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随着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我国体育事业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力量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在运动员的福利供给上存在偏好的一致性，导致了运动项目之间，地区之间运动员福利供给的两极分化和双重再生产，造成了体育项目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因此重新定位和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运动员福利供给上通过制定体育领域的公共政策，促进优秀运动员的合理流动和体育事业在项目结构和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十分必要。
［关键词］国家；市场；福利引导；合理流动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４；Ｇ８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６３－０４
无论是传统的计划经济还是当前正处于转轨与过渡阶段的市场经济，个体和地区的福利满足水平都与资源配置直接相关。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体育产业兴起之后，作为直接影响区域体育福利水平的宏观结构变迁因素，国家和市场手段直接影响了优秀运动员的流动。而体育领域的公共政策是上述手段相互协调、作用的直观体现。基于本课题前期的实证调查研究与理论探索成果，本文将主要基于福利配置的核心问题，对如何促进优秀运动员合理流动进行政策探讨。
一、渐进式改革中的“国家”与“市场”：偏好一致性是问题的总根源
在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中，中国以其渐进式的改革而逐步确立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薄弱的环节作为突破口，实行由易到难、逐步过渡的战略，从而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所选择的独特的道路，因而在具体方式上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即基本避开“体制内”存量利益的彻底改革（如大型国企、产权制度等），而着重在体制外发展增量利益；这也导致了其第二个特色，即大范围的“双轨制”；其三是改革从小范围的试验开始，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应该说，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有其不必言说的必要性，但从本质上来看，国家与各级政府自始至终都是作为转轨经济直接或间接掌控者的角色出现的。
对国家主导的再分配与市场调节两个核心制度的研究，一直是３０年来国内外社会学界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成为近年来国内转型社会学研究同样力图有所作为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倪志伟（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率先在１９８９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并分别证实了三个主要命题。这三个命题分别是：（１）市场权力命题（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２）市场刺激命题（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３）市场机会命题（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这三个命题概而言之，即“转型将促使政治资本回报降低，人力资本回报提高”。这构成了当时“市场转型论”的主要论点。倪志伟提出市场转型论后，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其假设相左，其中最有影响的几种观点是：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理论（也译作权力变型论Ａｒｏｓ Ｒｏｎａ－Ｔａｓ １９９４）、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Ｂｉａｎ Ｙａｎｊｉｅ ＆ Ｊｏｈｎ Ｌｏｇａｎ １９９６；Ｌｉｎ Ｎａｎ １９９５）、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观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Ｐａｒｉｓｈ ＆ Ｅｔｈ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１９９６）、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厂商的观点（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 １９９５）和林南的地方社会主义（Ｌｉｎ Ｎａｎ １９９５）的论点。相比倪志伟，这些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并没有被市场取代，甚至持续保持优势。他们更加注意路径依赖的影响，原有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使得政治权力得到维续。而倪志伟显然过于注重经济领域的变化而忽略了政治方面的延续性。
转型期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也有独特的体现。目前，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福利资源由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来完成。理想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市场和政府角色的互补，体育系统内部的市场化改革，促成行业内运作机制分化，从而不同项目之间形成不同程度的国家调节与市场化。市场化比较顺利的部分，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主要受到市场经济杠杆的调配作用；而在市场化改革不畅或者市场力量不足的部分，国家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起作用。但是，事实上市场和政府在福利资源分配偏好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最优的项目组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得到了国家和资本的双重青睐，国家的政策实惠和实际支持，加之国内外资本、民间游资等一起聚集在这些项目中，给个人和公司、国家等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因为身体伤害小，回报高，运动员及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请教练、租场地、训练装备、营养等）也高，从而提升了这些体育项目的优势地位。而最差的项目组合（摔跤、帆船帆板、皮划艇、手球、赛艇、柔道、举重）是国家支持程度一般，市场回报一般，个人投入较低，身体伤害较重，国家、市场和个人都没有兴趣的项目，除了必要的国家经费支持外，已经逐渐被遗忘在角落，成了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陶双宾，２０１０）。
