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玲董兆林古耜奕梅健熊召政张新颖 刘绪源王岩图冯秋子孙甘露葛红兵石一宁 陈翠玲（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 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出（《书家列传》）这本书，很实际地说，当时刘长春先生在海外并没有什么影响的，是什么样的契机出版这本书呢？那是我去年在杂志上读刘长春先生的《宣纸上的人物》，当时的心情是激动得不得了，然后就推荐给我们香港的同事看。我们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要在海外介绍中国文化，到底以什么切口为好，怎么进入为好，实际上介绍文化的切口是很多的。很多人想到建筑，因为建筑的形式涵盖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以建筑为切口介绍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这个方面我们三联也做了不少的书。但是，光是这个我们认为还是不够，有没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又是非常复合的，非常多元的，非常综合地表现民族文化的特质和多层次性、丰富性，我们终于找到了书法。
实际上中国的舞蹈、武术、建筑、绘画等等，包括中国其他的艺术文化，书法都应该是源头，这个在海外也是许多人公认的。但是去寻找书法的书，适合于海外的华人看，特别是香港人看，一个视觉的要求比较高，同时他们汉语的底子又不是很好，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的一个读者群，所以一直觉得找不到好作者或者适合的书种。第一次读了刘长春先生的文章以后，我当时非常地欣喜，以后跟同事一谈，他们也觉得非常之好，真的是把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想要介绍中国文化的结合点给找到了。
所以我千方百计找到刘长春先生，到处打听他的电话，和他联系上了，希望他能够把文章汇编成书。其实跟长春先生一讲，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合作得非常地愉快，非常地顺利。这本书出版已经两个月了，我们用的是《书家列传》的书名，这和三联在书名上希望平实一点有关系，再一个我们希望把人的概念突出一些。现在在香港市面上这本书是属于比较热卖的书，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不熟悉刘长春先生这个人，反映不是很热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约人写评论文章，香港的一个评论家冯一池先生在《明报》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在我所有阅读的视野里头，再也找不到像《书家列传》这样一本更适合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了”，然后陆续又有人自发地在《信报》、《星岛日报》上推介，后来书卖得比较好和这些书评有些关系。另外，成品书房是台湾地标性的一个机构，它是有几十家规模的连锁店，在这个月，他们把这本书作为一个特展，推荐给台湾的读者，他们也对这本书评价很高。刘先生的散文为什么受到港台读者的欢迎呢？他的软和硬，有形和无形，他的专业知识，他的历史感，他的人文精神，这些东西是综合体，对读者是多方面受益。特别是有些海外的生活经历跟我们不一样，完全是那种个人化的情感的东西，他不会接受，不会引起共鸣。但这本书知识性比较强，又有见识，又有历史感，又是美文，这样综合性的书籍，非常地受欢迎。而且人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会通过一个具体的点，会有一个具体的感受，比你笼统地去介绍中国文化会更有效。
董兆林（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很荣幸成为《宣纸上的记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长春先生是我们出版社的老作者，我陆陆续续在《作家》、《美文》、《散文?海外版》等刊物看到长春先生关于古代书法家题材的散文作品，眼睛为之一亮，便和长春先生联系，协商出书的事，一拍即合。编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长春先生写作前的文化储备和扎实的国学功底，决定了这本书的艺术性很强，书中的一些艺术掌故、诗词歌赋真是信手拈来，确实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我们社出散文类图书应该说这么多年有一个传统，也形成自己的一种优势，但我拿到这本书稿后却有另一种想法，觉得这本书还不能简单的作为普通的散文书来出版，如果这样就比较一般化，所以书籍的封面设计与装帧，插图的配合，都具有文化内涵。特别是封面设计，它突出了历史的印记。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社散文类图书出版的一个完美的尝试。
古耜（文学批评家、《海燕》主编）：
