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嫡风波中，朱棣的两次召见 永乐九年的夏天，永乐皇帝朱棣北巡三年，在北京与西北各地转了一大圈，而后回到南京。其时尚未迁都，南京仍是朝廷中枢所在。
朱棣回来的第二天，就在便殿中单独召见了担任左谕德官职的杨士奇。明代，管理太子事务的衙门叫詹事府。左谕德隶属于詹事府，负责太子的学习。明代的翰林院与詹事府，都是讲臣与词臣汇聚之地。左谕德官阶五品，在讲臣中较有地位。
朱棣为何要单独召见杨士奇呢？说来事出有因。
朱棣夺位之后，在立储的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这件事的始末情由，我已经在写解缙的文章中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在永乐皇帝北行期间，太子朱高炽一直行使监国的权力。而他的两个弟弟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也都留在南京。这两人联手对付太子,不停地找岔子，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用密件向远在西北边陲的父皇打小报告。
朱棣本来就不大喜欢太子,所以情绪容易受到干扰。于是，一回到南京就找来杨士奇秘密询问。北行之前，朱棣下旨让杨士奇、蹇义、黄淮三位大臣辅佐太子监国。这三人都得到朱棣信任，而杨士奇又特别得到朱棣的赏识。
在便殿中，杨士奇被赐座之后，朱棣劈头就问：“这三年来，太子监国的情况如何？”
杨士奇面对朱棣咄咄逼人的眼神，从容答道：“太子对皇上非常孝敬。”
朱棣对这种回答显然不满意，斥道：“治国大事，仅有孝敬，焉能担当大任？”
杨士奇又答：“殿下天资高，即便有过，常自当省悟，并且知过必改。而且存心爱人，从来不敢有任何差池，有负皇上监国重托。”
听了这席话，朱棣微微颔首。眼看就要爆发的一场“易储”危机危机暂时得到了化解。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完。
三年后，朱棣再次北征。临行前，仍下旨让杨士奇等三人辅佐太子监国。朱棣这一去又是三年，永乐十四年秋回到南京。这期间，汉王朱高煦的夺嫡之举愈演愈烈。对太子的诋毁与谮害变本加厉。朱棣仍是将信将疑，返回南京时，恰恰太子因为搞错了时间，出城接驾稍迟，引得朱棣勃然大怒。他当时就下旨将太子身边的大臣全部逮捕，送往锦衣卫拘押。但唯独宽宥了稍后赶到的杨士奇。并于当日再次单独召见，朱棣问道：“这三年，太子监国如何？”
杨士奇跪奏：“禀告皇上，太子孝敬如初。今日迎驾稍迟，皆臣等罪过，与太子无关。”
朱棣让杨士奇退下，并不追究。但被汉王收买的大臣却交相上疏，认为杨士奇身为太子身边重臣，不能独宥。朱棣只好下旨将杨士奇收监。但过了几天，又将杨士奇等一干在押大臣全都释放，其因是汉王夺嫡的阴谋以及一些行为不轨的事传到了朱棣的耳朵里。于是，他找来蹇义和杨士奇两人，询问汉王的事迹。朱棣首先问蹇义，蹇义不回答。朱棣转而问杨士奇，杨士奇答道：“臣与蹇义两人，长期就职东宫辅佐太子。汉王有什么不轨之举，外人也不敢告诉我们二人。”
杨士奇回答得很有分寸，既保全自己又留有余地。朱棣又问：“朕听说了汉王的一些事情，你们难道什么都不知道？”
杨士奇等哪不知道汉王夺嫡之举，只是不敢在朱棣面前披露。见朱棣态度似有转变，杨士奇趁机说道：“汉王是否有非法之举，臣等没有证据，不可妄言。但汉王最近的一件事，倒是值得皇上注意。”
朱棣问：“什么事？”
杨士奇说：“皇上两次分封汉王，他均以种种理由拒绝前往就藩。近日，听说皇上有迁都之意，汉王便主动申请留守南京，惟陛下深思汉王之意。”
听了这句话，朱棣默不作声，起身回到内宫，可见杨士奇的话触动了他。南京乃龙蟠虎踞之地，且祖陵所在，就近有江浙膏腴之地，粮赋充足。设若自己百年之后，太子在北京登基，留在南京的汉王，完全可以凭借江南的赋税北向擒王。到那时候，兄弟相残，非死即伤，说不定还会发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接下来的几天，大约是朱棣内心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为社稷民生着想，为朝廷长治久安计，朱棣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削减汉王的两厢护卫，并让他即日离开南京到山东乐安就藩。
