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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串联生活:串联在生活中的应用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在去上海的火车上      一九六六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三年级。   八月中下旬,由“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引起的第一次冲击波已经弱下来,工作组被赶走了,校系领导被揪出的揪出、批斗的批斗,绝大部分已经靠了边,在师生中间虽有分歧出现,但还未形成十月以后激烈的派别组织,“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学校相对沉寂。红卫兵组织已经出现,但也只是少数干部特别是军干子弟比较活跃,在一般学生中出现了十年“文革”中的第一次逍遥风,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同学(大部分是在前一阶段揪斗风中偏于保守的人)已去西安、武汉等地串联,煽风点火,据说在当地很受欢迎,也有大出风头,很快成为当地风云人物者。有一天陈广宝同学提议我们也出去串联,既然在学校也无所事事,据说中央也有人说“革命大串联好”,何不出去经一番风雨,见一番世面呢,大家就都同意了。但我们这时还都不是红卫兵,连个红袖箍也没有,怎么办?陈广宝说他给我们办。一两天,红卫兵袖箍办来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卫兵证也办来了,袖箍上还盖了章子。但临出发,只剩下我、罗峻岭、叶友凤和常学贵,后来才知道陈广宝跟另一拨同学先走了。拿着红卫兵证很快在车站领了免费车票,我们四个人在一天下午四五点钟从北京站上了北京经上海到广州的火车。我们上的车厢是原来的硬卧车厢,中上铺被吊上去,就成了硬座车。因为大规模的串联还未开始,这次比特快还快的专列很空,直到第二天早晨进入安徽地区才有普通旅客上来,到中午时已经是座无虚席了。在我们同一座厢里还有几个中学红卫兵,在相邻的座厢中坐了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其中有一位穿着很时髦的女工,修长的胳膊上竟然戴了几块表,一边同同伴谈笑风生,一边炫耀似地看看这块表、看看那块表。手表当时在普通人中间都是身份的象征,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穷学生更是了不起的奢侈,就像时下人见了故意摆阔的大款,我不由心生妒意,并料定这女的是资产阶级,至少也是小资产阶级。闲得无聊,几个中学生小心翼翼地征询我们的意见,是否查一下车上有无“黑五类”,在得到我们支持后,他们从车门口开始验工作证、查出身。当时出门办事都认单位介绍信,很少带个人工作证,就凭被查者自己说,查了半个车厢竟都是或出身“红五类”、或本人就是“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小地主出身”,中学生闹不清是红是黑来请教我们,我们几个都是善良人,就含糊地说:“黑五类算不上。”弄得中学生也无心再查,我对那个女人的妒意终于冒出来,就小声说:“查查那个女的!”中学生问了一遍说:“她是XX厂的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哪儿有那么多手表?”中学生又过去说了几句什么,那个女的赶快将表收起来,脸色发白地说:“我是帮同志修表。”此后一路上再听不见那个女工的笑声,连话也不敢大声说,我的心理才得到了平衡。
  有一回我去上厕所,在车厢之间见到一个站着的少女,白布短袖、浅口黑绒布鞋,皮肤白净细腻,短发乌黑,秀眉大眼,身材细长,在污浊的车厢中,俨然吹进一股江南田野的软风,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见她胸前戴着“苏州高级中学”的白色校徽,很是不解,高级的应是大学,怎么能同中学连在一起,就有意搭讪:“高级中学是什么学校?”姑娘笑着回答:“就是高中哇。”我说:“高中就是初中上边的,怎么叫高级?”姑娘又满面带笑地向我解释,那微笑、那白齿、那江南女子口中软糯的普通话给我极大的美感,回到座位上我才回味过来:啊,这就是家乡父老所说的苏州姑娘,真是名不虚传。
  
  在上海
  