与项目失衡相似的是地区间体育福利水平的严重失衡。已有的研究标明，体育从业人员的福利供给水平在国内不同地区总体上呈有规律分布：东南沿海高于西部内陆地区，都市化水平高的一线城市高于二三线城市。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体育事业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程度，及相关政策供给和落实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体育事业的市场化程度高，福利政策相对完善并能得到有效的落实。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及多渠道的融资渠道为优秀运动员的福利供给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同时一线城市在都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相关福利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规范化，确保了优秀运动员的福利预期。与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相比，西北内陆二三线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体育市场化程度不高，运动员的福利来源过度依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单一的融资渠道影响了运动员的福利水平和福利预期。这种区间的福利差距必然导致优秀体育人才从福利低的地方向福利高的地方流动。可以预见，在国家有关政策不改变的前提之下，随着地区间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拉大，地区间的福利水平差异会更加显著，必然会加剧区域体育福利水平的失衡。
由于国家和市场在福利资源配置中的不同，导致了体育项目群之间和国内不同省份之间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步验证了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相应论断，即：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对市场的强干预、强参与的情况下发育起来的，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国家参与并强干预市场经济发展，直接助推了一个分化结构的诞生（陶双宾，２０１０）。体育福利地区间、项目间的不均衡分布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宏观布局和可持续发展。当下，在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作为共识的前提下，反思、调整国家在体育福利资源配置中的角色、限度和范围就显得尤为必要。并且在聚焦国家体育福利政策的调整的问题上，应着眼于地区之间，项目之间的福利均衡，从而促进体育人才的合理流动。
二、优秀运动员的流动与流失：福利失衡的效应
福利水平的地域差异直接导致了优秀运动员的地区间流动（徐延辉，秦海霞，２００６）。目前，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地区间流动呈以下趋势，主要体现出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优势地区流向非优势地区；大多流动是属于短期，而非永久性；流动过程体现出计划和市场的双重调节这些基本特征（董进霞，２００３）。有关研究亦显示，我国六个地区的体育福利供给水平的变化趋势与优秀运动员的地区间流动趋势完全一致。或可以说，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政策供给与落实情况的运动员福利预期与福利水平成为运动员流动的直接动力。因此转型时期的优秀运动员的合理流动的相应对策，应着重于调整优秀运动员的福利政策和福利改善。
这种地区不均衡的体育发展模式对于体育人才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都有着不良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作为体育人才的输出地，每年为东部地区输入大量的优秀运动员，不仅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体育成绩和竞技体育的可观赏性，也为有效地提高了运动员资产的合理使用，增加了运动员参与比赛的机会，调动了运动员训练、比赛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我国体育人才市场的不规范，体育人才转会制度的不健全，体育成绩产权不清晰，导致体育输出地的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体育人才输出地的利益受损，基础体育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受挫，体育后备人才不足和梯队建设断档。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运动员的流动渠道受多种因素制约，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体育资源，阻碍体育人才的合理流动，很多优秀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在注册单位和管理单位的相互博弈中被牺牲，运动员利益得不到保障。
