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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可以叫生育,可以叫生生不息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杨沐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青年作家”奖获得者,已发表作品100多万字,著有《飘逸的海盗》等著作。      我对生育一直存有男性般的生理上的厌恶,即便还在朦胧年龄。我本能地感觉,那跟疼痛、破碎、损坏有关,跟流逝,跟最后死去有关。小时候,尽管住在高校大院,我们能看到的,母亲对孩子们还是以吆喝和斥骂为主。她们最无助的时候,便开始责恨生下来的孩子,责恨让她们生下孩子的男人。我先验地感觉到,生育还跟女性的羞耻、无助以及难解难分的爱恨有关。我最初能感知“生育”的词汇竟然是:谁把谁的肚子搞大了。那年月,下流话和谣言像杨树叶一样稠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有叶子掉下,该谁是谁,不知砸在谁的头上。被我记住的“生育”事件,似乎都与丑闻和耻辱有关,它让人颜面丢尽,而且牵连整个家庭。在“文革”进入疲软尾声的那个时期,这些带着色情想象的事件,往往让“斗争”已成常态的人们异常亢奋,把它当作阶级斗争来抓了。
  当我能理解“生育”这个物质过程繁衍的广阔内容时,便对它有种来自心理的、从而导致生理的反抗。可能灾难和动荡经常在我童年徘徊,一点点年纪,我就有一套自闭机制。当灾难来临时,本能地关闭感知系统,于是那些灾难,包括生育和死亡,便模模糊糊、笼里笼统地排斥到感知以外了。也就是说,我知道生育和死亡的客观存在,但从不打探其真相。所以,已经很大了,我既不知道生育是怎么回事,也不关心别人添丁增女,不喜欢小孩,对比自己小的孩子视而不见。
  我第一次面对“生育”这个事实,是在十一岁,神乎其神地,我家添了个小弟弟。那是个下午,我在放学路上慢条斯理地走着,有人舞着胳膊对我喊:你妈生了,快去医院吧。我记得一个相似的情景是:三年前,我也是这么慢腾腾走在放学路上,学院的大喇叭放着进行曲,有个人像皮影一样、四肢仿佛被一根绳子牵着、做着同时舞动的动作,对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姐姐喊:你妈死了,快去医院吧。我的自闭系统在那个姐姐跑动时像铁闸一样升起来,铁闸关上之前我看到,那个像大妇女一样扭着屁股跑的姐姐哭了,我的铁闸就在这时闭拢了,那个跑着的姐姐像老电影一样,推得很远,是跟我没关系的喜怒哀乐。
  我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书包拍着我的屁股。虽然在学校我已经学会在男同学面前扭动髋骨走路,但对到来的事实还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感情来对待它,跑着跑着我就哭起来,哭得没遮没拦的,以后很多年学院都流传着我的笑话:人家妈妈给她生弟弟妹妹都是笑的,这小妮子听说她妈生了就哭,分不清哭笑呢。
  我一路跑到医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坐公共汽车,应该节约一点钱,给这个小弟弟买零食吃;我还应该对母亲生育表示足够的虔诚。我到天黑才跑到医院,比我放学晚的姐姐早到了。父亲有气无力地坐在抢救室外,对我们又说了一遍母亲的状况:你妈妈休克了13分钟,如果超过15分钟就可能抢救不过来了。现在正输血,我抽了400cc的血给她。弟弟的命,是妈妈的命换来的。我一路边哭边跑是多么有理由,我好像在一个多小时前已经知道正在发生的灾难,我在相同的时间、另一个地点,为发生的危险痛哭。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生育”,我知道:生育甚至与死亡有关;与鲜血有关,不仅母亲的鲜血,还有父亲的;母亲用鲜血生育了弟弟,父亲用鲜血救治了母亲;我们就这样血肉相连。
  
  