  上海车站很小、很乱,怎么也同想象中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统一不起来。站外边有上海各高校红卫兵接待站的横幅,稀里糊涂坐上了去上海交通大学的卡车,被安排在徐家汇“交大”的钟楼里。这是个只有两层的老建筑物,沿着楼梯上去,是一个大厅,分里外间,都铺着草垫,每人一个军毯,我们几个被安排在里间。接待的学生只告诉我们可以冲澡,却没有人管我们吃饭,放下包我们就自己上街吃饭了。下午五六点时分,街上人很少,只有一些很宽的铺面开着,里面坐着上了年纪的店员,偶尔有穿着短裤的青年妇女出来往马路上泼脏水。不时有戴着红袖箍的中学生走过来,见了我们这些戴大学校徽的北京红卫兵,像老鼠见了猫,一个个都噤了声、靠了边。有几个走了过去,叽咕了几声,又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说:“对不起,你们有红卫兵证吗?”我们将戴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箍的胳膊伸过去,他们看见了盖在上面的蓝色图章,吓坏了,点头如啄米:“对不起,对不起,前几天发现了假红卫兵。”我们口大气粗地问:“还看证吗?”领头的连说:“不看了,不看了……”退了几步才转身逃也似地走了。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看牌子有阳春面,每碗一角二分钱,汤面,每碗九分钱,前者面白些,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花,后者面黑一些,虽无油花,上面却撒着几片青菜叶。看我们举棋不定,中年男店员也来劝我们吃汤面。我们几个人,罗峻岭是河南濮阳农村来的,常学贵是山西太谷农村来的,我是陕西关中来的,叶友凤是江苏农村来的,但却在贫穷的苏北;除了常学贵,因他有个团级干部的哥哥,只是象征性的每月几块钱助学金以外,我们三个都拿着十六元左右的助学金,又都是吃面食长大的北方人,在大上海见到酱油汤面,真像他乡遇知己,当时每人就吃了三碗,并将只有三四张桌子上的醋倒了个精光,最后还不够,又向店主人要了一壶。在上海的五六天,每天两顿都以汤面充饥,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但当时却没有丝毫受苦的滋味。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就是跑学校,看大字报,“交大”是不用说了,还到过复旦、华东师大。像北京一样,每个学校都有密集的大字报区,千篇一律地贴着北京来电、XX造反队的严正声明、揭发黑帮分子XXX、揪出狗特务XX、XXX的三反罪行,偶尔也有炮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标语和大字报。但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外滩,沿江一条马路,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临江公园,就像现在西安的环城公园,很干净、清爽。令人奇怪的是,在这里上厕所要收费一分钱,并发给你一张草纸――外滩就是因此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将近三十年后,西安大街的厕所也要收费,不过不是一分,而是一二角,也不发给手纸――先进的上海啊!还有一件事是在上海的一个公园(大概是静安公园)的围墙上,看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秘书起草的曹荻秋的检讨,不仅文字好,话说得好,字也写得特别潇洒飘逸。看了后,我在心里说,上海真有人才。
  有一天晚上在“交大”钟楼,外间住的北京中学红卫兵主动同我们打招呼闲聊,一个颧骨突出,眉清目秀的学生,大吹自己在北京街道造反的事……有一个老家伙,听说是张作霖的参谋,胖得坐在躺椅上不愿起来,我用棍子一捅肚子,软乎乎的,那家伙骂人,我用皮带一顿猛抽,一会儿就断了气……末了,这些中学生又告诉我们,明天在上海市委门前静坐造反,你们一定要去。第二天等我们赶到时,静坐的队伍已经阻塞了马路,远远只能看见一幢五六层的大楼。我们周围是组织有序一律蓝布工装的工人,列队而来,列队而坐,中间有纠察维持秩序。到了中午,工厂小卡车送来一筐一筐的馒头,还有香肠,我们几个外地红卫兵每人只分了一个馒头,却没有香肠。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前面人群突然乱起来,在广播声中,夹有吵闹声,打斗声,有些人穿过队伍挤上去看,常学贵也上去看了,但周围的工人却仍然井然有序,安坐不动,好像是来听报告。――上海工人的组织纪律性从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晚上,常学贵告诉我们,下午大楼前是因为北京来的一些红卫兵要闯进大楼,其中有一个竟是我们班的某某某。我们问:他跟谁来的?答曰:不知道。后来他来见了我们,但只同我们打了个招呼,就匆匆跟外系的几个同学走了。
  
  从上海到杭州
  
