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国家的最高智囊机构之间，郭树清以学者的睿智和厚实的理论功力为中国改革进行着严谨的思辨与求证；执掌着国家金融旗舰的舵轮，郭树清以宽阔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国建行的华丽跃进与转身；登上资本市场最高监管者的席位，郭树清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魄力引领中国股市的深度再造与重生。丈量郭树清的政治生涯步履，人们不仅能够体味着到改革者引吭高歌的豪情，更能感触到中国市场艰难发育的脉动。
学者型官员
响应号召到农村插队、接着盼来了回城工作的机会、借“高考”的恢复改写人生……，与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许多人一样，郭树清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划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曲折青春弧线。所不同的是，自从走进大学后，郭树清的命运要比同年代的人好得多，从而也塑造了他与中国改革结缘共进的特殊身份。
完全是出于恶补自己因“文革”所荒废的知识的目的，从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后，郭树清并没有迷恋唾手可得的理想工作机会，而是选择了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这条当时不少人看来较为艰难的求学之路。令郭树清倍感幸运地是，从哲学硕士毕业并转读法学博士后，他能够师从国内经济学泰斗于光远先生并最终得到了老师的真传。也正是在于光远的重荐之下，攻博期间的郭树清得到了到英国牛津大学进行访问研究一年的机会。
郭树清的才能其实早在他攻读硕士期间就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作为自己的“处女作”，为了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一文做得更为扎实和更具说服力，郭树清在读硕期间曾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专注于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深入到内蒙古和山西雁北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社会调查。长达3.5万字的论文收笔之后，年仅28岁的郭树清怀着忐忑的心情将文章直接邮寄给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并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半年之后，郭树清就被借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在借调体改委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令郭树清最难忘的恐怕是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而且郭树清有幸全程参与了这次著名的会议。巴山轮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中国当时遭遇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且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计划经济手段对此束手无策。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并不想终止改革，于是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会址选在从重庆驶往武汉的“巴山轮号”江轮上，会议的主题是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寻找方向。“巴山轮会议”由此成为了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座灯塔。尽管巴山轮会议上郭树清在30多位国内经济学权威学者面前还只能算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却第一次生动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脉速。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郭树清被分配到国家体改委无疑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让郭树清倍感惊喜的是，进入体改委不久，他就被安排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挂帅的课题小组工作，而且作为课题组成员，郭树清和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参与了当时中国经济领域许多重大改革方案的设计，由此也产生了学界知名的“整体改革派”。思想的价值往往凸现在经过了岁月沉淀后仍能日久弥新。2010年11月，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1988年共同完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一书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喜欢思考，更喜欢“爬格子”是体改委的同事们对郭树清几乎一致的画像。因此，虽然在体改委工作的八年时间中，郭树清由最初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一路升任到司长和秘书长，但也从没有割舍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公开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郭树清在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17部。曾两度荣获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也正是如此，郭树清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与周小川等人一起被称为中国部级高官中为数不多的“学者型官员”。
的确，即便是伴随着后来国家体改委的撤销郭树清被擢升为贵州省副省长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在贵州期间，郭树清主编了《贵州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一书，书中建议“中央国家机关专户存储的售房款应当补贴给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实施前参加工作的无房职工和面积未达标的老职工，用于解决其住房分配不足问题。”当然，与国家体改委只是作为一个“改革设计者”的角色不同，郭树清此时无疑可以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也正是如此，其在贵州推行的“根据职工工作时限将存量补贴由暗补变为明补和根据工资基数比例实行增量补贴”的房改方案作为全国第六种房改政策得到建设部的认可，并引来了全国各地约20多个省份到贵州的学习与考察。
