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关学的繁荣期，也是终结期。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末期。自洪承畴、吴三桂、刘泽清等叛明降清，特别是吴三桂为了夺回他的爱妾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圆圆曲》），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义军，清朝统一中国凡二百六十余年。清朝初年，清朝政府的文化政策“恩威并存”。一方面兴文字狱，“儆戒士人”。如雍正四年九月，礼部侍郎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只因为出任江西考官时一道“维民所止”的考题，被附会为“雍正去首”，以心怀叵测，讪谤上皇而株连九族，格杀勿论；雍正七年五月曾静、吕留良文字狱兴，诛杀数十人；七月工部主事陆生?作《通鉴论》十七篇坐悖逆处斩；乾隆十八年刘震宇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之藻文字狱，等等不胜枚举。对于文人学士来说，这是一个荒唐恐怖、人人自危、非理性的时代。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又施行怀柔政策，招抚名儒巨子以安定社会，安稳民心。与此同时，为恢复生产，还采取了招抚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的策略，促进和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果真奏效，以至于到康熙、乾隆时期，达到清帝国昌盛强大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在皇家整理国故，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价值观删消取舍、考证搜补、辑佚纠谬的倡导下，蔚为大观，成为一代之学。堪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媲美，凸现出一个时代思潮的显著特征。而在诸多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的举措中，那些从小受到汉文化良好教育，研读经史，深受孔、孟伦理学说熏陶的满族的皇子皇孙们，没有忘记发挥封建思想文化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作用。在这方面，康熙皇帝可以称得上是清朝诸皇帝的典型代表。1679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皇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这个资格加强了这个皇帝的权威”。（《康熙皇帝》）1713年，康熙帝亲自为熊赐履、李光地等编辑的《朱子全书》撰写序言，并直言不讳地说：“朕读其书（即《朱子全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以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着意甚至苦心孤诣地研究和倡导程朱理学，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确是熟谙此中三昧的。今人谈到清代，总不免有打碎“五味瓶”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它曾经有过开疆拓土、康乾盛世的荣耀，也曾有过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它曾有过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和愚妄，也有过学术思想文化的繁兴；它曾有过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执和狂傲，也曾有过在西洋的“船坚炮利”威逼下懦弱和奴才般的丑陋及苟且偷安……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的挺起。不少有识见的仁人志士从“西学东渐”中，在西方“奇器”撞击国门的危机中，睁大了眼睛，触目惊心看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殷忧浩叹！当西方在牛顿力学、笛卡尔解析几何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先进光学、电学、生物学的推动下，生产力大解放，突飞猛进，开始腾飞的时候，中国仍然没有出现知识的转型，依旧在汉学考据的“朴学”，以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理学昌盛中陶醉。千年一统的孔孟儒学思想仍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社会有如老牛烂车疙瘩绳，还在传统社会的慢车道上感觉良好的悠然漫步。