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山郎 猴年，我的本命年，所以一辈子的瘦猴，电线杆子一根。猴年的那个日子，总能遇到晴好的天，风力一二级，但很热。我从来不过生日，也不感到天气多么闷热。
1992年本命年，生日前后，我掉了一颗牙，竟然是颗乳牙，我奇怪，也感欣慰。我把它送给女儿阎荷，上写：“它同我亲吻60年。”正像我55岁时髌骨摔折成七瓣后我将它留给儿子阎力一样，想借此代替将来的骨灰，不成想女儿先我一步留下了她的骨灰。啊，人生！
我想家了。只有住着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咸阳市礼泉县“阎家什字”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
1929年起，陕甘大旱，凡三载，饿殍遍野，中国历史上惨不忍睹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当年又闹“虎列拉”（霍乱），死者无数。父亲在仓房巷小学教书，放学回来，总要在大门外撒一层白灰，说石灰可以杀菌，还用好几种中草药熬了汤，让一家人喝下去预防传染。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大灾的第三年，猴年1932年2月，东北陷落，夏季，“虎列拉”之后又遭天旱和蝗患，人迹稀少。全身浮肿、面如菜色的人，走着走着，突然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哭声时有所闻。就在这一片木然的哭丧声中，8月14日上午，一声无力的啼叫，我降生在县城聚族而居的“阎家什字”。
爷爷请来“老娘婆”给我放胎毒，说是放血可以祛风。呀，“瓷瓦子”在一个“月娃子”嫩豆腐般的皮肤上胡划乱撇，可怜的我，额颅、胸口、鬓角全往外沁血。“娃哭得快断气了！”大哥急如星火，跑去找父亲。父亲接受新文化，极力反对野蛮无知的做法，可是，为时晚矣。
母亲怀胎于瘟疫与饥荒，又备受祖母的白眼与凌辱，我不能想像，母亲一天两顿饭都吃些什么，怎样用咸水井里的水稀释她身上的血把我喂活。
文革在干校时，谈起我的生年，诗人臧克家说，就在那一年，他写了《难民》，纪录当时日寇烧杀虏掠下百姓颠沛流离的惨状：
沉重的身影，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独的，支撑着一个大大的凄凉。
生我的第二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世界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是年，礼泉县的人口锐减到88894人。
我的先辈，多少人早早逝去不能终老！
阎家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生于忧患，死将何以？母亲又请来个算命婆子。那婆子看了看手相和五官，结论只有六个字：“七月猴，漫天游”，云游四方可以消灾。时过不久，举家南迁，落户西安，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活――也就是我的漫游生活。后来游回礼泉，又游到西安，再游回礼泉，又游到兰州，游到北京，游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再游回北京，亦荣亦损、亦损亦荣。母亲呻吟床笫、生离死别，床前无我；父亲离世的前一年，我晨昏侍奉、有幸学老莱子娱亲；皇天曷亟，我噙泪吻别黑发的女儿；大嫂瘫痪，终未挽救垂亡的生命；大哥早晚按摩，心宽体胖，一个刺激，突然精神失常，继续坚持按摩，竟然活得更加硬朗。
那年生月的暑天，走南阳，共3人：周明、我，还有军旅作家周大新。《空城记》里诸葛亮唱道：“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奠定了汉家业鼎足三分。”先看汉画馆，再拜武侯祠。
今日亲见，叹为观止。从汉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到现代文化，源远流长，惟“博大精深”可以誉之。汉画的狂放沉雄，前后《出师表》的挺拔飞逸，都是精神和情绪处于自由状态下的神来之笔。“三顾茅庐”处，柏森林、魂渺渺，不尽的遐想。
“信不信由你……”一位算命的妇人冲着我们穷吆喝，眉眼和善。
我和周明笑而不答，妇人穷追不舍：“信不信由你！大哥，你眼大有神，耳大有福，春风满面，弥勒转世，气度不凡，你的命刻在脸上，一辈子没吃过亏。”然后朝着我和大新问：“首长，我看得准吧？”女人好眼力！
连抽三签见吉凶。周明头 一签，红；第二签，红；第三签，又是红！签签泛红，属“上上签”，一生走红运。女人宣布结论：“大吉大利大红签，多福多寿多美满，晚年更幸福，特别是婚姻爱情……”我窃笑。
轮到我。心想，无非看碟下菜，顺情说好话呗！抽第一张，白；第二张，白；第三张，还是白！签签泛白，属“下下签”，众惊。妇人最后宣布：“这位首长为名不为利，一生多难。”就是说，一辈子倒霉！言罢，念我命运多舛，反过来安慰说：“七十有吉，八十元凶，流年运起，否极泰来，晚年多福多寿。江湖浪大，除非贵人相助。你就等着救你的贵人显灵吧！信我，准没错！”话没说绝，时来运转，留给我诸多憧憬的空间。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游走他乡，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消灾似的，乡关远矣。惊回首，七十多年一滑而过！
2004年，又是本命年。飘零一世，客居京华，因思乡而辗转于北京―西安―咸阳―礼泉之间，犹如侯鸟之旅；叶落归根，近乡情切，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人文景观，无不令人魂牵梦饶。2月回乡，走访咸阳市、礼泉县的故旧和作家群程海、梁澄清、刘吉华、孙迟、张廉、建斌、罗浑厚、文源、蔺志顺、马宏茂……可惜邹志安不在了。
告别年轻时一块创作剧本的孙迟，出门，走出一大截，我又转身问孙迟：“你今年多少了？”孙迟说：“29年人。”我说：“我32年人，今年本命年，看，腰上系了两条红裤带！孩子们孝敬的。”