  一根铁钉粗的钢针扎进红黧腹部的时候我在场,我在二十一岁时目睹了另一种生育,目睹一个女孩怎样承担欢愉爱情留下的后果,或者看到的根本就是,一个女孩怎样为自己的未来支付青春。
  红黧是打“游击铺”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已经出现“北漂”文艺青年,文青们囊中羞涩,大学宿舍和文友家的地板,便是他们睡觉的地方。红黧已经在北京漂了大半年,之前在北方几个城市走穴,再之前,在洛阳拖拉机厂当车工。她漂亮,能歌善舞,到北京来是想进某个电影剧组,她觉得很多电影演员没她漂亮,没她演得好。
  红黧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已经完全是社会青年的世俗神色。她有时候来我的上铺住,有时候不知道住哪里了;即便在宿舍住,也经常回来得很晚。她爬墙,翻大门,在寝楼管理员的追逐下甩掉鞋狂跑,一个小时后再下楼把鞋子找回来。她跟管理员老贾对骂过,说你一个男的管女生宿舍不知是哪个领导的亲戚,你借查熄灯晚上十点后还在女生宿舍门外瞎转游完全可以抓你个耍流氓。她跟我们说,她要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一定把老贾告倒撵走,我们大眼瞪小眼,这才意识到我们的权益遭到侵犯。不过我们并不喜欢红黧,她没读过什么书,同时鄙夷读书,这让她的气质像柳条筐一样,俗陋,什么细的东西都会流掉。红黧忙的时候脚不洗就能睡觉,牙不刷也能吃饭,闲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她闲得发慌就进了我们那个由学生、小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组成的业余剧社。
  尽管在一起排戏,红黧并不怎么理我,她看不上我们这些对未来无从考虑的傻丫头,她对生活和未来是有设计的,为了那个目标她可以不计成本。时间长了,宿舍里的闲话,像躲在角落里的小耗子,突然蹿出来,哧溜一下又没有了,但在你偶尔留神时可以听到咯吱咯吱响。 “咱们宿舍几个人哪?”“六个。”“七个!”女孩子们嘎嘎大笑。因为我和红黧是剧社的,她们发现的秘密只瞒着我。然而秘密,就像校园里的那棵苹果树,原来满树粉花,后来花都落了,果实露了出来。一天,宿舍只有我和红黧,我看着书,看着看着就急起来,把书一甩,跳下床,对上铺的红黧说:她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她们说你已经出怀了!红黧把头从枕头上抬起,像个包身女工一样谦卑地看着我,辨认我能不能做她的同盟。她显然不太放心,但除我之外她看不到有人可以跟她同盟。过了半天她小声说,真的能看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往她腹部看,我还不好意思说怀孕、打胎、引产、生孩子这些词汇。我理解的爱情离性、离生育很远,远到根本想不到,我无从想象爱情能引出这么糟糕的结果。但我不愤怒,我对有关爱情的事从来不愤怒,我只是惊异:鲜果一般的爱情导致烂桃一般的结果,以及所到之处滚滚狼烟般的狼藉声名。爱情第一次露出另一面真相。
  这实际是女性不能逃脱的不堪,这是身为女性不得不承受的宿命,即便为了爱情。女孩子逃避事实的办法是,遮住眼睛,不去看,不去想,另外死死抱住自己的贞洁。我不去想红黧的真相,不往她的腹部看一眼。我说不知道能不能看出,说为什么还不去采取措施?我的态度那么强硬,好像红黧把肚子里的恶果清除,就把我心中关于女性宿命的念头也清除了。红黧说她不知道自己怀孕,当她发现已经过了终止早期妊娠的最佳时间,现在得等到五个月后去引产。红黧说完把眼睛移开,她的目光此时只看自己,看自己的子宫。这时,我洁净的头脑让我很容易像寝室里的其他女孩,斩钉截铁地对此嗤之以鼻;但多愁善感的秉赋又让我能够体谅她,即便她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怀孕便是当时不可原谅的错误,它让人名誉扫地,如果让外人知道,这个女孩的婚嫁将前途未卜。我当时的态度取决于红黧的态度,人只对弱者同情,当我看到红黧的黑眼睛投不到任何一个着实的地方,我整个内里涌出一句话:人会走到这一步。每个女人都有可能走到这一步:用力地闭着嘴,绝口不谈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也绝不向那个男人透露半点怀孕的消息。红黧的嘴唇蹙起一褶一褶的皱纹,我决定做她的知情人。