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乃至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行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酝酿，在一系列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西方学术思想尤其是西方科学技术的认同中孕育。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思想的启蒙到革命的自觉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一大批热切期望冲破满清封建腐朽统治牢笼，强国富民，使中华民族走出屈辱、贫穷、危亡困境的学人士子（知识分子）成为这场思想启蒙和具体实践的先知先觉者和先行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经过明末清初的冯从吾、李二曲等人的铺垫、发展，经由声名影响颇大的耆儒名流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悉心介绍、宣传和倡导，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在清代虽未（也不可能）登堂入室，占领学统地位，但却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富于鲜明个性和特点的代表人物。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政府寿终正寝，作为理学支脉的关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蓬勃发展、影响渐大到走向终结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使然，厚古薄今、笼统空泛的宋明理学日见式微，被挤入历史的角落，少人问津，而面向未来、切实实用的科学则大昌其道。“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先声夺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关注的主题。纵使如此，作为理学支脉的关学特别是张载的学理思想的影响却十分深远。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如于右任、梁漱溟，甚至毛泽东等，都或多或少受其润泽，得其裨益。下面按时序就清代以来关学的代表人物作以介绍。
关中三李：李?，李柏和李因笃
关中三李，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指清代初叶关中三大儒李?、李柏、李因笃。他们年龄相仿，同为关中学者，均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有着明之遗民的思想情结，人格风神相近，特立独行，淡漠名利，操行高古。在学术思想的探求上，虽各有所长，学业有专攻，但经常相互交流心得，切磋疑难，友谊甚笃。他们三人在发扬关学“重实”的传统方面莫逆于心，不遗余力，并与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相呼应，扩大了关学的影响，代表了当时关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水平。
李?――海内真儒
李?（1627―1705），字中孚，今陕西周至县（1964年前名??县）城关镇菜园堡人，号二曲（《汉书》云：“山曲曰?，水曲曰?。”二曲盖因此而得名）。其父李可从，字信吾，常喜论兵，因体格魁硕，以勇力过人而闻名乡里，被称为“李壮士”。明崇祯十五年（1642）初，李可从随督师汪乔年部赴河南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第二年战死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是年李?年仅十六岁。本出身寒门，早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竟至于“一日不进食，数日不举火”。饥寒清苦如此，但其母彭氏不仅恪守妇道，以纺织、缝纫谋生，还一心要让李?识文断字，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被拒之私塾门外。在母亲的鼓励支持下，李?从借书自学起步，积少成多，由浅入深，书理渐通。他还将那些出身低微、奋起于贫家、通过自学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典型人物如王艮（心斋）、朱恕（光信）、李珠（明祥）等十多人的生平事迹编撰成《观感录》，并作序云：“谨次其履行之概，为以类自居者镜。窃意观者必感，感则必奋，奋则又何前修之不可企及。有为者亦若是，特在乎勉之而已矣！”不仅以之自励，也将之鼓励如他一样的贫寒后生。正因为李?不甘自暴自弃，而于清苦中自奋自励，他刻苦自学不辍，由《四书》而及《五经》入门，既之攻读春秋三传即《左转》《公羊》《谷梁》，再有《性理大全》《伊洛渊录》到《小学》《近思录》《程氏遗书》《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等等，无不批阅，且持之以恒，造诣日深。经过数十年的砥砺磨练，终于玉成一代理学大师，与孙逢奇、黄宗羲齐名，被称为清初“三大儒”。