高朋满座，在咸阳图书馆聚首恳谈，谈文学之：多变?变多，多元互补，目迷五色，耳乱八音，爱得不深，狠得不狠；叹世风日下：东风恶、欢情薄，世情薄、人情恶，名缰利锁向钱看。交流写作经验，提示在座诸君凡不被触动、并无或深或新的感受时，切忌动笔；作人要老实，为文要真实，以真遮百丑嘛！行文却不可太实，联想呢？幻想呢？情思呢？诗味呢？主体的“我”呢？有没有像天外飞来的魔杖似的神采飞扬点亮全篇的情节与场景，就像林黛玉焚稿、睛雯撕扇、阿Q画圈、痨病革命者吃人血馒头那样？要风趣，风趣能让人放松！“想要当散文家？”必须反复琢磨跟你最投缘的作家，仔细地品味；必先用心跳写好你感恩的母亲以及你的最爱、心上人……七嘴八舌，欢声笑语，一家人似的。
登昭陵，参观祭坛遗址、墙基宫阶和下水道，残砖断瓦中制砖工匠之名隐约可辨，瞻仰复制的“六骏”勒石，感受大唐的雄风和壮美，一股豪气油然而生。寻访建陵，过小路深沟，观千年碑亭，抚镇墓石狮，看顶天华表，赏石人石马，唐代艺术灿烂辉煌！我一直走在众人的前列，兴味盎然，一腔化不开的浓浓乡情。罗浑厚后来告诉我梁澄清对他说的话：“人生70古来稀，阎纲72岁，人老了，免不了怀祖念旧，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似乎有那么多的郁积于胸的世情话。阎纲又是文坛上硬汉式的‘关中愣娃’，经过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女的大不幸、大蜕变之后，凡俗之情似乎使这位学者更臻完美，那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善。”
昭陵脚下有个西屯村，村里有个年轻娃，捏“泥娃娃”，烧“泥人人”，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结果出了名，出落成了泥塑家，竟然出洋到外国。鲁迅说：“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那么，从民间传统的“泥人人”里是不是也能捏出个雕塑家罗丹来？
要问李小超的雕塑艺术有多好，先看看他捏出了多少好玩艺儿。他的近40套组1000余件“泥塑”，将“昭陵”所在地――我们礼泉县农民地地道道的艺术造型和“关中愣娃”硬汉子精神，同陈忠实笔下《白鹿原》里全景式的关中风情逼真地揉合在一起，虽小却好，那风格，使人想起汉代的砖雕，骨力毕现却大气浑然。
2001年9月，我受小超之邀，在他家里作客，目睹了让人惊喜的一切，像雕塑工作室又像个窑场作坊，满地是活灵活现的泥人坯子，我想，临潼当年烧制秦兵马俑，也不过这番景象。人们见到过陕西茂陵的石刻，几锤子砸下去，即成生命的发动和力的威慑；人们也赞叹礼泉县的“昭陵六骏”，雄健强劲而神态各异，骁勇无畏又通达人性。我想，不管李小超有意无意，这憨实骠悍的风骨和简练传神的灵性，都像生命的乳汁一样滋养着他的雕塑艺术，薪火不灭。
正是这一天，在覆斗形的“昭陵”所落座的九?山的山麓――李小超的老家前院，他将一块十多斤重的石头当众递到我的怀里，然后发表演说：“这是咱礼泉的‘?山石’，一头默默耕耘的‘关中牛’，专门留给阎纲乡党作个念想。‘石不能言最可人。’可人之石最能言，再多的话，我――不说了！”
最后去了县作协主席文源家，坐在文源的书桌前，我说：“呀，咱礼泉伟大的作品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啊！”归来时，一股黑怪风在眼前不停地旋转，卷起一柱狐烟：我们遇到“旋儿风”了！问：遇见“旋儿风”好不好，答：“按咱家乡的风俗，遇见‘旋儿风’，赶紧1―2―3―，唾三下。”我重重地吐了三口。
梦牵魂绕，我又回到童年的景象：桃花红、杏花白、菜花黄，空兀一峰青，被披上绿生生春装的田野高高地托起，龙盘虎踞――九?山蓄势待发，雄气逼人。
69岁的2001年9月，随咸阳电视台王遂社的“《阎纲回乡》摄制组”，回了趟生我养我的家，登上九?山，走进昭陵博物馆。
我请叶圣陶题写的匾文“昭陵博物馆”五个大字高高地挂着，风采依然，安详而大气。
心跳不已。
此情此景，张廉、建斌的文中有载：回想起69岁的2001年9月，随咸阳电视台王遂社的“《阎纲回乡》摄制组”回到家乡的情景：心跳不已！此情此景，张廉、建斌的《阎纲回乡记》、《阎纲回到礼泉》诸篇文里有载，大意是说：
他面容清瘦，腰杆笔挺，说话和气。身穿褪色的灰白上衣，蓝布裤子，胶底白鞋。他把“我（ＷＯ）”叫“我（Ｅ）”把昨天叫“夜儿”，还说“柯里吗嚓”和“黑麻咕董”一些土话。出门不坐车，喜欢步行。谈论中，忆起童年，他神采奕奕，从老家所在的西北街阎家什字开始，如数家珍，讲起他上小学的城隍庙，上初中的文庙，玩耍过的东关东岳庙，姑姑家的三官庙，南关的南背巷，北关的石牌楼，还有鸡娃岭、志公泉、赵子坟。他带我们出西北门，跨过望乾桥，观赏北门外的仲桥、泥河沟，寻访明洪武年间的旧城遗址。一路谈论建置沿革，自然景观，风土民情，历代名人。说他自小热爱戏曲，能打板敲镲钹，登台演大戏，这回看了赵胜利两口子出演的眉户戏《张良卖布》非常过瘾。说起西关每年一度的十月隆冬古会，忆起婆娘女子娃舔着辣子嘴唇，手提麻糖尽兴而归的情景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憧憬。当县作协盛情要求他题大字时，他脱衣吮墨，先落下款，再倒着向右推进，快笔挥洒，“礼泉作家”四个大字遒劲潇洒，众人鼓掌。他专程登上九?山巅的昭陵，在陈列昭陵六骏的庑廊废墟寻寻觅觅，一块块残碎的唐砖，一遍遍入神地翻看，“自将磨洗认前朝。”大家请他说几句话表露此时的心境，他想了想，然后说道：“‘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不有佳作，何申雅怀？’好，我念四句话，是咸阳某年以镶入‘我爱咸阳’四字命题口占的一首即兴诗……”他站在千年老龄的断碑残砖上，用标准的礼泉口语大嗓门、慢节奏地吟咏道：
我本?山郎信爱走四方
思乡近咸郡郡在水之阳
就在这?山脚下，改朝换代，走过了几辈辈“?山郎”！他们憨实地做人，拼命地求生，死命地干活，倔犟地守护，终日劬劳，生生息息。我是他们的后代。
九?山的脚下，就是我的根。
我家的门礅石
1938年前后，为了躲日本鬼子的炸弹，全家搬回礼泉。首先看见躺在大门口不规则形的门礅石，其实是一块丑石。
这时，祖父已经从祖宗的老宅分出，迁入新居。新居座落在阎家什字的斜坡上，坐南向北。
