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严嵩还想当一个诤臣 偌大一部《明史》,记载二百六十九年间明朝人物。有资格进入《奸臣传》的,只有六人,他们是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这六人中,胡惟庸当过宰相,陈瑛当过御史,余下四人均是首辅。明代官场中,利用手中权力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者不在少数,为何只有这六人有资格当奸臣呢?史官遴选时,定了一个标准。
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其说当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权柄,勾结祸乱,动摇宗佑,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
可见,被选为奸臣的条件也很苛严,甚至比选忠臣更难。很遗憾,本文的主人公严嵩,竟然在众多列选名单中高高地胜出。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长相有三大:大个子、大眼睛、大嗓门。弘治十八年(1505)春考中进士。斯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可谓少年才俊。金榜题名后四十天,孝宗皇帝驾崩,尔后武宗皇帝即位。严嵩是在老皇帝手上获取功名,新皇帝手上参加工作。由于他长相奇特,加之策论深得主考官赏识,于是得选庶吉士,二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四岁就当上了皇帝跟前的词臣,可谓少年得志。但是,一年后他就以养病为由向吏部告假还乡。在老家筑了一座钤山楼,又埋头读了八年书。这八年京城的政治,我已在《屡经忧患身心老》一文里作介绍。我想,严嵩不肯呆在京城,应该与太监刘瑾的专权有关。人变坏会有一个过程。年轻时的严嵩,对腐败的官场以及骄横的奸佞还是抱有警惕,不肯同流合污。这八年,他的学问大有长进,而且回避了官场的险恶。
严嵩于正德三年(1508)回乡,正德十一年返回京城。离开家乡之前,亲友送别,他写了一首七律《将赴京作》赠答:
七看梅发楚江滨,多难空余一病身。
关下简书催物役,镜中癯貌愧冠坤。
非才岂合仍求仕,薄禄深悲不事亲。
此日沧波理征棹,回瞻松柏泪沾巾。
这首诗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吏部催他返京复职;二是他深感“薄禄深悲不事亲”,他渴望财富,对薄禄不感兴趣。可见他不肯赞同“安贫乐道”这一传统知识分子赞颂的美德。由于他对财富的渴求,为他日后大肆受贿埋下思想的种子。
严嵩回京时,京城高层人事正发生变动,首辅李东阳退休四年后去世。接任的杨一清紧接致仕。而接替杨一清的是礼部尚书蒋冕。这位长期执掌礼部的蒋冕很有声望,对有才华的年轻人乐意提携。大概是他的荐拔,严嵩回到翰林院,担任侍讲的职务。
翰林院的官员分词臣与讲臣两类。严嵩先前担任的编修,是词臣,而侍讲则是讲臣。比之编修,侍讲更加清荣,给皇帝讲书,就是“帝师”了。跨进“帝师”的门槛,严嵩的仕途便步入了快车道。因此,严嵩第一次向武宗皇帝进讲孟子的《国君》与《进贤》两篇时,便觉得这是无上的殊荣。讲毕回家,又写了一首诗:
刍荛何语可闻天,敬展瑶篇洞案前。
从谏愿逢明后圣,审官期用国人贤。
壶添玉漏移睛旭,香近金炉引瑞烟。
幸逢太阳依末照,愧从沧海托微涓。
诗中表现出来的情绪,除了卑微,还是卑微;除了感激,还是感激。不过,从留下的讲稿来看,严嵩还是一位不错的讲师,兹录一段: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尊、疏?戚,可不慎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以上是孟子《进贤》的原话,以下是严嵩的讲义:
这是孟子告齐宣王以用人不可不谨的言语。如不得已,是谨之至的意思。卑是卑小,?是过,尊是尊大,疏是疏远,戚是亲近。孟子说,贤才是人君致治之具,而尊卑疏戚,尤为国家名份所关。但人之贤否不同,故于进用之际不可轻忽,须是再三详审。如不得已,一般须得谨而又谨,方可进用……
这是四百九十五年前的讲义,简直就是白话文,不但文字浅近,而且用词准确,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能听懂。听课的武宗皇帝,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学文化。严嵩的讲义,是为他量身定做,不但是用语浅白,而且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斯时刘瑾已倒台并且伏诛,武宗不思悔改,又宠爱与刘瑾同一个“数量级”的佞幸江彬和钱宁。严嵩对武宗皇帝讲《进贤》,就是要他敬君子,远小人。由此可见,此时的严嵩,还是心存正气的清臣。
很显然,武宗皇帝不喜欢严嵩玩这种“借古讽今”的把戏。他从来就厌烦出席经筵听讲,这与讲臣们的教谕有直接关系。严嵩大概只当了一年多的“帝师”,就被安排到南京翰林院担任掌院。明升暗降调离京城,这在明代是对那种既有才干又不讨人喜欢的官员的安排。
武宗是明代最昏庸的皇帝,严嵩是明代屈指可数的奸臣。但是,这两人却没有缘分凑在一起。其原因是武宗那时已是荒唐剧的一号主演,严嵩却还想当一个诤臣。这样,两人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严嵩为何愿意选择当小人?
