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华，江苏盐城人，大学毕业后赴新疆工作１８年，先后任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驻疆记者站。曾供职《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书橱里有一本《鲁迅全集》第六册，精装。１９５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扉页上签名：陆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于新疆医学院。
这不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而是我“文革”中参加过的一回武斗得胜后的“战利品”。也是我当年响应领袖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特别的纪念品。
巴金老人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旨在教育今人和后人，不要忘记那场刚刚过去的浩劫。他的声音是微弱的。“文革”，至今，基本上还是一个谜，历史之谜。实际上，谜底也是清楚的。但是，说不得。我主持一家报刊副刊十多年，关于“文革”的文章，一律“枪毙”。这是上级指令。这种状况至今似乎也没变。试看今之各大主流媒体，有多少是能谈“文革”的？“文革”成了文章禁区。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宏彬，一个叫宏伟，原先写作“红兵”、“红卫”，就是红卫兵，有着“文革”的鲜明印记。连他们这些“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青年人，都对那场运动若明若暗了。
但我相信，毫无禁忌地谈论“文革”，总结“文革”，甚至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辈人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汲取教训，推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样的日子迟早是要到来的。
我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且是积极参加者。那时我在乌鲁木齐。我的性格，注定了我不是那种独举大旗，拉帮结派占山为王，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我是闷着头跟别人后面跑，所谓“跑龙套”。那种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的辩论场合，那种争争吵吵发展到后来拳脚飞舞的场合，是总也见不到我的身影的。那我这“积极”，积极到了哪儿呢？敲锣卖糖，各有一行。我不善争吵，舞不了拳脚，但会写。写什么？大字报呗。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字报恐也陌生了。大字报也算得是一种载体，或媒体。这不是印刷品，而是用毛笔写成大字，贴在墙上。那年头，大街上，机关内，甚至家属院宿舍，几乎所有的墙面，都成了大字报的宣传阵地。形成了一种现在想来颇为壮观奇特的景观。
我算是炮制这种大字报的高手。其内容，当然无非是表明本派是惟一革命派或造反派的种种理由。之所以我是高手，一是我的大字报短文写得棒，学了点鲁迅杂文风格。那时算是专职革命。我当时所在的广播电台尽播梁效文章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一大群编辑记者都没事干了。于是，我就将写大字报作为业务练笔来对待，写作是很认真的。头儿和战友们很满意，被视作本派的笔杆子。虽然未得到过一分钱的稿费，但总是激情迸发，夜以继日，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在机关大楼大门两侧的墙上。
二是，我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章写好了，无劳别人来抄写。算是多面手，难得的人才呀。还有，抄好了，无劳别人，找个帮手，提上水，就“发表”去。那是在冬天。方法是：将水往墙上一泼，帮手随即将纸贴上，过一会儿，就粘住了，实际上，是被冻住了。怎么怎么，冻住？是呀，胡天八月即飞雪，零下十几二十度的塞外严寒，能不被冻得结结实实！有一篇头儿认为的重要文章，被我拿到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大十字”去贴，第二天特地带上家人去观赏，呀，那一溜墙面，像是覆盖了一层水晶，在冬日阳光照射下，发出柔和晶莹的光，煞是耀眼！水晶里面，嵌着我的大作！我在这水晶墙面的三三五五的读者中来回走了三趟。那个成就感呀，啧啧！