在这一点上，辽宁作为传统体育大省和体育人才的输出地，成为体育福利地区间不均衡的受害者。辽宁籍的运动员最近几年大量外流，大量教练员携其队员集体“出走”，而且外流运动员的数量成倍增长，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大量优秀体育人才的流失和辽宁自身较东部各省低很多的体育福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增加的比赛机会，数十倍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差距大大提升了运动员流动的意愿（秦海霞，２００６），对辽宁省的体育成绩和体育人才培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人才流动对流入地同样具有双重影响。东部作为体育人才的输入地，虽然可以利用资金优势，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体育成绩，尤其是金牌的数量。但是，这种短期的极具功利性的投机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东部地区的体育发展。因为竞技体育要以大众体育为根基，只有大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才能产生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所以发展大众体育、培育地区优势项目、建立自己的体育人才基地的长期投资行为才是理性行为。人才引进只能作为引进地区发展某些项目的补充措施，每个地区都不能依赖人才引进实现竞技体育的大幅提升。东部大量引进中西部体育人才不仅减弱了引进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对引进地区体育事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全国范围内基层各类体育人才队伍建设明显滞后。
项目间福利资源配置不均衡的体育发展模式，造成了体育项目之间在资金、设备、训练场地、团队配备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两极分化，国家和市场福利投入偏好的一致性再生产了不同项目之间福利供给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社会化、市场化很高，市场工资（薪酬和广告收入）高，福利好的体育项目，人才过剩，使体育人才退役后转业和再就业，尤其是利用个人优势自主择业造成了恶性的竞争。比如我国的乒乓球，作为国球一直以来受到国家在资金和政策上的关照。由于民间普及率高，身体伤害小，市场回报高，优秀运动员福利高（国家化、公务员化），自谋职业率高。但是由于个人投入高，优秀人才过剩，很多运动员没有机会参加比赛，严重浪费人才。而社会化、市场化低、福利差的冷门项目则人才缺少，比如，中国女足，主力队员如毕妍、韩端等月收入不足２０００元，甚至有运动员宁愿街头练摊，也不去踢球。再有举重等身体伤害大，国家和市场关注度不高的运动项目，运动员（部门、项目和市场）福利低，加之运动员文化水平不高，身体伤害严重，限制了运动员的再就业的能力。举重冠军邹春兰，才力等退役后的发展瓶颈已经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福利在项目间调整，在福利结构上的调整提出挑战。国家在项目福利资源的提供上应该向冷门项目群倾斜，在运动员福利结构上，从与比赛成绩挂钩的奖金制度和就业安排制度向普惠式的福利保障制度转变，并且着眼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伤病养护，以避免由于福利失衡所引发的运动员的非正常流动和流失对中国体育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举国体制”的下一步：如何重新定位体育事业中的“国家”与“市场”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种严重失衡的体育福利供给模式，并非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是中国３０年来社会转型，渐进式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缩影。
市场机制引入之前，我国的体育福利资源的配置完全由各级政府的体育主管部门，国家观念指导和行政体制运作成为推动体育自上而下发展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在赶超战略的指引下，绝大部分的体育资源（包括运动员福利）都流向了能够为国家带来荣耀和提高国家知名度、地位的竞技体育上，使得群众体育大大滞后，国民体质水平提升缓慢。
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机制作为体育事业改革动力机制被引入，加速了体育事业的商业化、社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计划体制时代相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福利进一步划分为制度化福利（社会福利，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机构化福利（部门或者单位福利，也来源于再分配）、市场化福利（个人通过市场交换达成的需要满足，属于直接分配）。这样，运动员的福利配置渠道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配置到市场调节的持续转型，并带动了福利供给的效率、质量。对于运动员来说，原有个人需要的满足（即福利）主要是国家和本单位计划配置的，强调平均主义，随等级不同差异不大，配置效率较低，且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换取运动员对单位的奉献与忠诚。市场化配置的出现，使运动员可以获得更高额度的、更高效率的福利资源。运动员向单位外流动、拍摄广告等，都是谋求更好福利的外在表现。在市场化的冲击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障队伍的稳定性，计划色彩鲜明的单位内部也借鉴了市场化的做法，开始强调福利的差异性、激励性和高效性。
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引发了地区之间、体育项目之间的福利差异。也是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运动员的收入产生了分化，导致了运动员的理性行动――个人投入意愿倾向于高福利、高市场回报的项目，或投靠或转向福利、收入高的地区，从而再生产了地区和项目间福利的极端化。所以，地区间、项目间的福利极端化是长期制度改革、多重制度积累而成的，和所有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面临的困境相同的是：强大的制度基础、制度惯性和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的、代表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的社会群体的缠绕，使得体育事业的改革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同样面临着新的有待破解的制度壁垒和发展瓶颈。我国足球运动的产业化、职业化的２０年发展历程足可以为此做一个注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很多基础性制度壁垒将被冲破，体育事业的改革也会更加深入，福利分配的地区间、项目间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公平将会被有效地遏止。故而，当下如何进一步厘清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互的边界、权限，尤其是代表国家的政府――这场改革的发动者，他们在深化体育改革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针对当前我国体育福利分配存在的问题――区域、项目体育福利水平失衡的极端化，调整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福利政策极为必要。我国区域和项目体育福利水平失衡的极端化，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调节和缓冲的作用，因此应该着力转化政府角色。