与职业官僚相比，作为学者型官员的郭树清周身更多透着的是幽默和平易近人。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您都喜欢哪些运动？高尔夫？打网球？”的专访提问时，郭树清突然冒出一句：“我在家洗碗。”此言一出令在场观众捧腹大笑。然而郭树清很认真的接着说：“我觉得洗碗是很好的饭后运动，还省水省电。只要我在家吃晚饭，就会去洗碗。”除了广为流传的“洗碗”笑话，郭树清的细致亦令人印象深刻。在建行H股上市的庆功酒会上，郭树清在致辞的时候说：“今晚到场的嘉宾贵客有big.potatoes，前面已作了介绍，我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些small.and.medium-sized.potatoes(中小级别的人物)，他们为建行的上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接着郭树清如数家珍地念出了多位来自建行一线优秀员工代表的名字，与会嘉宾在倍感惊讶的同时无不点头称是。
执掌金融旗舰
一切似乎在为某种结果作着准备。在从贵州省副省长转任中央银行副行长后，郭树清在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履新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被任命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同时兼任刚刚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也就在郭树清出任汇金掌门人的第二年，中央作出了动用225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以汇金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向建行注资的决定。此时的郭树清已经强烈感受到了高层以建设银行作为试验田推进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决心。更令郭树清没有想到的是，2005年年初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因贪腐而东窗事发，中央不得已紧急调兵遣将，49岁的郭树清临危受命“空降”建行，而且中央领导给予郭树清的“口谕”是国有银行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实际上，在张恩照之前，时任建行行长的王雪冰也因个人经济问题而落马翻船，两任行长前“腐”后继所酿造的人事危机无疑给建行股改上市蒙上了一层厚厚额阴影，如果处理不当，对随后而至的四大国有银行行股改上市也势必会产生不良影响。不仅如此，郭树清经过调研后发现，作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基本建设贷款银行和第一大住房按揭款银行，建设银行的贷款结构中公司贷款比例高达7成，并且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电力和房地产开发等对宏观经济变化敏感的行业。不仅如此，当时国内外舆论都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的舆论甚嚣尘上，郭树清试图为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压力与日俱升。
攘外先安内。执掌建行董事长两个月之后，郭树清就颁布了一项内部文件《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建行领导人员如果在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以及涉案金额巨大并损失严重和社会影响恶劣的，一律引咎辞职。这一规定首开国有银行领导人问责的先河，整个建行系统由此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继而引发建行湖南、山西等三个省级分行行长的“引咎辞职”。郭树清铁腕行动的目的非常明确：重塑国有商业银行形象，修复因“张恩照事件”而受损的建行国际声誉。
应当说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中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银行，建行毫无先例可循，其中的波折和艰辛只有亲生经历者才能感知。特别是在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这一重要关口，人们再一次见证了郭树清所展现出的雷厉风行和坚毅果断的工作作风以及随即变通的处事态度。由于在一揽子合作计划中对方将最有竞争力的如风险平台建设、金融产品设计等付诸阙如，加之出价太低，郭树清上任之后只与最初的战略投资者花旗银行进行了两次简单的谈判后就作出了终止合作的决定，最终建设银行选取的谈判对象是美国银行。
与人称“新华尔街之王”的美国银行行长肯尼斯?刘易斯的谈判过招，让郭树清同样感到了同对方锱铢必较的艰难。由于在入股份额、购买定价等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双方谈判持续了两个多月还没有结果。狭路相逢智者胜。在郭树清的“操盘”之下，建行谈判团队之后进入到与对方比拼耐力阶段。而临近最后关口，美国银行终于作出了妥协：购买指导价区间由初定的每股1.8至2.25港元上调至1.90至2.35港元。同时按照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美国银行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建行9%的股份，第二阶段将在建行计划的海外IPO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未来数年内美洲银行还可增持建行股份，最终持股可达19.9%。万事俱备，只欠东风。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四大行率先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
先行者留给后来人最珍贵的就是脚印。后来的事实证明，建行引进的美国银行是中国最成功的战略投资者，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落井下石大量抛售建行股票，并且按照协议帮助建行完成了很多项目和培训。正是有了建设银行勇者无畏的探路，之后工行、中行和农行在选择国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能够游刃有余和稳打稳扎，并将英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拥入怀抱，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步伐也伴随着农业银行的最后改制上市而完美收官。