  这之后的二十五天,我和红黧心领神会地表演“双簧”,红黧在我的烟幕帐中一天天等着二十五天过去,等我打开障眼的口袋时,她成为一个身轻如燕的人出来。不过,事实是,我很快和红黧,成了宿舍的孤家寡人。女孩们用冷傲神情对待我,好像我是红黧的同盟是因为我跟她一样未婚先孕过,而以往的冰清玉洁是表演的假象。我们那时如此年轻,年轻到不会交流,对于误解和伤害只知道竖起外壳抵御,两个同党死死抱在一起抵御,我和红黧的关系突然近了,她开始跟我说她们走穴的事,说她认识的那些在这个剧组那个剧组流走的人,说她想进的某个电影剧组。
  红黧算好了时间,中午扎上针,那个五月胎儿将在晚上排出体外,那个时候,医院里将没多少人,我还可以陪着她。一个姑娘打胎像做贼一样,我陪她打胎也像做贼一样。在病房里,我既不愿去看红黧青白的小腹,也不愿拉她的手。我知道她需要依靠,医生正在喝斥:“结婚没有?男朋友为啥不来?叫啥叫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知道现在丢人,早干啥呢?”这时有个人体恤就能让她无视医生的刻薄,但我伸不出手,我甚至有将自己撇干净的虚荣,我对自己洁净的手怜惜,我不想摸这个生活暧昧不清的女孩的手,好像摸了它,我会被她传染,生活也会动荡而混乱。
  从扎进钢针到胎儿排出,中间至少需要六小时,我借机逃出去一会儿,我既不能制止医生的刻薄也不能给红黧切实的安慰,我是如此软弱和自私,我好像只是个见证人,见证了一个未婚姑娘饱受耻辱的堕胎。而这个见证人我都当不好。我没有回学校,只是东游西荡地再外面晃了几小时,一会儿对红黧破碎的生活和身体感到厌恶,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管到底。那时候,所谓的道德评判还起着统治作用,我之所以又折回医院,可能是身上尚存一丝侠气,既然管了,就得管到底。
  剧痛是从傍晚开始的,红黧被叫到监护室,还有几个女子被叫过去,她们裸着下体,抱着自己的裤子。 红黧要穿上裤子去监护室,被护士呵斥:“穿上干啥?穿上干啥?你想生到裤子里?”红黧噙着泪,抿着嘴,固执地把裤子穿上。我实在受不住红黧的无声忍耐,上去挽着她的胳膊,她把我的手捏在了手里。她开天车的手干燥、有力,那完全是经过生活的手,显示一个成年人对生活的认知。“把裤子都脱了!床上垫上纸!躺上去!破水了就叫医生。”护士指挥着已经经受几个小时疼痛的女人,她们挨个通过监护室门的时候,我觉得她们像是进纳粹的焚烧炉。红黧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喊痛。我看了看,所有年轻姑娘都在沉默地忍受疼痛,皱着眉头或流着泪,一声不吭。喊叫呻吟的是那些有丈夫和要做妈妈的女人,她们放松而笃定地呻吟,既是骄傲,也是示威。
  “所有美好的都给你撕烂!”红黧爬上铺着黑黢黢被单的床,咬着牙说。
  “女人是个啥?!” 对头床铺的女人混浊地低吼。
  红黧的阵痛持续了很长时间,她苗条窄小的腰臀在分娩方面毫无优势。她羊水破的时候我跑出去叫了医生,医生看过又急急忙忙走了,有难产孕妇。后来,我又跑出去两趟,再也找不到医生。其他引产的孕妇都是由护士收拾停当的,到红黧的死胎滑出产道一半,再也找不到一个医生或护士。