我觉得《宣纸上的记忆》是长春先生所有出版的集子中最值得注重的一本，理由有两个：第一，尽管这几年历史文化散文写得很多，题材的开拓也非常有力，但是就以散文的形式写书法而言，国内尚不多见。个别的作家，比如像余秋雨先生、贾平凹先生，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书法，有一点涉猎，但是真正系统地、全面地以书法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来写散文的，大概国内只有福建的朱以撒，朱先生不仅是散文作家，同时又是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从题材开拓上，它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第二，散文是主体性很强的一种文体，散文写得好与坏，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把主体优势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也很值得重视。因为长春先生有两个突出的优势，一个是他的国学基础比较扎实，历史文化涵养较深；二是他本身是一个有造诣的书法家，他喜欢书法，更重要的是他还关心书法理论，这种素质中国作家当中不是很多的。写书法历史的散文，国内能够驾驭这种题材的，不是很多。长春先生把这两种主体优势都发挥出来了，写出了这么一本好书，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就这本书而言，我想还有两个价值，一是从书法历史的角度，这本书应该怎么看，再一个是从文学的角度，应该怎么看。从书法的角度我个人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有几点还是可以说的，比如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比较独特，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以一个书法家为中心，同时由书法写到人，而且采用了编年的方法，这本身就有一种史的意识，他选择的五十多位书法家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形成了一种书法的史话，或者说编年性比较强的形象化书法的历史。又如他在论述书法历史当中，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不同时期的书法家，某一个时代的几位书法家，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在纵向历史的演变中是什么形态，往往是以比较来完成的，论证过程很扎实，让我们不太懂书法的人，能得到一些知识的普及。另外一个价值，这本书从散文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是比较成功的。历史文化散文曾经风行一时，但它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文化储备不足，硬伤，过度的抒情等等。长春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自觉地回避了历史文化散文中常见的一些缺憾的，古人关于文章有三个重要的尺度，一是义理，一是考据，然后是语言，就三个角度讲，我觉得长春先生这本书是过得硬的。在写作的过程上，他避免了大量的史料引证。作家的叙述语言和引用语言，结合得比较好，回避了大段大段的古文言的引文，这使得他的行文比较流畅。他的语言文字不是一般的书面语，而在现代书面语当中加进了个人的一些情趣，注入了个人的一些感觉，变成了自己的文学语言。另外，在长春先生的写作当中，很注意通过一些想象，制造一种当年的文学现场。特别是写几个擅长草书的书法家的时候，他通过大胆的想象，把当年书写书法作品的场景作了逼真的描绘，这在散文作品当中是难能可贵的，有些地方近于小说的场景描写，避免了我们常见的历史文化散文庸常、呆板的缺点。还有，在篇章结构上我觉得也很好，他经常注意变幻布局的手法，有些时候把自己写进去，把自己和书法家对话的过程，故地重游重新认识的过程，通过一种想象，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几个画面拼接起来，强化作品的内容，这也是这部作品值得我们推崇的一个原因。
另外，这部散文讲的是书法，但是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书法的层面上，没有把散文作品写成书法的普及读物，或者是感性比较强的书法读物。他在写书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写到书法家本人。他觉得书法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史，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史、精神史。在这个过程当中，长春先生这种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他用自己作为现代人的尺度，观照历史上书法家的人品、操守以及所作所为，作出了相应的评价，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书法历史的书，书法艺术的书，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当代作家和古代书法家的精神对话。我们的历史文化散文走到现在，在很多专家的笔下，好像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文体应该终结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了。但是长春先生这本书给文坛这样一个新的启示：历史文化散文还有它发展的空间。