从西安回到礼泉新家以后，发现厅房的西墙上还挂着爷爷教私塾体罚学生用的“大板子”（戒尺），格子门的角落整齐地躺着一对“哑铃”，许是爷爷教余健身用过的。打手打屁股的板子挂在那里，非常显眼，像是展厅里的主展品。爷爷其所以把板子看得那么重要，是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物件，而是爷爷的权柄，是爷爷足可称道的光荣历史。这块长可及腰的板子，尽管褪了色，木料却是上等的，三年困难时期，正好点火做饭当柴烧。可惜归可惜，要我在当时，也会一咬牙、一闭眼，把它塞进炉膛。
我又发现爷爷脑袋后面的“短刷刷”不见了。爷爷是前清的顺民，又是本县里民局局长的二少爷，自然是以满族人的长辫子为荣。曾祖父去世后，爆发辛亥革命，陕西乱了一阵之后，又面临一场“留头不留发”的生死抉择。那时的革命，革来革去，总拿头发开刀。头发，乃父母所授，首先需要荡涤的是前朝异族强加在头上的羞辱，恢复先人传统的发式。爷爷挡不住时代潮流，实行改良主义：辫子剪掉，但不从根儿上剪，而是齐腰一剪子，后脑勺剩下一撮齐刷刷的短发，把它扎上，就像拨浪鼓似的一摇一动的 “猪尾巴”。这是爷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不大彻底的革命，也就是鲁迅所写过的“头发的故事”。爷爷告诉我说，他们当时把辛亥革命叫“反正”，“拨乱世，反之正。”反者，还也；“反正”就是还政于正道，“正”也就是“政”。所以，四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中国“拨乱反正”，批判 “两个凡是”，我马上想起爷爷“头发的故事”。
大房的正厅，一排浅灰色高大的格子门窗，说不上雕梁画栋，却也十分考究。前庭屋檐下，青石铺成台阶，阶下两侧，各有一棵年年疯长的梧桐树，爷爷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大哥后来说：“可别招来“假凤虚凰”（40年代电影名）！”孩子们常在梧桐树下玩耍，捡东西吃，油香油香的。爷爷以下我们四代人，都在这高高的梧桐树下渐渐地长大。困难时期两棵梧桐树粉身碎骨，只留下记忆的清荫。
大房东头一间住着父母，西头一间只住着祖母一个人，因为老两口不和，奶奶爷爷谁不理谁。奶奶一不高兴，谁也不告一声，挎上包袱便去姑姑家了。父亲早出晚归，祖母常不在家，大房虽清静而凄清。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年姑姑去世，表妹、妹妹、侄女一群女子娃住进西头一间，闹声不绝于耳。大房前两边空地上，是两棵直挺挺高耸的梧桐树。西厢房后来住着大哥两口子，东厢房招客，我和爷爷住在西厢房与二门间的耳房，爷孙俩合盖一床被窝，童言无忌，爷爷幽默，欢声笑语。我常说：“我和爷爷是好朋友。”
大房以北是后院，后院上面是坡地，栽些杂花小树，种些葱蒜瓜豆。坡下一块空地晒太阳、晾被褥。这里长年置放着一张炕桌，孩子们在上面作功课、练大字，爷爷查黄历（“皇历”）、算生辰八字。当我能够为爷爷代笔写“婚单”时，爷爷格外高兴，说：“儒子可教。”
爷爷不信佛，但是乐善好施，常常给人写对联、下帖子、打婚单。
按礼泉习俗，男女十多岁、山区七八岁，即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亲、定亲，经过“打婚单”报生辰、看属相，议定财礼，写成“合婚书”，通过“下帖”等形式确定婚姻关系。但结婚前须请媒人吃“会亲酒”、“担和酒”和“送箱子”。女方请人给女儿“开脸”，上坟祭祖，吃“离娘饭”。婚事成功了，爷爷被人当贵宾请去吃“筵席”。爷爷叫我一起去，什么“鱿鱼海参席”、“七筒八柱席”，席上的“甜盘子”煞是好吃！我最看不惯客人“坐席”时抢着给自己馍里夹肉（俗称“肉夹夹”），然后掏出块脏兮兮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包上，捅进此时弹嫌太窄的袖筒里预备带回家让孩子们去争抢、去解馋。这一天当然是我的盛大节日。
写“婚单”，打头的话总是老格式，什么“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云云。农村人不识字，写好写坏没人问，只要是红纸黑字写出来的，管它笔力老嫩、功夫深浅。所以，爷爷敢于放手叫我代书，我也就高兴地答应了，一笔一划，十分认真，看上去不成样子，爷爷却表示满意，违心地说：“稀样！”这之于我，是莫大的推动。自此之后，不用人催，我认真练起字来。正好，家里留下宋伯鲁（“关中名宿”，戊戌变法中颇有胆识的帝党人物，同我曾祖父结有金兰之谊）不少赠贺的字画，还挂了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另有一副对联：“颜鲁公书力透纸，吴道之画意在笔。我便开始临摹碑帖《颜鲁公多宝塔碑》和《柳公权玄秘塔碑》。乡人说：“先学赵，后学柳，然后才学宋伯鲁。”后来发现《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看见“醴泉”二字好不亲切！便又学起欧来了。岂知，彼“醴泉”非此“醴泉”也！后来到西安上初中，对标准草圣、辛亥革命的元老、三原县的于右任爱得不得了，一写就是一满墙。
西厢房门前的院井中，有一株盛开的玫瑰花。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白袄大襟衫，黑布裤子，直贡呢鞋，满面春风，站在阶前观赏满院飘香的玫瑰花。在我们兄妹的眼里，母亲永远那么慈祥，那么善良，她在玫瑰花前的影像那么美、那么雅气，永远定格在儿女们的记忆里。
五月的庭院里，总能看见母亲的身影，她细心地采摘含苞待放的玫瑰，不由人想起戏台上天女散花。母亲将花瓣儿收入大口颈的瓶子，然后，一层花瓣铺一层红糖进行腌制。一月后打开瓶盖，香气四溢。腌制好的玫瑰，用来包玫瑰香包子，熬煮玫瑰香稀饭，存放一年不会坏。
小时候，孩子们头上长虮子，尤其是女孩子，恨不得擦个洋火把头发烧光算了。大哥先拿小妹做试验，把她剃成个光头。那年正是玫瑰花开时节，族中婶婶采了一朵扎在小妹的头上，小妹跳着、蹦着给人看，旋即又凄楚地说：“我前奔胪、后马勺的，秃子头上戴花，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二门以外是前院，靠门墙不远有棵枣树，长到三米左右，横向发展，枝叶茂盛，形成一个圆孤状，“娃娃头”的我，每每穿过树下，总要蹦跳几下够够高，显耀自己的个头。我是我们家个子最高的人，怕也是阎氏家族个头最高的人。在中国作协五七干校时，女同志挂蚊帐总来求我，说：“阎纲，借你个个儿吧！”我一生以个儿高为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其实不然，文革时坐喷气式，上下午两个单元，个儿越高腰越疼。现在我弄明白了，长寿者，矮子居多。