  红黧疼得浑身发抖,她的呼吸发出金属摩擦般尖利之声,嘴唇紫黑色,眼睛瞪着,眼窝是死亡的空洞。她已经不再握我的手,她的双手自己捏着,自己握着自己。可能任何事情,到最后,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支撑了。我急得团团转,我找不到医生。而经过十小时的阵痛,红黧已经没有力气。她的身体间歇性发抖,血水和恶露让她身下的草纸变成了血褥。我的腿都软了,我怕红黧因为所谓的难产死了。我在走廊里大叫医生,那时是凌晨两点,医院像开着灯的停尸房,已经没有活的了。我几乎是哭着回来了:“红黧红黧怎么办啊。”声音一出,我的哭腔已经出来了。“帮我把那东西拉出来。”“我不会,我还是去叫人吧。”“没有人,你已经叫过几次了,把那东西拉出来,血就止住了。”“可是……”我抽泣着掀开红黧身上的被单,被单的里层已经濡透,红黧的身子泡在血水里,那伸出来的也不知是手还是腿的死胎,夹在两腿中间。看见它我头一晕,蹲在了地下。
  “帮她拉出来。”躺在红黧脚后头的女人对我说,她刚才已经低吼了女人是个啥。我说我不敢。她说再不拉出来红黧就有危险,她说,用纸垫着,一拉就出来了。说红黧呼吸都急促了,我得赶快。
  我在地下蹲了蹲,然后站起来。红黧对我说快把它拉出来,我觉得这就像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必须下手,不然红黧可能就死了。我的脑袋因为缺氧完全懵了,因为害怕而手脚无力,但我还是拿了几张粗糙的马粪纸,垫在了那团红通通的肉团上。我把脸扭到一旁,闭着眼睛,咬着牙,抓住那团软咚咚的东西往下拉。对面的女人惊呼不能太用力,否则拉断了。听这话我差点背过气去。我开始呜呜地哭,用肩膀擦着泪,一只手悠悠地往外拽,另一只手学着刚才护士的模样,按压红黧的腹部。红黧完全没声了,事实上我根本没注意她的状况,我仅有的脑力只能把自己要做的事做完。我感觉是将一只泥鳅拖出了洞,拖泥带水,稀里哗啦的,我听到红黧一声惨叫:我的孩子!我眼前完全红了,白炽灯照在老厕所的那种红,我抖着双手,好像要甩掉满手的不幸,蹲在了地下。
  护士还是来了,她一边斥责我们不该亲手处理孕妇,一边大声讲着原委,另外还训斥红黧,说她比生个孩子还难。我则梦游似地踱到走廊,我开始干呕,然后让自己躺在肮脏的条凳上。我自怜地哭了一阵,在医生大叫302床陪护的时候,再次走进监护室。我听到女医生说“算你走运”,不知道她说的是谁,我感觉红黧比我还要镇定点。
  第二天上午我回学校了,蒙头大睡一觉。我是如此受惊,需要自我封闭以疗伤。我对再次去医院感到恐惧和厌恶,但我不能不去,必须把这事管到底。晚上我再见到红黧时,青春和美丽又回到她脸上,看到我喜滋滋的,带着跟我有秘密的那种腼腆的笑。我陪着她,第二天第三天也陪着她,却一直不能坦然。当我亲眼目睹和亲手触摸生、生育、死和再生时,我整个脊背、内腔、精神、神志都被血淋淋的事实震慑了,我有点发懵,事实可能是,我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无法回到纯真。我几乎是悲怆地陪了红黧几天,当她出院时我要她暂时不要回学校住,我给她的理由是不要让别的女生知道,真实的理由是,我需要跟她一样疗伤。与红黧相比,青春、快乐的气息回到我身上更慢,我不愿老看着她,想起女人的宿命。
  红黧在旅馆住了几天,不知道又到哪里打“游击铺”了。后来她很少来我的上铺睡觉,后来她走穴去了山东,再后来则到一个电影剧组演个什么角色。那一年的后半年我很少见到她,不过每次见到,她都在为正做的事儿兴冲冲,那次失败的怀孕和堕胎似乎已经从她生活中抹去,而那个晚上的记忆却刻在我的脊柱上,我时常会想起它,那撕裂的疼痛和破碎的不堪,会呈放射状,随着经脉,一下子统治我的全身。我对爱情,对性爱,对生育,有了别样的认识,在一切开始之前。
  
  
  青春岁月,总会为某些莫名的事发懵;会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透明了,别人也透明了;会觉得世界突然就剩下自己;会觉得在人群里根本无法解救的无助和孤独。我在一些年份里常常这样,一面享受着这种隔绝一切的孤独,一面自哀自怜,我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对生活没有任何渗透力。直到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那个女人。