关键的一点取决于你怎么写。要求我们在题材上应有更加严格的选择，同时也要求创作者本身有着更丰厚的文化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文化散文写得更好。除了明清小品，“五四”以来的性灵散文，中国散文还有一个更为雄健博大的传统，还有庄子、孟子、司马迁……历史文化散文在丰富散文的容量，扩大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方面，仍然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觉得长春的散文，恰恰是这个线路上努力不懈的追求者。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栾梅健（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博导）：
刘长春的散文是写给有一定阅历的，有一定沧桑感的中年人看的。有一种人生的思考，有对艺术、人格的一种考辩在里面。刘先生的散文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散文技巧方面运用得最多的是平实抒写，慢慢地展开。有好多作品都堪称经典，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刘长春先生是文学家，也是书法家，他对写作对象中的五十多个人物非常熟悉，对他们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写得非常真实、自然。所以，我以为这本书是可信的、可读的散文。第三个想法，我非常同意古耜老师的看法，我这里还有一点补充，我觉得刘长春先生的散文中有一个对照，他判断一个人的思想，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为什么有这样的性格，对书法艺术特色的追求，有单一的或者比较固定的一种历史观念的判断模式，我认为这当然很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复杂的人来讲，除了历史对人的性格制约形成之外，可能会有更加复杂的因素。宗教也好，思想也好，我觉得人类心灵史、灵魂史可能远远地比我们所理解的要更加复杂、多样。比如铁笛道人杨维桢，作为一种体制和主流文化的背景双重压力之下的一个叛逆的形象，刘长春这样解释：“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的人生经历，歪打正着的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我觉得就比较准确，到位。但是，我同样认为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可能更加复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刚才葛红兵提到的周氏兄弟，周作人在变汉奸之前、变汉奸以后，书法字体、风格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没变化呢？这里面包含着周作人本身对汉奸概念的个人的理解，对我们来讲他是汉奸、叛徒，但是对他来讲并不这么认为，这样复杂的一种心灵，一种性格，连着他的书法，有没有变化，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很微妙的，细微的方面值得探索。
熊召政（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宣纸上的记忆》这本书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散文说到底是一个人的气度、气质乃至整个心灵投射的反映。气反映到某一个人的身上，有正气、邪气、清气、迂气……在正气里面，有庙堂之气，像林则徐、曾国藩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散文自然会流露出庙堂之气。还有山林之气、江湖之气、书卷之气。在唐代晚期，中国的禅宗完全把印度的佛教改良为本土化以后，中国的百分之七十的高僧大德都在湖南和江西的灵山秀水之间，那时禅宗称为国教，禅宗的大德都是国师，因此要去朝拜他们，都必须到江西和湖南，走遍那里的山林，所以叫跑江湖。散文家是最应该跑江湖的，跑历史的江湖，跑现实的江湖，跑经济的江湖，也跑艺术的江湖，一个个的“高僧大德”、“先贤俊士”都要去叩问他们的心灵，造访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经历的风霜坎坷。长春正好就是这样做的，在历史的江湖中他选取了书法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大历史，一滴水能够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朵鲜花能够让人知道春天的芬芳。我喜欢读他的散文，我刚才说的四种气里面，他有浓郁的书卷之气，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他的散文了。他生活在浙江台州，我觉得在中国，浙江就是一个散文的土壤，从《兰亭序》开始，书法之美是依附在《兰亭序》文章之美之上的，或者说，因为《兰亭序》让书法独立成为一门艺术。所以我觉得对浙江来讲，如果没有出现写书法的散文，好像太对不起浙江。长春正好是弥补了这样一个缺憾。