  离开上海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去杭州的火车时,天是阴沉沉的,站台上还能看到雨滴。开车的时间已经过了,但火车还没有走的迹象。旁边的人说红卫兵查出了牛鬼蛇神,他的话音刚落就见铁路工人用站台搬运车推着两个蓝色帆布箱走到我们窗外。大约有三四个戴着红卫兵袖标的中学生指着箱子命令铁路工人打开,工人回头招呼,只见一个四五十岁的瘦瘦的男人赶过来,他的身后是两个徐娘半老的中年妇女和一个瘦小的五六岁的男孩。瘦男人急着解释、央求,话也听不清,大概是说,他们一家这是被遣送回福兴老家,箱子里啥也没有,只是几件衣服;红卫兵不依不饶,仍要打开检查,两个妇女中稍年轻的一个又赶上来求饶,一个戴着长舌蓝帽的红卫兵用手中像教鞭一样的棍子捅着她的额头,捅掉了她绑在头上的纱巾,又捅掉了稍胖妇人头上的纱巾,我的周围是一片唏嘘,原来这两位姿色尚存的女人都被剪掉了头发,显然是匆忙中被剪掉的,一块高一块低,一块黑一块白,像个癞痢头。瘦女人额头还被刚才的棍子捅出了血,顺着白色的皮肤流向弯弯的眉毛,小男孩吓得大哭起来,胖女人赶忙将他抱进两腿之间。箱子终于打开了,拿棍的红卫兵将里边的衣服一件件挑出来……正在这时候,火车启动了,瘦男人看着火车,指着小孩,指着箱子哀求着。不管后来怎么样,这趟车他们是赶不上了。
  大概车厢中的每个人都被刚才那一幕震惊了,没有一个人因为列车的终于启动而表示出高兴。我拂不去的是眼前的那个瘦小的头发乱蓬蓬的小男孩,他的惊恐的面容,他趴在胖女人腿间的颤栗。我还在想,一个快近五十的男人,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女人,一个小孩,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夫妇怎么有两个,是兄妹怎么走在一起,一起被扫地出门,而小男孩又同他们是什么关系?小男孩后来又怎么样?……不知什么时候,车厢的一头又进来两个穿警服的男人,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多岁,脸孔黄胀的妇女,她的头发显然被剃刀剃掉了,白光光的,毫无遮护,目光痴呆呆的,既无苦也无怨,茫然地面对满车厢的人。警察对列车员说,他们要押送这个女人回原籍,列车员劝走门边座位上的人,让女人同押送的人坐下来。女人在靠着过道的座位上坐下来,这时我才看见她脚下网兜中装着一只小锅。我不忍看,又不由得要看。女人一直是一脸是认命了的茫然。
  雨中,列车行驶在沪杭间的田野上,一方方翠绿的稻田,一面面镜子似的池塘,一个个湖湾港汊,上面漂浮着或绿或红的水中植物,同小船一起经受着冷雨的浸淫。远处绿野中不时出现四面空透的灰色草棚,棚中的水牛静静地对着茫茫雨色。铁道旁边田间小径上偶然走过一个江南女子,打着或蓝或黑的细布雨伞,几乎一律的蓝衫黑裤,脚下的白塑料凉鞋在水泥地上踩出一个一个足印,为了躲风雨,她们大多扭着身,更显示出江南女子的秀美。多美啊!多美的江南,多美的苏杭!我想起五月份在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小放映室所看的供批判的风光片《杏花,春雨,江南》,眼前虽不是春天,也无杏花,但这美却是不让的。然而上海车站的一幕和眼前带铁锅的女人同这美丽的自然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感到压抑,感到痛苦,我不希望看到人世间正在出现的惨剧,但是当时我没有也不敢对现实提出正面的疑问,我甚至为存在找出理由:或许那个瘦男人是娶了两个老婆的骄奢淫佚的资本家,或许眼前这个胖女人是个恶婆子,然而眼下他们究竟可怜,尤其那个小男孩。
  
  不敢游山逛水
  
  刚出杭州车站,我们就看见远处天边出现的一片碧蓝,行人说这就是西湖。多美的西湖,我在心里说,一定要去看看西湖。我们住在市内的一个音乐学院里,它的隔壁就是杭州医学院。每天我们还是去市委市政府门前看大字报,要么就是到街上的饭馆吃面,一样的面,这里一角一分钱一碗,倒霉的还是醋,吃完了再要,弄得有些店主很不高兴。到杭州后,我们几个人就自觉检讨了自己,我们不是来逛热闹,而是来学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次可不能像在上海那样白转一趟,要对文化大革命做点贡献。于是每天看大字报都带个小本,将大字报的内容抄下来。常学贵家里有书香传统,在学校原就很勤奋,整天抄呀写呀,现在更是认真,抄得最多、最详细,回去后又在地铺上整理出来,几天下来,就累积了上万字的材料。我们又找到音乐学院的打字室,借来蜡纸、钢板、钢笔,常学贵、叶友凤一天没有出门,又熬了大半夜,终于将材料刻出来,题目是“浙江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之一”。正在这时候,杭州造反派在医学院举行静坐,要求省市委领导出来接见。