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1?1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科学化水平研究”（11BDJ033）。 作者简介：薛瑞汉（1971－），男，河南南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学习论坛》编辑部副编审。
摘 要：网络已经成为舆情汇集的新通道，它能够快速反映社会动态、热点民意、网民心声，比较真实地显现了民众对社会的情绪态度。网络舆情工作是随着互联网及网络舆情的产生而出现的一项新工作，是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这项工作因互联网影响日益扩大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应对来自网络舆情的压力，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一个不能回避的新问题。
关键词：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科学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2－0050－04
网络舆情工作是收集、整理、分析和报送网络社情民意，为掌握社情民意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包括舆情监测、舆情分析、舆情研判、网络舆论引导、舆情危机应对、舆情工作管理等内容。它是随着互联网及网络舆情的产生而出现的一项新工作，是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这项工作因互联网影响日益扩大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因此对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使舆情不转化为舆论或转化为良性舆论。当前网络舆情的冲击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通过这类渠道表达自己的个人想法，对各级领导干部行政行为的干预力越来越强。对于长期习惯于权力自上而下垂直行使的领导干部来说，网络的交互性、偶发性、平面化、碎片化对传统执政方式形成了革命性的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非常有必要对网络舆情工作加以重视。
一、网络已成为转型期民意表达主渠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民的权利意识觉醒，“新意见阶层”开始出现，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成为草根阶层最便利的表达渠道，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一）网上议事已成为网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各种利益主体不断出现，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人们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传统的收集民意、反映民情的办法很难满足多元化社会表达的需要，需要开辟新的渠道为各种利益主体反映诉求、表达思想提供便利。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1]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为6?1％。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1］。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传播格局，它所具备的即时、互动、大量信息等特点为表达民意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快捷的平台，亿万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和推动网络舆论的成长壮大，成为比西方国家互联网还要发达的网络舆论场，而且这种影响方兴未艾。当前，“草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议程的重要推动者、设置者，传统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正在被打破。这一政治力量借助网络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改变。他们从此有机会在公共话语空间说自己想说的，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通过相关的沟通渠道将这种诉求上达决策层。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富人、官员或一些权力部门往往成为舆论聚焦的对象。一旦网络热点形成，各种舆论就会交织在一起，排山倒海而来，逐渐引起了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网民发表意见的渠道呈多元化趋势。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博客、聚合新闻（RSS）等。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随着科技进步，随着手机的广泛普及，手机功能的不断开发，手机短信这一功能在实践中逐渐担负起传播媒介的角色。随着3G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将手机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而从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来看，手机新媒体的兴起，将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推进。
(三)微博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网络舆论生态。微博限定在140个字，本身很弱小，有的时候，140个字很难把你想表达的说清楚，但就是这140个字，掀起了巨大的改变，这是它的传播特性在起作用。一是传播的速度更快，方式更发散；二是社交功能大大增强。微博传播不是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而是裂变式的广泛传播，一个人的微薄可以被其“粉丝”转发、再被“粉丝”的“粉丝”转发，不断扩展。有关实验表明，一条微薄在半天之内可以传到国内各地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微博是政府信息公开、寻找相关线索、澄清相关谣言、应对突发事件的便捷工具。微博作为“个人信息即时共享综合平台”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日常生活，微博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政府官员也开始意识到微博的传播特性和社会价值，现在开微博的比较多。“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主持的网络舆情智能化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的监测：在2010年，刚刚成长了不到一年的微博已经在各种传播平台的影响力排位中位列第三。根据相关数据推演，2011年，微博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和信息交换的传播平台，影响力排位极有可能升至第二，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一。”[2]另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显示，一年时间内，由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制造的全国舆论热点就从8000激增到90万。
二、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空前高涨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对网络舆情的理解和驾驭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重视，网络监督也已成为架设在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一）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网络的声音。加强舆情工作，是党中央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情民意，反复强调要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更好地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央领导人对互联网的作用和地位也纷纷进行正面肯定和率先垂范。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考察人民日报社，并来到人民网，以视频直播形式同广大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表明了他对网上民意的关注。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网、中国政府网联合专访，第一次与众多网友进行在线直接交流。这次访谈不仅激发了广大网友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显示出公众对政府的厚望和信心。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再次与广大网民在线交流，共商国是。
（二）各级地方领导越来越重视与网民开展“面对面”的交流。近年来，在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的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网上“领导留言板”、网上访谈、网络问政等形式的政府与网民互动平台纷纷建立。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养成了上网的习惯，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不断畅通和重视网络舆论渠道，让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通过网络与民意的零距离沟通而得到改善和提高。2009年4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州与12位社会人士进行座谈，征求对广东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7位为奥一网和《南方都市报》联合推荐的网友。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不仅与网民进行网上网下对话交流，还推动江西建立了全国首家“问计”网络互动平台――江西问计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及浙江省委其他十几名常委、湖北省省长李鸿忠等地方领导相继与网民在线交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网络问政逐渐成为一种常态。”[3]据统计，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自2008年改版以来，全国30位书记省长、60多位地市级领导干部，陆续通过地方领导留言板对网友留言进行公开回复或处理，得到落实的网友留言近5000条。一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地方官狼狈丢官，直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另外，很多全国性与地方性的网络论坛/BBS、微博等也受到重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员建立了官方ID或微博，官员级别涵盖了省部级和基层干部等，与网友积极互动，引发强烈反响。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也已经成为各地推进网络问政的一种“时尚”。不少地方还纷纷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定期报告制度，设立网络舆情工作办公室，将舆情工作与政府机构日常决策和办公紧密结合，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4]（pp?5?6）。
（三）互联网已经成为地方两会收集民意的一种常规渠道。当前，开门办两会，积极面对网络民意，已经成为地方两会中一道新的风景线。“上海市两会期间，多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部分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做客东方网，向市民公布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计划，并在线回答网友提出的各种问题。”东方网的网议人代会“已开办六年，但在两会期间开通，今年还是第一次”[5]。网络已经成为代表委员和普通网民沟通的桥梁。在地方两会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从虚拟社会走向现实社会，网络民意变得越来越可触摸。重视网络民意，甚至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这表明，地方政府正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心态来对待网络。