严嵩的发迹,是在嘉靖皇帝手上。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皇帝去世。同是讲臣出身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将在南京坐了三年冷板凳的严嵩调回北京,安排到国子监当祭酒。国子监为明代朝廷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学府,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南北两京的翰林院掌院与祭酒都是五品,但是大有分别。如果将北京的翰林院掌院调去当祭酒,则是降格使用。拿到今天打比方,犹如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调去当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一件不爽的事。但是,如果将南京翰林院掌院调到北京来当祭酒,则是一个重用的信号。明代官员的重用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翰林院或国子监进入礼部,先当右侍郎,尔后左侍郎、尚书,等待进入内阁,或者由礼部侍郎调任吏部侍郎,拜大学士进入内阁;另一条是进入六科当给事中,六科是对应六部设立的监察机构,任职者叫给事中,称为言官。在言官任上干出成绩来,转任地方知府、省巡抚或巡按,调回朝廷担任六部侍郎、尚书。所以说,新科进士若能分配到六科当言官,或者到翰林院当词臣、讲臣,就等于进入了官场的快车道。
严嵩回到北京履任新职,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曙光,不高兴的是因为大礼案的事杨廷和与世宗皇帝顶上了牛。他是杨廷和线上的人,而且当时京城各大衙门的官员,莫不唯杨廷和马首是瞻。世宗皇帝想将自己的父亲弄个皇帝尊号,杨廷和认为有违祖制,坚决不办,世宗皇帝一筹莫展。凭直觉,严嵩觉得这是一次取悦皇帝的机会,但是他不敢,因为一是官场的风向不对,二是他虽然已学会了见风使舵,但还没有勇气卖主求荣。不过,他在大礼案中,开头一直保持中立,两边都不得罪。当杨廷和愤而辞职还乡,隐忍了几年的严嵩才开始实施他渴望已久的政治投机。
转变的契机,始于嘉靖七年。
杨廷和离职后,接替首辅职位的是坚决支持世宗皇帝的张璁。在张璁手上,严嵩当上了礼部右侍郎。六部的领导,尚书是一把手,左侍郎是二把手,右侍郎是三把手。严嵩在四十五岁时才当上“副部级”的领导,这进步不算太快。但一俟踏上这个台阶,接触的层面不一样,严嵩的能力很快引起了世宗皇帝的注意。
嘉靖七年,位于湖北钟祥的献陵营造完毕,世宗决定派一名礼部官员前往献陵致祭。这差事落到严嵩头上。他到湖北致祭完毕回到京城,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向世宗汇报并撰写一篇极短的述职报告。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鸥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
替人挠痒痒是件难事儿,挠不到实处,不但痒痒没止住,皮还疼。但严嵩第一次为世宗皇帝挠政治痒却一挠一个准。看到这个简短的奏疏,世宗笑得合不拢嘴。他虽然犟着给自己只有亲王爵位的父亲上了一个皇帝尊号,并修了帝陵,但老担心不符天意。如今,严嵩所说的一切祥瑞,让他的担心解除。他特别看重“天眷”这两个字。如果这两个字是一颗蜜糖,世宗恨不能囫囵吞下去。因为这两个字可以让那些反对大礼的官员闭嘴。
立刻,世宗签署诏旨,超升严嵩为吏部左侍郎,旋即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接着又改南京吏部。
