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大体上是在欢乐的氛围里度过的。作为家庭的长子长孙，受到多方的呵护。 1934年5月30日(阴历4月18日)，我生于句容县城东北角约7公里处的西山上村。那一年全村生了2男5女。这时全村约十四五户，70人左右。据说这个村以前不能上17户，一上17户就要绝掉一户。村上有水田近300亩，旱地近100亩，算是比较富裕的小山村。我家有水田近20亩，旱地近10亩。1951年土地改革时家庭阶级成分被定为中农。父亲教书的报酬多时达1800斤大米一年，够全家的口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康之家了。我的童年并不缺吃少穿。
可能是生我的第二年，祖父有感于乡间读书人可以不受人欺侮，遂将我父亲送到县城初级师范读书。祖父兄弟6人，还有一个妹妹。他没有进过学堂门，大字不识几个，但什么农活都于得好。1953年他已60岁出头，还帮亲戚家抢塘泥。塘泥架由三个直径约一米的水盆组成，放入木头架子上，人立在中间那个盆里，用塘泥夹一夹一夹地夹塘泥，待盆子夹满了泥，再靠塘边将泥卸掉。那次枪塘泥，祖父出了风头，跟他一起去的40多岁身强力壮的好把式回来说，祖父往架子上一站，白胡子飘飘的，穿了一件白布做的袜子(抢塘泥是又累又脏的活，穿白袜子而不沾上塘泥，显示出不凡的技术)。在抢塘泥的十几家中，他年龄最长，人们惊呼：“老庆智来了。”不用说，祖父他们那副架子抢的塘泥是最多的。人称祖父是“干笔佬”。他记忆力强，不能笔算，口算却挺厉害。他待我很好，整个童年只记得被他打过一次。父亲读初师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不再读书了，回到邻村教书。
我最早记得的事，是“跑反”。1937年冬月初三，日本人占领我村。早几天，我们一家就跑到离我村十多公里的“山里头”亲戚家避难去了，日本人占领我村前约半个月，还看到一架燃烧着的飞机，像一条红裤子在低空飞行，后来栽到离村仅半里路的山坡上。那时，我在村边玩，看到掉飞机，就跟人家一起跑了。后来家里人说我机灵。句容有军用机场。后来知道这架飞机就是被机场的国军击中的日本飞机。
我家的两间半瓦房(与三祖父家合住五间)就是冬月初三被日本兵烧掉的。家里人建议我祖父将大门撑起来，祖父怕麻烦没有这样做，只用一把铜锁锁住大门。后来烧掉房子的几家都是用铜锁锁住大门，铜锁脆，那是挡不住日本人的脚踢的。隔了几年，家里虽在原址又盖起了房，但当时买瓦困难，只好盖稻草，三年盖两边，烧柴遂成了大问题。
说起日本人的凶残，真是罄竹难书。距我村不足一公里的后本湖是个大村，他们有一个抗日自卫团。1937年初冬，有可能就是冬月初三，20个左右的日本兵由我村向后本湖进发，有几十条枪的自卫团以为来的是国军，50人在村前列队欢迎。(只有走在队伍后面的一个人一看不像国军溜走了。)到近前一看是日本兵，他们乱了手脚，全部被缴械。49人被捆绑起来，关在村里一个碾坊里，由机关枪堵住大门，活活烧死了。只有一个人由门里滚出来，滚在水沟里。日本人打了一枪，打在棉袄上，此人后来活了下来。如果当时自卫团发现欢迎的不是国军而且日本兵，49人奋起抵抗，情况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要知道那是两个中国人打一个日本人啊。这个村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发生过13个寡妇争夺一个癫痢头男子做丈夫的事。
我的启蒙老师是裔华鹏先生，他是我们邻村前本湖人。当时约二十二三岁，比我父亲小两三岁。他们是好朋友。大概是1940年，华鹏先生来我村任教。他生性好动，村里若有人打麻将，他必去看，有时等他回来，学生都走光了。他能唱歌，一米七五以上的个子，在黑板前边走边唱“何日君再来”，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大字写得好，每逢村里或邻村的婚丧事都给人家写对联，至今仍记得1949年村里一幢三间两厢的新瓦房落成，他写的对联上联是“三阳日照平安地”，下联现在记不起来了。华鹏先生多半回家住，有时下雨雪回不去，就喊我的叔父路生(三祖父之子)去陪他睡。天还未黑，他就站在祠堂门口喊：“路生，路生”。路生一听老师喊，连忙赶去了。
我在学校里是比较调皮的一个，喜欢遭出去玩。有一年初夏，大约是1945年，村里有人家结婚，老师去吃喜酒，回学堂一看，一个学生电没有了。我们几个已跑到邻近的池塘里摸螃蟹去了。看到华鹏先生与我大舅找来，我们才一溜烟跑回学堂里。华鹏先生后来为防止学生集体逃跑，用一个一尺长的尺，两边挂两个铜钱，只有拿到这个尺子才可以出去。这法子果然奏效。