一墙之隔,我们也参加了,大操场上几万人高唱造反歌,“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颇为悲壮。从午饭后坐到晚上七八点,省市领导还不见面,这时开进来一辆卡车,上面有人宣布,省市领导关心静坐革命小将,送来了点心,每个人发几块桃酥,有造反派说这是阴谋。但我们还是去领了,吃了“走资派”的点心,再唱、再呼口号、再坐,大概十一点左右,几辆小车开进来,一个省委副书记带着市委书记等大小官员来了,全场一片欢腾。省市领导坐上主席台,一个秘书长主持会议,举起红宝书,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主席,三祝江青身体健康,然后是副书记讲话,表示了同革命小将一样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又表明省委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的”等等,有几个红卫兵不服,上去同领导抢话筒,底下又有人嘘这几位红卫兵,于是场上大乱,等静下来,台上领导早已不见踪影,这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按事前约定,我们几个人又去了音乐学院打字室用手摇机油印刻好的材料。我们要印五百份,学校说没有那么多纸,减为每张一二百份,一共十多张,加起来手摇就得摇几千次,等印完,装订好已经天大明了。因为要赶去广州,材料发不出去,我们带不走的就交学校了。
  我多想看看西湖啊,但罗大哥、叶老弟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游山逛水的,让人看见多不好。有一天黄昏,我们几个人散步到了西湖边,不看吧,已经到了,看吧,对不起毛主席。但西湖的诱惑又实在太大了,出身中农的常学贵还是有办法,他提议将胸前的校徽摘下来,装作出差人模样。摘下校徽,我们才走进西湖,夏日的黄昏,湖边却很少游人,只有湖水清波微起,轻轻撞击着堤岸,远处林木高耸露出楼台亭阁的轮廓,西湖像劳累了一天的江南女子,静静地躺着,温柔而神秘。我们脱下凉鞋,坐在堤岸上,将脚伸进湖里,接受着西子之手的抚摸,惬意舒适。我多想在这里永远坐下去啊,但老罗他们却催着走。刚走到马路边,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售票员高喊:“去灵隐寺、岳王坟上车!”还是常学贵说:“灵隐寺不去可留下终身遗憾啊!”我一听,迫不及待地簇拥着老罗、小叶上了车。十几个人在灵隐寺下了车,直奔一座铁门,但铁栅门却关得死死的,连一个照明的灯也没有,同来的人,有的摇门有的喊话,都毫无声息。我们只好踱到门前的山脚下,但见山坡之上全是碗口粗的楠竹,在夜色中仍能看见墨绿中的粉白,我们攀着竹子上了几步,就被脚下的杂草挡住了。“回吧。”不知谁说,声音中是无限地遗憾和流连。我对着山林撒了一泡热尿,恨恨地说:“李星到此一游,留个纪念。”招来同伴的讥笑。
  灵隐寺没游成,黄龙寺我们可是真游了,不过那是无意得之,那天,我们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去看大字报,从浙大出来,往前走了一段(此处几个学校仅凭记忆,肯定有差),看见依山有一所越剧学校,就信步走了进去。学校没有多少人,大字报也零落衰败,传达说学校已解散,但在校园内却见了几个美若天仙的女子,秀美飘逸,如一朵朵云彩飘过我们几个北方汉身边,逼得我们连抬头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出了越剧学校,我们又到了杭大,杭大更冷清,大字报也没有什么看的。出越剧学校的时候,天阴了,隐隐还滴着几点雨滴,到杭大的路上,雨更大了,但等我们从杭大的大字报室走出时,天却大晴了。杭大对面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大概是一所中学吧,我们穿过操场,就到了学校背后的山脚,雨过天晴,满山的松柏一片翠绿,一阵风吹过,一片松涛声,太吸引人了。上去吧,这又不是来游山逛水,是爬山。树下的灌木杂草增加了难度,有人不想登了。这时我们抬头一看,却看见高处有一片青石,爬到石头那儿吧,也好歇歇。爬到石头处,又见头顶还有一快更大的石头,树木也稀少了,说不定是山顶。到那块石头吧,又爬。登上这块石头,眼前的景象把大家都惊呆了,一座座山头,一面面山坡,全被绿色包裹着,在绿色中间偶尔耸出一座尖塔,闪现出一片片黄色的琉璃屋顶,在绿色的深处,隐隐出现一角水色,传来人声的喧哗。这面是西湖,是环拱西湖的灵山秀水,在雨后的阳光中,这一切显得分外明丽而动人。人们的心胸顿时为止开阔,情绪顿时为之亢奋,站在青石上,坐在青石上,躺在青石上,这一切依然簇拥而来。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人整人、口号声震得人耳膜发痛的地方。然而,太阳快要落山了,暮色即将降临;我们还不知道回去的路。
