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贪官的逃亡生活
贪官的逃亡生活
贪污腐败，违法犯罪，岂能一逃了之？某些贪官认为逃到海外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以为出了国，仍可以狂买狂刷，继续过舒坦、滋润的日子。错了，你绝对想错了！国内不容贪官藏身，在国外也未必就能逍遥快活。看看浙江女巨贪杨秀珠，卷走巨款却藏身新西兰地下室整日哭；听听辽宁贪官王国强的自述，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生不如死，自愿回国受审……贪官“外逃梦”做的很美，但那只是黄粱美梦。出来混，有些东西迟早是要还的！无论你走到海角天涯，终将受到惩罚。
奉劝那些外逃贪官，赶紧结束异国他乡的日夜躲藏，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重新做回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人物：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
出逃国家：美国
生活写照：有病不敢就医 房客见到我妻子目露淫光
王国强自述：这期间，我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致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
两年零八个月当中，我与妻子住过两次inn(路边小旅店)。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裹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后来分别在南加州(靠近墨西哥湾)租住过三次合租屋。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房客人高马大，声大如钟，少有修养，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实在是让人惊恐。我爱人整天惊恐不安，我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白天和妻子躲在自
己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
人物：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杨秀珠
出逃国家：新加坡、美国、荷兰等
生活写照：藏身地下室 惶惶不可终日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人物：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
出逃国家：美国
生活写照：在国外背尸谋生
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同样陷入窘困。携带出逃的几百万赃款在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基本不会外语的左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久情妇也离他而去。据后来在国外见到的人说，他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人物：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 胡星
出逃国家：新加坡
生活写照：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
据胡星自述，自从来到新加坡，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他“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弟弟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他在与胡波的通话中揣测：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国警察？还是黑社会来敲榨？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惊恐万
分”。
人物：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
出逃国家：美国
生活写照：遭美国黑社会“勒索” 病死美国
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逃往美国，王振忠花100多万美元在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及一辆别克跑车。但是不久，许多曾向他行贿或被他敲诈的人通过美国的黑社会找上门来讨要“借款”，甚至威胁要砍断他的脚和郝文的手。王振忠不得已和情妇郝文分居，自己也过上了提心吊胆的生活，2007年患胃癌死去，临终前忏悔说：“一切都是报应啊……”
中国警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对被美国警方押送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执行逮捕。
人物：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 余振东
出逃国家：美国
生活写照：有巨额 不敢用 一听警车声就发抖 每天晚上做恶梦
为了逃避警方追踪，当时余振东虽然有巨额存款，却不敢轻易动用，连住旅店也只敢住最便宜的。余振东一听到警车声就浑身发抖，每天晚上恶梦不断。 人物：原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 陈满雄陈秋园 出逃国家：泰国
生活写照：彻底整容 漂白皮肤 不敢白天出门购物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
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
被捕前的一段日子，陈氏夫妇行动极为诡秘，连到市场购物也选在夜间。陈氏夫妇被擒后，平日春风得意的陈满雄变得惊恐异常，当场昏倒。 人物：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 许国俊
出逃国家：美国
生活写照：在餐馆做厨师
许国俊自从2001年逃到加拿大再辗转至美国，一直过着清贫的逃亡生活。被捕之前，许国俊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一个叫威奇塔的地方，租下一间小公寓住了近一年，夫妻俩在这里没有车没有钱，他们后来的律师形容为“家徒四壁”。逃亡中，许国俊曾在一家送外卖的中餐馆埋名做厨师，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0—15个小时，期间还烫伤过手臂。
许国俊夫妇于2004年9月在美国堪萨斯州被捕，2009年5月，许国俊被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庭以共谋结伙犯罪、共谋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被判处22年有期徒刑。
人物：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
出逃国家：越南、缅甸
生活写照：29个假身份证 心理、精神状态完全垮塌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曾携带4000多万元人民币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
陈新的日记，记录他了逃亡期间的感受：“我心里有一种瓮中之鳖的惶惶感。我真切地感受到命运捉弄人时的滋味真够人受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玩完的
一天，我的心理、我的精神状态完全垮塌了。我手中握有的几十个身份证和股东证也没能把我救出苦海。”
篇二：美国因何不愿再作中国贪官的
美国因何不愿再作中国贪官的“保护伞”
2015-03-30梁石川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所强调的，“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通过媒体的传播，美国人听到了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即将访美的消息被媒体释放后，为何引发如此大的震动，笔者并不想点破。窃现在要说的是，中美之间，知己知彼，是一回事。争吵，是一回事。在争吵中增加两国的信任，让竞争中的这两个家，彼此对对方改变看法，又是一回事。
比如笔者在写下体今天这个文章标题之前，就做了一下换位思考。如眼下有大量美国贪官逃到了中国，又带来了很多的钱，中国该怎么办？特别是在当今媒体发达的在这个国家放个屁，另外一个国家就能闻到的今天，中国会愿意充当美国贪官的避难所吗？但这只是个假设，现在是有大量中国贪官，带着很多钱，逃往了美国，中国正咬牙切齿地展开“天网”行动，在向美国要贪官，那么，以实用主义打前站，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美国，是不是会见钱眼开，任性地充当中国贪官的保护伞，卖房产，卖地给他们，任由他们在美国享受中国纳税费人的钱，来刺激美国的内需，增加美国人的收入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并完全像想象的一样。如不久前，中国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份追逃的“优先名单”，美方很快就有了回音，该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回应说，美方鼓励中方提供有力的证据和情报，以便让美国执法部门能够对涉腐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据观察，美方的这一积极回应，随即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许多人还向山姆大叔伸出了大拇指，他们认为，中国之间的竞争并不只是零和游戏，中美之间吵的越是厉害，越能加深双方的理解，最后双方达成的折中意见，才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何况反腐治贪是大事大非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不能容忍，即使美国也不愿意戴上一顶，美国这方土地是中国人渣的汇集地，是中国贪官避难“天堂”的小花帽。再者这些人，在中国贪，如果他们在美国缓过劲，得到一定的职位，还是会贪的。用中国那句老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拉孩子。