  我在那一两年里经常看到那个女人,我无法描述这个女人,她真是上天的弃儿:她是个罗锅儿,一条腿不能打弯,斜劈着横在身体的一侧,她的一只眼睛瞎了,嘴从鼻梁下面开始向一侧拉斜,那张脸骨从中间断掉了一边,没有眼睛没有嘴的半边,折合起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简直被她吓住了,她远远向你蹒跚而来,她行走的时候身高不到一米,几乎是爬着接近你,你知道她是个残疾人,大概能看出她残疾到什么地步,但当她走近,无论怎样有思想准备,你还会被她残疾的程度吓着,你震惊于眼前的事实,把礼貌、体恤、悲悯都忘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我每次见到这个女人总是被她吓着,我不愿见到她、躲开她,好像看到她会加重对生活的无望。
  我在那条毫无希望和幸福展望的小路上走了两三年,从公共汽车站到一个大院,或从那个大院到公共汽车站。我经常看到那个女人,她每天到福利工厂去,再从小工厂蹒跚着回家。有个春天的黄昏,我从大院出来去汽车站,我正在为春天到来的忧伤愁肠百结,我在空耗着青春,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生命充实起来。我是堵着一腔春怨走在那条灰白的小路上的,春风、柳絮、杨槐花都能让我流出眼泪,而在这时,我看到了这个女人。我是蓦然看到她的,她已在我眼前。我“噔”地站住了:这个能活下来、能活下去就已经是奇迹、已经千辛万苦的女人,现在,却是怀孕了,而且已经五六个月出怀了。此时,她一蹶一翘“格撩”着她那万重苦难的身体,喜眉俏梢地向我这边移动。我几乎没有任何知觉地站着、看着她,流出眼泪自己都不知道。我完全被震慑了,一个残疾到这种地步的女人都有生育的欲望和勇气,都有承担的勇气,这让在生活面前害怕失败、缩手缩脚的我羞愧。这几年,我一直记得医院里那个愤怒的女人绝望喊叫:女人是个啥?这句话后面的绝望,钳制了我对生活的深入。女人是个啥,看到这个怀孕的残疾女人,看到她幸福滋润的样子,我一下子能从另一角度来理解了:女人不仅是被破碎、遗弃、戕害,也应该是希望和生动地生活吧。
  就这样,在春天的黄昏,我被一种深沉的、谓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攫取了。这种力量,是自己一辈子用来生活的日子,是父母一辈子用来生活的日子,是父亲那一脉、母亲那一脉,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血脉在你身上的连接。它们牵着你,把你与许多人联系起来。你根本不是单个的,你是那么长的血脉留下的必然果实;你也根本不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处着落。我泪流不止,我飘忽不定的青春,突然在别的女人的子宫里找到重量。我想我该结婚了,一个随风飘荡的女孩如果在别的任何地方找不到着陆点,至少在孕育中可以找到。你的子宫一旦有了切实的内容,你便在现实生活找到了切入点。
  我与生活的妥协、亦谓合作,是从这里开始的,之后,我经常在早上或黄昏看到这个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女人,看着她怎样在地上挪动,怎样坚毅地抿着嘴,闪着沉着的目光,像拖拉一个包袱一样,拖拉她不堪重负的肚子。我对此流过好几次泪,风吹飞了我的泪,我对自己的扼腕变成了对生命的扼腕!
  很快,我结婚了,接着怀孕了。我对怀孕的最初理解是,一个女人一生至少应该怀孕一次。而当我的小太阳在子宫里大放光芒时,我的爱和柔情随着身体一起苏醒。我看到生活的切实内容,感觉到爱的切实指向。好多年了,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脚插进了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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