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1-0211-02 摘要：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反应了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博弈，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来分析劳动合同法可能产生的效应，阐述劳动合同法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的机遇及挑战，探讨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本投资
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背景及分析视角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反应了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博弈，带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关利益各方对其解读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的学者大多都是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强调劳动合同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其不具有可实施的基本环境，提高了经营成本、抬高了就业的门槛，认为它只是一部意愿良好却根本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但分析一部新的法律能够真正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劳动合同法能否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否满足当前经济转型对相关法律的要求，是否具有作为制度的经济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安全功能（降低市场风险），能否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等，都值得人们重新审视。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的不同主体收益成本的比较分析，对其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进行探讨和评价。
二、对劳动合同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宏观（以政府作为主体）、中观（以企业作为主体）和微观（以劳动者作为主体），在制度实施过程中都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看做是三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其实施又分别使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制度成本，获得了不同的收益。
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认为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按照科斯理论：在一个产权明晰、市场完全和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解决各种市场失灵的状况。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过程中，目前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的缺失、劳动合同的短期化、劳动双方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导致了多种机会主义和违约行为的发生，影响了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效率。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这时只有政府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才能克服旧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促进新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当然，劳动合同法作为新的法律制度，其制定、运行及完善都会耗费一定的社会成本，甚至从短期来看还可能产生诸多的问题，如部分企业由于自身原因难以适应其要求关闭停产而导致失业现象增加；部分企业采取损害劳动者的短视行为等应对措施。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其对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中观层面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因此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得以实施及其实施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能使企业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用工成本相对增加。但是从制度层面来看，劳动合同法将发挥其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其中不少的新条款对企业权利将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降低其可能面临的各种用工风险，提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灵活反应程度。如规定企业必须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增加必备条款内容等，都利于减少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规范彼此的行为，减少监督合同条款等方面的费用。
最后，从微观层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劳动合同法加大对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宗旨和立法倾向，但是一项新制度的实施效果却并不一定能够与其制定初衷完全吻合的。一直以来，劳动者都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追根究底，与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是有很大关联的。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有限理性”和“机会倾向主义”的，由于人们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不确定的世界，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并且人对环境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弥补和预防人理性的不足。劳动合同法通过强调书面劳动的签订、推行无固定期限合同、加大劳动者对合同的选择权、增加劳动必备条款、扩大受保护的劳动者范围、健全劳动争议协调机制等，对可能造成劳动权益侵害的法律空间加以了弥补和完善，提高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发挥制度的经济功能和安全功能，使其获得了经济利益，避免了风险。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初期，由于某些企业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采取对劳动者利益损害的短视行为，造成一部分劳动者失去劳动机会和劳动岗位，使得社会上对劳动合同法的各种置疑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新制度的有效性，只能视为制度在变迁和实施过程中与外部环境的契合所付出的改革成本，制度变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执行的过程中，是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的加以调整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还需要继续不断推进和完善的。
可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不可避免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一定的制度成本，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劳动交易费用、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等方面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及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三、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劳动合同法带来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如何在其实施过程中作出最优的行为选择，实现制度的效用最大化，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一）政府行为选择。
政府作为劳动合同法制定和实施的主导力量，对实施效果和进一步完善都起着重要作用。制度创新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利益矛盾，这就需要政府对受损者在一定程度给予补偿性的制度安排，对相关利益加以调整。因此，政府更需要注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对于其承担的制度成本，通过各种经济或政策手段加以弥补和支持。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政府应均衡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加大社会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满足劳动者各层次的技能和教育培训需求，降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面临的各种风险，促进两者之间的公平博弈，维护整个社会公平，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同时，政府应该明确和细化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标准和实施细则，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加快相关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出台，发挥积极的政策导向效应，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
（二）企业行为选择。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作为中观主体的企业可能是直接的受益或受损者。对于劳动合同法明确加大对劳动者保护力度的立法取向，使部分企业产生对劳动关系过于固定，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约束加大，在市场竞争中灵活性减弱等担心，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其担心不无道理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缔结有远见的契约，形成对双方可信的威胁，将可能存在的危险重新设计到契约关系当中，对防止机会主义，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和提高理性水平，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是有利的。劳动合同法施行后，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其正面功能，在劳动合同法基础上为加强劳资合作创造条件,强化合作意识，通过加强与劳动者的合作，规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各种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进行专业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亦是有利的，通过约定培训费用、约定服务期以及同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订保密条款、竞业条款，消除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特别是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担心，降低在人力资本和经济投入等方面的风险，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战略性目标的实现做好准备。
（三）劳动者行为选择。
对于劳动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自身的保护作用。一般来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不可能立刻改变和扭转其所处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的。使劳动者真正处于弱势地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知识水平、法律意识、认知水平的有限、个人力量的薄弱等原因造成的。劳动者面对的往往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无法参与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微弱的声誉效应和昂贵的司法程序等.因此，能否从根本针解决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关因素，才是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劳动者应该加强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参与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致力于形成和完善代表自身利益的相关团体，从而减少自身在信息水平、知识水平、法律水平、认知能力、理性决策等方面的局限，提高博弈能力和博弈水平。
从经济人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的“机会倾向主义”的假设出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威廉姆森认为：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的根源。①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也应该规范自身行为，避免各种为追求自身利益，故意破坏劳动力市场秩序，扭曲、搅乱或歪曲信息，缺乏信用，通过各种隐蔽或狡黠的手段损害企业利益等行为，在劳动合同法行为框架的引导和约束下，诚信、自律、守法，促进新制度的实施和经济活动的有效运作，将有利于新制度更长远、更广泛、更有效的发挥对其保护作用的。
四、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其实施可能会给各利益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当然，不可否认其实施会带来一定的制度成本，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问题，造成短期内结构性就业矛盾等。但整体而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顺利转型利大于弊，对社会各个经济利益主体亦是如此。因此，整个社会都应该以一种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其实施的效果，克服其在实施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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