今天我们提出散文很多很多新的观点，我以为散文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尊严，也能体现一个人的追求，这个方面，散文是最具人格美的。长春先生的散文是讲究学养的，通过长春的书法散文来理解从《兰亭序》开创的江南士大夫的优雅情怀，即使是历史上有一些人格污点的书法家，比如董其昌也好，赵孟?也好，可是他们毕竟是一个时代的士大夫，是一个时代书法领域的领军人物。长春有眼光选择这样一些人物，就像串珍珠一样，并且挑选最璀璨的，然后用他感情的丝线，一颗一颗地穿起来，组成一串璀璨的项链，戴在历史美人的脖子上，让人感到极尽玲珑之美、饱览书卷之气。我喜欢读这一类散文的原因，是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爱好，我也喜欢书法，也喜欢历史，我和长春讲，我们俩有三重缘，非常投缘。第一个我对他的研讨会召开表示祝贺；第二个作为官员的诗人、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从事行政工作的领导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动用一些笔墨，我们的先进文化倒是真能实现，我们的整个社会也能够和谐。文学是养人的，如果我们仅仅把文学当作谋生的，这个文学一定是没有看头的，一定是失败的。
张新颖（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博导）：
关于书法的散文可能太少了，所以刘长春的散文对我们来说就显得特别珍贵。我说的特别珍贵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师道都会讲到书法和人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我们这些不太懂书法的人，看到古人的字的时候，可能认为这是个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书法里面，隐含或者包藏了书法家的心灵秘密的。我就觉得书法和人的心灵秘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刘长春的散文把书法和人、事、命运和性格等等结合起来，从这里能够感到死的书法已经被激活起来了，那个记忆复活了。从这复活的记忆里能够看出，书法家个人的心灵秘密。这是一点，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点。比较大的一点就是，书法这种东西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灵秘密，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我们民族集体的秘密，中国传统文化的秘密可能在书法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现象，我们平常不会去想它，但是仔细想想会很有意思，比如有的人年轻时会说我现在比较忙，我退休了去练练字。为什么他会很自然地这么说，而且这样说的人不在少数，因为练练字、写写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都和他寻求精神上、心灵上的安慰是很有关系的。
再举一个名人的例子，弘一法师遁入空门，音乐、戏剧、文学等等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可是他还有一样最后留给自己的东西就是书法，每天要写字。从这个角度来讲，书法不是个人心灵上的秘密，还可能是中国文化的最后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秘密可能比较难说，因为它和整个民族集体的意识联系在一块儿，清醒的意识，民族集体的无意识联系在一块儿。因为我们是生死在其中的人，所以，我们可能不太说得清楚这个秘密是什么，但是这个秘密一定是存在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刘长春选择书法作为散文写作的题材，既是一个特殊的角度，也不是一个特殊的角度，它是一个最普遍的角度，中国文化可能和各个方面有紧密关系可能是最后的一个特别的角度。所以我为什么说觉得关于书法的散文太少了，其实就是我们关于自己文化秘密的探讨的东西太少了。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刘长春的散文特别珍贵。
刘绪源（文学批评家、《笔会》主编）：
如果以论文的眼光来看，它也能成为一部有价值的专著；而以散文的眼光看，它同时又不失为好散文。我以为，天底下美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了。至少，在谈书法这一范围内，很少有别的散文家能比他更容易做到了。我认为，《宣纸上的记忆》有大散文痕迹，那里也有很多书法家的故事，在写法上也有余秋雨式的华美的抒情；但好在，这又是一本如《美的历程》那样的以书法史为内在线索的专题散文集，作者对于书法艺术是做过认真研究的，在写到每一位书法家时，他几乎都能谈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又使他具有了余秋雨之后许多“大散文”所不具备的优点。比如谈到陆游，长春认为，他的楷书雄伟厚重，不在蔡襄之下；他的行书兼有苏东坡和杨凝式的笔意；他的行草《自书诗卷》“妙心所发，写意抒怀，进入到心手两忘，兴会淋漓的境界”，而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应该是他的狂草”。我曾读到过陆游的书帖，惊艳之余，也一直奇怪为何书法史上未将其大书一笔，所以看了长春这些话，大觉欣慰而且亲切。书中谈张瑞图，谈倪元璐，谈王铎，谈何绍基，都能言人之所未言，在散文中达到了一种学术性的深度。正因为长春有自己的特长和追求，所以，当文化散文的时尚如一阵风过去后，他还在那里写，并不为风来风去所动，仍能写得充满自信，并且能越写越好。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王宏图（作家、复旦大学副教授）：
