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博爱福利院，纯粹是个意外。但张信老人和她的孩子们却注定要改变我和很多人的一生。 我是幸运的，在这个人人皆像陀螺一样飞速旋转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时代里，我居然拥有太把的自由时光，然而，也许是这自由来得太容易，我竟然像个三岁孩子似的，不知该如何挥霍这自由。于是，出于一点虚荣和半分无聊，我参加了“西安义工网”。在这个团队里，我种过树、做过义卖，也当过幕后文案，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相对于其他义工们的热情，不论在心态还是行动中，我始终像个站在玻璃房外看热闹的局外人。直到我遇见张信阿姨。
之所以会到博爱福利院去“打发时间”，原因很简单。他们所在的枣园小区离我家很近。尽管在去之前已经看过了很多背景资料，但现场还是让我感到彻骨的震惊。这震惊不是因为怜悯孩子们悲伤的身世和残缺的身躯，“怜悯”这种感情对阿姨和她的孩子们是种自以为是的侮辱。
这里的气氛温暖而平淡，就像无数个生存在当今中国的普通家庭，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家的孩子数量上多了些。当然，不能说被父母丢弃的命运和身体的残疾没有对孩子们造成任何心灵上的伤害，她们中的几个总喜欢向义工们撒娇，喜欢我们搂着她们，但也有个孩子从不和第一次或第二次来的陌生人交谈。但是，我和我的伙伴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她们是健康的。
九岁的敬靠是年龄最大的孩子。无法痊愈的疾病使得她注定将在不远的将来失去光明。第一次见她时，我被分配负责监督她写作业(为了适应将来的黑暗，她在学习盲文)。但是，当另一个孩子哭泣时，她立即冲了过去，她只有九岁，却抱起了另一个四岁的孩子，像一个小妈妈那样细心而熟练地哄着妹妹睡觉。“她很爱她”，看着那样的场景，这是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句话。
母亲，这是个多么温暖的名字，在一些人可耻地拒绝送出这种温暖后。张信阿姨成了十八个孩子温暖的源泉。老人年近七十，她和她的姐妹以及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全部都投入到了抚养这些孩子的事业中。阿姨五十多岁的时候，为了方便卖鸡蛋而开始学习开车，十多年了，她每日奔波在富平和西安之间，最重要的是，她为这些孩子以及更多孩子的将来培养了接班人――她的孩子。阿姨很乐观，喜欢让我们看孩子们的照片。阿姨经常对着那些“脑瘫”孩子们说话，就像是对着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孩子，她不止一次认真地对我们说：别看她们不说话。她们不傻。阿姨还经常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个脑瘫孩子，在父母的精心教导下取得了什么样惊世骇俗的成绩。说这话时，阿姨洋溢着幸福与憧憬的脸上，充满了一种唯有圣徒才会有的光洁。
记得读书时，有个同学曾深深感叹：中国有这么多资格考试，为什么最需要考察的、是否有资格成为父母的考试却独独缺失了?在博爱福利院，“母亲”这个词被同时钉上了耻辱与荣耀的标签。张信，这个名字注定将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她不是什么社会精英，也不是颁布可以影响整个中国政令的高级官员，但她在沉默中和她的孩子们用博大的爱创造了属于人类灵魂的历史。因为她，我不得不对千百万普通的、正在爱着的中国人肃然起敬。
春节前，我和朋友拿着募捐来的钱为孩子们一人买了一双鞋，当我们把鞋送去的时候，一个以前对我毫无反应的脑瘫孩子突然对着我笑了，天哪，我这一生再也不会见到如此真纯的笑容!我兴奋地问她：“你是不是认得我了?”她笑着用力点头，这世上还会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出门后，我坐在出租车里，泪水止也止不住，那一刻，我真想向全世界欢呼，和所有人分享我的幸福和喜悦。
每当我看到媒体上将“义工”渲染得那么“多彩”时，我都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对于我个人而言，“义工”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光彩，在这过程中我收获如此之丰。这几个月。我因琐事缠身而无法去看孩子们，但她们的纯真、微笑和那些软和的童言稚语却一直伴随着我。阿姨那张时常被我窥见圣光的平凡脸庞也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心。她们的爱，她们的相爱，她们对未来充满温暖的憧憬让我对这个浑浊的世界有了一种别样的信心。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灵魂，我开始用她们的笑容洗濯我所沾染的肮脏，我也想要：因爱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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