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天气预报》也好 今天的人们，一周可以休息两天，一年还有好几个肥肥大大的长假，比起从前简直是吊儿郎当，闲得冒油。今天的“休闲”方式因而也多如牛毛，你就是天底下最不会“休闲”的人，起码还可以窝在沙发里摆弄摆弄电视，几十个频道够你消受的了。我们小时候可不行，下午放学回到家，做完作业踢完毽子，只有电匣子(收音机)可听。听什么?听评书，听电影录音剪辑，节日再听听相声大会。有时候这些节目都没了，电匣子还舍不得关上，就是听听《天气预报》也比聋子一样闲着耳朵强啊。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们在家里温习功课，匣子里开始了妇女节目，一位嗓子比脖子还要粗的大叔忽然说：“姐妹们你们好!今天是……”我和哥哥们撇下作业，放声大笑。电台的阿姨们大概都去过节了，剩下大叔们逗我们开心。我们都笑倒在地板上。
评书大约在晚上六点半，每次只半个钟头，我们听得神情恍惚，灵魂出窍，恨不得一晚上便知道全部结局。我们最爱听的是李鑫泉的《林海雪原》、《平原枪声》和《红岩》，老先生说书像今天的单田芳，慢言细语，筋筋道道，特别的勾魂。一提起战事，老先生便要说：“只听得嘎啦啦啦一阵枪响……”一说起哪个坏人在楼梯上被革命英雄一脚踢翻又要说：“那家伙叽啦咕噜一滚儿俩滚儿仨滚儿……滚楼下去了”。一部大型评书总要讲个把月，最后一集时间往往把握不准，很可能讲一个多钟头才结束，那会儿我们可过了瘾了，同时也像送亲人上火车站一样，对那部大书依依难舍。几部评书的最后一句结束语我还牢牢记得，李鑫泉先生慷慨激昂地说道：“小分队的同志们终于又回到人民的怀抱，《林海雪原》到此结束!”“东方升起了红太阳，《红岩》到此结束!”那时刻，我们的眼泪都要下来了，真想将那声音深藏怀中。但是休流泪莫悲伤，下一部绝妙好书已开始预告。
听评书的时候，大人们耳朵竖起来，手上脚下却继续忙着，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他们的业余时间短而又短，没完没了的家务活总不能扔在那儿等着神话中的仙女来干。母亲们手中的钩针和毛线飞快地舞动，父亲们像蚂蚁一样左一趟右一趟，把什么东西搬来搬去。我们小孩子可不行，我是一定要搬一只椅子，正对着坐在收音机前面，两只胳膊肘支在案台上，脑袋恨不得塞进那铁匣子里。我们家的收音机是苏联货，咖啡色外壳，窄窄的调谐板是黄色的――不，是里面的小灯把它染黄的。调谐板上的数字和线条好像是绿色，或许是白色。我一面听着评书，一面透过玻璃调谐板，痴痴盯着里面的各种零件。那里面就像今天的化工厂、核电站、机械加工车间、造纸厂的现代化流水线，可就是一点不像茫茫的雪原林海、山神庙、威虎厅、华蓥山、渣子洞、白公馆、华北平原、鬼子炮楼、县镇集市、汉奸宅院。马英、肖飞、杨子荣、双枪老太婆、老鬼子中村、坐山雕、徐鹏飞、甫志高、许大马棒，这些好人和坏人要是在这化工厂和核电站里手使双枪、抡起东洋大战刀，战上几十个回合，会是怎样一幅图景?
我们最迷恋的还是图像，死的连环画，活的电影。但电影一个星期顶多能看上一场，还不都是新片。老片子也成啊，在三流电影院花很少的钱看循环电影，对我们已经是上好的“休闲”了。连续看上三场四场，情节都背下来了，人物一开口，我们便抢先替他把话说出来，这才打着呵欠，蓬头垢面走出电影院。忽然意识到，已经不是白天。
少年时代，我们还很喜欢看幻灯。提起那破玩意儿，今天的孩子们准会说：爸爸妈妈你们太可怜了我再不惹你们生气啦。可那就是我们的“休闲”方式。星期天，有些单位组织放幻灯，窗户用深色布帘遮得严严实实，前面墙上挂一方白布，后面点亮幻灯机，片子是能工巧匠用毛笔蘸颜色画好图案的一块块小玻璃，大多是“忆苦思甜”教材。配着乐，女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在一旁如泣如诉地解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广大贫下中农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早期“西洋镜”的发扬光大，观众不必哈着腰，用一只瞄准儿的眼睛往黑洞里瞧了。
幻灯也是死图像，但曾有高人妙手神招，为死镜头加上动感效果。有一套片子放到“三座大山”被推翻了，天安门城楼升起红太阳时，音乐大作，女解说员声震屋瓦，画面上忽有飘动的红旗若隐若现，观众席里掌声雷动。
却是那位放映员老哥儿，在幻灯镜头前应时地垂下一角红纱巾，操着大蒲扇，轻轻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