李?曾应邀南下，于无锡、江阴、武进、宜兴、靖江、常州等地讲学，名噪江南。一时宿学名儒，达官显要皆执弟子礼，洗耳恭听。李?则诲人不倦，有问必答，必使其了然于心而后已，令江南众儒生叹服。李?既无家学，又无师承，无师自通，自成一家。就连大名鼎鼎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也不无折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亭林文集》卷六《广师》）
“明之子民”的遗民情结，亡国之恨，亡父之痛，对李?来说，犹如夏蚊、噩梦，挥之不去，萦绕如蛇，终其一生。李?志不事清，在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的同时，也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他指斥农民起义军是“妖贼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二曲集》卷十二《匡时要务》）。这里所表现出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能不令人遗憾。而李?特立独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精神，其自拔于流俗，终生以倡明关学为己任，至死不入公门，宁死不向清廷称臣，安贫乐道，淡泊功名，心如止水的人格风范，的确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诸多前贤后学，名人雅士，若要以李?为参照，皆显得俗脱和龌龊不足道哉！不是吗？康熙十二年（1673），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主讲，数顾茅庐，终算应聘，可他拒绝穿着小袖窄袍的清朝仆人式服装，而穿宽衣薄袖式庶民百姓的便装登坛讲学。其学问渊博，慕名听讲者云集，甚至甘肃、山西、河南的儒生们也前来听讲，名播秦、陇、晋、豫。鄂善惊诧其才德影响，遂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而在李?看来，“学道无成，皆由名根未断”，“若无真正学问，即功名已落第二意了”。他视功名如鸡肋，八次上书，以疾力辞不就。康熙十三年（1674），李?应富平知县李传芳之邀，与李因笃、李柏，以及王弘撰、山西名儒傅山、江苏的一代大师顾炎武等汇聚富平县，开坛讲学，辨析理学宗旨，相互质疑，各抒己见，四方学人士子云集聆听，在关中、江南乃至京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誉为“关学大兴”的一次盛会。扩大了关学的影响，李?功不可没。康熙十八年（1679），李?又被举荐为“博学鸿儒”（由内外大臣举荐，参加殿廷考试，录取者授以翰林官），他不畏官府的威逼利诱，甚至以死相抗，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后屏居土室，“荆扉反锁，遂不复与人接……顾宁人（炎武）至则款之”（《鲒?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窦石文》），与之论学，不以为介。不久，李?再被礼部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翰林院的官员亦称太史）亲自到家催迫他起身赴京，李?仍坚辞不就。清廷催檄如雨，俗儒之人以为求之不得的事，而李?则视若敝屣，木然无应。官府无奈，派官吏将李?连人带卧床一起抬往省城西安，行至南郊雁塔侧，李?宁死不从，竟拔刀自刎。官吏惊恐莫名，于是作罢。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西行（即康熙皇帝巡幸西安），方到山西即殷勤问讯先生（李?）的起居及身体状况。圣驾至陕后，又欲诏见李?。李?依然故我，仍不赏脸，以病不能赴为由，恳辞不见。碍于情面，只是派儿子带上自己的著作《四书反身录》并《二曲集》前往奏见。明智的康熙皇帝不得不作罢，特辞御书“志操高洁”，予以褒扬。梁启超不愧是高才慧眼，他说：“李?不肯在清朝作官，是平生的志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确系切要之论，说到了根本上。
李?本无师承，因而也就少了束缚，加之他兼收并蓄，学深思精，从不盲从，所以对清初进步学者顾炎武、王夫之等“学以致用”思想颇为认同，对理学的反思至为精警，往往能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给人以启迪。他的《匡时要务》《帝学宏纲》《时务参策》等著述，切中时弊，一针见血，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思维成果。他发扬和继承了张横渠（载）、吕泾野（?）、冯少虚（从吾）等关学先贤有关“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学理精神，立志倡扬关学，对张载气势恢弘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许，以为男子汉大丈夫，生斯世，“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然而，理论的创新发挥并非易事，它需要无私无畏的胆魄，更需要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面对清王朝实行的思想禁锢和大兴文字狱的现实，李?