刘长春先生的散文给我们展现中国古代书法家非常独特的人生轨迹和艺术造诣之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触及到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仔细地进行文化分析，我发现刘长春散文当中推崇的还是儒道互补的兼有禅意的人格理想。他本身就是一个现实与理想身体力行的一个典范，一方面积极入世，同时他在为官从政之余，又为自己心灵保留了一些足够大的空间。我们看刘长春散文中写的文人的气质，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之所以熟悉，因为他沉浸在文化的血脉之中，我们从小就受教育，包括书法和我们使用的语言，尽管很多古代的词汇，我们已经逐渐地淡忘，但是它抓住的解读书法的文化密码，还是传递到我们的思想里。之所以说陌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近一百年来变得太多，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被废以后，帝制结束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过去，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很多价值观念，然而，特别是文化取向很难完全用人工的方式从外面加以引进。我们依然处于全民族的焦虑和人格分裂之中，我们最后的困惑是我们到底是谁？刘长春的散文，通过对书法人物，包括对他们人格、气质方面的探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亲切感。就是说，我们读过他的散文之后，尽管不能用非常清晰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有那么一些瞬间，一下子明白我们是谁。可是，进而一想，我还是有困惑的，就是通过他的散文知道我们过去是谁，但是将来是谁，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我在这里不是苛求他，他的散文主要是描绘历史，他里面描绘的人格精神是从古典的人格来理解的。我发觉在他笔下的许多人物的人格魅力面前，我们当代人生存的猥琐的状况愈加明显，如果想要摆脱现代的生活方式回到古代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的新困惑。我想，如果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让我们中国人通过创造性的发掘，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形成新的健康的文化价值，为中国人找到真正属于我们那种精神上的家园是何等的迫切。
冯秋子（作家、《文艺报》评论部主任）：
书法和文学结合起来这样一个方向，这样一个渠道，现在看来可能是长春兄最好的一个选择。他写作多年以后对文学艺术的揣摩、体会、磨炼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把握和表现能力。他自己又是书法的修习者、实践者、探求者，他对书法的专业性使他与文学相契合的时候，形成他自己非常独到的独有的方式存在。他的散文价值目前很少有人与他比较，他表现出来的功力，那种力度、深度、宽度和文学方面的学养融为一体时，已经成为与众不同的优长，非常扎实、可靠地往前走。他在写作中，不是单纯地攫取那一部分史料，即时即用，而是用独特的眼光，用书法、历史文化的修养，尤其是长春先生在写作中涉及到政治、经济的时候，他的体会特别的深，有时候的表现虽然语言很少，但意味特别深长。如果长春先生在专业性方面进一步下功夫的话，这个魅力可能表现更丰富，价值会更大。同为长春先生所选择的题材涉及到的历史、政治、文化、地域、社会生活以及当时人物的特殊处境和个人的性格等等这些方面，又有了非常多的对写作的挑战。
孙甘露（作家）：
对我来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困难之书，写作的困难，阅读的困难。刘长春先生是一个作家，又是书法家，书中对中国传统书法体会是很深刻的，有见识、有体会、有感情。这部书也是一本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推动意义的著作。我看到这本书前面贾平凹先生写的刘长春先生是“南人北相”，我想到的是用另外一句话来凑个趣，长春先生可以说是剑胆琴心，他有着刚烈的品性，但他的文章里又有非常柔情的一面，他谈论书界的往事、轶事，以及对书法作品的一些看法，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以一种很从容的平易的方式谈论往事。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部很受教益的著作。
葛红兵（文学批评家、上海大学博导）：
刘长春善于用生命体验熔铸描写对象，把自己的生命意识灌注于对象，使对象获得生命意味，这种倾向在长春的写作中是一贯的，它已经形成一种自己的风格了。
我把刘长春的这种写作概括为“意绪散文”。它不是拿对象做抽象的理论概括，用理性思维笼罩对象，强制对象，也不是拿对象做情感的寄托，抒发作者一时一地的感受，而是从对象的意、象中生出生命的情和绪，进而达到交融，完成散文篇章的内在建构，作者的倾向和风致是从这种建构中浑然不觉渲染开来的。
