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霞 陕西扶风县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陕西省某行政机关.偶有闲暇操弄散文,已发数十万字《走快些,撵上车》、《走老外爷家》等，甫一刊发，即被《青年文摘》等刊转载。
三年前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我正在家里陪女儿写作业。自从女儿上学以来，我的无数个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陪着，稚嫩的女儿才可能在已经面临而她却还浑然不觉的人生撕杀中不至于不战而败。
电话就是这个时候打进来的。电话里，那个和我们永远也不熟悉的舅舅一开口就公事公办地说，我外爷去世了。还说，我母亲那边，由我负责通知。然后电话里就是一片忙音。顷刻之间，我就被一种巨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和绝望包裹了。很长时间里，我甚至回不过神来，搞不清楚刚才那个声音包括那个声音所传达的信息是真是假。直到一辆汽车闪着刺眼的灯光从我家窗外驶过，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外爷去了，在这么一个雪花翻飞的寒冷的晚上。他去的那个地方冷吗？也在下雪吗？他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时间出行？我不知道我在问谁，也不知道谁能给我答案。
两行眼泪潸然而下。
可是，在这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却一直以为，自己是不会为他――我的外爷流泪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他和我们家的隔阂越来越深，身体又重度中风不能自理后，我甚至在心里祈祷，盼他早点离去，以解除他和我们所有人的痛苦……
和外爷第一次见面那一年，我七岁，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天晚上放学回家后，我发现家里的气氛很异常――母亲一个人蹲在冰锅冷灶的厨房里哭，祖父、祖母、父亲几个人却在厦房昏暗的油灯下诡密的商量着什么事情，完全没有往日里那种晚饭前热热闹闹的景象。这种异常没有吸引我多长时间，见没人管，我和妹妹又跑到大门口，趁着天还没有黑透去玩跳房子的游戏。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那时候，怎么会对那么简单的一个游戏如此着迷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祖父送着一个人出来了。虽然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长相，但他走路的样子及手中的大提包告诉我，这是一个年纪和祖父差不多的城里人。我们村子像祖父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都驼着背，而这个人的背却很顺直。祖父和城里人一边走还一边说着什么。走到我跟前的时候，城里人站住了，问我和妹妹的名字。正诧异着，院子里就传来了我母亲压抑着却依然很响亮的哭声。显然，我母亲追出来了。城里人向院子里回了一下头，就匆匆在我的头上抚摸了一把，说：
“你是老大，要照顾你妈。”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城里人消失后，我母亲还是追出来了，父亲连抱带拉地强拽着她，母亲却还是死命地往前挣扎。我感觉得到，母亲是在和父亲拼命了，她甚至抓伤了父亲的脸。然而，祖父的几句话，却让母亲很快平静了下来：
“人家过好日子时咋不找你？现在当了右派了，落了难了，想到了你。他是来害你来了！害这一家人来了……还是个爸，那算个啥爸。球！”祖父说。祖父在我们家里是威严的，是说一不二的，我们全家人都惧怕他。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被祖父称作“球”的城里人，就是母亲的生身父亲，即我的外爷。而我们邻村的一直被我当作外爷的人，只是母亲的养父。早年，外爷作为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工作者，和外祖母辗转到我们家乡工作。时间不长，却因生活异常艰苦，年轻的外祖母便去世了，留下年仅两岁的母亲。这种情况下，外爷就把母亲送给一个当地人――即母亲的养父抚养。后来，外爷对我解释他为什么那么多年，也就是祖父说的过好日子时一直没有找母亲的原因时说，解放后，他曾经多次到过母亲的村子。他说，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是他的伤心地。他在那里丢了妻子，又丢了女儿。他还说，他去那个地方，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凭吊妻子，还是在等待女儿。但他却一直没有踏进过母亲养父的家门。原因是母亲的养父只有母亲一个孩子，他害怕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再后来，母亲出嫁了，又有了我们几个孩子，他就更不好找了。
“我无法面对女儿。”外爷对我说。
“胡说！”祖父坚决不接受外爷的解释。
“是因为他又结了婚，又生了别的娃娃……你爹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受了多少罪。他一个城里人咋能知道！”祖父对母亲说。