前院花园里种着花草树木，枣树以外，另有石榴树、香椿树，还有玉簪花、单片花和喇叭花，后来引进“蕃茄”，也叫洋柿子，即今之西红柿。大哥是头一个敢吃“蕃茄”的勇者，我们兄妹各尝了一口，都怀疑它有毒。香椿也是鲜菜，特别是带露的香椿，或细雨中的嫩椿芽，滚水中一焯，打个鸡蛋一炒，香气直喷鼻翼。可惜了的，当大家知道香椿是上好的东西时，困难时期开始，香椿树当作灶下的燃料锯成一截一截木头。秋天，果子熟了，特别遇到深秋的一场淋雨，有意留着不摘的大红枣儿，熟得深透、裂开细长的缝隙，脆得要碎，孩子终于等着了，便选取一个“崇公道”（《女起解》人物）上树打枣。冬天到了，我们将一个个硕大的石榴用棉絮包紧，单等一场大雪。大雪染白了园子里的一切，树木在雪压下冠盖低垂，只有到了这时，石榴终于裂开笑脸，露出一行行红里透黑的牙齿，晶莹闪亮，笑傲寒风。兄妹们坐在热炕上吃石榴，别是一番风味。我吃石榴，连籽儿一齐咽下肚，我囫囵吞咽的习惯，就是这时养成的。春天到了，群莺乱飞，采花捕蝶，一群孩子跟着我这个娃娃头瞎闹腾。我悄悄把一只蜜蜂当作玩物递到表妹的手里，让她当成果子握住不放时，刹那间，手背肿成个胖油糕，遂大哭不止。后来长大，我自觉羞赧，为这桩恶作剧痛悔不己。我比表妹大，为什么要欺侮一个没妈的娃呢？
往往在我们玩得最痛快的时候，爷爷的扫地笤帚已经伸到你的脚下，猛地突袭你的大腿跟儿：“蹄子，躲开！”
爷爷生性耿直而好洁成癖，整天扫个不停，炕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尿盆擦得贼光锃亮。我想，人家南方木头做的大马桶涮干净了可以放在房间里，爷爷一个小小的瓷盆能比马桶“脏”多少呢？
爷爷爱吃夜食。天色向晚，爷爷照例出前院把头门关上，然后把二门关上，然后从后屋巡视到前屋，一句一句地叮嘱那八个字：“小心灯火！谨慎门户！” 然后叫我脱衣上炕，聊不多会儿，就和我爬在炕板上吃凉面，要么喊“嫂子――嫂子――”还要吃的。好在有人经常不断地提着礼当上门，托父亲给县衙门求情；私塾不办了，师生的情谊没有断，逢年过节，总有学生提上吃货孝敬先生。这些吃货，都成了爷爷和我炕边上丰美的宵夜。
我跟爷爷吃尽了家常便饭和风味小吃，爷爷和大嫂培养了我的口味，这口味具有巨大的排他性，六七十年不变，舍此而求诸他，即便是大鱼大肉也不解馋，故而，干校时我的绰号叫“胃亏面”。我最馋的饭食吃货计有：浇汤烙面，羊肉泡馍，水盆羊肉，“一窝鳖”的羊肉包子，棋花面，拨刀面，扁豆面，棍棍面，出汤面，热窝子，麻食，响镯面，Biangbiang面，荞面??，老? （ＳＡ，头也），驴蹄子，蘸水片片，菜疙瘩，南瓜盖被儿，腊八面，搅团，搅团鱼鱼，煎搅团，脂油包子，手工挂面，?面，荠儿菜，煎饼，糊涂，茄夹，灰条，浆水菜，浆水面，枣山馍，锅盔馍，石头馍，云云馍，眼镜馍，糜面馍，甑糕，粘糕，绿豆糕，地软包子，调和拌汤，烧鸡，腊汁肉，炒荞粉，烙面豆，糊辣汤，辣子蒜羊血，粉汤羊血，鸡蛋醪糟，绿菜面，合面，麻糖（麻花），杏仁油茶……家乡味美呀！
爷爷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开蒙读物的一套，教材就是他教私塾时被他背烂了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颜氏家训》、《幼学琼林》等。爷爷说：“初入社会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等等。无非什么“人之初，姓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剌股……勤有功，戏无益，……苟不学，曷为人？……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无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重伦理、重亲情、重然诺，亲密和谐，恬静和美，与世无争。
爷爷把教与爱结合起来，对我进行儒家的家庭教育，重点灌输孔孟的治国之道：“国之本在家！”古老的中国向来是“家族本位”，中华文化从家族观念筑起同时被家族观念所笼罩，所有的人间关系都可以家庭化，尽孝必能尽忠，历代王朝以孝治天下，因而有“君父”、“臣子”、“父母官”、“子民”、“师父”、“学子”等家国一体、政亲合一、政治伦理化之美称。整个社会俨然一个大家族。在家当人子，入仕作人臣，忠孝两全。做私塾教师的爷爷，以为这是他所给于后代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爷爷是个十足的乐天派，最爱说笑，他说：“话是说给人听的，人家不爱听，你就白说了。说笑说笑，把人说笑了，这是本事。”爷爷风趣的说话艺术，从小种在我的脑子里，使我下定决心刻意于艺术评论文体的改革，不论是写作品还是写评论，总要让人读得下去，不知“津津有味”，何谈“开卷有益”！
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公事繁忙无暇眷顾，大哥振维将新文化带回家。
大哥经常给家里引进新鲜的事物让我们开眼、长见识。他带回一只叫“洋柿子”的东西，红红的，十分鲜艳，但是谁也不敢下嘴。他不知从哪儿弄回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上，招摇过市，后面跟了一大群孩子。他又弄了台旧相机，太时髦了！亏它留下我们小时的影像。他还买了把二胡大家学，用二胡学拉戏，后来又鼓捣小提琴，后来成了我的专用品。
更为重要的是，大哥给我介绍了不少五四新文学作品和抗战歌曲，前后到我手的书籍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阿Q正传》和《药》；郭沫若的《少年时代》、胡适文存》，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还有一些话剧剧本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洪深、欧阳予倩的剧本和外国的《黑地狱》。当然，好书不好懂，但是，我记住了鲁迅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的名字，郭沫若的《少年时代》诱发起我强烈的上进心。
