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太宗李世民与清世宗雍正都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皇帝，前者在位二十三年，后者在位十三年，两人虽然都不是开国皇帝，但都勤于政务，锐意进取，颇有政绩。在史学家的眼中，虽然雍正的污点较之李世民要多一些，但两人基本上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人物。不同于专家的是，两人在民间的大众形象则相去甚远。李世民的形象基本上是英明神武、睿智聪明、从谏如流的单一正面形象，而雍正的形象则相对复杂得多。在有的时候，他是英明神武、睿智聪明、从谏如流的，在有的时候，他则是刚愎自用、残忍寡恩、嗜杀成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
二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其父李渊是开国皇帝，号唐高祖。隋末杨玄感起义后，天下大乱，政权林立。要在群雄中建立霸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渊能够统一天下，除自身努力外，尤以嫡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出力最多。天下初定，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坐镇东宫，开始了他的皇储生涯。李元吉追随李建成，形成东宫集团。凭心而论，李建成虽然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也多有出力，但功绩和李世民比起来，确实要逊上一筹。也正因此，嫡长子继承制的习惯法才和实力政治之间发生了冲突。在两人都不肯让步的情况下，更大的冲突就产生了。目前的史料基本情况是，李建成先欲除李世民不成，李世民抓了李建成的把柄，欲意反击，实行正当防卫。在双方数次过招之后，作为冲突的总爆发，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通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迫使三世国公的李渊升位为太上皇，自己成功上台。
杀死建成、元吉后，李世民并不过瘾，为了斩草除根，开始了果断的杀戮行为。《新唐书》记载建成“子承宗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陆王，承德河东王，承训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义巨鹿王，皆坐诛”。元吉“子承业为梁郡王，承鸾渔阳王，承奖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义阳王，并伏诛”。至此，东宫集团有反抗能力的人基本上被斩尽杀绝。在李世民坐稳了江山之后，曾有过一系列的追封行为，还将建成依礼改葬，《旧唐书》说“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李世民哭的水平一点也不逊于皇叔刘备。政治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世人杂入太多家长里短的道德评价本无太大必要。历史的事实是，通过一系列的杀戮，东宫集团已在历史上消失了。成王败寇，李世民对历史的粉饰多少让东宫集团在道德上背负了太多罪有应得的逻辑。
无论上台多么的血腥，李世民都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对于建成、元吉的杀与不杀，在事实已经成形的情况下，已不具备多少讨论的价值。上台后的李世民可能很在意后人对“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评价。把握了话语权，就想让后人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来理解历史。
《新唐书?列传三十》在记载名臣褚遂良的传记中说：
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有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李世民拐弯抹角，是想从褚遂良那里要到历史对他的评价的最原始的资料，无奈褚遂良以一史家的的责任与正直，正面回应了李世民的渴求。
褚遂良的回答和表现显然不能让李世民满意，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旧话重提，《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记载说：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晚年的李世民显然是志得意满，满足欲望时也不再绕圈子。“上不从”三个字说尽了李世民的私观国史实录的迫切愿望。《资治通鉴》没有记载房玄龄等如何对待“不从”，不管怎么样，结果是李世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开了私观国史实录的先例。这是为后世广为诟病的李世民不多的污点之一。
同样是政变夺储位，从后世观今世的角度，李世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对对手基本上斩尽杀绝，二是对史书进行貌似客观的删减修正，使其合于自己的心意。从效果上看，李世民显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三
雍正是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雍正的作为主要是加大反腐败力度，惩治贪污，实行摊丁入亩，创立军机处，改土归流，推广奏折制度、平定罗卜藏丹津等等，同时，雍正还纠正了其父康熙在晚年的一些错误。如果单从政绩上论，在位仅十三年的雍正未必就比在位六十一年父亲康熙逊色，而且比他的儿子，在位六十年的乾隆干得更出色。在史官那里，无论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还是民国期间的喝过洋墨水的民国史家，对雍正的评价大抵都较为正面。在民间，雍正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人物。