祖父和母亲的养父从青年时期就彼此熟悉。因此，直到去世，祖父都坚决站在母亲的养父一边，不接受外爷这个城里人的解释。
其实，他们之间的芥蒂，在第一次见面时就产生了，或者说是天生的，无法消除的。第一次到我家后，外爷就告诉祖父，他是从牛棚逃出来的。之所以逃，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那种折磨。逃的时候，他只有一种想法：不活了。但在死之前，他又有了第二种想法，想再凭吊妻子一次，再见女儿一面。见到女儿后，他却又有了第三种想法，希望我的祖父能留下他，让他躲避一阵子。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想死了。他说，农村相对不像城里那么乱，而且村里人也不知道他的事。他还强调说，他只是躲避一阵子。
“国家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乱下去的。”外爷对祖父说。
外爷却没有想到，他这种要求，祖父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祖父世代赤贫，翻身解放后，对新社会的爱超过了一切。认为凡是新社会号召做的事情，都是天经地意的，包括批斗外爷这种右派。他怎么可能去窝藏一个从牛棚跑出来的右派分子呢？
“我让你爸走，算对得起他了。”祖父对母亲说。祖父的言外之意是说，如果外爷硬赖着不走，他是极有可能把外爷送交政府的。
“你看他说的那些反动话。啊，国家咋乱了，把他那个右派分子整一下就算乱了？纯粹一个球人！”祖父又说。
外爷就这样连我们家一口饭也没吃就被送走了。可是，在那些年里，我们没有人想过母亲在这件事情上的感受。自从知道身世后，母亲就日思夜想希望见到自己的亲人，现在见到了，却又要这么活生生的分离。而且，因为养父家境贫寒，母亲没上过一天学。母亲根本搞不清楚，“右派分子”是多大的一种“罪”。在她看来，外爷只要离开我们家乡回到城里，肯定必死无疑。
母亲的绝望我们是无法体会的。但她又不敢过分和祖父硬顶，害怕因为外爷给我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我只注意到，后来一段时间里，母亲特别爱听广播。每听到广播中说又召开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时，母亲就颤抖着几天不吃饭，然后晚上悄悄地到村口去烧纸钱。母亲后来说，她一直以为，外爷早就被“镇压”了。也就是被枪毙了。
“我只能给他烧张纸。我还能干啥呢？”母亲说。
七八年时间过去后，外爷却又重新回来了。这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外爷。母亲说，其实，这时候，她已经彻底断了外爷还在人世的念头。
外爷这一次来，显然底气很足，而且经过了充分准备。他给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人都带了礼物，包括祖父。他说，祖父是个农民，他没有必要和一个农民斤斤计较。尤其是给我母亲，买了农村没有的凡立丁料子、呢纶袜子等稀罕物。他说，他要好好弥补一下对女儿的亏欠。
“重要的问题是要教育农民嘛。”外爷很幽默地处理了祖父“见死不救”的问题。
“不计较就好，不计较就好。”母亲如释重负。
外爷告诉母亲，他又官复原职了，现在是他所在省一个局的局长。
“局长有多大？有我们村支书大吗？”母亲问。
母亲的问题惹得外爷哈哈大笑。笑完了，外爷说，他的职位和村支书之间没有可比性。
“如果硬要比的话，可以顶二十个左右吧。”外爷说。
“这么说，你是个大官？”祖父问。
“你们单位招工肯定是你管了？”祖父又问。
“我像你一样，是当家人，肯定啥事都管。”外爷回答。
外爷却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相当于一个足以埋藏他和我们一家人之间感情的无底洞。而且只要跌进去，是挣扎不出来的，只会越陷越深，哪怕你的生命已经结束，这个洞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一次一次地埋藏你的灵魂。
“那你把你女子、女婿招工吧。”祖父亲热地对外爷说。
“女子是你女子，女婿是你女婿，你看着办。”祖父又说。
外爷吃惊地看着祖父。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但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个要求的严重性。
事实证明，这个无底洞，把外爷和我们之间的感情彻彻底底地给埋藏了。
外爷吱吱唔唔半天后终于说，他们单位招工的事情虽然归他管，但他却不能这么做；
“这是违反政策的……”外爷的呼吸似乎都很困难了。
“违啥违？你从国家关你的地方跑掉就不违？”祖父使劲把饭碗向饭桌上一放，一条裤带面“哧溜”一声，就从饭碗里滑了出来。接下来几天，祖父就这么一个话题。祖父甚至公开警告外爷说，不要用城里人那一套虚的东西哄他：
“我啥没见过！”祖父说。
那些日子，外爷明显虚弱极了。他完全没有了要“教育农民”的洒脱，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母亲身上，希望我母亲能理解他，支持他。他对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几个孩子的人了，年龄大了不说，也没有文化，还是农村户口。这些，都是政策所不容许的。他甚至对我母亲许愿，说以后他工资的三分之一可以给我母亲，让我母亲过日子。