礼泉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宣传队，后来复学上西安一中（高中）。西安解放后，大哥进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我回县筹办县文化馆，大哥回县创办县工会。由于我是共青团县店员支部的支部书记，店员属县工会，又因文化馆和县工会都要开展文艺活动，我和他都在教歌和学拉小提琴，我也有小册子出版须和大哥讨论，所以，我同大哥在工作上、创作上多有接触，何况我俩单位位于城隍庙的前后院。兄弟俩都穿解放服。这时，我19岁，长大了、工作了，大哥一反严厉的面孔。1952年，我上大学，鼓动他也上了大学，我俩成为名副其实的“同志、朋友加兄弟”。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新文化的开始冲击和渗透，家乡的解放和解放区文艺的醍醐灌顶，使爷爷觉察到他的教育路线不那么管用了，但是，他肚子里有识字课本和传统美德，还有人情世故和一大堆笑话向我传授，教我“出必告，反必面”，“人勤地不懒”，敬惜字纸，“礼之用，和为贵”，客人不动筷自己不动，夹完菜即刻放下筷子，“低借高还，再借不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可是，爷爷自己不在意的时候，我可以十分的不恭，睡觉时胡翻乱滚，常常将一双大腿搭在他的肚皮上，爷爷忍着，怕惊醒我，也顾不得什么“卧如弓”了。一次，我双手执箸拿他刚剃的光头当鞭鼓敲，爷爷大怒，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爷爷不情愿自己绝对家长的地位就此屈辱地结束。
新文化来了，爷爷大势去矣！当他发现我看的戏比他多、知道的历史故事比他多时，一面赞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灵性、理解力特别强，一面惊叹“新世事”之不可抗拒，他的私塾教育败下阵来。爷爷有自知之明，他绝不固守传统，而是改变方针，老学新用，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这娃聪颖过人，从小看大，‘彼颖悟，人称奇’，不教而成。”从此以后，他再不向我像念经一样絮絮叨叨地子曰、书云、古人说，充其量给我解词、认生字，诸如“彰明昭著”、“风从龙，云从虎，圣人出而万物睹。”以及“差池”、“错位”、“翻仰”、“翻乱”、“先后”（妯娌）、“木讷”、“弹嫌”、“熬煎”、“骚情”、“调和面”、“长得心疼”等。
渐渐地，家道衰微，爷爷帮助母亲支撑着一大家子，苦度岁月，可他心宽量大，心思全用在扫地上，要么就逗人发笑，十足的乐天派。入夜，爷爷照例出去把头门关上，问问还有谁去前院上茅房，然后把二门关上，接着，从后屋巡视到前屋，“小心灯火――谨慎门户――！”第二天一大早，照例打开头门扫大街。
大门口是一条自东而北的大车路，所谓“大车”，就是旧时农村与手推车、独轮车并存的骡马牛拉的铁轮（铁皮包轮）大车，它是农村最值钱的运输工具，非常笨重，上坡时最艰难，不是狠抽套车的高脚牲口，就是停下来一个劲地给两个车轴膏油。
这条土路，遇上下雨，沟深路滑，我小时看见粮车上坡时，牛屁股不知要挨多少下杠子，全身冒汗，“挣死牛”！这个顽强挣扎的镜头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我从西安回到坡坡上的新居，朝北的大门口下面，正是这条自东向北、在阎家老屋前拐弯、然后顺斜坡而下、驶向西北门外的大车路。这条车路，也正好修在卧牛形的礼泉县城的低着头的牛脖子上，它横跨陕甘两省，只要不舍昼夜，一直可以将车赶到甘省（甘肃省），将牲口吆呵进兰州城。
西兰路上过汽车，老婆娃娃跑来看热闹，正好车子坏在坡坡上，一伙人上前去推车，生于前清末年的爷爷幽了一个默：“什么‘牛皮不是吹的，汽车不是推的’？你不推它动弹得了吗？”
我每天步出大门，必须面对这条泥泞的坡道。沿着这条道东行约百米，有一座巧小高耸的“庙庙”，匾额高悬：“文昌阁”。只要我出得家门，对面的远山就是高耸入云的九?山，巍巍乎伟哉，那就是覆斗形的“唐王陵”（昭陵）。只要我上街或是上学，“庙庙”就是必经之地。这座小庙留下我为还赌债、偷卖父亲香烟的不良纪录，事发后，美美挨了母亲一顿笤帚疙瘩，母亲一生就打过孩子这一回，我记打，我不忘《三娘教子》里的唱词：“左边湿了右边换，右边湿了换左边，上下左右都湿遍，娘把儿抱在怀里边……”文革挨打，刘绍棠说党打你，是“娘打儿”，我反对，说到大天上去，我只有一个娘！
遗憾的是，这条土路沧桑百年，迟到90年代城区向南面扩展，才于城建中最后被柏油所覆盖。“庙庙”同时期坍塌，一堆废墟至今瘫卧在那里，2000年回乡，我特意靠近它照了张相。这条土路和古旧的小庙都是历史的缩影，从中可见阎姓一条街的经济何等滞后。
我常常坐在大门外的石礅上看送粮的车马怎样使劲地拉车上坡，看着看着心疼起被鞭打的牲口来了。我常常冒雨在大门口看雨水怎样从门前斜坡上顺着车路渠缓缓流下，幻想那是一条小河，河中有鱼儿，鱼儿有家族。我也常常站立在门口冲着坡下拐弯处一群晒太阳的街民们大声呼叫：“爷――吃饭！”然后等爷爷弹掉烟锅里的余烬，“唉”的一声站起身来，健步向我走来。
爷爷晚年，经常端着烟蒲满到对门坡坡下拐弯处的墙角下晒太阳、聊大天，却不和别人一样端上老碗边吃边聊。叫他吃饭，照例大叫一声“爷――吃饭！”远远看见老人家慢悠悠地站起身来，拍打屁股上的灰土，半天，才直起腰来。
爷爷老了，我长大了。我已经在县里文化馆、县文联做事。一个老了，一个大了，共同语言少了，便渐渐地疏远了“老朋友”。
爷爷仍然在坡坡底下的墙角下晒太阳，或者坐在大门口那块不成形的石门礅上看牛拉车上坡，暗暗给牛使劲儿。我每每吃完午饭上班出大门的时候，爷爷总是挡住我的去路，要求跟我说话，我不耐烦，有时态度生硬，爷爷立刻改变腔调说：“忙你的去！忙你的去吧！”我不觉得难为情，反倒有一种挣脱感。爷爷去世后，我好难过啊！我又听见爷爷说：“忙你的去！忙你的去吧！”那无奈的眼神，一直望着我，叫我的灵魂永不安宁。
正是这条路，我踩着它到县城中心的城隍庙上小学，到南关文庙念昭陵中学，到城隍庙改建的县文化馆、县文联上班，到西安上高中，到解放军宣传队搞宣传，到兰州上大学，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文化部编刊物、办报纸。在这条大车路上，我度过了礼泉13年，家乡13年，塑造了一个算得上“书香门第”出身的“陕西愣娃”。不管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不管怎样被“政治”运动得散了架，也不管改革开放某些“先富起来”的“分田分地真忙”，家教的阴魂不散，“愣娃”的脾气不改，福耶？祸耶？性耶？命耶？