那时上学一年放假三次，一次是夏收夏种时，一次是秋收秋种时，这叫放忙假。最后一次是放年假，时间比较长，近一个月。放忙假时，我就放牛。全村有六七头牛，放牛娃打着号子一起出发，到山上随便将牛一放，让它们自由吃草，我们就去池塘里“划水”。我约6岁就不知怎么学会了“划水”。开始我放的是一条公牛，不怎么安分。我看过祖父以前治这条牛，将它拴在树上，把它的眼睛蒙起来，用竹条狠狠抽它。我如法炮制，在山上将牛眼睛蒙起来，还没有抽上两条子，牛竟东奔西窜，从人家西瓜地里跑过去了。那时刚刚雨过天晴，西瓜地被踩得乱七八糟的。我也不敢要牛了，只好回家请父亲去“讲情”，才把牛牵回家。
一年里最大的欢乐，就是过年与赶庙会。
过年要从腊月23日算起，这一天叫“送灶”，晚上要吃汤团。一个汤团比乒乓球还要大，糯米粉做皮，芝麻加红糖椿碎了做馅。吃完汤团后，祖母将灶上的红布翻起来，“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露在外面。于是祖母开始在家里上下撒黄豆与剪得不到半寸长的稻草，边撒边喊，只记得：“上马草，下马料；老鼠吃得瞎眼，猫儿吃得亮眼”，再下去就露出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花枝枝丫头滚出去，癞痢头男娃请进来”。重复几遍后，戛然而止。送灶以后就忙起来了，又蒸馒头，又磨豆腐，家家如此。到腊月三十日下午，洗脚穿新布鞋、新袜子。有一次同栾勋兄聊起洗脚，我说“大概洗半小时”，他说“至少要洗一个小时”。一个冬天洗不了几次澡，又不像现在这样天天洗脚。一次洗个把小时也是可能的。到三十晚上下午五点钟贴对联，顺便接灶，贴上新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把红布翻下来。
大年初一，最有趣的是看玩麒麟。玩麒麟的班子通常七八个人组成，一个人举着一只用纸糊成的花花绿绿的麒麟，一个人挑一副担子收馒头，由五个人敲锣打鼓，打锣的人领唱，别的人作和声。大体上即景生情，见什么唱什么，都是些吉利话，现在记得起来的有什么：“锣鼓一打闹吵吵，老板家吊挂吊得高，洋里飘来对外飘，洋钱钞票一担挑”；“锣鼓一打闹吵吵，老板家咸鱼咸肉吊得高，平常无事舍不得吃，买田置地拿下来烧”；“锣鼓一打格排排，四位嫂子又在看牌，对红中来打发财，2、5、8条和下来”。也有唱得很粗俗的，引起哄堂大笑。如“锣鼓一打格惊惊，麒麟××有半斤，嫂子看见了哈哈笑，大姑娘看见了吃一惊。”一家门口唱三五分钟，待主人家拿出四六个馒头出来，再到另外一家门口继续唱。
说起庙会，离村10公里以内的庙会不下10个，我都去过。从正月十一日到清明节，每个月都有两三个。从三四岁起，祖母就背着我赶庙会，祖母是每会必去。最隆重热闹的庙会当属离我村1公里牛的“三月三光里庙会”(我推测光里庙当初可能是关帝庙)，至少有20多个菩萨赶这个庙会。我们村与前本湖村合一个菩萨，两村相约正月十五日前本湖村给我们村串灯，通常有二、三十人，每人提一个纸灯笼在我村边绕一道。我村到三月三抬着菩萨给他们村冲巷。上庙先后是约定俗成排好次序的，若颠倒了往往引起械斗，但我没有见过。光里庙有五间两进，一进门两边是四大金刚，中间为真武菩萨，后五间排几十个罗汉，来上庙的菩萨可在前五间冲来冲去。“眼屎菩萨”约7点钟上庙开庙门。我们村与前本湖村第二。约9点钟“草神菩萨”上庙，冲菩萨走直线，见麦地就从麦地里过，见油菜地就从油菜地里过，没有人敢惹它。几十个人一律穿着白色棉毛衫，多半从南京苏州等地的浴室里面回来的。到了“喜把桥”上，领头的人把拎着的一只大公鸡头拧下来，队伍才接着上来，轮流抬着菩萨冲庙。
菩萨最多的是“七阵卫”，由七个菩萨组成队伍，敲锣打鼓，浩浩蔼蔼地过来，队伍能排半里路长。十点半左右是“青脸菩萨”、“白脸菩萨”上庙，那个队伍可好看，有铳，有刀叉，有各种旗帜。还玩“龙花船”，男扮女装到庙上占一个地方唱各种山调。“三月三”影响大，有各种农具家伙卖，也有各种小吃，庙后边还有推牌九赌博的。这一天姑娘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伙子就在姑娘成群的地方挤来挤去，无非是想占一点便宜。还发生抢亲的事，男方订了婚娶不起，就集合一帮人趁姑娘上庙不设防之时，将姑娘背回去成亲。
有时还耍在戏台上唱京剧。记得1947年就唱过京剧。半夜里父亲就推着独轮车占地方，不能太前，太前怕被人挤着，亦不能太后，太后怕看不见。我们一家除祖父外都坐在独轮车的两条长凳上，前边还有两三部独轮车。祖母是个戏迷，什么戏一开演，她就能讲出正在演什么戏，什么人应该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她介绍个没完。中午时，忽然有人对正唱着的戏不满，向戏台上扔砖头，演员躲进后台，停顿了一会，改成了《借东风》才平息下来。庙会一般在下午四时结束，人们纷纷回家。
我记得最后一次上“三月三”是1953年。我已在镇江读高中，可能回来了，也可能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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