自古至今,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当官人的政治寿命似乎变化不大。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发迹早的,当得顺溜的,也不过四十年左右。因此,依据官龄,四十五岁是官员的心理调适期,或者称为转折点。大部分官员,在官场入仕二十年左右,都会寻找一个新的方向。要么沉沦,得过且过;要么奋起,重新布局。在这年龄的关口上,有的由清正转向浑浊,有的由浑浊转向清正。此时的严嵩,总结他在官场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正是死路一条,而圆滑者往往大行其道。于是将身上的那点正气尽行扫除,转而理直气壮地当起腴臣。
严嵩的选择,反映了自武宗开始的至今已有二十二年的政治混乱。在正气萎缩、邪气嚣张的局面下,在许多正人君子以悲剧收场的情势下,一些人为获取官场的利益,只能选择当小人,这就叫“君子道消,小人道涨”。
《庆云赋》是马屁文的典范
嘉靖十三年,在南京又呆了五年的严嵩,因为回到北京祝贺世宗皇帝三十二岁的生日,得以再次见到世宗皇帝。恰好此时世宗提出要重修宋史,于是下旨让严嵩留在北京,在解除他南京吏部尚书的同时,重新任命他为北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不过,这礼部尚书只是待遇并不到职。因为此时的礼部尚书是夏言。尽管如此,严嵩还是感激涕零。在世宗皇帝的栽培下,严嵩的履历表已非常好看,他反复在南北二京的吏部、礼部的重要岗位上任职,这为日后的晋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留京的诏令收到,严嵩写下《丙辰孟夏蒙恩以礼部尚书兼学士领史职初入东阁有作》这首诗:
碧霄何意得重攀,九转丹成列上班。
金简玉书题册府,雾窗云阁住蓬山。
拟修麟史才能称,自领冰衔梦亦闲。
讲幄旧臣江海别,濡毫犹得奉天颜。
严嵩津津乐道他是“讲幄旧臣”,他很看重“帝师”这个头衔。但一不小心,还是泄露心机。他自鸣得意“九转丹成列上班”,他将作官比喻炼丹。九转丹成,是他夸耀自己找到了作官的诀窍。皇上指鹿为马,你还要用学问去证明这马是千年龙种。惟其如此,才能够“列上班”,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严嵩觅得官“丹”而暗结珠胎,可惜这胎不是正胎、仁胎,而是祸胎、妖胎。
从此,严嵩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世宗身上。为了邀宠,他一味地讨好世宗。完全丧失了一个读书人基本的尊严。
世宗皇帝鉴于他前面的五个皇帝都短命,因此想借助道术乞求长生不老。因此他喜祥瑞、好斋醮,一些道士因此得到重用。最典型的是邵元节与陶仲文两人。这两人都被列入《明史?佞幸传》中。但是,他们到死都是世宗皇帝的座上宾,数十年宠幸不衰。当时有正气的士大夫,都不肯与之来往,但严嵩却千方百计与之搞好关系,以换起他们在世宗面前为他说好话。
世宗每逢斋醮之日,都会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他也希望参加斋醮的官员都卸下官袍换上道衣。他特制五顶沉水香冠分发五位大臣。当太监捧着香冠送到内阁,已当上首辅的夏言拒不接受。他说:“臣自有冠带,不必与道人为伍。”可是,严嵩却不一样,他不但奉诏,还写诗以谢皇恩。陪侍斋醮时,他戴上沉水香冠。回家后,他将沉水香冠用碧纱罩住,妥善保存。即便不赴斋醮,只要皇上召见,他也不戴官帽,而戴上罩了碧纱的沉水香冠,世宗见了大为感动。
嘉靖十五年(1535),夏言入阁,严嵩才开始掌握礼部权力。在礼部五年时间,他最值得提的政绩是写了一篇《庆云赋》。
嘉靖十七年的初夏,扬州知府丰坊给世宗上书,大致意思是说:最大的孝道是对父亲尊严的崇敬。建议皇上建一座明堂,让父亲的神位与上天一起享受祭祀。世宗将这封奏疏交给礼部研究。