在今天的一般大众口中，对雍正至今津津乐道的，不是雍正的若干政绩，而是他的继位之谜与死亡之谜。在今日，西学东进，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继位讨论的重点就是他是如何继位的，而其后就是有关继位的合法性判断问题。在合法与非法的判定之后，其逻辑就是对雍正本人评价的问题。当然合法肯定、非法否定是最一般性的逻辑。
雍正上台，在好些方面与李世民类似。老爸都比较英明神武，兄弟中都有几个能力不相上下的人物，因此而让老子皇帝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有过左右摇摆的时候；都不是最初的储君；都杀过政敌。清朝二百多年，留下了许多疑案，在各种不同的疑案版本中，都不会少了雍正的继位之谜与死亡之谜。
雍正的继位大体上有两说，一是合法继承，二是非法继承。前者见于《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清史稿》等官方或正史记载。如《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在畅春园不豫，命代祀圜丘。甲午，圣祖大渐，召于斋宫，宣诏嗣位。圣祖崩。辛丑，上即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这样的记载四平八稳。后者的说法版本就相当多了，如夺嫡说、改诏说等，五花八门。
康熙晚年，诸皇子的皇位之争还是相当激烈的。皇太子的两立两废，更加重了这种激烈程度。储位之争，大约有三派。第一派是皇太子集团，成员主要是皇太子胤?（皇二子，嫡长子；皇长子胤?为惠妃纳拉氏所生）及皇三子胤祉；第二派是皇四子胤?（雍正）集团，成员主要是皇四子胤?（雍正）及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第三派是皇八子胤?集团，成员主要是皇长子胤?及皇九子胤?、皇十子胤礻我、皇十四子胤?。其中，雍正与皇十四子胤?虽均为孝恭仁皇后所生，但属于不同的集团。
较之李世民的快刀斩乱麻的残酷消灭异己，雍正上台后对于异己的打击则耗时很长。从派系上看，主要打击的是皇八子胤?集团。皇八子胤?在雍正即位之后，先被封为总理事务大臣，后又封为廉亲王，兼理藩院尚书。雍正四年，被削籍，革爵，并改名为“阿其那”（据说是猪的意思），最后被迫害致死。皇九子胤?先被发往西宁，雍正三年被捕，雍正四年被改名为“塞思黑”（据说是狗的意思），被折磨而死。皇十子胤礻我 雍正元年被禁，直到雍正死后才被侄子乾隆放出。皇十四子胤?雍正四年被拘，也是直到雍正死后才被放出。
雍正在世时虽深在宫中，但也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非法上台之说估计当时在民间就已经甚嚣尘上。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使雍正感到了上台是是非非的严重性，觉得有必要向大众澄清事实。为此，雍正特意亲自出马，编撰了《大义觉迷录》以自辩。不料定调时真假混于其中，假做真时真亦假，结果是越涂越黑，不仅没有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反而给人以口实。乾隆上台后将此书列为禁书。清朝的文字狱很是出名，禁书颇多，像这样儿皇帝将老子皇帝的书列为禁书的，还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雍正的死也是一个谜。虽然不像上台那样说法颇多，但也足以调足诸谈家的胃口。雍正之死，主要是正常暴病而死和非正常死亡两种说法。前说不必多说，后说的版本又颇多。民间流传较广的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刺死一说，说是吕四娘为报父仇，混入圆明园，将雍正刺死，并割去了雍正的头，所以躺在清西陵地宫中的雍正应该是一个没有头的皇帝。西学东进以来，实证主义的大旗已经扛了许久了，虽然挖开万历皇帝和慈禧老佛爷的坟并没有实证出多少有价值的历史出来，雍正的脑袋是不是还在自家的脖子上，还是可以实证出来的。
不合法的上台与被恶有恶报的杀死，这是一些人对雍正的后半生的逻辑解释。雍正自身性格和做法的复杂性，加重了雍正之谜的复杂程度。比如，他死后葬于清西陵而不是清东陵，就颇为让人费解。雍正生前死后的是是非非，讨论了两三百年，还是没有个头绪。
四
我们所关心的是，同样是对兄弟异己进行杀戮，而且，李世民的杀戮更加的残酷、彻底，为什么到后来却是杀戮更甚的李世民的道德形象更为高大，而雍正在相当一部分大众眼中则是一个残忍寡恩、嗜杀成性的形象呢？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什么是摊丁入亩，什么是军机处，罗卜藏丹津是人名还是民族名称等等，都不是关心的对象，这些太专业，太复杂，太远，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所能够理解或多少与自己的人生思考有关系的亲属关系，人生奋斗。这样的关注点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对历史意识本身产生不小的影响。
在我看来，和李世民不同的是，第一，雍正对于异已的肉体消灭耗时很长，这就为对手传播历史真相或任意曲解历史真相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版本的描述就有了存在空间；第二，雍正并没有用足以使大家信服的描述来很好的统一大家的认识，反而弄巧成拙；第三，雍正时代的资讯比唐时发达，雍正问题留下来的不同史料实在太多，不仅有官方的，还有半官方的，民间的，不似对唐的描述，基本上是官方的。所有这些，对李世民和雍正的大众形象的区别，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成王败寇”，简单的四个字未必就比当今时代的任何所谓历史大家或名家的大作所传达出的理论更浅陋。历史是强者书写的。历史上的强者对于历史的过滤水平和所制造的逻辑会影响后世人们对其的判断与思考。对比李世民与雍正，我们会发现大众眼中的历史真相其实往往是被强者过滤过的历史，而过滤结果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了后人特别是大众对历史的判断。经过若干年代之后，在一般人的眼中，神武的李世民和薄情寡恩的雍正就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