三、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网络以其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的特性而获得了蓬勃发展，而在网络快速拓展的背后是互联网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层次影响，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已初具规模并逐渐形成对社会管理的现实影响力，网络舆情同样是现实民众心声的某种反映，对现实社会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一）网络舆情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当前，网络舆情已成为整个社会舆情中反应异常灵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事件倘若离开网络所提供的传播条件，其影响往往只能囿于一地、一端；而借助于网络，它们则迅速演变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公共事件。以此相伴随，关于这些社会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每每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进入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的视野。在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些事件形成的网络舆论及其舆情底蕴，都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并成为不可忽视的无形力量。”[6]目前，网络日益成为热点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社会舆论的主要源头，网民在突发事件中的反应速度明显提速，现实社会上的许多热点事件会最先在网络上进行炒作，而且会对事件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关系社会民生的事件和官员腐败事件，会在网络上迅速形成热点事件，引发广大民众的热烈讨论形成舆情，进而对事件的发展和处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近一两年以来，无论是江西宜黄拆迁案还是河北“李刚门”以及上海火灾、温州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等，都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公众的情绪、意见建议和价值判断等就是通过网络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不仅暴露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社会动态和社会思潮，而且对事件的走势施加了巨大而持续的舆论压力。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利益群体多元化。“一方面，要通过互联网暴露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提示政府及早发现和解决，让网络起到‘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让民众的疑虑和不满得到释放、宣泄，可以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4]（p?7）
（二）网络舆情是引发各类极端事件的“汇合集中源”。在肯定网络舆论积极正面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网络世界信息庞杂，不易于管理。网友可以匿名发言，加上信息传播速度快，常常出现情绪化和极端化言论。另外，大量未经验证信息的可信度不高，时有发生的网络谣言和恶意炒作也可能混淆公众视听，误导受众，甚至引发社会恐慌，如山西地震谣言事件等。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在为我们提供便捷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当前网络舆情的非理性因素更突出，处理不当甚至会诱发各类突发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多元化，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造成民众的浮躁化，进而引起民众情绪化的淤积。引起网民情绪化的对象太多，由于社会代偿机制的不健全，网民能够宣泄情绪和不满的渠道和场所有限，网络目前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因此，在目前的政治考量前提下，一定数量的情绪宣泄渠道和场所是必要的，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必需的，网络为民众宣泄情绪提供了最佳渠道。“由于网络信息没有空间障碍，某些一般性的群体性事件，如果被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插手，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就可能成为关注焦点，进而产生传播加速度，形成网络‘蝴蝶效应’，使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发展成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反社会性的活动。”从国际传播大环境来看，一些外部势力也企图“用互联网崩裂中国的长城”，认为“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又由于网民身份构成的复杂，不同职业的群体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感受会有差异，从而使得一些网上对群体性事件的评价往往不能正确地反映民意，甚至演化为一种“多数人暴力”，“在群体网民激扬的场域中丧失基本的理性。网络‘蝴蝶效应’使群体性事件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加严重的方向发生变异”［7］。网络虽是虚拟空间，却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当前一些人不仅热衷于在网上发表意见，而且开始“从网上走到网下”，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社会，若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也有可能使一些原本不会发生，或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演化成一种公共事件，造成严重后果。如以“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罗彩霞事件”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事件，最后都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且在真相大白之前，已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网络舆论工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 执政党高度尊重社会公众的意愿，自觉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乃是实现善治的政治前提。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支配和利用代表先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传媒工具。通过网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也是检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领导干部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而行使行政权力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p?526）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党的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他们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正成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不断提高应对网络舆论的能力和技巧，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施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和政府的宗旨决定了需要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因此，在党的执政能力中理所当然地包括利用和主导互联网空间的能力。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运用水平、管理水平以及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也是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当前网络问政和舆情工作已经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日常重要工作。所以，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不会利用网络的领导，不积极参与互联网空间的领导，不能算是现代型的领导。
（二）网络舆情热点问题的处置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网络舆情热点问题的处置是否妥善已成为考量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标杆。随着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的普及，带来了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许多新特点：民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增强，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提高；网络舆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问政、网络议事如火如荼等。近年来，存在两个舆论场，即以党报、国家电视台、新闻网站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民间口头交流，特别是网络“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包括BBS、博客、微博客、QQ群等。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和对话并存，官方媒体的正面宣传在网络社区中经常受到质疑。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实践证明，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越强。所有这些都加大了网络舆情引导的难度，更给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网络舆情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出现热点，现实生活中累积的社会矛盾、互联网上潜伏的公众情绪，就会被迅速点燃和发酵。网民意见的集中表达很容易引发和激化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网络上强大的技术手段如“人肉搜索”等更让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无所遁形，互联网的传播放大功能很容易让事态扩大化，影响热点问题的发展和处理效果，一旦事态失控更容易导致出现严重的社会后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正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即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到信息发布的及时、公开、透明，最大限度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网络成为现实民主的重要推进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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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裴智勇.地方两会：直面网络民意[N].光明日报，2010?02?20.
[6]丁柏栓.论网络舆情[J].新闻记者，2010，（3）.
[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度关注网络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J].红旗文稿，2011，（8）.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