无可奈何，只能于反思理学中讨生活。于是，他专心钻研濂、洛、关、闽之学，以明学术、醒人心是务；以觉导后学、辨别取舍去存为要，并不止一次地与眉县李柏等讨论朱（熹）学和王（阳明）学的得失。一言以蔽之，李?的一生，弟子如云，桃李满天下，堪称是学术人生、教育人生。他关于“道无往而不在，学无人而不可，苟办肯心，何论俦类（贵贱）”（《二曲集》卷二十二《观感录》）等教育教学方面的精辟见解，迄今仍不无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李?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在当时可以说是关中士子学人心目中人格和气节风范方面难以企及的典范和楷模。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十五日，李?谢世，享年七十九岁。他重行止而轻虚文，不以著述猎名，所以李?的传世之作，多为学生听讲笔记。现存的主要著作有《二曲集》四十六卷，《四书反身录》等。
李柏――道继横渠
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今陕西眉县人。与李?、李因笃齐名，是“关中三李”之一。
明崇祯三年（1630），李柏出生于眉县槐芽镇曾家寨村一个耕读之家。父亲李可教一生虽未应考出仕，但颇通文墨，有较好的文学造诣，于古代文人墨客中最推崇西晋田园诗人陶渊明，激赏其诗文。从童稚时期即耳濡目染的李柏也成了陶渊明的崇拜者。通过父亲的灌输，陶渊明那古朴的的诗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逸趣；“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朴实无华；《归去来辞》的乐天知命和《五柳先生传》的超然率性，都在李柏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庶几成了李柏的宿命，在后来的人生际遇中不时有所折射。待李柏上学读书时，便模仿陶渊明，在自家的宅基前栽植了五棵柳树，并题诗比况道：“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酒月度年华，客来陋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虽说稚嫩，但读来行云流水，还很有些陶潜情味。
李柏与李?有着同样的人生遭遇，九岁时父亲病故，母亲王氏寡居，拉扯他们兄弟三人，家境坠入困顿，因而备受人们的冷眼和望族的欺凌。处此逆境，李柏形成了宁折不弯、倔强执拗的个性。他五岁发蒙，十岁便能作文赋诗，悟性极高，人称神童。于古代贤人中除陶渊明外，尤为推崇屈原和诸葛孔明，并矢志追求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人生境界。李柏对以猎取功名为务，刻意钻研八股文，昏晓只知死读书、读死书之辈，视为官蠹禄鬼，常不屑一顾。他曾几次为躲避“童试”而离家出走。有一次，李柏因抗逆古板的私塾式教学，一气之下将案头的八股书籍付之一炬，烧了个精光，因此受到了怒不可遏的私塾先生的痛责和惩戒。在厌弃科举功名方面，李柏差不多有《红楼梦》中贾宝玉式的叛逆精神。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柏十五岁时，迫于母命，西上凤翔参加“童试”，一举成功，于众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取秀才。当乡、县传捷，左邻右舍登门燃放鞭炮道贺之时，李柏却漠然视之，不以为意。
李柏小李?三岁，可说也是生不逢时。当他出生之际（1630），距明朝亡国仅十多年时间。是时，明王朝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岌岌乎可危，一派衰败景象。当李柏高中秀才，正要迈入青年时代，憧憬未来之时，明王朝则敲响了覆灭的丧钟。“天地崩裂”，改朝换代，满人建立了在传统文人认为的“异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这一切来得太急太快，对青年李柏来说，事难逆料，毫无思想准备。一个饱读诗书、视名节为生命的封建学人，面对注定要做“逆子二臣”的命运，步入了抉择进退维谷的人生困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李柏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早年那“壁上铁龙吼，匣中宝气生，遥知新发日，破浪斩长鲸”（《槲叶集?看剑篇》）的济世猛志，被“归老空林隐此身”的消极遁世态度所代替，誓死不做“逆子二臣”成为他终身不移的追求。李柏对李二曲（?）志不事清称臣，以死抗拒满清皇帝诏书，保持汉民族气节的行为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极为认同和赞赏，称道李二曲（?）是“天之北斗，地之泰山”，并把他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