严嵩看到丰坊的奏疏,觉得这小子一心取悦皇上而让礼部难堪,于是上书反对。世宗对严嵩的答复不高兴,再次批示交给职事官员讨论。严嵩一看就知道世宗想采纳丰坊的建议。于是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忙上书说:“尊崇父亲配祭上天,合乎周朝的礼制。可择其秋日,举行明堂大享。”世宗看到这封奏疏很满意。到了祭祀前三天正午,天上起了云彩,严嵩告知皇上,这是庆云,可证皇上要举行的明堂大享是上符天意。世宗一听出了祥瑞,心下大喜,严嵩趁机又献了一篇《庆云赋》,现摘录一段:
帝开明堂而大亨,岁在戊戌,月惟季秋。百物告成,报礼斯举。先三日,已丑日正午,天宇澄霁,有五色云气抱日,光采绚烂,熠耀如绮。臣民瞻呼,久之不息。
考诸载籍,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菌,是谓庆云,亦云景云,此嘉气也。太平之应,援神契曰:天子孝则景云出。信斯言也!允符今日之兆……
如果一个人将他平生所学全部用来拍马屁,则这马屁不仅玩之有味,而且生动儒雅。这篇《庆云赋》是马屁文的典范。放诸今日,如果马屁成立一个学科,严嵩的水平,恐怕是博导的博导了。
设计杀害顶头上司夏言
大凡政治昏暗的时代,官场便变成角斗场。官员们或主动或被迫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生活。当年托病告假回乡的严嵩是厌恶这种生活的。但是,他现在不仅适应了这种生活,而且沉湎其中十分惬意。
他与夏言的斗争,或可看出他的阴险与残忍。
夏言是贵溪人,与严嵩是同乡。他是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比严嵩的资历晚了四届。严嵩从分宜养病八年回到京城担任讲臣时,新科进士夏言得选庶吉士,因此两人在翰林院有过短暂同事的经历。但那时严嵩官阶六品,夏言尚未授职。此后,夏言迅速发迹,每次擢升都在严嵩前面,他当上首辅的时候,严嵩才接替他的礼部尚书的职务。
夏言属于“火箭干部”,少年得志,没吃过什么苦头,因此处处张扬。尽管严嵩是他同乡,又比他大了十几岁,可是他丝毫不把严嵩放在眼里。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夏言不把他当阁臣,而是当作一个抄抄写写的办事员。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严嵩虽然对夏言恨得咬牙切齿,但表面上却恭恭敬敬。严嵩入阁几个月之后,夏言因事得罪世宗。下旨让他回籍闲居,于是严嵩顺顺当当地当上了首辅。
但是,令严嵩想不到的是,三年后,夏言又卷土重来。
三年前夏言被罢官,其实只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那一年的七月,世宗敕建的九庙发生火灾,夏言正在病假期间,但他仍然上书承担渎职的责任,自请罢官,世宗没有答应。不久,昭圣皇太后病逝,世宗下诏询问太子服丧的制度,夏言在回答的奏疏中写了一个错字,世宗看到后,认为夏言不认真,给予严厉指责。夏言惶恐谢罪,再次提出退休。世宗认为夏言在朝廷有事需要大臣分担忧患时却想离去,一怒之下,就勒令夏言退休离京。
夏言罢官回到老家后,每逢元旦、皇上诞辰等重大节日,总会上表祝贺,并自称“草土臣”。他这种卑微的态度,渐渐化解了世宗的怒气并对他产生怜悯。于是,在看到严嵩独操权柄无从掣肘时,便下旨召回夏言。
夏言是嘉靖二十四年(1546)腊月十九回到北京的。他一回来,世宗恢复了他所有的官职。为了安慰严嵩,世宗加封他为少师。从爵位上看,严嵩与夏言平级。但夏言重回内阁仍当首辅,让已经大权独揽三年的严嵩处境尴尬。夏言一如既往凌驾于严嵩之上,对各种公事处理概不征询严嵩意见。
严嵩有一个儿子叫严世蕃,凭借父亲的权力卖官鬻爵、作恶多端。夏言一心想巩固自己的权力,思虑着如何挤兑严嵩,于是放出口风,要拿严世蕃开刀。