2008年席卷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郭树清来说也算是一次大考。除了在危机期间为降低和控制成本，郭树清作出了将自己的薪酬降低10%的决定之外，与中央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相匹配，建设银行率先推动贷款投放。不过，就在其他银行一拥而上之时，建设银行突然放慢了贷款的脚步。因为在郭树清看来，2008年前建行将市场份额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但之后将进入主动控制信贷总量和降低风险的轨道，为此建行甘愿放弃部分市场份额。出色的业绩又一次佐证了郭树清的战略判断。据最新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建行不良贷款率为1.02%，较上年末下降0.12个百分点。而在郭树清执掌建行的6年时间内，建行资产规模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达到11.77万亿。据此，在郭树清的辞任公告中，建行董事会作出了这样的表述：“董事会谨此就郭树清先生在其任职期间，领导本行重组上市、战略转型、改革创新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投资者的“守护神”
从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的建设银行总部步行到19号富凯大厦A座的中国证监会,虽然只需要大约三分半钟的时间，但这不足303米的空间距离对于郭树清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2011年10月29日，55岁的郭树清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伴随着其从“运动员”到“裁判员”身份的置换，A股也进入郭树清时代。
谁都知道郭树清这一次又是临危受命。受A股连续多年“熊”霸全球的惨淡行情所倾轧，2011年国内5000万股民亏损面达87%，人均亏损4万元，机构投资亏损超过4000亿元之巨，A股成为不折不扣的“坟场”。不仅如此，过去十年间，道琼斯指数累计涨幅22％，印度股市飙涨417％，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9％，而A股却在国内ＧＤＰ高速增长2.6倍的背景下创下了全球证券史上罕见的“零”升幅记录。更要命的是，A股市场的内幕交易丑闻频出，人们对A股市场的IPO（首次公开募股）骂声不断，中国股民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逼近崩溃的边缘。
“证监会必须要当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守护人”――随着履新以来的第一声铿锵发出，除了闪电般成立投资者保护局之外，郭树清还在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上点燃了第一把火。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所有发行人不仅要从新股发行阶段开始在招股说明书上对公司利润分配事宜作为重大事项予以披露，而且在公布年报时也要立即对分红政策作进一步的披露，对于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并且不得随意改变。人们发现，“所有、不得、立即”等强制性字眼赫然出现在证监会的分红政策文件中。
的确，郭树清的“第一把火”烧的有据有理。资料显示，最近10年中，上市公司从市场募集资金达4万多亿元，但现金分红总额却仅占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左右，即只有区区0.4万亿元左右，如果将其摊平在每股之上，股民所能获得的红利收益仅为0.06%。对此，郭树清的诘问是：如果老百姓投资股市的收益低于银行利率，那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凌厉诘问的背后蕴含着郭树清更深刻的诉求――重新定位股市功能，将圈钱市改良为投资市。由于上市公司缺少分红，投资者买入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上市企业持续的分红收益，而是在热衷于“造题材、编故事”的逻辑中哄抬股价并寻找下一个接盘者，这种击鼓传花式的投机炒作既扭曲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同时导致了股市诚信文化缺失。
乱世之中必用重典。向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等各种违规行为下猛药和出狠拳成为郭树清烧向资本市场的第二把烈火。在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郭树清作出了这样的针砭：“小偷从菜市场偷一棵白菜，人们都会义愤填膺，但是若有人把手伸进成千上万股民的钱包，却常常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内幕交易的实质，也是防范和打击这种犯罪活动的困难之所在。”对此，郭树清公开声明自己和证监会对内幕交易以及证券期货犯罪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行动与决心几乎同时发生。自郭树清履新至今，胜景山河的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的两名保荐代表人资格被撤销，从而开出了监管层针对保荐券商的史上最严厉罚单；国泰君安证券企业融资总部董事总经理岳远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并吃进5年不得入市的禁令；利用多个账户操纵“科冕木业”和“富临运业”股票价格的自然人袁某被科以300万元的巨额罚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重组委委员吴建敏因违规持有参与审核的股票，其并购重组委委员资格被取消，而这也是证监会历史上对并购重组委委员开出的首例重罚……。
恶炒新股以及由此给投资人带来的巨大损失成为了郭树清难以忍耐的的心痛，同时也引燃了郭树清“治市”的第三把大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郭树清算了这样一笔明白账：“截至2011年底，散户在新股认购中占发行股数的70%左右，在上市首日的交易账户中占99.8%。2011年全年共有282家企业首发上市，其中199家跌破发行价，首日破发的达到84家，282只上市新股以发行价和年末收盘价计算的平均收益率为－9.15%，83.5％的中小散户在上市首日接盘均以亏损告终。”基于此，深交所和上交所双双作出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的最新决定。郭树清此举的良苦用心在于，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将股票市场的投资行为真正扭转到价值投资的轨道上来。