顺治九年（1652），李柏母亲去世，在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年仅二十三岁的他，心中那个“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又复活了，毅然决然地携眷属离家出走，隐居于秦岭北麓，太白山下眉县境内的远门口山沟的大雪崖岩洞，过上了如陶渊明那样远离尘嚣、半耕半读、自食其力的隐逸生活。这一去就是三十八年。期间，虽于康熙七年至九年（1688―1670），应聘前往周至县教书二年多，但其余时间大致都读书、生活在山中。在这“红尘不向门前惹”的漫长隐居生涯中，李柏并不是无所作为，消磨人生，而是争分夺秒，“书海无涯苦作舟”。他潜心学问，刻苦攻读，继续着他的学术人生。正如李柏三十岁时作诗自勉的那样：
古人德与年俱醇，古人学与年俱新。
侬年正三十，德与学何如？
百年三万六千日，侬已空过一万余。
后来两万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读书。
（《槲叶集?除夕歌》）
李柏儒、释、道兼修，经、史、子、集遍览，对兵法乃至琴、棋、书、画均颇有研究。像其他关学代表人物一样，李柏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其涉猎面之广，学术造诣之深，为时人所称道。他的传世之作《槲叶集》中，囊括内容广泛，单就文体而言，就涉及赋、论、叙、说、记、传、跋、辩、解、赞、铭、诔、书、疏、诗、箴、长短句、杂文等二十余种文体。这些诗文差不多是当时社会的风情录，有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抨击，有对处世立身之道的精辟见解，而今读来仍不乏教益。
诚然，李柏与世不谐，是归隐山林了，但他并未忘情山水。他于耕读之余，时刻关注着社会底层黎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康熙三年（1644），关中大旱，李柏家乡即槐芽镇以南丘陵地带庄家枯焦，乡民愁心百结，一筹莫展。李柏主动联络较有影响的学人士子岳含璞、赵?等，上书时任眉县知县的梅遇，吁请修复远门口潭谷河上游埝水工程，引水灌溉，从长计议，解决旱灾的威胁。梅遇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拨付资金，组织人力，使久废失修的埝水工程很快建成竣工，造福乡民。受梅知县之请，李柏亲自撰写了《潭谷河上埝水利碑》碑文，并写了赞颂梅遇的《凿山开渠赠梅侯品章》一诗。诗中云：“感此功德深，路巷丰碑勒。千古眉阳道，行人欢颜色。”表现出李柏与民同忧乐的爱民情怀和尚实精神。
饱读诗书的李柏，声名渐大，他可以说是访客无白丁，往来皆鸿儒。当年在周至教书时，常拜访名儒李二曲（?），并结识富平的学者李因笃。他们经常相互切磋学问，探讨宋明理学得失利弊，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康熙十三年（1674），由富平知县郭传芳发起，李因笃作为东道主，邀名儒李二曲、顾亭林（炎武）、傅青主（山）、王山史（弘撰）等设坛讲学，以弘扬名教（儒学），可谓“关学大兴”的盛会。李柏也应邀前往，登台讲学，辨析质疑，其持之有故，言之凿凿，享誉当时。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满清统治者为封建统治计，实施怀柔政策，网络天下名士，亦即征召汉人学者名流出仕供职，为封建皇权政治服务。李柏作为老秀才，也在贡举之列，当官府催其应诏时，却被他断然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他的挚友李因笃被清廷胁迫入京，忝列翰林院，曾不止一次地誉扬李柏的贤才如许云云，再次引起当朝的重视。于是乎朝廷又接二连三地发来诏书、荐文，可李柏像李?一样，态度坚决，不愿向清廷称臣，始终不为所动，隐居不出，保持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关儒气节和本色。在隐居期间，于耕读之余，李柏常身着道袍，俨然跳出“三界外”的超度之人，云游了陕西境内的诸多名胜古迹。如西岳华山、临潼华清池、长安大雁塔、兴善寺、未央宫遗址、周原诸陵、岐山周公庙、五丈原、宝鸡古陈仓、钓鱼台，以及眉县境内的褒斜古道、凤泉汤、钟吕坪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游历历史故地，追往思来，感慨系之，激发了李柏的爱国情怀，这在其诗文中多有记述。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柏年过花甲，六十一岁时，好友茹紫庭任职湖南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书信邀他南游衡岳。“性本爱丘山”的李柏欣然前往。是年九月，他平生首次东出函谷关，经熊耳山到南阳，拜谒了光武祠、武侯庙。游览了襄阳城。此处为兵家必争之地。李柏抚今追昔，文思泉涌，挥笔写就颇有见地和军事价值的《张献忠破襄阳》的论文。而后又游览长沙，凭吊了屈原、贾谊庙，最终抵达衡州，与挚友茹紫庭幸会，在其引导下登岳阳楼，观洞庭湖波涛；南游湘潭，赏岳麓山风光；东游金陵，览亡明旧都……饶有兴味地观赏了有别于北地的江南风光。第二年三月，李柏乘舟北返，游览了三峡，参观了荆王护国寺，写下了《荆王创建护国寺》的精辟论文。文中以辛辣的笔触，批评了历代统治者上至君王下至官宦僚属，借护国之名，愚弄百姓，不惜重金建寺立刹，沽名钓誉的欺枉，最终仍难逃国破家亡的命运。随后，他又自樊城入商州，经蓝田返故里。来回历时八个月，往返八千余里。舟车劳顿，路途艰辛可想而知。这对一位花甲老人来说，的确是精神可嘉，毅力过人，令人钦佩！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李柏说来更是如此。