一场进行了十四年的“夺嫡”斗争，至此才算落下帷幕。在汉王怆然离开南京的时候，朱棣宣布提拔杨士奇为翰林学士。
在“夺嫡”风波中，风流倜傥的才子解缙丢了性命，而老成持重的杨士奇却荣膺重任。他们都是拥立太子的重臣，其下场为何绝然不同呢？哲人说“性格即命运”。掸开历史的烟云，在解缙与杨士奇两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某种宿命。
十年时间，从乡村教书匠到帝王师
回到洪武二十年之前，就是在刘伯温与宋濂相继饮恨离世的时候，官场的环境可谓恶劣，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此时宦海中人，恐怕都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种想法：“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此情之下，悠游山林是一种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我们现在来读两首写于这一时期的诗：
湘阴山南江水斜，春来两岸无人家。
深林日舞鸟啼歇，开遍满山红白花。
《三十六湾》
汉阳楼上鼓声稀，烟柳胧胧一鹊飞。
乘月不知行处远，满江风露湿人衣。
《江山早行》
这两首诗的作者就是杨士奇。他当时的身份是一个教育蒙童的私塾先生。说到教书匠，便想起郑板桥《道情十首》中有一段描写老书生的诗句：“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郑板桥看穿了世态，故将社会上的一些边缘人物视为己友，下笔歌颂。功名无涉的老书生，本是穷愁潦倒，但在他眼中倒是乐趣无穷。
杨士奇在整个洪武时代，都过着乡村教书匠的生涯。这倒不是他选择这种生活，而是迫于无奈。比起前面写过的五位帝王师，他应该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他一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一位罗姓人家，他也跟着姓罗。大约这位姓罗的也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士奇跟着他，念了几年私塾。出于生活所迫，士奇连进县学讨一个秀才的资格都无法实现。十几岁他就离开罗家，恢复杨姓，独自在外，靠教书度日。一边教学生，一边自修。在湖湘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他漂泊近二十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他是在湖北的江夏度过。所交者都是村夫野老、医卜炼士之流。授课之余，勤研史籍，游历山水，写点诗词游记文字。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混迹于市井的落魄书生，日后竟成为手操宰辅权柄的三朝帝王师。
大约快四十岁时，杨士奇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洪武皇帝朱元璋驾崩，尚在江夏教私塾的杨士奇同所有大明王朝的子民一样，只是感到死了一位老皇帝，对自己的贫贱生活毫无影响。但是，过不多久，他接到当地知县的手札，告知新继位的建文帝要征集天下饱学之士，为其祖父纂修《太祖实录》，经人推荐，杨士奇入选其中。
建文元年，杨士奇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到南京。全国征召来的儒士不下百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太祖实录》告成。所有参加编纂的儒士皆有奖赏。杨士奇由于才华出众，被破格录用，派到南京某府学担任教授。还没有启程，主修官之一的王叔英听说了，他再次向吏部推荐，称杨士奇史才胜于文才。于是，吏部改变初衷，改派杨士奇到翰林院任编纂官。又过了一年，翰林官例行考录。杨士奇写了一篇策论，大约谈了一些如何借鉴古代经验治国的道理。吏部尚书张?看了这篇策论后，赞道：“此非经生言也！”将这卷子判了个第一。经张?的建议，建文帝批准，杨士奇被提拔为吴王府副审理，即管理吴王府的二把手。但只是享受待遇，并不到职，杨士奇仍留在翰林院充当史官。