爷爷1952年去世，终年70。大门口那块门礅石还在，68年了，阅尽大门里里外外的风风雨雨。
母亲是被泪水淹没的。
1962年，历史进入“困难时期”，母亲放心不下一家大小，决意叫我转户口，从北京回到礼泉老家。母亲到家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天天给女孩子们洗头，给头上贴药，因为她们长了满头的疮颗。
母亲面对的是嫂子独自一人率领下的饥饿大军。
1952年，我调干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1953年，在我的极力动员下，大哥调干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家里生活没了着落。原先我和大哥工作，每月拿上口袋、推上小车，到粮库里装麦领薪水，现在上大学了，两人把调干助学金抠出一半来寄回家用，也不过杯水车薪。经济来源再没了。人常说：“人上十口，吃饭雷吼。”天天得填满这九张嘴！家人不怕吃苦，何况母亲是贫农出身勤劳节俭。母亲说：“人和鸡一样，刨食吃，不缺胳膊少腿，人就能活。”大家齐咬牙，暗暗地期盼着我和大哥。兰州的天气比西安冷，家人还得担心我脚腿受寒。
生活一天难于一天，母亲和大嫂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可是她们非常坚强，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父亲的衣物卖掉了，一条上好的毛毯卖掉了，前院不值钱的草房也拆了。为了让小妹和侄女复学，最后连西边的厢房也拆了。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深知生活的艰辛，主动分担了部分体力劳动：抬水、磨面、看娃、洗衣服。我想起在家时担水、磨面加看娃头都要大了！
当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母亲就哭，口中不住地声唤：“大（陕西称父为‘大’），你咋不把娃叫上？”我不知道母亲叫的“大”是祖父还是外祖父。大哭过后，母亲若无其事，又回到机子上织布、坐在纺车前纺线。唯一的指望，就是大哥跟我快快毕业，养家糊口。
1956年我终于毕业，次年生子，接母亲到北京；次年大哥毕业，戴着右派的头衔远去河北南宫中学。我们月月给家里寄钱，但僧多粥少，国穷民也穷。
困难时期，大哥终于调入礼泉县昭陵博物馆，约两周可以回县城探家一次。
母亲现在从北京回到的“家”，其实是大嫂卵冀下嗷嗷待哺的一群小鸟，要是排队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连母亲、大嫂，一共九口。
不论是国还是家，都已经困难到家，一个工分一毛多到三毛，食堂吃上“淀粉馍”。一家人除了大张着的口和空荡荡的手外，找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母亲无奈，让小妹休学，打算到舅舅家想想办法，大哥急了，极力反对，对母亲说：“妈，你看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并以头示众，他有头痛的老病，头发稀疏的后脑勺禁不住地左右摇动。母亲心疼她的儿子，也放心不下一群孙子，两下里，哪头都是亲骨肉。她什么也没说，一咬牙，领上小妹和最小的孙女我的大女儿，离开阎家什字，投奔她娘家逃难去了。
舅舅家在县城以北皇甫村张家，离县城5华里。
姐姐有难，谁敢不收?困难时期，大家困难，再难也得拖上姐姐，七手八脚，在二舅家的大门口搭了个草窝遮风挡雨。草棚的顶上烂了个洞，睡在炕上仰头看，能看见天上一眨一眨的星星。锅头连着炕。没有案板，炕上放一块木板，上面铺一张报纸，端的是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碗里汤水能照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家省点，给姐姐碗里留点，东家外婆端一升米，西家妗子挑一担柴，上了山打柴，下了河脱鞋，到啥时说啥时的话，一步一步往前挪着，可是，一下子多了三张嘴，要让母亲和偎随在身边相依为命的小女儿和小孙女的肚子都能填满，绝不可能。可怜的母亲纺纱织布，两个女子拣柴拾粪，加上本家舅舅们雪里送炭，时不时地添上一口两口，三条人命总算保住了。
母亲拼命地纺线、织布。母亲的一个堂弟在隔墙的生产队的饲养室喂牲口，常给人说：“我姐成晚上不睡觉，我给牛都拌过二道草了，还听见纺车嗡嗡嗡、嗡嗡嗡地响。”两个女孩天麻麻亮就起床到地里搂柴，捡棉花壳壳，收拾麦草晒干点炕。那年代吃的烧的都短缺，一年到头，懒人们没啥烧了，母亲的小柴集除了做饭、点炕以外，竟然没有烧完。为了维持三代女性困顿窘迫的日子，母亲日夜操劳，绞尽了脑汁。母亲托人买了头小猪，两个女子用玉米皮、涮锅水，加上麦草喂养。没有猪圈，就让小猪睡在门道，早上放出去觅食，中午回来喂一顿，下午又放出去找吃的。乡下草多，饿不着。小猪倒也听话，慢慢地长大，年终赶到集上卖了，真还解决燃眉之急。母亲把她和两个女子的户口都转到乡下，队里便给母亲娘孙仨分了口粮，分了自留地，干地里活的劳动力，就是两个蕞（音碎，意小）女子。母亲勤快，能下苦，会安排，人勤地不懒，从此，生活有了着落。
生活渐渐安顿下来，夜深人静好谈心。母亲一边纺线，一边述说自己的身世，月儿弯弯，冷光普照九洲。
听母亲讲她过去的事情。
……有个姑娘出嫁，城里的老婆代表男方娶女的，乡下的老婆代表女方送女的。按旧俗，“乡下的”当天就得把姑娘交给婆家，叫做“交人”。这两位将来的亲家，同坐在一个桌子上吃筵席。“城里的”说话清楚，办事厉害，“乡下的”看在眼里，回家后对她的姑娘说：“娃呀，你使不过人家啊！”果然，迎娶以后，祖母虐待媳妇。从此以后，“乡下的”心上吃力了，特别记恨她男人，以致忧心成疾，最后病倒。
