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共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而促成此转型的关节点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它在党建理论指导和工作方向上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中国社会阶级、阶层急剧的变化，执政党建设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之更新，进而有了新的理论重大突破。
[关键词]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1-0014-04
[作者简介]杨德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以两个重大转变精确地阐明了当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其实这也是对党自身已经转型或者必须转型的说明及要求。宏观上看，执政党的转型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稍作考察可知，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是其重要的关节点。
一、“南方谈话”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执政党转型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之一，但是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与改革开放的开创性和探索性特征相应，呈现出复杂和曲折的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两年多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努力，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晚年错误作了概括、总结和分析，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活的灵魂作了阐述，这自然对全党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影响，将思想统一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线上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此后党内思想统一程度并不尽人意。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切都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况且许多政策、措施都是对此前错误的纠正、补缺。再者，上世纪80年代，党内一直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视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探索，理论成果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一般群众对此并不完全理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受到“左”、右两方面的质疑和责难：有些思想僵化的人，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个别原理、论断乃至词句，对改革开放的各项举措品头论足。更有甚者，一些本来就怀疑改革开放，或者因改革深入而自身利益受损的人，罔顾绝大多数民众生活状况大为改善的事实，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观点责难现实。还有一些人对执政党历史上的错误给自身生活带来的不幸耿耿于怀，或受某些西方政治观点的影响。对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加挞伐。对于这些议论，邓小平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一直主张“不争论，拿事实说话”，用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赢得群众的支持，回答各种疑问、责难；以“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谬论为对象，用否定式、批判性的论断从反面说明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做法坚决抵制、批判，甚至对有些人作出党纪国法处理。及至中共十三大，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作了初步概括，并强调：它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
在1989年中国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的两年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执政的共产党或下野，或自行解散，这些国家均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邓小平异常冷静，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和平演变；坚持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对苏东剧变及冷战即将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但是，有些人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党的中心工作是反和平演变……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言论使党内外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产生动摇。
正是在这种历史进程的交叉之处，邓小平及时发表了“南方谈话”，较为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为中共领导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也为中共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明确了方向。在“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中共十四大总结改革开放十四年的经验，并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大会通过的修改后党章强调，这一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并认为执政党的建设关键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循着“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的伟大的工程”执政党建设总目标，强调首先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十五大将这一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以这一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建设向前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构想，就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指导全党全民在新世纪继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共十七大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执政党的建设首先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如上所述，正是在“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党内外思想才开始真正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来，执政党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才有了明确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反过来设想，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及时发表南方谈话，很难想象社会主义中国能象今天这样生机盎然。执政党能如现在这样坚强有力。
二、“南方谈话”坚定了人们对基本路线的信念，为执政党转型进一步立稳了主轴
如果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保证了执政党转型的方向的话，那么坚持基本路线则为执政党转型立稳了主轴，因为党的建设从来都与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任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它们的实现和完成服务。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全党开始对基本国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并在十一届四中全会、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到十三大，中共明确了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该说，这一探索成就不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更为中共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找到了坚实的立足点。换言之，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国家才有前途，党才有希望。1989年5月，邓小平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表态：对党的基本路线，一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二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经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经受其后苏联东欧剧变的巨大压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改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没有变色，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没有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依然高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局，应该说是中国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1989年下半年后，有些人面对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理解产生偏颇，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怀疑，片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甚至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还有些人不是用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和成就来认识、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而是用十年论战时期的过时思维和结论，甚至用“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观点，来曲解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蕴。更有甚者，否认已经被证明很有必要的且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譬如，新时期之后，党中央和邓小平一直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工”(十二大)、“党政分开”(十三大)，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些地方和单位却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推行所谓的“党政合一”、“寓党于政”的体制。再如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有些人不是从经济规律而是从某些过时的意识形态结论出发，片面强调公有制的比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并将它们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凡此等等，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十分坚定地表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中共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精神，重申了十三大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强调：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中共十五大不但强调：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还根据基本路线的要求，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纲领。十六大、十七大则总结新时期以来的伟大实践，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基本路线的内涵。
正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始终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才使执政党的建设在改革创新的精神的推动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基本完成了转型使命。
三、“南方谈话”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促使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巨变。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其创始人和后来的领袖们并不一味反对非工人成份的其他社会成员加入共产党组织。新时期之初，中共将自身性质、地位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党章》规定党的吸纳对象为“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公经济的成长，社会上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至少对促进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激发人们的开创精神，开拓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功不可没。但是，这些阶层的人们是否能被中共接纳，十三大之后党内曾经有过无结果的相关讨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论断打破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过时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运行体制，促进经济腾飞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明确，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城镇化速度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推进，“农民工”群体人数越来越多，纯农业人口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自十四大后，国有企业改制加速，职工人数逐年减少；而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从业人数逐年增加。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社会出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新社会阶层。
针对这些变化，借鉴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20世纪末世界政党版图变化的教训，中共在新世纪初果断作出决策：一是将新社会阶层人群界定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二是不简单地以有无财产和财产多少作为判断人们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三是把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合乎党员条件，作为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建设者”中的先进分子也可以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这样，既保证了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巩固阶级基础，又增强了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扩大了群众基础。不可否认，这是“南方谈话”必然结果，也是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上，作者只涉及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执政党建设三个主要的、也是最基本、最显著方面的转型情况，其他方面其实亦然。可以说，没有“南方谈话”的及时发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今日的辉煌，也就没有“伟大工程”现在的成就。我们纪念“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的价值就在于根据它的方向，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使中共永葆青春与活力。
责任编辑：杨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