当然，通晓金融市场管理之道的郭树清非常清楚，股票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锻造并非中小散户所能济事，培育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阵容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自上任以来，郭树清数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进入股票市场。在郭树清看来，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的成长潜力很大，目前的估值水平平均只有15倍左右的市盈率，其中沪深300等蓝筹股的静态市盈率不足13倍，动态市盈率为11.2倍，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这意味即时投资的年收益率平均可达8%。如此有理有据地唱多股市和上演最高级别的荐股在国内最高监管层极其罕见。十分有趣的是，在就任证监会主席首次公开亮相演讲时，郭树清上台踩空一级台阶被绊倒，幸亏一旁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出手相扶。这一小小的插曲旋即被网民解读为“社保基金会出手相助”并在网上疯传至今。
进入改革“深水区”
一头黑白相间的发丝，一副平添学者气质的眼镜，一脸和蔼却不失威严的笑容，这是郭树清在履新123天接受中央电视台特别专访时留给人们的一幅剪影。而在这场名为“中国股市：树什么？清什么？”的高层访谈中，观众发现面对着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倩咄咄逼人的发问，郭树清的回答显得有点沉重。当然，郭树清非常清楚，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积弊多年和顽疾重生，诸如强制分红、抑制炒新的过度性政策并不能正本清源，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功效还必须来自于制度的重构与再造。
“IPO不审行不行？”这是郭树清履新之后抛出的最具振聋发聩的一句问话，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高层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的憧憬与联想。资本市场嬗变的21年中，IPO询价机制下上市公司“自由定价”已经基本实现，但企业“自由上市”却仍未成行，新股发行的核准制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被证监会牢牢地掌控在手里。然而，核准制所带来的弊端却有目共睹。一方面，核准制抑制了新股的市场供给，上市资源由此变得极度短缺，一些企业为谋取上市，不惜编造财务报表和粉饰公司业绩，同时券商、律师等中介力量参与做假，权贵阶层突击入股，PE（私募股权投资）腐败大量流行。另一方面，由于核准制造成了实际流通股远小于总股本，筹码的稀缺最终必然推高股价，因此，核准制被诟病为造成新股发行“三高”（高价发行、高市盈率发行、高超募额发行）的真正“元凶”。资料显示，仅IPO重启两年多以来，A股新股发行的平均市盈率大约为48倍，远远高于成熟市场中的11~12倍，同时心上市的企业累计超募资金超过9300亿元。这一结果说明，有钱的企业可以通过IPO和再融资获得更多的资金，并且大量超募资金被用来存银行、炒房地产和委托贷款，而许多真正缺钱的小微企业被迫走上借高利贷的风险之路，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可见一斑。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证监会发审委把关的企业并不一定是优质的上市公司。在时下股民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上市公司老板，女，当过教师，后经商，生意做大，梦想上市。在证监会发审委的那间小屋子里声泪俱下，证监会官员和发审委员面对一个女强人突如其来的眼泪，惊讶之余，顿生怜惜之心。毫无科技含量的一公司在眼泪的轰炸之下成功过会。”虽然这样的故事听上去有些荒诞和滑稽，但一度被媒体质疑存在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无证销售产品等问题的和佳医疗最终能在被取消审核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重新上会并过会却是活生生的佐证。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和佳医疗能够“闯关”的“关键”是两名发审委委员“因事请假”。
显然，郭氏“IPO不审行不行？”的尖锐发问挑动了资本市场最为敏感的神经，其发动的是对政府权力的一次尖锐挑战。基于此，人们普遍认为，新股发行审批制度改革将是继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股市的又一历史性重大创造，甚至其最终产生的卓越意义丝毫不亚于股权分置改革，而郭树清一旦打开了新股发行的“新大门”，其带给资本市场的将是一遍前所未有的灿烂空间。
以注册制取代核准制是学界的一种主流建议。在注册制下，证监会只做形式审核，实质性的审核全部交给中介机构。对此，郭树清的明确表态是，证监会未来将大幅减少证券监管的事前准入和行政审批，通过常规监管、行为监管、过程监督和事后问责逐渐把审核重点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转移到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来。从中人们不难清晰地看到郭树清凝聚在新股发行制度之上的市场化改革思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改革的热身，深交所已从证监会手中拿到了再融资审批权，同时，证监会前不久首次向社会公布了IPO审核流程及申报情况，并邀请中央媒体记者全程跟踪新股发行审核流程。
相比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而言，退市制度的出台可以说构成了对郭树清的强大倒逼，对此，郭树清给出的最新时间表是2012年上半年。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A股退市公司总计仅有42家，仅占上市总数的1.82%，而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每年大约8%的上市公司退市，纽约证券交易所年均有6%的公司退市，同时英国股票市场的退市率高达12%。由于缺乏退市制度，许多僵死型企业占用本已稀缺的上市资源，而优质企业又进不去，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基本瘫痪；不仅如此，由于退市机制不完善，多数公司在长期停牌之后都能通过重组借壳等方式重新返回到股市，于是，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变成“香饽饽”并被市场反复高估炒作，投机之风在A股市场弥散蔓延。显然，在通过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以敞开企业上市“入口”的同时，如果能够依靠强有力的退市制度力量撑大上市公司的“出口”，郭树清的“两手抓”将牵引中国资本市场走向真正意义的规范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