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1969年生于河南焦作。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副系主任。上海作协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 2001年夏天，我在交大工作七年后，又重回南大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得知这个消息，一些上海的朋友都很奇怪，不就是一个学位吗，现当代的博士点上海的大学又不是没有，随便找个学校读读就行了，何必这么辛苦，再往南京跑呢？
应该讲，朋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而且按照交大的规定，在我读博士期间不能脱产，最多只能减免一些工作量，也就是说，在读博士的这段时间，我得在宁沪线上往来奔波。但事前我却没有想这么多。我觉得，能够借这个机会回到南大，重新感受那弥漫在校园里的特有的学术气息，重新在有着粗大的法国梧桐和香樟树的南大的校园里漫步，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的事。
原来我还以为我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可到了南大，才知道我们这届现当代专业的十几个男同学中，有不少都和我一样舍近求远，来到了南大。像我的同屋赵顺宏兄在广东的一所大学任教，如果在广州就近解决，显然也省事得多，可他也同样不辞劳苦，来到了南大攻读博士。有天晚上，我们偶尔聊起了这个问题，他只是笑笑说，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南大的风格，所以就来了。至于应届毕业的湖南小伙易前良，更是从南到北，一口气考了好几所名校的博士，最后也从中选定了南大。他的理由也和老赵的差不多。
可南大的风格是什么？似乎一下子谁也说不清楚。一如南京这座城市，很难一下子将其特点概括出来，因为南京既无北京之阔大，也无上海之摩登，仅从外表看，和绝大多数国内的城市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不像北京，上海，一眼看去，就能拉开差距，因此，每一个初来南京的人，也都很容易对南京产生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路边的那些在民国时期栽种的整整齐齐的法国梧桐，几乎总是能让人过目不忘。我的一个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教书的朋友在谈到南大时，就曾对我说，他去过一次南大，感觉南大也没什么，也就是树比他们学校的粗点，房子比他们的老一点，破一点而已。
我不禁忍俊不禁，难道这还不够？以前有人讲那些骤然暴发起来的新贵时，喜欢用树小屋新画不古之类的话来进行讥讽，我还从未听说因树大屋老画不新而得咎的。其实，这个朋友的意思我明白，他不是对南大的校园有意见，是对南大这些年来的影响和名声不服气，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南大的树比他所任教的那所大学要粗那么一点，房子也老那么一点呢？
不过，和南京的风格类似，南大并不是那种风格很鲜明或个性很张扬的学校，南大的校园不大，在里面走一圈也要不了多少时间，校园的建筑，不管是那些建于20世纪初年的原金陵大学的古典风格的大屋顶建筑，还是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仿苏联式样的教学楼，和近年来所建造的一些体量庞大的高层建筑，好像很少有那种气势咄咄逼人，外观新颖奇特的，不过，虽然这些建筑大都中规中矩，不逾常理，但却无一不显得厚重，典雅，平易近人，再加上房屋的外墙大多是沉静的青灰色，这也是南大的主色调，在绿树掩映的校园里和江南明媚的阳光下，更增添了校园的沉稳和大气。也许，南大朴实的校风有很大一部分即来源于这些建筑的影响。当然，反过来，南大的那种诚笃却又不失细腻的品格，也在有意无意间建构了这样一种校园。
所以，大家选择南大，从某种角度来看，还并不仅仅是选择一所学校这么简单，而是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某种精神气质。因为不像本科生和硕士生都是一考定终身，博士生的入学考试时间各校都是不一样的，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再说博士生普遍年龄较大，也比较成熟，对学校的选择相对而言要理性得多，可谓是成熟的恋爱。与本科生的初恋所带有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不同，自然要各方面对自己胃口才行。
因为我不常住南大，每次上了课后就得匆匆赶回上海去给交大的学生上课，所以，和大家认识的比较晚。在同学中间，和我最先熟起来的是老赵和朱文斌，这倒不完全是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的缘故，我们早在四月份入学考试的时候就认识了。这是由于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张卫东刚好和老赵是同事，而他也在这一年回南大考博，我们见面后，他就顺便把老赵和朱文斌介绍给了我。朱文斌是他所任教的那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所以他们也认识。也多亏张卫东拉了这个皮条，让我得以在南大旁边的华达宾馆这个风水宝地和他们一起备考，极大地缓释了我考博的焦虑情绪。考试结束，我们在各奔东西之前互留通讯地址，相约不管考上与否，以后都是考友，颇有一番苟富贵毋相忘的意思。没料到我们都考上了。而且，更没料到的是，我们居然都被分到同一间宿舍。这真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后来想想，可能是我们的姓都是以“Z”开头，但隔壁的张全之，翟业军和曾一果的打头字母也是“Z”，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呢？