朱棣打到南京夺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之后，杨士奇没有像他的顶头上司方孝儒那样慷慨殉君，十族尽诛。而是同解缙一样，成为第一批向朱棣表示效忠的官员。朱棣当了皇帝，需要大批的官员为他效命。他身边多武将，所以，对于投诚过来的文官格外看重。当年，就升任杨士奇为翰林院编修，接着又让他进入内阁参予机务。第二年，再次升杨士奇为左中允，五年进左谕德。短短十年时间，杨士奇从社会底层步入朝廷中枢，从一位乡村教书匠晋升为帝者师。这种变化，不但朝野称奇，连他本人也是做梦都没有料到的。
但是，若仔细分析杨士奇的为人，对他的这种人生巨变便有迹可寻。
却说永乐四年，广东布政使徐奇置办了一批岭南的土特产，运到南京来分送各衙门高官。有人以行贿之名向朱棣写了检举信，并列举了那些接受了徐奇礼物的官员名单。朱棣看到名单后，奇怪上面怎么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于是把杨士奇找来询问。
杨士奇知道原委后，回答说：“徐奇当初赴广东就任时，很多官员都前往送行，并以诗文相赠。臣正好生病没有参加。所以，徐奇就没有礼物送我。依臣之见，徐奇送点土特产以答谢赠他诗文的人，也是人之常情，且礼物菲薄，谅无他意。”
听罢杨士奇这番话，原本要严肃处理这件事的朱棣，笑了笑，顿时把那封检举信给烧掉了。
这件事传为美谈。设若杨士奇一味取悦朱棣，大谈自己如何清廉，对行贿受贿官员理该严惩这样的话，恐怕许多高官都要丢掉乌纱帽了。
皇帝近臣，一句话能活人，一句话也能死人。杨士奇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的人望极好，皇帝也觉得他办事可靠，这是他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仁宗执政时的四条记载
在朱棣当政的二十二年，杨士奇虽然深受信任，但常常也受到敲打。譬如说，朱棣在去世前一年，听信旁人谗言，认为杨士奇辅导太子出了差错，将他打入锦衣卫大牢，不到半个月又下旨释放。朱棣两次让杨士奇到牢中小坐，皆有惊无险。这样反倒增添了杨士奇的戒慎之心。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西北榆木川军中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死前让英国公张辅赴京传达遗诏，让太子朱高炽继位。朱高炽于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登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可惜在位时间太短。他死于第二年（即洪熙元年）的五月十二日。只当了九个月的皇帝，享年四十八岁。
在仁宗执政的短短九个月内，他颁发了一系列诏令。对祖父朱元璋、父亲朱棣两位皇帝制造的冤案，都有所纠正；对老百姓的治理，更是大行宽政。因此，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新皇帝大加赞赏，认为是真正的太平天子。
他登基后不几天，就下旨恢复被建文帝裁掉的公孤制度。始于汉代的公、孤，是朝廷的最高爵赏。各有三，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孤为少师、少傅、少保。这六种职务并非专设，而是由尚书、辅臣中德高望重的人兼任。建文帝认为赏爵太滥是朝廷弊政，故革除。永乐一朝亦未恢复。仁宗皇帝恢复公、孤制度，乃是为了报答一直效命的几位股肱大臣。第一批赏封公、孤的有四位大臣。他们是：蹇义为少傅，杨士奇为少保；杨荣为太子少傅，金幼孜为太子少保。
这四位大臣中，蹇义、杨士奇是仁宗身边的老臣，而杨荣、金幼孜则是他的父亲永乐皇帝的心肋。为了显示公正，一边提拔两个。这四人中，最受仁宗信任的，应数杨士奇。
在仁宗执政的九个月里，杨士奇提了不少好的建议。这里记载四条。
