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天，作为一名“文学青年”，我有幸在《延河》编辑部学习，做助理编辑工作。《延河》编辑部坐落在建国路上一个西安老住户仍习惯称之为高公馆的院子。后来我才知道，过去这个院子属于民国时期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高桂芝。
我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时的感受。尽管院子已经明显衰败了，可主人昔日留下来的高贵、豪华、奢侈的架子却仍在有力地支撑着。如院内与外边大街上形成强烈反差的湿润的到处都在流淌着的安静；高扬的屋脊与回环曲折的走廊；房间的木地板与院子里青砖铺成的人行道。虽然青砖已经不那么平整了，长满了青苔。站在这么一个空间中，恍惚间，你会忘记这是在闹市。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却是院子里的一颗玉兰树。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是没有见过玉兰树的。从小到大，关于树，我也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理解方式。我总以为，种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长大，然后用它盖房子，打家具。当然，在它成长的过程中，还可以乘凉。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高公馆里的玉兰树却不是这样。我见到它的时候，正是春寒料峭的日子。和别的树一样，它也是浑身还没有长出一片叶子，不大的树身，泛出一种叫人心疼的青光。可就在这些光凸凸的泛着青光的枝节上，却屹然决然地开出一树零零散散的花来，在一片青砖蓝瓦中，在满院子湿润的静谧中。似乎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一种概念，一种慰藉，一种滋润。
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想给别人讲一下高公馆里的玉兰树及其玉兰花当时给我的震撼，却始终没有做到。不是我不愿意讲，而是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的语言根本无法准确地表达当时的感受。尽管后来我又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不少玉兰树和玉兰花，而且由于加上了高科技的手段，那些玉兰树都无端地显得枝繁叶茂，玉兰花朵也无端地大了许多，却只是觉得好看而已。
其实高公馆的玉兰树上也就开了十来朵花，十来朵花却一个个生得鬼怪精灵。比如说那几朵肥大的，就一个个托着白生生的脸庞，整个儿一副天国般地神态，傲视万物。似乎作为人，你只能仰视它。对它顶礼膜拜。另外几朵却一反常态，细瘦细瘦的，连花边也整个呈现出那么一种细和瘦来。唯有花心处，人点上去一样一点粉，细致得叫人说不出话来。后来我见到了女作家张爱玲的一张穿旗袍的照片，不由恍然大悟，觉得它们其实就是张爱玲变的。还有一两朵小的，就长在树枝的最顶端，全然不理踩别人的事情，只顾自己在随风摇啊摇。透过编辑部的窗户，我看着院子里的玉兰树和树上的花朵，心里忍不住在想，当年，高公馆的什么人在院子里种下了这颗树呢?
这个时候，路遥往往就坐在玉兰树下。在我的感觉中，玉兰树下的路遥总是惬意的。当然，春天中午的阳光对一个“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人说，是多么珍贵啊!
坐在玉兰树下的路遥，很多时候都是在翻报刊或者抽雪茄烟。阳光会透过玉兰树和玉兰花，给他的脸上、身上，染上一些很活跃的色彩，很好地修饰了他通常所表现出来的不修边幅，使他看起来精神很饱满。路遥自己似乎也对这个时间段很满意，因为我看见他多次有意识地要把自己陷进那把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的竹椅中。
当然，玉兰树开花的时节是很短暂的，路遥其实很多时候是坐在没有开花的玉兰树下的。可是很奇怪，我却没办法修改自己的记忆。在我的记忆中，路遥坐在那里的时候，玉兰花就一直开着。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打扰路遥。就像没有想过要去打扰那颗玉兰树一样。他们都是让我震撼的事物。我只是透过编辑部的窗户，静静地注视着他们。
路遥和玉兰树都不知道我的注视。路遥在充分享受他“早晨从中午开始”时那种片刻的惬意和适舒。我想，这个时候，他肯定已经吃过建国路上小面馆的拉面和大蒜了。吃面的时候，他一定又一并吞下了一颗颗的大蒜。路遥自己多次给我们介绍说，吃大蒜杀菌。他尤其告诫我们说，经常在街上的小饭馆吃饭，一定要吃大蒜。然而，在我们中间，他却是在街上的小饭馆吃饭最多的人。而玉兰树，则正一心一意地为路遥尽情地摇曳着，根本顾不上我。
短暂的惬意和适舒后，路遥就会进入离我们办公室不远的小房间里，开始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的“文学征战”……
后来我才知道，在灵魂深处，我其实是在注视着一个创造了《人生》的人，一个把当时条件下青年人，尤其是农村青年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的灵魂导师；在注视着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们。当年，一部《人生》，曾经滋润和慰藉了多少年轻人的精神和灵魂啊!
春天却要过去了。高公馆的玉兰树上已经长出了一些毛茸茸的叶子。先是一朵玉兰花，接着又有一朵玉兰花，就飘飘摇摇地从空中落了下来，有一朵正好落在了正在低头读报的路遥的发际间。可能头发过于茂密的缘故吧，路遥自己竟没有发觉。我抬起手，想喊，却发现，他已经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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