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震荡。当时上中学的笔者还记得课本中的话，大意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的短暂复辟，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后来，政府渐渐不用“复辟”这个词来形容1991年的变化了，更喜欢用苏联“解体”这个相对中性的称谓。这或许意味着，政府已接受了社会主义苏联一去不复返的现实。
中国激烈讨论苏联解体原因
中国对于苏联一直抱着矛盾的心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对中国未必不是好事，但中国执政党对于苏共的衰落，也难免有些“物伤其类”的感触。因此苏联解体在中国一度引发了激烈讨论，最主要的讨论话题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学者对“原因”的痴迷反映的思维方式是，从一种线性进步史观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是一种更优越的社会形态，所以苏联解体是一个反常的，从而需要解释的事件。为了让解释与他们信奉的原理相一致，他们发展出了两种理论：一种认为，苏联的体制没有问题，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西方“和平演变”等偶然、外部性的因素；另一种认为，苏联解体的主因确实是内部的体制问题，但“斯大林模式”只是代表一种错误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
总体来看，对大的“原因”的探寻有时是徒劳无功，甚至没有意义的。比如，今天，我们仍可以对300多年前中国明王朝的覆灭原因做不同的解释。只有具体到每个单个的原因并探究其细节的时候，讨论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政治、军事、科学的意义）。笼统的“原因”总结，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对自己期望相信的东西的一种确认而已。
对解体原因的探寻导致意识形态化
在中国，对大的“原因”的探寻导致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探讨意识形态化：大家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历史进程，而是这件事对意识形态判断的证明价值。
例如，“左派”认为，西方在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亡我之心”，甚至认为苏联解体也是其导演的阴谋。“右派”则认为，苏联解体证明“极权”、“专制”的必然崩溃和“民主”的必胜，而1991年之后俄罗斯遭遇的一些真实的问题，例如经济下滑、寡头兴起、民众的贫困、国际地位的跌落等，则被解读为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于是，在苏联解体及其后续发展这件事上，中国国内通常读到的是，人们迫不及待地试图论证，试图得出结论，试图总结它对中国的教训，而具体的历史过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还原，或者说，在还原过程中夹杂着各种价值判断，从而让我们对1991年后的俄罗斯，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须突破“是好还是坏”的思维框架
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普遍问题，而不为中国独有。在西方，人们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也许流行的看法是，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不合时宜。但近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能将当时的事态变化简化为一些俄罗斯人期待民主与市场经济，而守旧者加以阻挠。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苏共长期的集权统治，公民社会受到打压，一些利益集团掌握了足够的资源，拥有无法受到制衡的左右政策的实力，足以在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转变时保障自身利益并牺牲民众的利益。
这说明，近20年的俄罗斯历史还有很多资源可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民主”或“市场经济”的价值。
一直以来，俄罗斯研究在中国并非显学，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与中国有很大的契合度。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中国的教育体制、经济发展方式等，都曾带有很强的苏式社会主义基因，有些是我们不觉察的。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转型过程，是我们考察自身的一面镜子。但严肃考察的前提是，突破苏联解体“是好还是坏”的思维框架，重建我们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的历史叙事。
（摘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