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人无行，自古到今，似乎成了确论。击鼓骂曹的祢衡、以醉酒为平生快事的刘伶，都是“无行”的代表。弥勒佛前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我想，事在人为，什么样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世上先有难容之人，尔后方有难容之事。若把人扒堆儿，最难容的人大概就是文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文人中的君子，通常也会做出过激的举动，秉持已见，抨击是非，原是好事，但只讲原则不讲变通，常常让人下不来台，所以当政者也不大喜欢这种君子。至于文人中的小人，则是无耻加心计，有时虽然能邀宠，但到头来总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纵观历朝历代，能容忍文人胡闹的，大概只有唐宋两朝，这两个皇朝的开国之君，大都崇尚文学，故知道“文人无行，实无大碍”的道理。到了明朝，文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
朱元璋起于草莽，因为穷困，不要说进县学、府学，就是私塾也没有念过几天。尽管后人附会，赞他“天生龙种”，二十岁前他委实困顿，一年中难得吃几回饱饭。尽管后来他发达了，人农民起义军，从当大兵开始，一步步攀升为三军统帅，最终皇袍加身。长期的斗争实践，磨炼出他的满腹经纶，但终其一生，他也没有满腹文章。这位皇帝的好处是，不懂决不装懂，向大臣们发布“最高指示”，也决不咬文嚼字。我见过他的几道谕旨，同当今的乡下老农说话无异。以至洪武年间的文风，特别是官员的奏章，大都明白如话。我曾戏言，中国第一个推广白话文的不是胡适，而是早他五百多年的朱元璋。
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他知识学养的先天不足，导致他对文人的鄙薄，以及对文化采用的实用主义。立国之初，他决定在全国各府州县兴建孔庙，以祭祀这位“大成至圣先师”。他之所以喜欢孔子，乃是因为孔子的“三纲五常”可以帮助他稳定政权，建立尊卑不易的社会秩序。历来孔庙中，都有陪祀的大学者。首先有资格进入孔庙的，当是亚圣孟子。但朱元璋对前朝的陪祀人物，并不一味照搬。他吩咐礼部官员给他讲孟子。当官员读到孟子说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王轻”这句话时，朱元璋跳了起来，吼道：“这个孟子敢于藐视皇帝，他不是个好人，不能让他进入孔庙陪祀”。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须知天下读书人，都将孔孟连在一起。两人的学问，被后世的士人称为“道统”，而皇权则是“政统”。在“道统”里，孔孟两人是不可分的。如今，朱元璋要将孟子逐出孔庙，“政统”对“道统”表示了轻蔑。读书人大都以维护“道统”为已任，于是便有一个翰林院的小官站出来，给朱元璋上了一道奏章，指出：“圣上指斥亚圣有误”。语意虽婉转，但毕竟表达的是反对的意见。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将这名官员廷杖三十。所谓廷杖，就是打屁股。朱元璋之所以采用这刑罚，就是要羞辱反对他的官员。他以为实施严惩，就可以把这件事压下来，谁知引来了更大的反对浪潮。第二天，他一向信任的礼部尚书穿着大裤衩子上殿来表示抗议。这位倔老头儿说：“皇上，孟子亚圣的地位，千秋已有公认，你不能以一已之好恶，不让孟子入祀。皇上您今天不收回成命，臣就死在这儿了。”老夫子说的可不是玩笑话。他之所以穿大裤衩来，就是准备来接受廷杖。打屁股前先要脱去官袍，老夫子怕麻烦，先在家里就把官袍脱了。大约是老夫子的勇敢让朱元璋赏识，他竟一反常态地赞扬老夫子“忠忱可嘉”，当场答应把孟子请回孔庙，但又说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孟子的著作出一个删节本。凡是他不喜欢的话，都得去掉。秀才们虽然要维护“道统”，但也不敢做得太过份，于是同意朱元璋的建议。这样，既让孟子保住亚圣的光荣称号，又不惜阉割他的思想。
二
终明一代，文人中的君子与小人都有代表人物。但两百六十多年的官场，却是以小人居多，这是一个悲剧。在历史上，大凡国有昏君，就必然小人得宠。文人无行，若仅仅只是行为放浪，言语不检。倒也罢了，若放弃操守，又作用于政治，便会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文人，是士人的一部分，都是读书人出身。在古代，读书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古代没有专门的哲学家、科学家与文学家，有学问、有出息的人都在官场里头。因此，官场是否清明，与读书人的操守有直接的联系。读书人究竟应该如何人世，前人评价甚多。明隆庆年问的进士冯时可在其《雨航杂录》中也说过一段：
文章，士人之冠冕是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僮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础也。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评价一个读书人，应该说从学养到品行各方面都兼顾到了。考诸明代官场的士人，若按君子与小人来区别，则是君子少而小人多；若按官员的品行来观察，则是清流多而循吏少。清流一多，则满官场都是“纪检干部”，缺乏实干精神；小人一多，则官场正气不张，冤案错案就多。
前面说过，明代昏君很多。昏君的第一个特点是宠幸太监，像武宗皇帝之于刘瑾，熹宗之于魏忠贤。后两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太监．两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胸无点墨，二是贪财无度。