我想这部散文新作有这样两个特点：
首先，它是书法家对书法家的理解、体谅。刘长春对二王、苏轼、怀素、李白、陆游等的理解，是真正奠基在对书法笔意的揣摩之上的，它对这些作品细细打量过，品味过，知道它们的笔触，也领会了它们的气势，因而可以说是真正的书法批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刘长春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书法，而是把书法当作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和书法家做人格的、情绪的、思想的、审美的对话。这是意绪散文的魅力――他从书法是意、象出发，体会生命的情和绪，所见和所得，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又能开启我们的思绪的。
刘长春在谈论李白书法的散文中，引用黄庭坚评论李白的一段跋语：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穴《山谷内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雪
接着，长春议论道：黄庭坚是以诗人兼书法家的敏锐眼光，既论诗，又品书，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自己的判断的。“其行草殊不减古人”，说的是李白草书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跻身于古代优秀书法家的行列；“大类其诗”，说的是李白草书的风格特征；清新、俊逸、飘然不群，不主故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完全是极端自由的感情宣泄，没有传统束缚的心灵创造……
其实长春自己论古人的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常常是把书法家书法作品的意、象染进其人其诗的人格和思想内涵，然后从体解的角度加以发挥，它的文字，“大类”黄庭坚之论李白也！
石一宁（文学批评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宣纸上的记忆》副题为“中国古代书法人物小影”，表明该书锁定了这样一种写作意图：对中国古代书法家的整体考察。而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这本散文集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读者既可看到对王羲之、王献之、张旭、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文徵明、八大山人、郑燮、邓石如、吴昌硕等书法大家的解读，也可看到对陆机、贺知章、李白、杜牧、陆游等书名为文名所掩的诗人的阐释?熏还可看到对林则徐、刘墉、翁同和等书名为政声所盖的官吏的发掘；有对皇帝书家赵佶的论说，有对负面人格者张瑞图、王铎的审视，有对戊戌先贤康有为、梁启超的鉴析……然而，如此指点尺幅激扬文字一路走来，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已非仅限书法的审美与书法家的品评，而是容纳了更为广阔的历史与文化意蕴。这一串长长的名单，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解读为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中国古代书家身上太多地浓缩了民族传统文化与价值精神取向，因而使得系统的鉴识成为一种高难动作，对鉴识者的审美能力与历史洞察力均是一种严格的考验。
《宣纸上的记忆》或沉思低吟，或激情高歌；或行云流水，或凝重迟疑。知人又论世，品书也论史。一篇篇美文，亦一篇篇论文。他谈陆机的《平复帖》：“从文字处理到书写，都是极其随意而且质朴无华的。字形的大小倾侧，笔画的粗放，流露着他未经雕琢的急切情绪，与《文赋》的精心和华丽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或者说，随心而出与深思熟虑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中，存在着类似这样的无数的可能性。”他分析陈献章之不仕：“问题是统治者要的不是白沙先生一类的读书人。你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朝廷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你的学问越好，影响力越大，专制者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宁用庸才而不用人才。”（《白沙先生》）他解说黄道周之书法精神：“书法是处于诞生状态的语言，自由的语言――所谓以笔墨悟道，它是以一个人的生命内动力为根本的。它不为金钱而诞生，也不为谋取一官半职而诞生，只为自由的语言而诞生。”（《悲歌人物黄道周》）……这些话语里，有艺术的鉴赏，有道德的扬抑，有历史的反思。美学的、道德的与历史的批判统一于作者的笔下，使得《宣纸上的记忆》成为大气磅礴而又委婉精微的美文佳篇。
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曾有论诗名句“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以此形容刘长春的书法散文写作，我以为亦颇切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