第一条：杨士奇担任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少保三个职务不久，有一天忽然申请求见。时仁宗正在乾清宫外的便殿接见蹇义、夏元吉两位大臣。他吩咐让杨士奇进来，并笑着对在座的两位大臣说：“新任的华盖殿大学士来了，必有谠言，你们一起听听。”杨士奇一进来，果然一番诤谏。原来三天前，仁宗下诏减岁供，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但大内惜薪司今日传旨，依旧照去年计划，征山东河南枣八十万斤。杨士奇看到这道旨后，认为与前旨不符，更与仁宗减轻农民负担的初衷有悖。于是特意入宫，请求仁宗更改旨令。仁宗听罢，立刻降旨减半征收。
第二条：仁宗因蹇义与杨士奇辅导有功，决定给他们二人增加俸禄。杨士奇知道后，连忙建议：“汉文帝刘恒即位后，首先增加了自己老师宋昌的俸禄，这件事受到史家的贬斥。请您先给扈从先皇出征的大臣增加。”仁宗听从建议，先给杨荣、金幼孜增加了俸禄。
第三条：御史舒仲成在仁宗尚为太子监国时，曾向朱棣告过刁状，意在帮汉王说话。仁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登基后，欲找个岔子对舒仲成治罪。杨士奇知道后立即制止。劝谏说：“陛下即位时，曾向全国下达诏书，明言此前一切忤旨者都不追究，尽行宽宥。如今却要处罚舒仲成，这与诏书的精神不符。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会感到恐惧，对政局的开展不利。陛下应该学习汉景帝对卫绾的态度，卫绾反对他，他却不计前嫌给卫绾升官，这才是从谏如流的仁政。”仁忠听罢，点头称许。
第四条：由于仁宗推行一系列勤政爱民的善政，短短几个月，国家便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于是，有一位大臣上疏，称太平盛世已到来。仁宗很喜欢这个说法，把这封奏疏拿出来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多数都积极附和。唯独杨士奇站出来对仁宗说：“陛下虽然恩被天下，但还有许多流徙在外的人不能回到家乡，许多州县的疮痍尚未得到恢复，老百姓普遍还比较贫困，温饱没有解决。若陛下坚持怀仁之心以及养民善政，几年后，百姓贫困得以解除，那时再提太平盛世，也不算迟。”仁宗再次听从建议，将那份奏疏束之高阁了。
政治家分多种
政治家分多种：有的政治家理论颇有建树，实干也卓见成效；有的政治家不喜欢坐而论道，却埋头苦干；有的政治家勤于造势，喜欢先声夺人；有的政治家擅于冒险，开时代风气之先；有的政治家言行不一，却政绩斐然。杨士奇的性格表面上像是棉花包，内心中却有钢铁长城。这种人若碰到强硬的君主，其忍让与妥协的一面便凸现出来。碰上仁慈的明君，其智慧与清醒的一面就会发生作用。
杨士奇入仕较晚，碰到朱棣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在社会底层苦苦熬煎了半辈子，骤然显贵，便不会得意忘形。因为，过去的苦难历历在目，使他谨慎。这一点，他不似少年得志的解缙，恃才傲物，终以悲剧收场。杨士奇之所以获得朱棣的信任，不在于才干，而在于性格。当时的朝廷大臣中，比杨士奇才干高的人多的是，但像杨士奇这样老老实实的人却太少。
但是，读明史中杨士奇的列传，便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朱棣当政时，杨士奇每次受到召见，都不是建言献策，而是替太子和自己辩解。到了仁宗当政，他每次召见，大都讨论国事，明辨是非，以促进政局的健康发展。
坚持与变通，会塑造政治家的双重人格，而敬畏与感恩，又会让政治家变得慎密与圆融。朱棣与朱高炽父子两位皇帝虽然性格与才略天壤之别，但杨士奇对他们同样感激涕零。
仁宗驾崩后，亦埋葬于万寿山，是为献陵。与父皇朱棣的长陵相去不远。宣德五年，杨士奇陪太皇太后与宣宗皇帝上万寿山谒陵，曾写了两首律诗：
忆昔六龙升御日，最先呈诏上銮坡。
论思虚薄年华远，霄汉飞腾宠命多。
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泪欲成河。
文孙继统今明圣，供奉无能奈老何!