第一，变政府主导为市场主导与政府配合。实践证明，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且会产生大量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市场经济原则上要求分散决策，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资源配置主要通过人们的自愿交易过程来实现。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自然地使社会福利得到增进。然而，市场也存在失灵的领域，如市场难以生产公共物品、市场难以自动形成保障其运行的法律制度、市场机制单纯追求效率难以照顾到社会公平等，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仍然需要政府在相应的领域发挥作用。
在面对优秀运动员地区间的流动问题上，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作用，通过体育人才市场的交易行为，运动员有机会在适合自己发展的俱乐部发展个人事业，获得与其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市场收益，并通过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获得社会收益。同时，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使人才储备丰富的体育大省变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输出基地，实现地区间体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多赢共生的局面。政府的职责在于规范体育人才市场，建立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以保证体育人才市场各方尤其是注册单位、管理单位和运动员的利益，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是直接代替市场或通过制度壁垒阻挠和干涉或包办体育人才的地区间分布，形成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在项目的投入上，也应该通过市场多渠道的吸引民间资本对体育项目的资金投入，政府的职责在于改变政府与市场偏好的一致性，并保证体育的公益性。国家退出市场化、社会化好的优势项目，由市场来运作，在市场化不足的冷门项目上提供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保障，尤其对那些伤害大、社会关注度低、市场回报低的冷门项目的从业人员的福利――薪金水平、继续教育机会、伤病养护和再就业等方面多加投入。这样既可以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又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必要的但市场和个人关注度和投资热情都不高的项目的发展上，以弥补市场失灵。
第二，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政府包办体育事业，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新中国来说，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集聚起有限的资源、举全社会之力发展体育运动。政府独家投入、行政手段调控、管办结合的管理方式忽视体育的经济功能，并且社会力量难以介入，不可能也没能力满足社会对体育的多层次需求。因此，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意味着重新界定政府在体育福利中的位置与角色。具体措施就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要充分放权，权力中心下移。在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要充分赋权，权力外化。通过放权与赋权，发动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把国家对体育事业从具体的管理、经营转向宏观调控。
第三，改变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的优势项目战略为以民众强身健体，以人为本的体育发展战略。所谓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的优势项目战略是：以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为基本依据，兼顾考虑项目的影响、普及程度、社会基础，竞赛效益等多重因素，对运动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在政策、财力、人才、外事、竞赛等方面予以区别对待。这种优势项目战略导致了不同项目之间运动员福利的巨大差异，并引发了个别项目群过热和过冷的极端化趋势，对我国体育项目的均衡发展不利。并且，对于那些垄断优秀体育人才的地区和部门来说，会获得超垄断利益，并加固这样的利益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作为全国战略的制定者，其目标的设定应该立足公平和公正，引导地区之间、项目之间体育福利的均衡。在项目的投入上，应该与市场互补而非一致，在运动员的福利上应该一视同仁，而非补有余而损不足。刘翔、郭晶晶、张怡宁等奥运冠军等高市场回报、高福利待遇与金字塔底层的邹春兰们的境遇反映了这种战略的问题所在。并且今后在淡化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的同时，国家体育的投入应该惠及民众，确立以强身健体、以人为本的体育发展目标，改变金牌战略下的畸形的体育训练和体育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１］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２］邹师．辽宁体育现象及特征研究［Ｍ］．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徐延辉，秦海霞．辽宁省运动员流动现象的经济社会学分析［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１）．
［４］陶双宾，林李楠．国家、市场与资源配置?押体育项目的群分化与比较研究［Ｊ］．体育科学，２０１０，（２）．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