  “趁天未黑,快找路下山吧!”世俗的问题惊醒了陶醉的人们。一种意见主张沿原路下山,我和常学贵却坚决反对,坚持另找路下山。好在另一面有人走的小径,我们就顺着它走下去,刚下去不多远,就到了一片竹林,竹木撑天,清幽安静,林中有石铺的小径,竹下还有供人休息的石凳石桌。本想流连却不敢流连,我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这个如梦境般清静雅致的去处。下去的石阶路渐陡,加之心急,我们几乎是跑步下来。林回路转,突然眼前又出现了一抹红色的宫墙,沿着宫墙走下来,却到了一座寺前,常学贵看过杭州旅游图,说这可能是黄龙洞。进还是不进,又是一场争论。也没人阻拦收票,几个人又长驱直入,里面只有三两个外地游客,尽管萧条,但却使我们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寺中没有一块石头不是奇的,没有一棵花木不是美的,就连路边荒芜的青草,也奇秀无比。绕过一座又一座殿堂,最后到了刻有黄龙神像的石窟,却见上面赫然贴着一面黄纸,上面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最后一幕虽然煞风景,但总算不虚此行,跑马观花地见识了这么多的人间美景,是杭州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人间天堂的印象,导致后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三下杭州。
  
  未必必要的时代
  
  离开杭州我们又去了广州,住在中山大学附近的荣军疗养院,每天免费供应两顿正餐,不变的砂锅蒸米饭,上面放两块红烧猪肉。留下印象的是去了一趟中山大学,见到了矗立在钟楼前的孙中山铜像,还到了中南医学院、暨南大学,在后者吃了免费午餐。在广东作家协会吃了一角五分钱的烧鲜鱼头,在餐厅见到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头,别人悄声介绍说是欧阳山。还有一个印象是广州街上的女人都像吊在屋檐下晒了一冬的葡萄干,又黑又瘦。从广州又到了武汉,我们学校政治经济系的赵桂林曾在这里掀起过滔天巨浪,整得省委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抹眼泪。我们都住进一所中学,无所事事,归心似箭,游了长江大桥,去了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武汉水电学院,从那里观看了浩渺美丽的东湖。之后就匆匆回到北京,――已是九月初了。十月下旬,还是我们几个,又去了西安、延安、咸阳,“革命”的味道已经化在开眼界、逛世事中了。回了一趟兴平老家,从宝鸡上了去重庆的火车。我们是从车窗跳进去的,车内无立足之地,我把长线围巾吊在行李架上,在椅背上躺了四个小时,直到半夜才下来站着。在成都也不敢下来,怕下去再上不来。列车在成都重庆之间的史家河站停了四个小时,几百人拥进站外的小镇去吃饭,小镇能吃的都被买光了。住重庆医学院的大饭厅里,席地而卧,铺的是自己带的小棉毯。东行拿不到轮船票,南行(去云贵)连件雨衣、雨伞也找不到,只好等票回北京。在重庆待了半个月,每天不知道天阴天晴,浓雾茫茫,马路湿漉漉的,不知是雾水,还是雨水,连食堂的饭菜也带上一股久雨的苦味。有一天下午四点左右,太阳从云缝里露出约二十多分钟,兴奋得我们直欢呼。在重庆只记得去了红岩林村、渣滓洞,当时的那里就像今天的旅游热点一般热闹,人挨人、人挤人,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倒是重庆的物质生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猪肉、鸭肉,大街上的酱猪肉是放在大床板上卖的,几角钱就切一大碗;鸭肉,特别是板鸭,一平车一平车地穿过大街小巷。以致“文革”后期我被分到西安,用钱也买不到肉时,还时常想着重庆,不知那么多肉几年间都跑到哪儿去了。
  第一次同我串联的罗峻岭,现在在河南鹤壁市委工作,常学贵,现在石家庄市委工作,叶友凤,在抚顺市委工作。第二次串联,除了罗、叶之外,增加了个陈伟,广东汕头人,现在在遵义市委工作。只有我在陕西的文艺单位搞专业。这里的交待,目的是为了说明我是如实写来,不敢稍加穿凿,文过饰非。特别是我个人当时的心理,更不敢稍加美化,确实是不喜欢文化大革命,感到压抑,另一方面又不敢正面怀疑,对于当时自己的一些“阴暗思想”自己也害怕,以致几次梦见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当然也几次梦见被江青接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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