《谒长陵》
海宇洪熙戴至尊，愚臣殿陛最蒙恩。
常依黼?承清问，每荷纶音奖直言。
万古兹山藏玉剑，九霄何路从金根。
余生莫罄涓埃报，血泪横膺不忍论。
《谒献陵》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看到一位柄国老臣的敬慎之心。在永乐一朝，杨士奇仅仅只是一个合格的帝王师，而在洪熙朝，他迅速变成一个老练持重的政治家。
宣宗与“三杨”是君臣合力的范本
洪熙元年的五月初二，南京发生地震。仁宗得知消息后，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处理政务愈加谨慎。但不幸的是，到了十一号这一天的早上，仁宗感到身体不适，他立即下旨，将蹇义、杨士奇、黄淮、杨荣四人召到思善门，命杨士奇当众写下敕书，驰传留守南京的太子朱瞻基赶回北京。
第二天，仁宗皇帝在钦安殿驾崩，享年四十八岁。一个月后，太子朱瞻基继位，改明年为宣德元年，是为宣宗。
宣德元年的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反叛。
朱高煦与朱高炽争夺储君的位子失败后，被朱棣安排到乐安就藩，但他夺位之心从未消除。尽管仁宗继位后，对他的赏赐高于所有的王府，他仍不甘心。仁宗死后，汉王认为时机到来，就派遣亲信枚青秘密来到北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作为内应。但张辅将枚青捉拿并奏闻宣宗。
此时，朱高煦已经组织好自己的造反班底。委任了一批太师、尚书、都督、侍郎等官职，并在卫所散发弓刀旗帜，将相邻郡县的牲畜马匹尽数夺取，建立五军、四哨。
宣宗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忍心讨伐自己的亲叔父。于是，写了一封信派宦官侯泰送到乐安。朱高煦看到信后，对侯泰说：“靖难之时，如果不是我拼死出力，父皇怎能夺取江山。后来，父皇听信谗言，削减我的护卫，将我迁到乐安。仁宗软弱无能，用金帛财宝来引诱我。当今的君主，我那个侄儿动不动以祖先的制度约束我，我怎能在此郁郁久住。”
侯泰回京，不敢将汉王的话告诉宣宗。而朝中大臣，不少人开始作壁上观。眼看三十二年前朱棣与建文帝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故事又要重演，京师内外人心惶惶。
但宣宗不是建文帝，他还在孩童时，就随祖父朱棣北征，有过军事上的历练。而且他继位时已经二十七岁，心理素质已经很坚强。在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他听从大学士杨荣的建议，亲自率师讨伐。九月十九日，王师抵达山东乐安。仅两天，汉王朱高煦便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宣布投降。
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如此之快地平息，这得益于宣宗听信了杨荣的建议。皇帝亲自出征，既可鼓舞士气，又能震慑叛将。设若只派将帅出征，则汉王之威无法遏止。
但是，七天之后，即九月二十九日发生的一件事，又因杨士奇的清醒判断，宣宗再次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是时，宣宗班师凯旋而归，在河北献县的单桥驻扎。大学士陈山从北京赶来迎接，对宣宗献计说：“赵王与朱高煦共谋叛逆为时已久，陛下平叛汉王，一战告捷。此时不宜班师回京，应趁胜出击，移师彰德将赵王擒拿，以免后患再次发生。”
宣宗听罢心有所动。杨荣支持陈山的意见，但杨士奇坚决反对。他说：“对皇上进言，要事当有据，岂可妄言，天地鬼神可欺乎？”杨荣性子急，忍不住朝杨士奇吼了起来：“你想阻挠朝廷的大计吗？已经抓获的叛逆奸党都说赵王确实参予了阴谋，怎么没有根据？”杨士奇不急不恼，从容解释：“太宗皇帝有三个儿子，当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人不可饶恕，无罪的人应当优待。如果怀疑赵王谋反，就防范他，使他不敢妄为。如果仅凭怀疑就遽然用兵，这不是伤害皇祖的怜子之情吗？”
在场大臣分为两派。同意杨士奇的人，只有杨溥。宣宗经过深思，终于同意杨士奇的意见，还是班师回京。
兹后，在审理汉王朱高煦的谋反案时，宣宗下旨不要追究赵王朱高燧。并再次征求杨士奇的意见，将大臣揭露赵王参予谋反的奏章封好送到彰德给赵王看。赵王由是产生敬惧，并主动申请削减护卫，拥戴宣宗。一场家族间的夺权纷争终于平安落幕。
