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家“中庸”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作为儒家思想重要方法论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至今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文章通过列举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执中、市场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执中和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执中等现实经济管理实践中的几个典型的中庸之道，举一翻三，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儒家中庸哲学在经济管理领域的适用性，并提醒人们，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尽可能的少走极端，要“允执其中”，避免“过犹不及”。
[关键字] 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 允执其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又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什么是“中庸之道”？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执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中庸》首篇既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中庸”的解释为：“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要求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宋代朱熹在《中庸》的题解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作为中庸的最基本方法，即是孔夫子所说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允执其中”，以反对“过犹不及”，倡导只有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纵观世界经济、管理的理论、实践的演进轨迹，处处都体现着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表现出“不偏不倚”，“允执其中”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几个典型的“执中”作一概括性的描述，以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儒家中庸哲学思想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普适性。
一、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执中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济体制选择的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它们崇尚自由竞争，崇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完全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仅仅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认为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演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得到充分显现:首先,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传递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滞，并且，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完备，决策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这种市场信息的滞后性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决定了市场调节必然是一种伴随着破坏性的调节，在市场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源的浪费（如企业破产、改变投资方向时产生的大量沉没成本），使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其次,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市场机制在形成垄断的部门或行业中失去了作用；市场机制对解决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也无能为力;单纯的依靠市场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品提供的严重不足等等。最后,完全市场竞争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分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于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来取代存在缺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继承者斯大林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形成的根源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息不完全问题。制定计划的依据是信息，计划制定部门要制定准确的计划，必须要及时掌握完备、准确的信息，而要获得制定庞大的国民经济计划所需要的完备信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激励不兼容问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关系成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失去了信息传递和经济激励的功能；在严格教条的计划下，各级经济部门和微观主体都只是机械地执行计划，失去了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动力，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
由此可见，自由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都走了两个极端，都处于“过犹不及”的状态。人们在长期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两个极端经济体制的弊端，世界各国都纷纷对其实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即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功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体现市场，同时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现计划（当然是指导性的），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的结合，充分体现儒家“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属此列。
二、企业联盟――市场交易方式与企业组织方式的执中
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产生（替代市场）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交易费用。而将某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各环节纳入到一个企业的内部，用企业的权威，利用企业内部的计划（行政命令）统一协调各生产环节的行动，来取代原先在市场组织方式下各环节间的讨价还价行为，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因此企业就应运而生。如果单从交易费用节约方面考虑，企业的规模应该是越大越好，甚至将整个国家的所有生产单位都一体化为一个企业，就能使交易费用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然而，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理论上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因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交易费用得到节约的同时，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信息成本也在上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边际管理成本的上升抵消了边际交易费用的节约之后还有余时，就进入了规模不经济阶段。因此，边际管理成本上升与边际交易费用下降相当时的企业规模就成为企业最大规模的边界。
但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企业家们始终对企业间存在的交易费用耿耿于怀，致力于寻找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的途径。于是，实践中企业联盟、供应链管理等执中的组织方式就应运而生。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完全市场交易看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或劳动分工方式）的两个极端，那么企业联盟、供应链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与市场两个极端的执中。以供应链管理为例，供应链内的企业还是独立的企业，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完成各自的生产、销售业务，企业间还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完成供应关系，体现出市场组织方式的特征。但它又不同于完全的市场交易方式，因为在供应链内的企业之间往往要达成具有较强制约力的协议，确保企业间形成较紧密的相互协作关系，整条供应链在核心企业的“领导”下，从整体利益出发，统一行动，协调一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完全市场交易方式下的讨价还价以及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交易费用得到节约，因此，整条供应链又体现出企业组织方式的特征。从供应链所体现出的以上两个特征来看，供应链确实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市场两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执中，走了一条扬各家所长、避各家之短的中庸之道。企业间形成战略联盟的实质也与此相仿。
三、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的执中
何为效率？何为公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给出确切的定义。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给出笔者心目中对效率与公平的简单理解：所谓收分配的效率，就是谁贡献得多，谁就拿得多，即各种要素根据其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分配；所谓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单纯从经济学上讲，收入分配中讲效率，可以有效地动员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产出，是完全符合经济运行要求的。然而，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单纯的强调收分配的效率，极易形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效率等就无从谈起。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一团和气，但时间一长又会中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因此，我们可以将效率与公平（平均主义）看作是收入分配的两个极端，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都清楚地让我们得出“过犹不及”的结论。
早期资本主义片面强调效率，机械地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竞争性均衡理论来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然而它没有看到，在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时期，竞争性均衡所决定的利润率（资本的价格）、工资率（劳动的价格）会产生扭曲，使其偏离合理的轨道，这样自然就会形成我们在马恩著作中所看到的严重的阶级对立。也许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抑或是受残酷的社会现实所迫，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其极端的收分配政策做出调整，纷纷推出职工持股与分享经济、工资集体谈判、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兼顾公平，维持社会稳定。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灭亡没有很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政策失败的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矫枉过正，走的是另一条极端之路――分配的平均主义。分配的平均主义固然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但它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严重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贯彻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分配原则――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实质上就是走上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正确轨道，更好地体现了“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后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偏重强调效率优先，忽视对公平的兼顾的现象，甚至在再分配领域也强调效率优先，再一次犯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错误，以致于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还比较严重。所以，近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用“效率与公平并重”等来取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实际上正与儒家所提出的“时中”的理念相吻合。儒家的所谓“时中”，是指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中”，一时一中，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中，其精神实质就是随时而变，与时俱进。
以上列举的只是经济管理实践中“过犹不及”以及“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变革的典型例子，这种执中在现实经济管理实践中还有诸多的体现。例如，过去我们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忽视了物质的基础因素；而改革开放后，我们又片面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忽略了精神意识的辅助作用和能动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回到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正道。再比如，过去我们片面地重视发展工业，忽视农业发展；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人和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忽视农村建设……。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五统筹为重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很好地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
中庸之道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经济管理实践中提倡中庸之道，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可以稳定、持续的发展，避免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深刻领会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哲学内涵，灵活运用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指导我们的实践，大到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小到个人为人处世，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徐儒家:《中庸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宋）朱熹:《四书集注》[M].凤凰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亚当?斯密:《国富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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