多年来隐居山林，生活见识限于一隅。江南一游，既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拓宽了视野，又广泛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实际。一路上与牛候马走、村夫渔父、僧道挑夫，士子学人、地方官吏等多有接触，通过广泛交流，不惟风土人情，还有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均有了解，尤其是路过战乱后的河南省各县，倾听父老乡亲的诉说，使李柏对当时社会本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剀切地惊叹道：“盗（农民起义军）必所由起，谁为厉阶（祸首）而使至此乎？！”“谁胚祸胎而使名城大郡山落木聚千里无烟乎，明季文臣不能无罪乎？！”（《张献忠破襄阳》）这清楚地表明李柏对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足够的同情，认为导致农民起义，揭竿而起的祸胎、罪魁是明朝统治者。这种认识较之他的朋友李?对农民起义军的偏见来，要远胜一筹。游览完荆州的护国寺，李柏更是思接千载，感慨不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文帝惜百金不作露台，享国长久；荆王不惜四十七万金修佛寺，宜乎其佛不护国而祸及身也！”（《荆王创建护国寺》）他把汉文帝反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明智，终致盛世，与荆王乞求佛祖保佑，挥金如土修建佛寺的昏庸，最终导致败亡，两相比照，深刻地揭示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治国道理。
康熙三十年（1691），李柏南游归来，关中连年荒旱，赤地千里。正如他诗中所写到的情景：“客入西京路，千村万户扃。云升天似火，川竭地无青。”“万方谁乐土，四野尽流民。”（《槲叶集?西迁》）饥民流离失所，田园一片荒凉。迫于生计，李柏无奈携家带口，走上了逃荒活口、漂流异乡的旅途。他先寄寓凤翔县西房村，虽受朋友周济，但仍食不饱肚，竟至于“釜无米汁，灶无炊烟”。在贫困潦倒生活无着落的穷迫中，李柏又携家眷越秦岭，入汉中，流落于洋县。尽管生活依然故我，勉强维持，而李柏却达天知命，安贫乐道，并且不无陶潜式的自嘲道：“壬申（即1692）三月，避地汉中，亦日惟菜粥两餐而已。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钓，故终日乐有余而未尝有戚戚不足之意。所不足者，好饮无酒，然汉南山水亦自醉人，虽非泌（涌出的泉水）之洋洋，可以乐而忘饥，然汉山苍苍，汉水汤汤，亦可醉而忘忧也”（《槲叶集?可以集叙》）。从中可以映衬出李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率性达观的儒者风范。
大约四年之后，灾年已过，关中情况渐好。康熙三十四年（1695），李柏携全家回到眉县，依旧居于太白山房，以躬耕读书为务。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柏六十八岁时（《关中三李年谱》），因耀州（今陕西耀县）知州李穆庵之邀，做家庭教师一年多。他居住于城东不远的孙真人（思邈）洞，来去竹仗芒鞋，任情自适。由于生性喜酒，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十岁时，一日酒后跌倒，一病不起，李穆庵忙派人护送回眉县故里――曾家寨。翌年病故，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葬于凤北桥畔，曾家寨西南，有碑石为证。
李柏曾直言不讳地说：“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庙廊，庙廊非吾事也”（《槲叶集?寄张素石》）。亦即表明他不属于庙廊，不是从政作官的材料，他属于山林，是大山之子。居山林何所为？那就是以学问为人生。所以李柏治学到了忘我之境，但思想却不盲从。他在经学领域中较精于《小学》，在章句、训诂方面颇有成就。李柏的学理思想独持己见，无所依傍，自成一家。他既不标榜孔孟，也不拘泥于程（颢、颐）、朱（熹）和陆（相山）王（阳明），而是认同并继承关学鼻祖张载的节欲观念以及唯物主义思想。具体说来，李柏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人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李柏认为，纵使贵为天子，贱如匹夫，非读书学习无以成智成仁；圣贤豪杰与凡夫俗子之间没有天然鸿沟，其分野在于学与不学之间。大凡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者，皆由后天的学习而来。二是推崇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李柏认为人非经艰难困苦而不能通达明理，这与张载“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张衡渠集?西铭》）所表达的意旨如出一辙。然李柏过于强调苦身砺行，主张卧雪咬冰，所谓饿其体肤，苦其心志，步入苦行主义一途，却值得商榷。三是李柏虽也宗儒、尚佛、好道，但有自家慧眼，尚实、务实、笃实，不人云亦云。