不难看出，杨士奇与三朝皇帝打交道，始终坚持“和为贵”的治国策略。他总是与人为善，并且冷静地观察局势，对于各种矛盾的出现，他力图消减而不是激化。因此，三代帝王都对他倚重和信任。
宣德六年六月末的一天，漏下十二刻时分，乐于微服出行的宣宗带着四名侍卫骑马来到杨士奇的宅邸。杨士奇仓皇迎接，叩头说：“陛下身系宗庙社稷，怎么不自己保重？”宣宗笑了笑说：“朕想和爱卿说几句话，所以来了。”见杨士奇仍蹙紧眉头，便问：“微服出行有什么不妥吗？”杨士奇回答：“陛下尊居九重，对大内外的幽暗岂可尽知。万一冤夫怨卒，伺机寻仇，岂不酿成大祸？陛下不可不虑。”
这件事过去半个多月，刑部在北京城内捕获了专门在夜间抢劫行人的大盗。宣宗知道后对杨士奇说：“那晚爱卿的态度让朕心里不痛快。现在才知道爱卿是真正地爱护朕。”
皇帝到大臣家，对于大臣来讲，应是值得炫耀的殊荣。但杨士奇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获得恩宠，而是皇上的安宁。这既证明杨士奇深谙臣道，又说明他为人本分。
宣宗是明朝第五位皇帝。此前，高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建文帝在位四年，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仁宗朱高炽在位一年。在这五十八年间，无论是改朝换代带来的阵痛，还是为巩固政权而产生的官场剧祸以及皇室内斗，均使朝廷冤案不断，精力耗散，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休养生息。宣宗继位后，特别是成功平息汉王叛乱之后，朝野之间绵延几十年的争斗才宣告平息，国家的元气日渐恢复，老百姓也才初步尝到了太平日子的滋味。
因此可以说，宣宗一朝，是明朝由开创转向建设的重要转折点。杨士奇作为承前启后的股肱大臣，既是帝王师，又是内阁首辅，实乃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宣宗继位时，朝廷各个重要的岗位上，几乎都是德才兼备的精英。像蹇义、夏元吉、金幼孜、杨荣、杨溥等，他们共同撑起了宣宗时代的一片蓝天。这真是一个让人景仰的时代。虽然，在宣宗末期，朝廷老臣，仅余下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但史书中一直称赞的“三杨”之治，也是后代君臣合力，上下同心的范本。
王振开了太监干政的先例
宣德十年（1435）的正月初三，三十八岁的明宣宗在乾清宫驾崩。明代的皇帝活过六十岁的，不超过五人，英年早逝却是普遍现象。我想，这除了家族的遗传之外，恐怕与他们的纵欲无度有关。宣宗是一个好皇帝，但三十岁才有一个儿子，这恐怕是因为他少年过度的性生活导致生育能力降低。
正月初十，时年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诏令将明年改为正统元年，是为英宗。这是明代的第一个儿童皇帝。
四月二十二日，已经历仕四朝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言太皇太后：
“去年十月，奉先皇帝谕：‘明年春暖，东宫出学讲读，宜慎选贤良端谨之士以为辅导。’今遗言犹在耳。皇上冲龄，此为第一重事。伏惟山陵毕日，早开经筵以进圣学。”
因英宗年幼，宣宗死前安排自己的母亲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老太太收到这封上书，传谕同意。已是七十多岁的杨士奇，又开始担负教育九岁小皇帝的责任。
但是，随着小皇帝的登基与杨士奇的衰老，政治修明的局面开始有了改变。这种改变，取决于一个叫王振的宦官。
王振是英宗的贴身内侍，成天逗得英宗开心，因此英宗对他产生心理依附。王振也借英宗之势，在大内横行霸道，甚至对外廷大臣也常常颐指气使，大臣屡感不堪。这些消息逐渐传到太皇太后的耳朵里。
太皇太后即仁宗皇帝的皇后，宣宗的母亲，姓张，河南永城人。她深明大义，明英宗即位之初，她将政事都交给内阁三杨处理，而让英宗一心学习。她听说王振干涉政事，决定严惩。