那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说外婆白白净净，一头卷发，人很细腻。母亲自小也是白白净净、一头卷发，特别像外婆，非常听话，人见人爱。外婆有个姐姐，没有女儿，想抱母亲到西安抚养，外婆哪里舍得？母亲不到14岁，张家死了伙计打官司，官司输了，债台高筑，一个殷实之家从此中落。舅家是个大户，但外爷当家，舍己为家，把自己的女儿24两银子卖到阎家，这就是祖母常说的“24两银子买了个丫环”。母亲14岁时，外婆病重，她把外爷的胳膊紧紧拉过去，狠狠地咬了一口，后悔女儿的亲事。外婆一断气，母亲也病倒了。出殡那天，母亲不能走路，用车子拉着到坟上送别她的母亲，一回到家，人事不省。母亲说，她当时病得很重，外爷已经做好一口瘦小的棺材匣匣，任谁都说这娃都活不成了。母亲命大，活了过来，小小的年纪，担当起外婆操持家务的重担，其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母亲17岁嫁到阎家，又开始了媳妇受婆婆折磨的日子。她想回娘家看看几个没妈的弟弟，祖母只准她三天的假。就在这三天之内，母亲手脚不停，黑明不闲，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她用手指头数着日子，不敢超假。小舅小时爱翻乱，棉袄从上领扯到下缭，母亲边哭边数说。舅舅几个没鞋穿，四季光着脚，母亲只有三天时间，做鞋怎么也来不及了，光脚就光脚吧。给小舅剃头，忽然发现什么东西磕碰了一下剃刀，掰开一看，呀，原来是半截钉子！母亲伤心不止，坐在门坎上放声大哭。她哭早去的妈，哭弟弟连个固定的睡觉地方也没有，哭那根生锈的钉子。女儿回娘家本来是娇客，但母亲不是。三天期满，要回县城了，两个弟弟硬要姐姐把他们带走。母亲坐在车子前面哭，两个弟弟在后边哭着追。外婆去世时小舅才6岁，还是虚岁，外婆断气后穿上老衣躺在床上，小舅还扑上去摸外婆的乳头要吃奶呢！聚在周围的亲戚们没有不哭成泪人的。
母亲说她在阎家过第一个春节时，初一早上去“转筵”，给本姓大人们拜年。阎家人多，男子大队先拜，然后是女子大队，母亲随妇女队伍出发，按照庚齿最老的依次磕头下拜。拜到祖母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忽然间，祖母操起板凳腿朝母亲头上打去，血一下子从头顶流了下来，母亲羞愧难当，抱头扑向了井边。但一想到娘家还有一个老人和几个兄弟，婆家还有一大家子，便忍了，照样蹑手蹑脚地侍候婆婆，忍气吞声。
以上都是母亲从北京回来，借住娘家、夜里纺线时说的，听起来像故事似的，却是一段血染的历史。
几年下来，母亲身体累垮了，便又带着两个女子回到县城家里，住西厢房。由于血压太高，母亲不时地害头疼，常说：“耳朵里在磨面。”突然，无来由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又笑了，精神受了刺激。这时，孩子们大了，升学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一大堆，摆在母亲和嫂子的面前，母亲好难场！
她把三个女子给人了！
母亲又去了东郊她的舅家，带着振芳和利云。母亲的几个表弟媳妇，这个给针，那个给线，大妗婆给捻子，四妗婆给棉花。一天，四妗婆说：“鸳儿！”（虽说母亲渐渐老了，四婆还是亲切地叫她小名，这个名字我听起来很美）“鸳儿，你听妗子的。人说‘养女防困’，你把‘谋儿’（芳妹的小名，也叫‘谋谋娃’，可能因为她是最末一个娃，也可能因为她是最小的一个，因此，我猜测这个‘谋’字，可能是‘末（么）’字，要么就是民间常用的‘毛’字、‘毛毛娃’）给你七表弟的大儿子胜利去，老七一家人好。”母亲尊敬妗母，百依百顺。
芳妹那时，初二没有读完，就打发给人了。一个学生娃换了150斤麦，外加没过磅的红芋若干，还有一架用旧了的纺车。
芳妹嫁到王崖底后，适逢八叔被游街，七叔上批斗会。林黛玉说“东风压倒西风”，造反派硬说七叔声言“西风压倒东风”。七叔不承认，贫下中家说他不老实，想叫蒋介石卷土重来。主持会的人使劲地压七叔的头，头都快挨着地了，还不停地朝头上乱打。芳妹害怕极了，这样的环境怎么活？
学习小靳庄，小妹被人发现还有点用，因为她爱唱歌，能唱戏，会演节目，所以，慢慢地适应了环境。街坊四邻对芳妹说：“你补钉补得好，戏也记得多。”芳妹说：“我是阎家愉乐圈里熏陶出来的欢喜女子，心性活泼，不吃亏。”
芳妹还说：“日子总算能过得下去了，真的是养女解了困，但是女儿困了大半生！那时正是划清阶级界线的时候，你不但不跟自己家庭划清界线，反而和地主阶级又圈在一起、亲上加亲，这不成了典型的地富反坏右了吗？”
二侄女的遭遇尤其不好，经历了一场“利亚出塞”的悲剧。
利亚比芳妹年龄大，但把芳妹叫“蕞姑”。
利亚跟她小姑俩，一同上学，一同下地、一同回家。两人边走边说边笑，巷子人都夸好。上学时，利亚和芳妹都递了入团申请书，不停地递，一个接一个石沉大海。她们问团支书，支书说：你们劳动好，能遵守纪律，就是你爷是国民党，家庭历史有问题，必须再好好表现表现。芳妹退学回农村以后，继续写入团申请，党支部书记说：你表现不错，但要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芳妹现在回忆起这件事来，叹了一声说：“哎，岁岁月月就这么流过去了，至今快六十岁了，还是个非团员。”
利亚学习好，但赶上“政治挂帅”、“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根子不红，只能被大学拒之门外。饥饿的年代，家里的生活更加窘迫。为了逃离成份不好的家庭，为了自己能找一口饭吃，同时贴补家用，无奈之下，利亚一狠心远嫁新疆。利亚离家远行时，家人为她送行，依依不舍，心都碎了。母亲回到屋里，不停不停地哭，跟谁都不说话，过度地伤心终于使她开了口，自言自语地泣诉着：“娃出了口外了！咋处呀？我娃出了口外了！”
一年一年过去，利云也慢慢长大，芳妹的同学给她说婆家，说西乡堡子的晁家有个娃，叫存信，父亲晁景富是医生，儿子上中医学院，家里院子大、庄子宽，后院有井，种了几畦子菜，前院大门口有个猪圈，景富老婆勤快，过的是上风头日子。又说，这一家人，天不亮就起床，存信从礼泉给咸阳拉谷草赚钱。母亲说：“利云从小跟没妈的娃一样，这样倒好，大、妈什么人都有了，好吧，就把利云说给晁家吧！”儿女们说：利云婚事，母亲作主。
芳妹给我的信中写道：“利云出嫁那天早上，母亲难过，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我们把利云送出大门。我们是吃筵席的，后走一步。当我们返回院子的时候，就听见母亲放声大哭，哭声不止，嘴里不停地说：‘你二哥给我撂一把谷，叫我呛呢！’”
