大地谢谢老师，我们的斯达莫克（英语音ｓｔｏｍａｃｈ胃）高兴！”
我也高兴啊，没想到，我们的小吃文化这么有魅力。可不，中国的饮食文化璀璨！我可不好意思像欧洲学生那样作诗。
“还是中国饮食好！不像麦当劳――鸡腿、土豆加面包。”
欧洲学生好像不怎么服气美国。
吃饱了。学生说如果再吃，一定有爆炸事件发生。临出门，我的学生兵们一边谢我，一边教育起老师来了：
“老师忘了？你说，我们应该我们。”
是，学生们是真诚的。我们再没分开：我们一起赶火车，找旅店；我们一起参观博物馆；我们一起看祖国的青山秀水；我们一起谈文化，说语言；我们一起受骗，也一起受感动；我们还差点一起把维卡给丢了……但最后，我不得不从“我们”中分出来了。
站在机场的出关线外，看着弟子们成着群，抱着团，你帮我、我拉你进关。真的，可不像他们起初，谁也不管谁的了。真好！然而，当他们真要离开时，我忽然觉得，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真像从我身上割走一样。难受，心隐隐地痛。
我扭过了头。人为什么要分别呢？分别原来这么叫人痛苦。忽然，我听到一阵呼喊，转回身，看见弟子们高举着展开的一张大纸。那上面用彩笔写着挥胳膊扭腿的大字：
“老师――我们都爱你！”
那时听见有人说爱我，真觉得脸红，不好意思，但心里幸福得咚咚跳，又想掉眼泪。
他们一块呼喊：
“老师――我们会想念你的！不要忘了我们。”
是啊，现在我修改这篇文章，十几年了。想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叫我劳累，有时也叫我着急、生气，又总给我惊喜的弟子们，至今仍历历在目，叫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