李柏宗儒，主张儒言与儒行的统一，反对徒有儒言、儒服、儒冠，而言不顾行，行不务实的浮泛之风；尚佛，只是把它当作一门学问，要知其然，摒弃其因果轮回的宿命说；他好道，只取道家的洒脱率性，天人合一，反对其神不灭，羽化成仙的虚妄无稽之谈。李柏一生中曾数次拜谒了张载祠，并亲笔题写“正大光明”，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学术思想的归宿和价值追求取向。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李柏独特的身世经历等原因，他虽未能被后世编入《关学续编》之中，然其理学精神却正如清末眉县知县毛鸿仪为新修的“雪木祠”题写的匾额所标宗的那样：“道继横渠（张载）。”宣统年间，陕西学宪余坤在批复眉县知县要求再次刊刻李柏的著作时，品评更为中肯，他指出：“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指李柏）。”
李柏一生归隐山林读书数十年，曾一日两粥，半月食无盐，常常忍饥默坐，苦思冥想，但有心得，即拾山中槲树叶片急书其上。他作古后，其门人在编辑刊行他的著作时便以《槲叶集》名之，现存共四卷，其中有文章包括记、传等凡二百六十五篇，诗词共三百五十九首。
李因笃――学问渊通
李因笃（1631―1692），字天生，又字孔德、子德，号中南山人。今陕西富平县（薛镇乡韩家村）人，为“关中三李”之一。
李因笃出生于一个忠孝传家、书商并举的“儒商”之家。其父名映林，是明代关学大家冯从吾的高足弟子，学好传注，以程朱为宗，致知而力行，可惜英年早逝，年方二十七岁。是年，李因笃才不满四岁。在这一点上，“关中三李”的身世都相类似，少年或者早年丧父，蒙养于寡母，有着一样的人生遭际和亲情创伤的心路历程。明崇祯三年（1631），李因笃出生之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风起云涌，席卷大江南北，李因笃的家乡也已是战火纷飞。在崇祯七年（1634），可以说是李氏家族雪上加霜的一年。四月李因笃父亲暴疾卒殁。七月李自成率义军占领关中，进驻其家乡。李因笃的祖母抱定一仆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率族人登楼俱焚，李氏一门共有八十一人死亡。只缘因笃母携子住于外婆家，方才躲过一劫。然从此一无依靠，李因笃只好随母寄居外婆家中。“祸兮福所倚”。李因笃因为有一个文化人出身的外祖父，幼年即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在外祖父的呵护和指导下，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等，一一诵读，加之他天赋很好，悟性极高，博闻强记，竟然“八岁能文章，出语辄惊人。”十一岁应县试便拔头筹，进入县学学习，人多以“神童”称异。
如果说李自成义军攻县入乡，导致李因笃家族的“灭族”之祸，对年仅四岁的他印象还十分模糊的话，那么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明王朝的覆灭，则在李因笃十三岁的心灵中留下了猝然惊鸿的深刻印象，其祖上近乎愚忠的“忠君”思想的血脉，在李因笃身上得以延续，差不多贯穿他的一生。如果说反对和抵抗满清的统治，在“关中三李”的李二曲、李?那里还只仅仅表现为不与合作的消极避世态度，作为一种信仰、气节和理念而存在，那么在李因笃身上却表现为“反清复明”的具体行动。明朝灭亡后的第五个年头，亦即顺治五年（1648），年方十八岁，血气方刚的李因笃，胸中酝酿百万兵，别家出游长安，面对山河依旧在，只是朝服改的现实，慨然叹息！壮怀激烈，模仿杜甫《秋兴》诗八首，击节抒怀，赋诗言志，寓意深晦，人莫能解。顺治十五年（1658），经友人介绍西上宁夏固原，在代州（相当于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四市县地）知州陈上年（祺公）家中做家庭教师。不久陈上年调任雁平道（今山西代县西北一带），李因笃也一同前往。这期间，李因笃不甘在郁闷中毁灭，而在压抑中奋起。他昼课夜赋，日以继夜，攻读《六经》，钻研濂、洛、关、闽诸大儒的典籍，兼收并蓄，长短互见，眼界始大。其所作诗文，调高韵远，风力及人，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天生先生年谱附录?李文孝先生行状》）就连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山西曲阳人傅山（1607―1684），江苏昆山人顾炎武（1613―1682）也大驾光临，登门论学，一见如故，相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有人赞许道：“自有名士以来，以布衣耸动四方，未有如公（指李因笃）之盛者。”
从顺治十五年（1658）到康熙六年（1667），李因笃携家回归故里。前后近十年时间，他与知州陈上年和谐相处，深得陈上年的器重，被“视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先生年谱附录》）。期间，志在反清复明的顾炎武曾二仿李因笃，共谋复明大计。他们在陈上年的袒护下，还有了反清复明的大动作。于康熙五年（1666），顾、李曾联络数十名骨干分子，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建立茅舍，披荆斩棘，垦荒耕田，以图为反清复明筹集粮草。而这一举措随着康熙六年（1667），陈上年的去职走人，失去护佑而虎头蛇尾地草草告终。李因笃只好回归故里。