关于中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司法合作，有港媒评价说，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远远超过了主权国家交往的层面，
越来越多的交往是集中于日常生活层面。除了以往比较关注的军事、经贸、货币等议题，司法合作也提上了日程。具体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贪官将资产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这既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美国的侵蚀。美国自诩为“山巅之城”，这些贪官带着赃款来到美国，不但扰乱了美国既有的市场秩序，也使美国越来越变成了中国贪官的避风港湾，这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法治观念是相冲突的。
更何况，腐败是全人类的敌人，因为腐败挖了正义的墙角，用权力来谋取私利，不但造成财富分配的失衡，让贫富分化变成了一种常态。更重要的是，腐败会让权力的使用失伦理的底线，当“升官发财”成为社会规则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距离崩坏已经不远了。任何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对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虽然学者声称，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成本，也是可以忍受的成本。而腐败则打破了权力和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由此受到破坏，没有约束的权力会让一个“芝麻官”也可以短时间内攫取巨额财富，“小官巨腐”意味着市场经济已经滑向权力经济。可以说，反腐败是各国走向繁荣和稳定的前提与保障，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也就变成了国际治理的重要内容。据此，这家媒体断言，未来在惩治贪腐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愈加紧密，司法领域的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看点。
再者，中国近年来的反腐风暴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彻底的、无死角的反腐需要国际合作。2014年，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就强调，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
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反腐败的天罗地网需要超越国界，尤其是那些有可能成为“避罪天堂”的国家。中美之间的反腐合作彰显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是走向世界大国的关键一步。世界大国不仅意味着实力，也需要向世界提供公共品，包括良治的秩序。
而对于中国的正在展开的“天网”行动，香港大公网就说，司法合作也是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之中，中国财富也变得全球化了。中国资本、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而相伴随的是中国的贪官也学会利用国际的漏洞谋取私利。中国与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但是与发达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引渡合作机制。引渡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与赫梯帝国，当时规定，如果有人从埃及逃出，赫梯应该将这些人连同他们的财产一起送回埃及。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国家都无法将本国国民框定在边界之内，要惩治跨国犯罪就需要国际合作。近代主权国家的观念确立起来之后，引渡就成为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如果一个人在A国犯罪，逃向B国，为了惩治这个罪犯就需要进行引渡回国，从理论上说，主权国家实行属地管辖的原则，B国对别国公民没有管辖权，但为了维护A国的主权，引渡是比较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主权的领土性和犯罪活动的跨界流动形成了矛盾，司法的国际合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中美之间还没有引渡条约，但这并不意味无法进行司法合作。一些贪官逃到美国，多半会在移民、洗钱等问题上触犯美国的法
律，美国的司法机构就可以提起诉讼，遣返回国也就变得可能了。2000年的时候，中美签署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在刑事诉讼中相互协助调查取证、冻结、抵押和没收财产等等。此外，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还通过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磋商和沟通，中美计划在8月份的会晤中就引渡携带国家财产潜逃至美国的中国官员进行磋商。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反腐合作将越来越制度化，贪官要藏匿于美国，恐怕越来越难了。
追逃与追赃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但要将贪官绳之以法，还要把他们盗取的国家财产追回来。中国和加拿大将签署在逃贪官的资产返还和资产分享的协议。要全部追回贪官们带出去的赃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资产能够被证明是贪污、挪用国有或者企业的资产，就有可能追回，而走私或者非法所得就要跟缔约
中美之间在反腐领域的合作刚刚开始，缔结引渡条约也是未来合作的前景之一。由于两国司法理念和制度存在诸多差异，短期内缔结引渡条约还有难度，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司法合作的推进。至少在反腐的目标上中美之间是有共识的，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案就折射出美国跨国界反腐的“诚意”，不仅本土的企业和机构不能贪腐，跨国公司走出去也不能贿赂东道国以谋取商业私利。虽然美国的做法看上去有些霸道，但却有助于商业环境的维护，也算是给全球治理提供了公共
篇三：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2014-09-11 09:41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杨兴坤
本文所研究的腐败，是指违法以致犯罪，违反党纪以致受到撤职、免职、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两年以上处分，由中央纪委进行了立案调（审）查的行为。文中省部级官员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或享受副部级及以上待遇的官员，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腐败官员。
一、现状
1.涉腐数量大，年均查处6人以上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如此之巨的腐败人数，可以窥测出我国腐败状况的严
重性，也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参见图1）
2.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周永康），全国 2
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正国级）。如上情形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反腐力度空前加大。2014年5月，我们估计全年查处省部级官员会在16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已有27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年有可能还会增加。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3.腐败高官渗透各权力机关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十多个国家部委局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其中地方党委30人，地方人大18人，地方政府38人，地方政协24人，地方法院6人，地方检察院3人，地方纪委2人，地方统战部及其他5人；国家部委局、署、（协）会24人；国企25人（其中金融行业10人）；全国人大2人；全国政协2人；最高法1人；中央政法委1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3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这表明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反腐败没有也不能有禁区，唯有如此，腐败治理才有成效，从严治党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腐败高官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严重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 4
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5.涉腐官员职位高权力大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薄熙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永康（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