一天，太皇太后坐在便殿。召英国公张辅、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五人进殿。但见太皇太后左右的女官，都佩刀带剑，表情严肃。英宗小皇帝站在太皇太后的身边，五位大臣面朝太皇太后站在须弥座下。太皇太后与五位大臣依次叙话。问到杨溥时，太皇太后叹息着说：“仁宗在世时，总是称赞爱卿的忠忱，没想到在他去世十几年后，我们还能相见。”太皇太后的话，勾起杨溥的心酸往事。因为小人进谗，杨溥被朱棣打入诏狱十几年，直到仁宗登基后才被释放并重新重用。想到这里，杨溥泪流满面，太皇太后也放了悲声。
拭过泪后，太皇太后对站在身边的孙儿――英宗皇帝说：“这五位大臣，都是你爷爷、父亲两代皇帝深为信任的，现在我召他们来，是把他们送给你。朝廷的大事，必须和他们五人商量，凡是他们不同意的，不可一意孤行。”英宗皇帝点头，表示知道了。
这时，太皇太后将太监王振叫进来。王振一见架式不对，赶紧匍匐在地。太皇太后脸色骤变，指斥王振：“你侍侯皇帝起居，很不规矩，现在该赐你死。”他话音一落，一女官出列，将刀刃架在王振脖子上。英宗见状，连忙跪下求情，五大臣也跪下。太皇太后犹豫片刻，说：“皇帝年幼，岂容这等人祸害国家。我答应皇帝和五大臣的请求，留你王振一命，以后绝不许你干预国事！”
应该说，太皇太后杀死王振的决策是正确的。刀下留人后，王振收敛了一些日子，但不久，太皇太后去世，王振便变本加厉地干涉朝政。而年事已高的杨士奇，因为精力不济反应迟钝，也没有能力加以制约。
关于王振干政的种种劣迹，不在本文叙述。但可以断定，他是明朝第一个大肆干政的宦官。正是因为他，才有了土木堡之变。当了十四年皇帝的英宗，被他怂恿出征西北，结果在土木堡当了鞑靼部落首领也先的俘虏。
此时，杨士奇已死了五年。
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的三月十四日死在任上，享年八十岁。他是明朝第一个善始善终的帝王师。尽管土木堡之变后，有人认为这是杨士奇当年当老好人不肯严惩王振的结果。但英宗对这位四朝老臣还是给予极大的哀荣，追赠他为太师，谥号文贞。
真正的智者
作为帝王师，杨士奇的学问比起之先前的刘伯温、宋濂、方孝儒、姚广孝等人，恐怕是最平实的一个。他不是理论家，也算不上文学家。他也从不拿学问唬人。论治国之术，他几乎没有创见。但他却能够老实做官，以不变应万变。他先后服务于四位皇帝，不管这四代皇帝能力如何，性格如何，他都能平安相处，并始终获得信任，这就是杨士奇的过人之处。
他留下的《东里文集》，应酬之作占其大半。裁芜汰俗，我们仍能从中读到他的一些观点。在《文丞相祠堂重修记》中，有这样一段：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者尽心知性，而有以究极天下之理。浩然之气，即天地之正气。具于吾身，至大而不可屈绕者，知之至养之充，而后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大事，莫大于君父……
对孟子的养气说，杨士奇用自己的观点诠释，认为养好气后才能最有效地为君王服务。当皇帝的人，看了这样的文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在《滁州重建醉翁亭记》一文中，他又说：
三代而下以仁厚为治者，莫?于宋。宋三百年其民安于仁厚之治者，莫?昭陵之世。当时君臣一德，若韩范富欧，号称人杰。皆以国家生民为心，以太平为己任。盖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起时，论其功，景仰歆慕之无已也。
滁州醉翁亭，为欧阳修所修。出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这句名言。而杨士奇极为称赞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集于一朝而创造太平盛世。作此表述，足见士奇心境，一是钦慕君子当国，二是提倡“集体领导”，他不希望有某个特别出众的人独操权柄。士奇如此说，也如此做。我想，这就是他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
晚年，士奇思乡日切，但他身为首辅无法回到故乡颐养天年。当然也就不可能和故乡的亲朋把盏话旧。于是，在七十岁时，他请宫廷画师替他绘了一张小像寄回老家供人探视。并为此写下《自题小像寄乡邑亲故》这首五律：
两京三十载，梦寐在乡闾。
叨禄承明主，匡时愧腐儒。
淹留?带缓，愁思髦毛疏。
惟有秋霜意，今吾是故吾。
自称腐儒，士奇总是谦抑。这位塾师出身的人，从教乡村蒙童到教皇帝，两种绝然不同的人他都教得很好，可见他是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