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 历史学博士,1960年生,祖籍山西芮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及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客座教授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在中国古代政治和军事史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武士的悲哀》、《宋史论稿》、《漕运与古代社会》等多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军事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于写作有所爱好,曾在《光明日报》副刊、《花溪》等发表散文多篇。
七十多年前,抗战烽火初兴之际,有一些学生在西北大学或称西北联大的历史系就读。这得作点解释:当年,国民政府为了保住民族高等教育的血脉,将许多即将沦陷地区的大学迁往后方,在昆明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又在西安、汉中组建了另一所学府,先后命名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由内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与西北大学合并所建。紧随西南联大之后,大概西北联大是当时中国另一所最大和最重要的大学。
当年历史系的学生遭逢国难,颠沛流离,与民族同担不幸。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一时史学名家云集,如黄文弼、陈述、周传儒、萧一山、王子云、杨向奎、谢国祯、马师儒、史念海等一批学者于斯执教。其中陈述为著名的辽金史专家,谢国祯、萧一山分别以治明史、清史闻名,杨向奎是知名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者,史念海则是日后的历史地理专业权威。惟有特殊的岁月,才能获此学习良机,所以学生们是幸运的。有意思的是,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文学家许寿裳,曾出任历史系主任。以后,西大被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直到新中国建立之日。
我是全无西大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分配至此,但时间久了还是逐渐熟悉了历史系的今生前世。文革前,西大历史圈子荟萃了多位国内顶尖学人,如建国初,首任西大校长的侯外庐先生,是可与范文澜、翦伯赞等先生比肩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而自成一派;陈登原先生出版的《国史旧闻》等多部著作,奠定了其全国名家的地位;马长寿先生因故从复旦调入,是当时西大少有的名教授,其开创性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对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终成中国民族史的一代宗师;颇为特殊的是,陈直先生早年做过学徒、小职员,但痴迷古史,潜心学问,尤精于《汉书》研究,虽因非正途出身,职称不高,但在秦汉史学界广受尊重。还有郭绳武、黄晖、冉昭德、姚学敏、张岂之、彭树智、李之勤等许多教师执教。所以,历史系的学生依然享受到优厚的“待遇”。
我初来西大历史系任教时,张岂之先生正做校长,是有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系主任彭树智先生,是南亚中东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分别主持两个博士点。那时,系里教师规模颇大,有七十多人,仅中国古代史专业就有十多位老师,分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和秦汉史研究室中,还不包括另外建制的西北史研究室的一批学者。当时,全国秦汉史的研究中心即在于此,林剑鸣先生是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黄留珠、周天游、余华青等几位中青年教师,都已在秦汉史界有相当的知名度。1989年,西大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办学,在历史系基础上组建文博学院,彭树智先生出任院长。其实,一直是文博学院与历史系两个名字并用,包括了历史、考古、文物保护技术、博物馆学、档案专业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确是西大历史系辉煌的岁月。
再说说西大历史系的学生。2007年历史系成立七十年庆典上,我作为文博学院院长在致词中,除了汇报拥有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博士点以及“211”国家立项等情况外,更自豪地说:历史系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特别强调了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笑了,随之报以掌声。其实,在全国各领域都有系里的学生,尤其是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单位里更为集中,仅我自己带过的学生,就有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执教者。值得一提的是,现任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史研究》主编兼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彭卫、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宋新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院长杨圣敏、国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葛承雍、西安日报与西安晚报总编李颖科等等,以及许多业务部门、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毕业的弟子。
十多年来,历史专业作为教育部的文科人才与科学研究培养基地,是西大文科仅有的两个文科基地班之一,每年享受到高考0批录取的专业待遇,招收到一批一批优秀的本科学生;在国家需求逐渐旺盛的形势下,考古与文保专业已渐趋热门;学院各专业的博士、硕士生,也越来越多,眼看就要超过本科的规模,真是既喜又忧。年年看着他们进来,又岁岁望着他们离校,他们肯定能超越学长,他们是学校和学院的骄傲。
回想七十余年,已弹指挥过。如今拿什么续写篇章?以回报西大历史系、文博学院的先贤、弟子,确是一件令所有执事者都须深思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