归陕不到三年，处富平偏僻之地，限制了李因笃的视野，也不利于他胸中随时激荡着反清复明大志的实现，凭心而论，李因笃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在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下，他还是一个不甘纸上谈兵论剑的行动者。于是，在康熙九年（1670），李因笃东出潼关，经河南，到达扬州，一路上多方联络学人士子，不只讲学务虚，还以企鼓动形成反清复明的共识。康熙十一年（1672），李因笃又南游湘鄂，不期适逢“三藩之乱”，江南局势动荡不安，兵荒马乱，加之担心老母安危，于是无功而返。然而，当李因笃回到陕西之际，秦陇之地也处在兵燹战火之中。无奈之下，李因笃先避居凤翔，而后又北上延安。这时，顾炎武以为天下大乱正是反清复明的良好时机，也来到了延安，与李因笃相见，并加紧活动。他们深入边塞与老兵戍卒交谈，以期有所作为。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依然是无功而终，李因笃又回归到富平故里。
正当李因笃为壮志难酬，心情沮丧之际，却发生了一件令他惬意的事情。即康熙十三年（1674），经由富平知事（即知县亦称知事）郭传芳（山西大同人，与傅山（青主）、李因笃相交甚密。）撺掇和发起，以讲学弘教的名义邀请耆儒李二曲来富平讲学。随后，李雪木（柏）、傅山、王弘撰、顾炎武等著名学者，次第汇集富平县。一时雅士云集，李因笃作为东道主款待同仁，相与辨析学理，各抒己见，答问质疑；临水作文，要言妙道；面山赋诗，相互唱和；恃才傲物，痛快淋漓；鸿儒满座，蓬荜生辉；庄生惠子，伯牙子期；儒雅风流，不可尽述。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倡扬关学的盛会，不仅震动三秦，而且名噪京华，波及江南，对大兴关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后不久，随着“三藩之乱”逐渐平息，满清统治者认识到一味的武力清剿，只能强化汉人的敌对情绪。于是便改变策略，借延揽人才以推行怀柔政策，企图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亦即既用之安抚了天下人心，又扩大了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举博学鸿儒和文行兼优之士。受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少卿（内务府大臣的别称）张云翼等达官显宦的举荐，李因笃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被诏。他却以母病尽孝为由，力辞不就。但康熙皇帝对李因笃的学识已略知一二，将他与朱彝尊（1629―1709）、姜宸英（1628―1699）、严绳孙（1623―1702）等称为“四布衣”，“必欲致之”，非征诏其入仕不可。地方官吏对此心领神会，不依不饶地催促李因笃赴京，可他却以死抗旨不从。熟料老母在上，劝其顺从，方才涕泣辞母上路。老友顾炎武对李因笃此举颇有微词，责其晚节不保。康熙十八年（1679），李因笃试授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国史馆者的称谓），受命纂修《明史》。而后以寡母孤老为由上疏陈情达三十七次之多，其疏文言词恳切，至情至理，哀感动人，触动天听，康熙皇帝恩准其请求。在离京回陕之际，由朱彝尊亲为设宴饯行，数百名京师士大夫前往夹道挥泪作别。于今看来，较之同僚姜宸英后来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客死狱中，李因笃可算是鲤鱼脱却金钩，全身远害的明智选择。
回归故里后，李因笃侍母尽孝，与诗书为伍，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曾应聘讲学于关中书院。七月，其母去世，完葬母亲后不久，应岐山令（也是李柏的挚友）茹紫庭的约请，李因笃又到岐山创办朝阳书院并讲学。在讲学期间，他畅论张衡渠（载）凡事皆约之以礼的教学宗旨，阐述审时度势、操守作为要以诚信文本的道理，探讨学术问题，往往经史互参，举一反三，不时有引人入胜的精辟见解，使听讲的学人士子如醉如痴，深受启发和教益，叹服不已！
年近花甲之后，李因笃由于长年奔波，日夜苦学，身体透支，日益虚弱，只好居家收徒弟讲学聊度余生。是时，昔日交游的亲朋好友大多作古，惟有淳化县的宋子桢尚还健在，李因笃常请他来家歇住。他们情趣相投，诗文吟答，谈古论今，聊遣寂寥。康熙二十八年（1689），五十八岁时，李因笃突患风瘫症，几近失语，只能凭借拐杖度步，但他仍以非凡的毅力，手不释卷，读书学习，修改昔日旧稿，与死神相抗争。康熙三十一年（1692）冬，李因笃旧疾复发病逝，享年六十二岁。
李因笃一生酷爱读书，学识渊博，虽学宗南宋朱熹，主审几思诚，但深受张横渠（载）的影响，论学重经贯史，教人强调约之以礼，贵躬身践行。他不像李?那样主张述而不作，而是笔耕不辍，长于文字表达。李因笃不仅于理学思想上有所建树，还工诗，精通古音训，所以著述甚丰。其著作有《春秋说》《诗说》《汉诗评》五卷、《汉诗音注》五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十五卷、《受祺堂文集》四卷、续刻四卷等。编有《会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