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璞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西安。出版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另有小说、散文等数十万字在报刊发表。 要想搞清楚这个古城究竟有多少值得怀念的街道与地方，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你切实地在那里生活工作过，或曾在那里发生过什么动人的故事，比如恋爱或失恋，比如你的父母在你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在深夜的路口等待过你，比如你曾有什么东西遗落在那里。
我总认为，一个城市里，最能显示她的文化味的不只是她的大街，而更是一条又一条密如蛛网的小街巷和一个又一个平凡又安静的院落。我十多年前，曾按照一个新认识的女孩子提供的地址在西大街靠近西门的地方找她说的南叮当巷里她的家，我走遍南北叮当巷找了半天，我看到有人担水有人拉煤有人端孩子撒尿有人磨剪子抢菜刀有人坐在一面墙的旁边理发有人匆匆忙忙地拿着袋子出门有人体体面面地夹着包包下班回家有人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有人蹲在公用水管前冼菜，就是没有找到她家，从那里出来，走到西大街上，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梦。我还在南郊的红专路找过一个书店，我想，这路名肯定是“文革”的产物，却见一个小商店自写的门牌号“红砖路58号”，看来那字写上去很长时间了，却没有人来管。
我的一位男性同行说，他家住在小东门里，眼前总是那一堵高墙，他从小就梦想到远方去，可他现在四十多岁了，上学，工作，恋爱，结婚，都没有出得了城墙。
黄河厂
在西安市，很少有人不知道黄河厂的，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这个军工厂以生产电视机而闻名。
我出嫁前一直生活在那里，每天几遍地听那召唤大人上下班的冲锋号，直到后来，我发现对待很多事物的思维定势都受着那个地方的影响：总认为我的生活与不相干的人有关，我做很多事总想到要为别人的评价甚至别人对我父母的评价负责任。
我对这个城市最初而最美的印象是煤油炉子熬大米稀饭的气味，那好像是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家乡和奶奶坐火车来到西安父母的家里――我那时不认为这里是我的家，一来便睡着了，醒来是黄昏，我是伴着一种奇妙无比的味道醒来的，我看到我陌生的母亲在房子里做饭，房间里就飘着煤油炉子熬大米稀饭的味道。那感觉直到多年以后还在我的心头。好像是那一次在西安，我趁大人不注意，从床底下拿了两个鸡蛋，穿过长长的走廊，将它们一边一个打开滩在走廊口。爸爸下班回来看到了，回到家又把鸡蛋盒子拿出来数了数，便知道是我干的。他没有训我，只是晚上给妈妈说了，他们告诫我以后不要这样，因为鸡蛋是用钱买来的。那时我总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训过我。
我不断地离开和来到西安，直到九岁转到这里上学。这让我加深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那时，我对这城市的全面认识和感情都针对于黄河厂。我对气息的感情是煤油炉子熬大米稀饭的味道，对色彩的印象就是名叫一串红的花，那时黄河厂职工食堂的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种满了一串红，它开花的时间很长，好像一个漫长的夏天它都在开放。
据父亲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中国一百五十六个大型军工企业，西安市的东郊便有六个，也正是这六个大企业，形成了西安的一个工业区，也曾是西安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厂长与市长平级，上世纪九十年代黄河彩电卖得最好的时候，那位厂长就直接调到河南任主抓工业的副省长。
父亲说他1956年大学毕业分来时，出了朝阳门便是土路了，有时候晚上出门还会遇到狼。
这六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子校俱乐部，我们黄河厂竟然还有一个灯光球场，除了搞一些球赛外，每个星期还放映一次露天电影。我童年时代的好多梦想，我对人生的美好想象，与那些露天电影有着很大的关系。那电影幕布大极了，有专门的一个水泥建筑的结构来安放它们，那是一个很有些雄伟的建筑，两边是两间房子，上面的框架造型十分气派，跟天安门的风格有些相像。平常那幕布被收进房间里锁起来，每次放电影时，有专人打开那神秘的房间，将那巨大而镶着黑边的幕布拉开固定好。电影开始前一分钟，那建筑上方的两个大灯箱亮一下，伴着一声低沉而激动人心的提示音。场内便突然安静下来，跑动的孩子们赶快猫下腰，不敢再发出声音。电影结束前一分钟，这提示音和灯光再发挥一次作用。性急的人们便起立拿着凳子准备向外走。