芳妹后来的信中又说：“利云嫁到晁家，公公晁景富人好，又是大夫，对利云不错，冬天抱柴禾点炕时，顺便给利云房外放些柴禾，说：‘利云，忙完了给你点炕去！’但好景不长，晁景富肝硬化，五十多岁去世，他一走，再没有人关心利云了。阿家虐待利云，骂她娘家没人，利云以对骂相抗争，她便撺掇存信扭住利云打。我为这事给存信记仇了，我数说存信：‘你不够人，你不同情弱者。’后来存信认了错。利云命苦，节节有难！唉，利云的婚姻我有罪！”
据南妹回忆：1971年，家里每月仍然收到我从北京寄回的15元生活费。父亲回信叹息说：“一潭死水，两个累赘。”可是母亲总是说：“叫娃下个月不要再寄钱了，娃也有两个娃。”父亲责备母亲不该丢下一大家子去了北京。母亲却说：“我去北京看娃，把节省下来的钱捎回家供几个娃上学。”母亲紧紧巴巴，一点一点地省着、攒着，把我上大学时阎家人接济的钱，挨门挨户地还了。这些钱本来是捐赠给我上大学用的，因为阎姓人从小喜欢我，以我能上大学为荣，但是，母亲决意要还，母亲仗义！
1975年，母亲的身体已经很差，动作十分缓慢，面容憔悴，耳朵也聋了，白花花的头发上顶了一条湿毛巾，问她，她说：“发烧，头痛得厉害。”
1976年3月，母亲病危，母亲半身不遂，瘫在炕上，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嗒嗒地往下滴。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巨痛之中。为了减轻痛苦，她使劲地拽绳子、咬被子。她拉着嫂子的手说：“颖如，快给我买毒药……我不恨你！”小妹拉着母亲痛苦地说：“妈，看你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不？”大家都哭成泪人了。母亲天天喊着大哥的名字，盼大哥给她针灸，不管是扎到哪里，扎一扎好一点。这时，大哥在昭陵博物馆上班，回一趟家，来回好几十里路。母亲弥留之际，特别想念我。打从小，母亲想着法子打扮我、管教我，教我勤谨、好学，不说谎，不偷懒，母亲百般疼爱我，却不惯我哪怕任何一点点坏毛病，她那一顿饱打――跪着捆在方桌腿腿上……断成两截的笤帚疙瘩……够我警惕一生。我听话，生活一向简朴，但长年在外，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尽量不向我开口给我增加负担，但此刻，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想念北京一家大小，大呼小叫，呼唤我的小名“运生！运生！”大哥打电报给我通报病危，我所在的单位《人民文学》编辑部回电说：“阎纲出差未回。”后来才知道，正是此刻，我胃部大出血，也处于病危之中，躺在北京隆福医院里进行抢救，“四?五”天安门广场上正如火如荼。直到断气，母子终未见面……
1976年4月，母亲病故。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慈眉善目，不生是非。母亲怜贫惜幼，同情没娘的娃，姑姑早逝，她把幼小的表妹金针接回舅家，从小带在身边，藏在自己卵翼下好生养护，所以，大家打自小把表妹当亲姐妹看待。金针长大工作后，不管在咸阳还是礼泉，处处孝敬舅父母，疼爱一群女子娃，买吃买穿，问寒问暖，至今。
此刻，我打开芳妹给我的另一封信，我听到小妹在哭泣：“我们娘儿仨逃难乡下的日子里，大哥上班，你也不回家。母亲晚上纺线，心里不好受，提念你们兄弟俩，她想儿子啊！但她从来不向人诉苦，只说儿子争气，一个上大学，另一个也上大学，‘兰州天冷，二哥手脚害冷，没有棉裤穿！’她捎话给振南大姐，十多岁的大姐远在终南山下挑灯给你做棉鞋……。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想来我们做儿女的没心啊！就像《红楼梦》里“好了歌”里说的：‘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二哥，我说这些，你心里不要难过。”
芳妹最后说：“写到这里，我还得补充说明：你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分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也能看出母亲的脸上露出平时少有的笑容。第二年，大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毕业了，每个月从河北南宫将工资的大部分寄给大嫂。你到北京后，每月工资六七十块钱，还有两个孩子，但坚持每月寄钱，有时多达30元，家里大小九口人啊！我和利亚、力行等几个侄子、侄女都已经上学了，二哥，你的这些钱着实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妈说过，你每月向国家捐出2斤半，自己只剩下27斤半，二哥，你已经浮肿了，还在嘴边留出点，换成全国粮票寄回家里。母亲到北京看阎力和咪咪，你每月寄家12块钱。母亲从北京回来，我们娘儿仨逃难到舅家，你每月寄15块钱，一直寄到母亲去世。二哥，你虽然远离家人，不在老人身边，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寄钱养家，也实在难为二哥、二嫂了。我还记得，从1950年开始，17岁的你，和大哥同时工作，月月给家里领粮食（月薪七斗麦）；你上兰大以后，每月刨除伙食费和零花钱，把调干19元助学金里除伙食费后攒下的八九十块钱寄回家用。说句良心话，二哥，你尽了孝了。”
我对不起母亲，她为我付出巨大的牺牲；我对不起母亲，她又为我的儿女作出巨大的牺牲；我对不起母亲，重病床前没有我的身影，她呼唤着儿女的小名最后牺牲自己。
母亲不满70岁，她是我们家最勤谨、最能吃苦、最受尊敬的人，是我家唯一没有赶上好日子的苦命人。
四郎探母，见老娘三拜九叩，从内心深处发出阵阵的哀呜：“老娘亲请上受儿拜，千拜万拜也折不过儿的罪来……”
什么是母亲？母亲是你当然的保护神，天生的活菩萨。她生下你，就不遗余力保护你，求神力保佑你，千方百计体谅你、原谅你，终生无悔，纵然把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在母亲的心目中，你永远是个孩子，母亲好像专为儿孙受苦、还泪，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母亲在上，不孝子运生泣血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