“你不想招就不招了。我不要你的钱……你过你的好日子，我的罪我受……没啥。”不管外爷怎么解释，我母亲总是这么一句话，一脸泪水。显然，经祖父点拨，母亲也想就此跳出农门，做个城里人。农民缺盐少醋的日子，母亲过怕了。我们全家，谁又不这么盼望呢？我甚至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去城里上学的准备。
“你妈简直比你祖父更糟糕！”我母亲的态度显然更让外爷无所适从。若干年后，外爷还生气地对我吼道：
“你是念过书的人。你评评理，我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怎么能做那样愚蠢的事情呢？！而且，你妈还一次次把我寄给她的钱退给我，搞得我多狼狈！想干什么？啊，太过分了！”多年以后，外爷把沟通的希望又寄托在了我的身上，盼望我能理解他当年的想法和做法。
“我妈怎么了？你把她扔下管过吗？你怎么不反省反省自己！”见外爷怨气如此之深，联想到母亲和我们生活中的艰辛，我的话比外爷更刻薄，更能伤害人，仿佛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皆来自于外爷。
“你……你们一家人简直都不可理喻！”外爷彻底失望了。
其实那次见外爷，我还肩负着一个任务，就是小叔部队要转业了，祖父希望外爷能伸手帮一把，把小叔安排到他们单位工作。祖父说，我是外孙中的老大，只要我开了口，外爷没有不帮的道理。我却没有完成任务，哭着回到了家里。
“没啥。没啥。以后不要再把他当人就是了。”祖父安慰我说。
这件事情如雪上加霜，使我们和外爷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后来的十几年中，我们两家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了。外爷一年半载会给母亲写一封信来。信上也从来不问祖父和我们其他人的情况，似乎我们家就母亲一个人。
“告诉那个球人，他眼里没我，没我儿子，没我孙子，我们全家心里都没他！啥东西！”外爷的这种来信只会更加刺激祖父。
祖父甚至满怀向往地说，他希望毛老人家继续活着。像外爷这种“球人”，隔几年就得用毛老人家的办法整治整治。不然，瞎毛病太多了。母亲则常常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她从内心希望没有找到外爷：
“又不管我，找我害我呀。”
背过祖父，母亲又拉着我，要我给外爷回信，把家里的情况，主要是我们姐妹几个的情况告诉外爷。
“你身上流着他的血呢。有一天他不在人世了，你也就没有外爷了。”碰到我不愿意时，母亲就流着泪央求。并说，外爷实际上是在想着我们呢。不然，他写信干啥。我从内心里认为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没有像祖父一样有骨气，却又见不得她流泪，每次都恨恨地应付着写几句话，从来没有在信中用一个外孙的口气问候过外爷。我多少次都对母亲说：
“没他咱活得好好的，理他干啥。”
可外爷还是知道信是我写的，每次都坚持把错别字改了退给母亲，并嘱咐母亲让我好好读书。他的这些做法，对我却没有丝毫触动。我是不打算再和外爷之间有任何感情上的交流了。
如果再没有后面的事，我估计，我们彼此之间的怨恨也就到此打住了。因为我们家的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用祖父的话说，就是再也用不着求外爷，看那“球人”的眉高眼低了。可是，外爷却给我们全家写来了一封长信。外爷说，他得了脑血拴，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减少，他也没有了别的希望，就是盼望自己最后的时光能在我母亲身边度过，能与我们姐妹几个朝夕相处。这样，他死后就可以葬在我们家乡，和我的外祖母在一起了。原来这个时候，外爷后娶的老伴已先他一步走了。
“这个球人，想得倒美！他把我们家当成避难所了是不是，怎么一碰到难事就想到我们？现在怎么不讲政策了？告诉他，不可能！”身体依然硬朗的祖父一口回绝。
应该说，祖父的话基本上代表了除母亲之外我们全家所有人的态度。我们姐妹几个私下里就忿忿不平，认为外爷太过分了：
“他凭什么让咱们伺候？”
可我们家从此却没有了安宁。尽管表面上，全家没有一个人再提起外爷，可外爷却无处不在。首先是母亲，一反大半生以来逆来顺受的常态，经常为一个芝麻大小的事情和父亲，和我们所有人闹得不可开交外，还完全不顾自己孝敬媳妇的荣誉，毅然决然地向祖父的威严挑战：
“你老骂别人是球人球人，你是个啥？！”在祖父又一次骂了外爷后，母亲回敬道。
祖父愣住了，然后祖父老泪纵横。祖父说他已经是土拥到脖子上的人了，没几天活头了。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父亲和我们。如果让外爷将来“老”在我们家，他的儿子和孙子怎么办呢？村里人又怎么会允许一个外人埋入我们的祖坟呢？母亲却这么对他。他忘了那个“球人”是母亲的爸了，和母亲连着心呢，他该遭报应了。
遭报应的却是母亲。因为不久，祖父便去世了。祖父竟先外爷而去，这让我们全家痛心不已，同时又进一步感到了世事的不公。父亲傻了一般不知所措，母亲则祥林嫂一样一遍一遍地问：
“你说，我这是遭了啥孽了？”
母亲注定一生都将为自己的挑战付出代价了……
然而，祖父的去世，却彻底堵死了外爷实现愿望的途径。尽管祖父去世的时候一再叮嘱，要我给外爷回信，把外爷接到我们家来。还说，如果外爷死了，就把外爷埋到他旁边，他和那个“球人”还没理论够呢……
“妈妈，你怎么了？”女儿的声音惊醒了我。我笑了笑，对女儿说，我要给自己的外爷回信了，我想接他到我们家来，和我们朝夕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