现在想来，那计划经济的时光倒也是十分的美好。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星期天。那时我们眼里不好的学生就是经常与外校学生有联系的，他们要约一个日期就得先说清是国家礼拜天或是黄河礼拜天或是昆仑华山西光的礼拜天。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学，我便想，那个时候，父母却从来不用接我们的啊，三五成群的孩子，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到黄河子校去上学。路上总有看不完的风景，有时贪玩便集体回家晚，家属院的大人互相一问，都没有回来，也就放心了。
放假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孩子会在王家坟那一带学骑自行车。这在现在想来不可思议。那时，那一带确实是半天才有一辆车经过的。而现在，我看到那里车辆疾速驶过，突然会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情景，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而现在的王家坟，总让人想起杨森制药。
多少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的同学和姐姐都成了下岗职工，但他们的优越感还在，他们总是回忆自己美好的过去，总相信还有体面又挣钱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我有一次中午两点路过黄河厂，竟然又听到了冲锋号的声音，那是搞军品生产的人，他们还在上班，并且工资不低。
菊花园
在几年前，我总认为菊花园是个非常美好的所在，就像我认为作家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直到我在那里住过一年之后。
它其实只是一条小街，如果说东大街是古城女人展示自己的舞台，那菊花园更像是东大街的后台和化装间，女人在这里装扮好自己后，在路口那个银行附近略略提一口气，便走上东大街亮相了。菊花园有可供女人们停泊的很多设施，服装店美容室美发店小吃店应有尽有。我曾因工作经常出没于这里的陕西日报社二印厂，后来又在这里住了一年，我只所以这么肯定地说一年是因为我们中了一个房屋中介女人的圈套，那过程就不必细说了。总之她最后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年的合同，你们要么搬家要么涨房租要么把这房买下。我们只好搬家。那以后的半年，她突然找到我让我在单位给她办一件事。我表示这事不好办。她马上拿出一百元钱给我说，我给你钱你把这事给我办了。她坚信有钱可以办一切事，她对她曾对我的欺骗和突然找到我的亲热一点也不尴尬。
这条街窄窄的，最长不过一公里，东大街的繁华不小心延伸到这里，在东大街走着的人不小心也就进入这里，尤其是那些女孩子，这里的东西比东大街便宜，但样式丝毫不比那里的差。小吃店里常常坐满了各式各样的女孩子们，花几元钱吃一碗麻辣粉，将口红重新涂好，走回东大街，又是骄傲的公主。
短短的一条街上，总有数不尽的来历不明的美女。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丈夫神秘地告诉我，他花三百元钱买了一个望远镜，因为，他昨晚看到马路对面的一扇窗户里有几个女孩子没有穿衣服在房间里走动。从那以后，天一黑他便兴奋地跑到窗口，举着望远镜向对面看。但对面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几个女孩子的身影。我说，她们一定是楼下那卖望远镜的托儿，专门对付你们这种好色之徒的。而他以后的半年内都经常站在窗口想不通，那一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我说，要么是你的幻觉，要么她们不是正经女孩子，正常的人家怎么会有好几个同龄的女孩子。他说我心态不好。
这条街上有太多的瞬息万变，有太多的暗藏玄机，有太多的闲情逸致，很多不知从哪里来的女孩子在这里来来往往，她们有时候非常快乐，有时候又黯然神伤。只有熟悉这里的人，你才会知道相信一个外表纯洁的女孩子就真纯洁是多么愚蠢。我曾认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她基本上是强行要给我讲她作小姐的故事。我将她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中。有人提意见说，你编得太虚假了。
西一路北段
我所说的这北段是指西一路从北大街到案板街丁字路口的地方。这段路更短，可能只有三四百米的样子吧。我却在那里走了九年。我从前的单位就在那个丁字的拐角那里，我前面说的处在菊花园的二印厂便是我工作的延伸。
