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洋博士许包野的后人，珍藏着20世纪20年代初许包野的6封家信，有的写给父亲、有的写给妻子。这些家书内容丰富，字体雅逸，许包野的人品、人生在信中得以体现。
许包野，广东省澄海县冠陇乡 (今冠山村)人，1900年5月31日诞生于暹罗(今泰国)华富里一位侨商家里。父亲许锡昌，自小离家赴暹罗谋生，是一个思想开朗、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华侨。母亲吴阿棉，是暹罗人。许包野兄弟4人，他居长，二弟许泽藻，三弟许英藻，四弟许文藻。许包野7岁回国跟随嫡娘，先在家乡念私塾，11岁进县城县立凤山小学，15岁进澄海县立中学，因勤奋又聪颖，考试常名列前茅。17岁那年，嫡娘逝世，父亲按家乡“娶孝妇”的习俗，给他物色了一位贤慧、温顺体贴却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叶巧珍为妻。婚后，他给妻子改名叶雁? 。
l919年上半年，许包野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他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于是年冬毅然投考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1920年4月，他辞别故乡，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哲学及法律。这年冬，他写信给在暹罗的父亲，告诉父亲法国社会动荡，法郎贬值，生活费用太高，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科学较发达，打算转到德国留学，要求寄2000块银元，给他兑换马克，作为转学德国的准备。父亲设法筹措，满足了他的要求。第二年，他便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丁根，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并学习了军事学。在这里，年轻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认真探索革命真理，并积极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
1923年，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动员全体党员全力以赴，组织广大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许包野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他在朱德的带领下，同旅德的中共党员到一些城市和工业区讲演，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示威集会。6月18日晚，在柏林陶乐珊中学举行集会时，朱德和许包野等40余名中国革命者被德国当局逮捕。3天后，在德国共产党的营救下，他们全部被释放。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德国，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继续学哲学。他在德国和奥地利都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6年，共产国际安排许包野到苏联莫斯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还兼任过地方法官。他在苏联工作5年多，不遗余力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贡献。许包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达11年之久，除了英国没有去之外，几乎所有西欧的国家都去过，懂法、德、意、俄、奥、西班牙等6国文字。
许包野家信正是留学期间从法、德等西欧国家发出的，不是从东南亚发出，在潮汕是极其稀少的，有着相当的意义。
第一，信中谈及西欧各国的社会、自然状况，令人耳目一新。“德国的科学，比较法国不坏”；对奥地利维也纳，称其为“智慧的维也纳”，感很新鲜、很欣赏。还有关于自然景象的描写，“里昂已下了两次雪，将来雪满山野成为银白色世界”。时隔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字里行间仍然能感受到青年许包野那一颗热切追求知识、追求文明进步之跳动着的心。
第二，谈及在法国、德国的生活情况。许包野谈到马克汇率多变，“书信往还必须数月之久，而汇价升跌，几有一日数更”；谈到法国汇率的变化，“儿前将来法的时候，那时法郎的汇价，每元找十五个法郎，设使那时能筹有一二千元以筹法郎，到了现在，岂不是可高枕无忧么？”。说明转到德国留学的经济原因是“马克大跌，所以其生活费较低”。“在德每日只费十二个马克（值不上一法郎），这相去岂不是太远呢？儿现在在法统计每月的费用，至少还在五百左右，而在德则每月不过二千马克(大约不过二百左右法郎)，这相差也岂不是太远么？”“如此岂不是相差一倍么？所以儿若过德，则每年的费用便可省俭了一半”；并把在法国、德国的费用列表加以具体比较：每日的伙食费――在法国至少7法郎，在德国则12个马克；日常费用――在法国10法郎，在德国则30个马克。
第三，许包野要求的是比较高额的学费，是超过家庭经济负担的学费，父亲满足了他的要求，“对儿的读书问题，大人必是许儿自决的”。这充分体现潮人，包栝海外潮人高度重视孩子读书、尊师崇教的观念。
第四，关于婚姻问题，言辞极为激烈。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民国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异。以许包野为代表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许包野的婚姻恰恰是一桩典型的传统婚姻！许包野在家书中多次表露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后悔自己“当初太愚蠢”，痛恨自己的婚姻被包办。在劝说妻子离婚不成的情况下，许包野理解妻子的艰难，他没有休妻，而是希望妻子读书，多给他写信以交流思想感情。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他经常给妻子写信，写“小知识”给妻子，帮助她学习。一个博士与一个农妇，天南地北，而且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天壤之别，怎能长久这样下去呢？妻子劝许包野再娶，以便身边有人照顾；许包野更是体贴妻子，劝妻子再嫁。然而，他没有再娶，她也没有再嫁。“鸿雁相通，?藻相依”，他们向往美好的婚姻，他们的婚姻却是一个悲剧。
第五，关于男女平等问题。许包野期求父亲给钱他妻子去省城读书，目的为“儿实为一生谋完全之幸福，实为家庭团圆美满”。因遭到父亲反对，于是几经书信往来舌战，父亲还是不答应，“儿自来有所请求于大人者，大人总是准许，惟此次为媳妇请求读书事，大人只是始终不许。”最后没有办法，许包野从族兄处借钱让妻子读书，可是此举激怒了父亲，父亲被气得暴跳如雷，讥为“无脸”、“可耻”。“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的意识在潮汕人民大众中，在东南亚华侨中，其时应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与许包野已接受的男女平等，特别是西方尊重妇女、妇女优先的观念相违背，家书中表现出剧烈的新与旧、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派许包野回国工作，他从苏联的西伯利亚经黑龙江秘密回国。几经周折，于年底回到澄海县冠陇乡，与阔别10余年的亲人会晤。许包野在家里只住了10天，当他得悉二弟许泽藻在厦门搞地下工作时（许泽藻时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便匆匆辞别亲人赴厦门。为瞒过敌人耳目，他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才化装成海员乘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达厦门。此后几年间，许包野历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春因叛徒出卖牺牲。其事迹现在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许包野兄弟在厦门期间，妻子曾和婆婆到厦门找过他们，小住几天。往后就再也没有许包野的音讯，妻子一直找啊找。20世纪80年代，在谢飞等革命老同志的关心下，在地方党史部门的努力下，通过许包野兄弟两人当年在厦门被称为“大许小许”之特征为突破口，多次化名的“许包野”终于有了下落。妻子闻知而年已古稀，随后无言地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