严世蕃屁股底下坐的全是屎,哪经得起调查?听到这个消息,父子俩感到大限来临。思来想去,唯一的策略是去找夏言求情。于是,严嵩领着儿子来到夏言府上,当面谢罪请求饶恕。夏言冷眼以对不置一词。严嵩见状,干脆双膝一弯,跪倒在夏言足下,严世蕃也挨着父亲灰土灰脸地跪下。此时的严嵩,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见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哀求,夏言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表示对严世蕃放过一马,暂不追究。
过了这道坎,严嵩表面上对夏言俯首帖耳,甘愿拎包,但内心恨不能生吞了他。他静等机会致夏言于死地。这期间,他对世宗更是忠顺。每次斋醮都参加,在值房听候召唤,一年倒有大半时间不回家。对宫里的小宦官,夏言从不搭理。严嵩却曲意巴结。每次小宦官到内阁传旨,夏言公事公办,从不起身。严嵩却亲到门口迎接,临走时,还会往小宦官的衣袖里塞赏钱。久而久之,宦官们逮着机会就在世宗面前讪谤夏言,替严嵩说好话。
大约过去了两年多,严嵩终于等来了机会。
却说甘肃宁夏一带的河套地区,明朝初年被大将军徐达收复。但到明中期之后,又为鞑靼部落占领,他们在此安营扎寨放牧牛羊,还经常越关抢掠。朝廷想收回,苦于没有办法。夏言复出后,一心想创造流传后世的功业,于是给世宗写密疏推荐一个名叫曾铣的官员出任陕西三边总督,说此人有能力收复河套地区。夏言并不认识曾铣,而是他的继室的父亲江都人曾钢竭力向他推荐,夏言听信岳丈大人的话而给世宗写上密疏。世宗恰好也想收复河套,于是同意重用曾铣。
曾铣到了陕西三边总督西北军务,集结兵力多次出击,屡有斩获。世宗收到捷报,对曾铣很欣赏。曾铣知恩图报,也想创造奇迹,但每次出塞进击,鞑靼部落便作鸟兽散。待兵力撤回,他们又纠集如故。长此以往,世宗便失去耐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初,曾铣又将新的用兵方略驰报世宗。这一次,世宗再不是象以往那样明示同意并支持,而是在廷议时对大臣们说:“在河套连年用兵,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师出有名,也不知道是否一定会成功。一个曾铣有什么了不起,决不能让老百姓遭受荼毒。”
世宗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这是朱元璋的基因在作怪。跟着这样的皇帝,做事的大臣便没有安全感。但是,等候了两年多的严嵩,终于看到了扳倒夏言的机会。他立即在世宗面前大进谗言,他说:“河套必不能收复。夏言擢用曾铣,是出于私心。先前,夏言屡屡替皇上拟旨褒奖曾铣,臣从未参予,夏言也不让臣知道。”
世宗听罢怒不可遏,下令将曾铣逮捕押解来京,并立即罢免夏言的官职。夏言闻讯,上书为自己辩解,这更令世宗不满。而且,在他作出决定后,科道言官没有一个人附和他弹劾夏言,世宗感到很没有面子。于是将所有言官全都逮起来,押到殿庭当众处以杖刑,并每人扣发四个月的俸禄。严嵩看出世宗只是想处理这件事,并不想将夏言、曾铣致于死地。他思忖这次决不能给夏言翻盘的机会。于是秘密找到同样关在诏狱的大将军仇鸾,许诺只要他揭发曾铣,就帮他开脱罪责。仇鸾于是将严嵩代拟的奏疏送呈世宗。诬告曾铣掩盖失败不予上报,并派遣他的儿子曾淳嘱托亲信苏纲携带巨额银两来京贿赂当权者。
这件事绝对没有旁证,但世宗却深信不疑。他立即下旨逮捕曾淳、苏纲,并让刑部迅速给曾铣定罪。可怜的曾铣,在押解来京不到一个月,就被腰斩,妻儿亲属全遭流放。
在腰斩曾铣的当天,世宗又签发了逮捕夏言的命令。
夏言知道自己眼下的处境全由严嵩陷害所致,于是在狱中给世宗上书申辩:
臣之罪衅,起自仇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今幸见一天日,沥血上前,虽死不恨。
往者曾铣倡议收复河套,伊鸾未尝执以为非。既而上意欲罢兵,敕谕未行而鸾疏已至。此明系在京大臣为之代撰,借鸾口以陷臣。肆意诋诬,茫无证据。天威在上,仇口在旁,臣不自言,谁敢为臣言者!