都市的旧与新，安静与喧闹，似乎都在这条短短的路上并存着，拥挤着。易俗社门口，鲁迅的题词犹在，古色古香的剧院里除了过节，却很少有什么秦腔剧目上演出，每天早上上班路过时，喧闹还不曾占领这里，大树上的叶子静静地飘下来落到地上，人们小心地踩在上面经过，生怕惊醒了什么。在这里会偶尔碰到一两个打扮得有些过分的女人，好像她们刚从戏台上走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卸装，她们是秦腔演员，拐进那个专卖秦腔唱段的音像店旁的小巷，进入她们有些破败的家属院回家去了。我曾和几个朋友在晚上到过易俗社领导的办公室，我们对这个老式建筑的院子十分好奇，便在院子里到处走着看一看，这时便见一个演出中刚下场的男人，着古装，外披军大衣，他在黑夜里抽烟，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照着他彩色的脸，我们便觉得很有意思。此刻他是谁，是剧中人还是叫张三李四的生活中的人，他正想的是马上要投入的下一步剧情还是自家的前途生计。
有些冷落的易俗社旁边，拐到案板街上，便是新修建的易俗大剧院，说它新只是与易俗社相比的，其实它也建好十多年了，但据称它是西北地区设施最好的剧院。它正对着我单位的大门，这个城市很多重要的演出和文化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不小心就会碰上一个突然从别的城市里来的名演员迎面走过来，心里在挣扎着要不要打招呼或请求签名的时候，人家已经擦肩而过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有很多单位包下这里搞一些声势浩大的活动。正在上班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下锣鼓振天，吵得人办不成公，于是就知道是大剧院要搞什么隆重的活动了。
索罗巷
出大东门向东走一站路，有一条与柿园路平行的小街，叫索罗巷，在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将它写为罗嗦巷，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改，他说觉得这样更有趣，形容这巷子的小与曲折。而我们刚搬来的那年，我那上幼儿园的女儿将它念为索罗卷。
我曾经专门绕路走过那里几次，还有一次是在晚上，索罗巷非常安静，与几步之隔的柿园路像两个天地。出租车经过这里也不得不放慢脚步，巷子的两边不知为什么有着高高的院墙，显得有了一些神秘。
索罗巷的巷口每到晚上便有一个河南口音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卖鲜花。我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要买他的花必须得碰巧回来晚才行，他说只有晚上才没有市容检查的。女儿听到他讲话便说，妈，你的老乡。我说，是老乡就优惠点吧。他笑笑说，你随便给钱吧。反而让我不好意思了，五元钱一把的鲜花，回到家里美一个星期，还能再便宜到啥地步呢？我从那以后，便再不和他还价了。而女儿总爱说，妈妈，咱到索罗卷去你老乡那买花吧。
我曾经向人打听过，这附近有没有改衣服的。我新买的一条裙子腰有些肥了。有小卖店的女人说，索罗巷向东走一百米，在一个电线杆旁边，就有一个裁缝，还兼改各种衣服。于是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我拿着那条裙子到索罗巷里，果然在一个电线杆下，有一个门口挂着帘子，用一块不大的木板标明的裁缝店，我挑开门帘进去。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村女人招呼我，我展开裙子，说了要求，她量了我的腰，又量了裙子腰，说晚上就能来取。她那不大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柜子，一个案子，一个沙发，那个缝纫机就放在门口，屋子里还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汉，面色红润，头发花白，一看就是城里人，像有点文化和身份的样子。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晚上去取裙子的时候他还在。那女人在炉子边做饭，见我进来就说，裙子好了，让你伯给你取来。那老汉便取了裙子，装到一个塑料袋里交给我，接过我递出的五元钱放到抽屉里。
我回家后试了裙子，非常的合适，而且根本看不出腰那里是被拆开做过改动的。于是我找出家里几件因为不满意而一直放置的衣服，不断拿去让她改，她那一双巧手将我好几件衣服的命运改变了。
我每次去，几乎那老汉都在，有一次也是下午，阳光很好，她在专注地踩着缝纫机，那老汉坐在紧靠在旁边的沙发上，身子向她凑过来，胳膊撑着头，看着她做活，两人似乎不经意地说着什么。
一个雨天，我去取衣服，屋子里不但那老汉在，还多了一对男女青年，两个人亲密地坐在一起包饺子，老汉给床上放了一个小方桌，站着在擀皮。屋子里一下子显得拥挤。女裁缝站在门口，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挑下挂在床上方的我的衣服，老汉便忙放下手里的饺子皮，接了衣服，拿了塑料袋把衣服装好了给我。
我都走出门口好远了，那饺子馅的香味似乎还在。只是我不知道那一对青年是他俩谁的儿子或女儿，他们将相爱的人引到了这小屋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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