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也是姓李的诗人所写。在中国，姓李的人写诗，我总觉得先占了点便宜。我读李南的诗歌，也有“不敢高声语”之感，她诗歌中的谦卑与虔诚，使我不敢造次。也就是说，李南的诗歌中有另一种力量：一滴水的光明。水滴石穿，于水于石是经历，于我而言，则是对人性中时间的钦佩：“轻如羽毛”，却“活着”。
李南无疑是热爱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尤其是白银时代女诗人的诗歌。她们的诗歌是血与绒毛。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是血，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绒毛。但李南并没有饮血茹毛，她寻着水源。她在自身找到――扬弃痛苦的不无自恋，光明地承受幸福与感恩的回味。
李南的诗歌中有种光明，这是一滴水的光明。没有怨，没有牢骚，没有想不开，她报滴水以涌泉。茨维塔耶娃是女战土，阿赫玛托娃是女王，李南是女菩萨。女战士女王是欧洲人的理想，女菩萨是中国人的境界。这也是我不敢造次的另一个原因。我心性混沌，尽管知道女菩萨的好，但还是喜欢狐狸精。所以我对李南诗歌更多的是钦佩敬重，而不是喜欢。这或许正是李南诗歌的本质。有的人诗歌本质是让人怀疑，有的人诗歌本质是让人亵玩，有的人诗歌本质是让人断气，有的人诗歌本质是让人跳高。我的诗歌，在本质上是让人拒绝。也就是说，诗歌只有一个人的本质，并没有约定俗成。
李南的一句话“啪嗒”一响，盒子打开了，装了足够的东西，让我敬重――李南说：“写诗没有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但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我将对它心存感念”。其中有一片沧海桑田。“我的头低着，思想却在飞翔”，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洛尔伽的句子。他与李南说的意思接近，但李南有多层痛感。痛感是当代诗歌发达的器官――在洛尔伽或者艾略特的诗歌之中，这个器官的特征并不明显。所以他们是现代诗人。
李南说：“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狂欢，同时更是对精神层面的净化与批判。精神的反抗应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这其实是不能分割的，除非风格化。语言的狂欢必然是对精神层面批判的产物，而这种批判会带来两种结构：“净化”与“杂交”。李南的诗歌无疑是第一种结构。这两种结构在现代诗人身上同样能够看到，粗暴地举例，比如“净化”洛尔伽或者“杂交”艾略特。至于“精神的反抗应是诗人特有的气质”，我赞成这一句话，但事实不仅仅如此。在李南的诗歌之中，我看到的却是另一面――是反面吗?
在李南的诗歌之中，恰恰是精神的顺从应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这正是李南的不同一般之处。“精神的反抗应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这句话是真理，但却是陈词滥调。而“精神的顺从应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这是个人爱好，甚至还是个人业余爱好――对李南来说，却是“把写作的视角由内心的幽怨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顺从有时候比反抗更为重要，一些人活得太年少气盛，就说我吧，我是不知道的。
李南说：“其实还有很多想法没有说透”。这才是一个好状态。诗人终其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其实还有很多想法没有说透”。
以上“李南说”引自李南2002年5月6日早晨给一位朋友的信，特此说明。
我决定继续引文，这引自一篇访谈：
张悠然：记得认识你已经有五六年了，一直感觉你不像一个诗人，原谅我的直率。
李 南：呵呵，你认为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张悠然：至少该是个性张扬，比较浪漫，有一些超常行为吧。
李 南：这说明你对诗人的理解有误，也原谅我的直率。我认为诗人是隐蔽在人群中的先知。
看到“我认为诗人是隐蔽在人群中的先知”时，我笑了起来。我觉得李南隐蔽得太好了，以致我和她第二次见面都没认出她来。
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树才介绍的。后来就一起去喝酒，我们三人之外，还有娜夜、梁小斌、叶匡政、李志强等人，我记得有十几个人。那天是北京的第一场大雪不久，路上全是冰，我说到我家附近去喝吧，让我喝醉后少摔几个跟头。大伙儿心善，就从城市的一头赶往另一头了。喝到凌晨两三点钟，一出饭馆门，空气湿润，空气里飘雾。大伙儿就这么分手了。
第二次见面是在殷龙龙诗歌作品讨论会上，我站在门口抽烟，风真大，我一嘴泥沙。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所以印象深刻。我见到一个人，我说：“你是李南吧”，那个人说：“我不是李南”，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认错人了”。开会时候，那个像李南的姑娘正坐在我与树才对面，我对树才说：“李南现在很流行的”，树才说：“什么意思”，我说：“那个人怎么长得和李南一个样”，树才说：“她就是李南啊”，我惊讶了半天。
我与李南就见过这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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