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父子弄权似司马懿。在内宦官受其笼络,在外诸臣受其箝制。内外皆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次保全。
夏言的奏疏除自辩以外,也揭露了严嵩的劣迹。这绝非“多余的话”,而是句句有理。但此时世宗已听不进去了,当治法大臣想规劝世宗给夏言留一条活路时,世宗说:“你们知不知道,朕当年送一顶沉水香冠给他,夏言拒不奉诏。他眼中从来就没有朕!”话说到这份上,法臣们再也不敢吭声,只得顺着世宗的意思,给夏言判了个死刑。等待秋决起斩。
夏言在死牢羁押期间,世宗怒气稍解,明显表露出想赦免夏言的意思。严嵩见状,又使出阴招,他让西北边关的官员捏造警报驰报世宗,并在一旁煽风点火说,鞑靼屡屡进犯,是因为夏言、曾铣的错误而挑起的边衅,使得他们总想报复。世宗听罢,本已淡下去的愤怒重新燃烧。于是在当年的十月初二这一天,下旨将夏言绑赴西市斩首。
自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后,夏言是被处死的第一位首辅,而且兹后也没有。
夏言死得太冤。对这个大冤案世宗虽然难辞其咎,但严嵩更是罪责难逃。
杨继慎揭露严嵩“十大罪”
常言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夏言成为严嵩的克星。有他在,严嵩想做坏事还有所收敛。夏言有夏言的毛病,比如说刚愎自用,因人划线意气用事,但本质上他还是一位君子。他的死给严嵩腾出了空间,解除了威胁,严嵩更加肆无忌惮了。
但是,任何时候,都会有坚持正义的君子。严嵩自六十岁入阁主持国政,到八十一岁被罢免,长达二十余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日渐骄横,最后发展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
严嵩的阴险在于:他总是会找到机会激怒世宗,让其下旨诛杀反对他的人。
嘉靖二十二年(1543)诛杀山东巡按御史叶经,是严嵩残害忠良的开始。
严嵩还在礼部作侍郎时,因为负责秦王、晋王二藩承袭封号的工作而接受巨额贿赂。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叶经通过调查得知真相后,对严嵩提出弹劾。严嵩闻讯后十分恐惧,想方设法买通调查人员掩盖真相,得以逃脱惩罚。兹后,叶经调任山东巡按御史。嘉靖二十二年科举考试,山东上报乡试小录。明世宗读到第五策中边防一问时,发现试卷中有讥讽之意,便下令调查。主事者便请求逮捕主考官周矿等人。严嵩趁机对世宗秘密进谗说:“周矿只是表面上的主考,实际主持这件事的,是御史叶经。”世宗便下旨斥责叶经狂妄悖逆,杖打八十,削职为民。实施杖刑时,由于严嵩的指使,行刑者执行尤力。等到八十杖打完,叶经已经一命呜呼。
叶经死后,朝廷上下官员为之惊愕。严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先前反对过自己的官员如给事中王勰、沈良木、陈垲、御史喻时、陈绍和、山西巡抚童汉臣、福建巡按何维柏等人肆意报复,全部罢官治罪。
尽管严嵩一手遮天,但仍有不少正直的官员上书皇上揭露严嵩的罪行秽迹。这些人中,最令人震撼的,当数兵部员外郎杨继慎。
杨继慎是容城人,从小家贫,他只是个“缀学儿童”。但他生性爱读书,于是一边放牛,一边到私塾学堂旁听。就这样,他仍于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授职南部兵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其时蒙古王俺答屡屡犯边,有一次竟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负责对俺答作战的是大将军仇鸾,此人亦是佞幸,曾与严嵩配合害死夏言。他害怕俺答,便提出在边关开设马市,与俺答媾和。杨继慎听说后,立刻上书世宗,列举开放马市的种种不可,并斥责仇鸾贪生怕死、认敌为友,应予以严惩。世宗看到奏章,交给大臣讨论。仇鸾大怒,向世宗进言说“继慎乃竖子,懂什么朝廷大法。”世宗也觉得与俺答作战胜负难料,于是赞同仇鸾意见,将杨继慎下狱,后又贬为狄火道典史。嘉靖三十一年,仇鸾病死,他因与严嵩狗咬狗失势,加之边患一直未绥清,引起世宗不满,以致世宗对他下达了戳尸的旨令并抄没他的家产。
仇鸾死后,严嵩便想拉拢杨继慎,他向世宗建议重新起用。世宗也觉得杨继慎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下旨给杨继慎复官。先当县令,再调南京兵部主事。三天后,又升兵部员外郎,继而又调北京,任兵部武选司郎中。这职务类同于今天的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是个选拔和任免军事干部的重要岗位。杨继慎一年四迁,明眼人一看便知,严嵩已经要破格提拔杨继慎,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心腹。
但是,杨继慎到北京兵部报到不到一个月,就做出一件让天下人都为之一震的事情,这就是弹劾严嵩。
杨继慎嫉恶如仇。他痛恨仇鸾,更痛恨严嵩。尽管严嵩向他伸出一支肥硕的橄榄枝,他仍认为严嵩是祸国巨奸。因此写下弹劾严嵩的檄文。奏疏写好后,杨继慎斋戒了三天,焚香祭天之后,才将奏疏呈上。
终明一朝,许多忠臣留下血性文字。杨继慎的文章,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血脉贲张:
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惧。恩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请以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请命,直房如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
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
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
陛下令嵩票拟,盖其职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题疏方上,天语已传,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
严效忠、严鹄,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皆以军功官锦衣。两广将帅欧阳必进、陈圭,俱以私党躐府部。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
逆鸾下狱,贿世蕃三千金,嵩即荐为大将。已,知陛下疑鸾,乃互相排诋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
谙达深入,击其惰归,大机也,嵩戒丁汝夔勿战。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
郎中徐学诗、给事中厉汝进,俱以劾嵩削籍。内外之臣,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
文武迁擢,但论金之多寡。将弁惟贿嵩,不得不?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内,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
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推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者为迂滞;巧弥缝者为才能。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
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以左右侍从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得备闻宫中言动,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以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阅竟,然后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畏厂卫之缉访也,即令子世蕃结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属,不得与台谏,有所爱憎,即授之论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惧部寺之犹有人也,择有才望者罗致门下,联络盘结,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使百万苍生毙于涂炭哉!
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
这篇奏疏送给世宗阅览之前,严嵩先看到。他对杨继慎列举的十大罪虽然无法洗清,但并不害怕。老奸巨猾的他,看出杨继慎的奏疏中有触到世宗痛处的地方。世宗虽然迷恋斋醮、笃信道术,但他对权力的控制丝毫没有懈怠。他认为自己是“宸纲独断”的英明君主,决不可能被旁人左右。而杨继慎忽视了这一点,在文章中竟说出“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这样的话。特别是最后一段,还要世宗就严嵩的罪行去询问两位亲王,这就更犯忌了。世宗对同是天璜贵胄的藩王向来提防有加。他一再强调亲王不能干政,如今杨继慎要他去询问亲王,无异于是表示对他这个皇帝的不信任。
严嵩断定世宗看完奏疏一定会动怒。于是不惊不慌地把它及时送到御前。一切如严嵩所料,世宗暴跳如雷。他不管严嵩有什么“十大罪”,而是痛恨杨继慎对他这位皇帝的藐视。于是即刻下令,将杨继慎捉入大牢,严刑拷问。
一连多场的审讯,杨继慎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始终不屈,奋声骂贼。最终,他被判处死刑,押往西市腰斩。
几百年后,审察杨继慎的悲剧,犹自让人扼腕叹息。杨继慎是位了不起的血性男儿,爱憎分明且敢于承担。遗憾的是勇气有余而策略不足。倘若他多揣摩一下世宗的心态,在奏疏中尽可能不触及世宗的忌讳,后果就不至于这么悲惨。
山青更悟汗青时
自武宗到世宗,政治一乱再乱,官场乌烟瘴气。此况之下,君子多烈士,小人多高官。看到那么多的正人君子惨遭贬谪与屠戮,那么多小人败类沐猴而冠端坐庙堂,千载之后仍不免叹息再三。
严嵩最后也是以家破人亡而收场。关于他的倒台,我将在下篇介绍徐阶的文章中描述。纵观严嵩一生的轨迹,他并非天生的奸臣,而是逐渐演变。政治黑暗的时代,为奸臣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笔意至此,以诗证之:
小住幽窗理旧丝,山青更悟汗青时。
奸臣多少瞒天术,赚取龙颜一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