单是两人使坏，朝政也不致于溃败。坏就坏在官场中的小人一味迎合他们，为虎作伥。刘瑾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初，虽然威风八面，但还没到“九千岁”的地步。有一天，他的轿队出来，有一个名叫张彩的大理寺评事，居然当街跪了下来。刘瑾感到好奇，遂下轿盘问，张彩居然伏地不起。明朝有规矩，内官的级别再高，资历再老，外廷官员也不得向他磕头行跪拜大礼。张彩这么做，明明是违反官场制度。刘谨感到惊讶，问张彩：“你知道朝廷的规矩吗，怎敢向我磕头?”张彩回答：“我不是以外廷官员的身份对老公公磕头，而是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磕头。如老公公不弃，卑职就认你做干爹。”张彩的无耻博得刘瑾的欢心，他真的就认下这干儿子。两年后，区区六品官的张彩就骤升为正二品的吏部尚书，成为天下文官之首。无独有偶，大约一百年后，到了熹宗，魏忠贤篡掌国柄，进士出身的崔呈秀以同样的方式卖身投靠，最终也当上了吏部尚书。
随着刘瑾与魏忠贤的倒台，张彩与崔呈秀也都被判了死罪。这两人，可作为明代读书人中的小人的代表，至于君子的代表，前面说到的那个穿着大裤衩子上朝的倔老头子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青史留名的，毕竟是君子比小人多。但实际上，明朝官场中，君子凤毛麟角，而小人则多于过江之鲫。
三
如果我们只从典章制度来衡量一个朝代的好坏，则历史上不存在败政。因为所有朝代的法律与纲纪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法律毕竟在皇权之下。人亡政息，固然是悲剧，人庸政劣或者人奸政败，更是“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在皇权专制的社会，特别容易产生小人。这是因为人们往往能通过非正常途径(诸如行贿、邀宠、投其所好等等)从主子那里获取 个人利益。国家名器，本为至重，但屡为小人所窃。这些人一旦篡踞高位，则朝纲法制形同虚设。于是，为君子者犯颜直谏，如海瑞、杨涟等人，无一例外酿成悲剧；为小人者投机取巧，如张彩、崔呈秀之流，虽最终没有好下场，但过程却是风光无限。
到了明朝末年，已是土崩鱼烂，大厦将倾。最后一位崇祯皇帝想挽狂澜于即倒，但满朝文武，竟没有几个可用之人。小人、庸人把持各大衙门，虽出了一个袁崇焕。本可支撑危局，可惜群小夹攻，崇祯皇帝辨不了是非，将其凌迟处死。到此，明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
却说崇祯当政之初，的确想有所作为。比起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和父亲熹宗皇帝，他算是认真当皇帝的一个人，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小人当政，朝廷的大臣内，已几乎没有治国的英才了。
《烈皇小识》记录了一则小故事：
上(崇祯皇帝，笔者注)一日御经筵，问阁臣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延儒对日：“容臣到阁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继而微笑嘻甚。上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为情面?”周对日：“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周延儒为崇祯朝的内阁首辅，也算是权倾天下的人物。看过这则记载，相信读者即便不知道周延儒的生平，也会得出结论，此公乃货真价实的庸流之辈。细细分析这两句问话，便会看出崇祯皇帝用了心计。他问：“宰相需用读书人”，是因为他觉得眼前这位宰辅，委实不象一个读书人，既无学养，亦无品行，更无挽救颓政的能力。当此时也，朝廷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探其原因，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讲“情面”，其后果是人情大似王法。周延儒在崇祯皇帝面前，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大靠朋党政治。所以说，他不是回答不了崇祯的问题，而是故意不回答。
中国的历朝历代，当宰相的百分之九十都是读书人。但不见得饱读了诗书，就一定能当好宰相。元朝人选宰相，须福德才量四全。按此标准，明朝的很多首辅都不适合。所谓宰相辅之才，即是能给皇上当好参谋，协理阴阳，消弥各种矛盾，每出一计便成一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之难。
所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把宰相作为成功的最高典范。但中国的书，既可培养君子，亦可培养小人；既可培养英才，也可培养庸才。如何界定读书人的类别呢?《见闻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通天地，人谓之儒。宋周、程、张、朱先生，始不负于儒之称。孔子教子夏日：“毋为小人儒。”这小人不是寻常人，只为名利念头割舍不下。始皇坑儒，这儒也不是泛泛读书之人。当时有一等人，非先王之道，毁朝廷之政，自以为高论以惊世者，故坑之。今秀士、医卜滥戴儒冠，动者自称“贫儒、寒儒”，其鄙人日：“腐儒、迂儒、俗儒”，此等儒正始皇所不屑，坑者何以儒为?
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如此辩解，也算是一家之言。但所列指的现象，的确又指出了“文人无行”的祸害。孔子教导学生“毋为小人儒”，真是振聋发聩的声音。遗憾的是，终明一朝，小人儒大行其道。而君子之儒，往往受到排斥打击，而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套用北岛的诗，这叫“小人是小人的通行证，君子是君子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