我今天怀揣作家协会和书画协会的“红派司”，说不定与那年月勤于练笔有关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是对的；但耕耘了，定有收获。是不！
下面，该我来老实交代参加武斗的事了。
话说，人才，机关大院是关不住的。不久，我就被提升到咱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去，无非是搞宣传，“文攻武卫”中的“文攻”。有个名目，叫“战声”通讯社。通讯社出版大３２开的印刷宣传品，就是传单。我去了以后，改成像新疆日报那么大的一整张。咱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气派大些。撰稿，组稿，编辑，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好像隔几天就要出一张，就利用新疆日报的机器设备和纸张，那里的战友很卖力的。
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我写了多少？无法统计。那些报纸，一张也没保存。一整版的长文，往往苦战一夜就出来了。一时反响颇大。直到几年后，“文革”后期我入党时，还有人提意见，意思说陆某人派性大，搞非法出版物，煽动派性。
应该大略介绍一下，当时新疆“文革”总的局面，是形成了两大山头，一是保王恩茂（当时新疆第一把手）的，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三促”（具体“促”什么，又三，记不清了）；一是反王恩茂的，自号造反派，称为“三新”（具体如何“新”，又三，也记不清了）。两边各有一个“胡司令”，三新的叫胡乱闯，新疆大学学生，光头，独臂。在新疆两派代表晋京时，周恩来总理还特就胡乱闯这名字就题发挥了一通，规劝他们不能乱闯，要上轨道。“文革”后期被捕入狱，据说关涉人命案。三促这边的总头儿叫胡什么，记不清了，这是位中等个儿的男子，是那种吃过糠，扛过枪，跨过鸭绿江的根正苗红的汉子。好像是一家企业的工会干事。就是这位胡司令，点着名儿让我主办“战声”通讯的。
那一天的“行动”，是去乌鲁木齐西部的新疆医学院，那里有一座学生宿舍楼，是造反派的总部。用当时本派的人话说，是“黑窝子”，造反派们许多事就是从那里发端和操纵的。要端掉这黑窝子！
夜间零时吃饭，一时出发。
出发地是七一棉纺厂。这是新疆有名的大企业，是五十年代初王震将军部下节衣缩食创办起来的。位于乌鲁木齐远郊。现在，这里成了武斗一方的基地了。参加的人，大都是棉纺厂的汉子。一律身着卡其布的青蓝色工作服，头戴柳条盔，臂上系白毛巾，手执自制长矛或棍棒。一切都在暗黑中悄悄地进行，紧张而有序。那时虽时值盛夏，但新疆昼夜温差大，夜间还凉风习习，很是宜人。都登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车几十人，直挺挺地立着，看去倒也威风凛凛。那夜幕下的大广场，挤满了几十辆这种挤满了武士的卡车，黑压压一大片，那气势，也够大了，像是要打一场恶仗的样子。
出发了，不准开灯，车行颇慢。每一段路都有前导。后来得知，这次行动由一位曾是军官的人指挥。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和日本人美国人都较量过，现在对付红卫兵胡乱闯那几个毛孩子，还不是小菜一碟！说不定，新疆军区的人也在暗中支持。
我被安排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里，享受小头目的待遇了。胡司令是很关照我的，随军记者嘛。好像还指定了几位保镖，叮嘱他们到了现场，要前后左右跟定了我，不能出事。
这一切，使我激动，感动，新鲜，刺激。不免还有点心跳。万一……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儿，怎整！不过，这“私”字一闪念也只是一闪念。咱也是战士嘛。出发前，曾接触过几位老工人，不，这会儿是“战士”，都情绪激昂，其中有两位曾在朝鲜战场立过战功……比较起来，咱这“老九”呀，还是不行，没改造好呀；一玩真的，就抖活了，“活思想”就出来了。
就这样激动着，心里“斗私批修”着，刚蒙蒙亮，目的地到了。在新疆医学院不远处的地方隐蔽待命。不久传来消息，说战斗已结束了，打胜了。原来，我们这是第二梯队，也就是预备队性质，第一梯队的战友们凌晨发起攻击，将那黑窝子大楼炸塌了一角，造反派的红卫兵们屁滚尿流，有的闻风而逃，有的投降了。这样，按原来安排，第二梯队就接替打了胜仗的第一梯队的人，让他们撤离休息，我们就打扫战场，处理善后，特别是加强警戒，巩固阵地，防止造反派反扑。
没仗可打了；战友们又打了胜仗，紧张情绪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高兴了起来。有人大叫：开饭，开饭！这时大家才一起叫起饿来。饭是现成的，车上带着。雪白的大米饭，红烧猪肉烩粉条，牛肉烧土豆，在清晨的凉风中，热气袅袅地升腾着；那肉香，刹时弥漫了校园。这好饭好菜，在当时当地的寻常人家，是难得见到的。“文革”的战乱将内地与新疆的物资交流中断了，那时乌鲁木齐居民粮食供应基本上都是粗粮，玉米面，大米很稀见。而且供应不太正常，买计划粮往往要排上一天的长队。看来这也是指挥者们的精心安排。
我印象很深的是，开饭中间，有人吵吵嚷嚷，说是抓了一个造反派。我丢了饭碗，跑过去一看，是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被几个我方人员推搡着，从一座楼内押出来。他挨了几棒子，哭着大叫“哎呀！哎呀！”，有人还叫：“打死他，打死他！”我忙喝止了，让我的“护兵”将他带过来。这不就是个学生娃嘛，不免心生恻隐。我故作姿态地掏出采访本，举笔作采访状，将他带到人少的地方。据他讲，他是××系二年级学生，听说要打仗，他害怕了，躲到那幢教学楼的阁楼上，已两天多没吃饭了。我看他那因极度惶恐和饥饿而变得苍白虚弱并不断索索发抖的身体，相信他没有说谎。我故意大声说，我们优待俘虏，先吃饭再说，即让身边人打饭来。一位老工人还嘱他：先喝几口热汤暖暖胃，吃饭先吃一二两；剩下的过两小时再吃。一下子吃多会坏事的。这位老工人也是行伍出身，野外生存经验丰富。天下还是好心人多嘛。
我在“保镖”们簇拥下，进那宿舍楼察看了一番。我们是从被炸开的大洞进去的。据说担任爆破任务的，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爆破能手。行家评说，这活漂亮，技术水平很高。说起来令人慨叹。多少人在与日本人美国人的战场较量中练就了一身本事，未想到后来却用到了对付同胞上，有些人为此流了血，甚至丢了老命。这叫什么事儿？后世人该如何评说，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真是没法说，窝囊死了！
宿舍楼内，一片狼藉，木架子床横七竖八，衣服、书籍、纸张扔了一地。可以想象，几小时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天降大祸；这是一个和平常一样的日子，寂静的夏日之夜，红卫兵们，实际上都是些不谙世事的大孩子们，都已沉入梦乡，做着各自青春的美丽的梦。他们哪能想到，就在此刻，一群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武装人员在同样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员指挥下，在夜幕的掩护下，潜入了他们的“领地”。随着一颗信号弹升空的耀眼光亮，“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天塌了，地震了？孩子们一个个被震下了床，惊慌失措；就在这时，一群头戴盔帽，手执长矛大刀的汉子就似从天而降，凶神般冲到了他们面前，“不许动！不许动！！”严厉的声声喝令，让他们丧魂失魄……
我见到了几具尸体，都非常年轻。并未看到头破血流的惨状。仔细瞧去，才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两处小小的黑点。那就是伤口，是长矛刺的。有行家说，杀手是有经验的老兵。据说这几个红卫兵“不老实”，还想在如林的长矛大刀前挣扎反抗，狂呼“造反有理”……也算得是惨烈一幕。
楼下有几摊血。是跳楼学生留下来的。听说都是女生。女生住楼上。有死有伤，都被抬走了。
在那几摊血迹旁，我伫立良久。边城拂拂的晨风使我清醒了许多。尽管那时我派性十足，但在这些刚刚逝去的鲜活的年轻生命面前，心灵还是有所震撼。观点不同，所谓路线之争吧，哪能你死我活？想不通。自此以后，我再不参加诸如此类的“行动”了。
不远处，有一本书，在楼下一草丛中静静躺着。捡起来一看，竟是《鲁迅全集》。心里一动。在那年月，能抱着鲁迅的书看，那一定是有相当文学素养的了。是跳楼的哪位女学生的读物？我将它放到了我的提包里。默默地。过了一会儿，又取出来，在扉页上写上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这个日子。
我想我要记住这个日子。默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