文斌是江西老表，非常勤快，再加上搞的是海外华文文学，文明程度比较高，很爱整洁。常常在对海德格尔颇有研究的老赵给我启过蒙后，拿起扫帚和拖把把满地的烟头果皮一丝不苟地打扫干净。其实老赵并不抽烟，那些烟头都是听众扔的。老赵身材颇高，总是穿着一件银白色的高档睡衣在宿舍里晃来晃去，给人以阳春白雪之感，因此招揽了不少下里巴人前来我们宿舍。可以说，三年里，我们的房间正是有赖文斌坚持不懈的打扫，才能始终保持整洁，成为陶园2幢最适宜博士居住的房间。后来我在老赵的启发下，开始研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并深深为其着迷，一度和老赵商量，打算把我们的宿舍命名为林中屋，并做个牌子挂在门上。遗憾的是，我和老赵都不是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所以这个创意始终未能落实，不过，关键还是文斌当时还未像我一样被海德格尔折服，不然，这一计划早就实现了。
去年冬天我和老赵特地到绍兴文理学院去参观了他的新居，发现他整洁的家里居然摆了一套白得耀眼的真皮沙发，我本准备建议他做个套子防尘或以后换一套颜色深点的沙发，但转念一想，我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以文斌的勤快，这套沙发应该会纤尘不染，所谓宝剑配英雄，也只有文斌才配得上享有这么高级的沙发。
和他一样爱整洁的还有小易，不管何时，小易宿舍厕所的马桶总是能照出人影。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一般不会到他那里方便，原因很简单，就是太干净了，我反而无法方便了。小易有两大爱好，一是听张国荣的歌，二是打篮球。如果他在寝室，那一定是在边看书边听张国荣，如果在外面，那一定是在篮球场上。每到六月份，南大的毕业生都喜欢在南园的树荫下摆摊拍卖自己带不走的东西。02年的夏天，我曾和他一起从一个摊子上买了一盘张国荣的《宠爱》，当时非典还没有发生，张国荣也还健在，但他已从张国荣的歌声里听出此人有一种华丽颓废的美，似乎将不久于人世，其后果然应验，着实让我惊讶不已。南大三年，我觉得小易是我们这批同学里收获最大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他不仅在河海大学找到了一个教职，得以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搞新兴的传播学，还和一个漂亮时髦的南京美眉结了婚，这一点尤其让我们这些已经结了婚的人眼红。
老罗是小易的球友，和我同龄，但不像我那么外表平庸，他长得很像电影演员葛优的爸爸，表情总是很严肃，但谁看到他都忍不住想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这一届的班长，不严肃不行。他像他的同乡沈从文一样，对上海没有一点好感。他曾陪叶子铭老师来沪上治病，在上海呆了一个月也不愿意和我联系。原因只是讨厌上海这座城市的浮华和自以为是。我曾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却说不出具体的例子。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沈从文，我总疑心他是受了沈从文的影响。所以，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北上南下时，他却早已联系好岳麓山脚下的湖南大学，准备为故乡效力。
和他同屋的施军是江苏一所大学的处长，面色白净，温文尔雅，但他平时总是皱着眉头，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只有在谈到自己的宝贝儿子时，他才会一展笑颜。因为我有个作家的虚名，每次只要一喝酒，他就会告诉我他那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已经在一家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他很想让我也拜读一下，看看自己的儿子有无可能将来在文坛上混出一番天地来。这倒很罕见，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有亲爹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时代去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文学的。有一次，他托我在上海买一本英文版的《哈里波特》，我以为他要看，谁知道他说来说去，还是给自己的儿子买的。我也终于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原来，他是希望儿子成为像《哈里波特》的作者杰罗琳女士那样的超级百万富翁。
而供职于中央某部委级出版社的谢刚级别比施处要高很多，从理论上讲，压力也应大很多，却从来没有见他皱过眉头。每次他从北京过来都是笑嘻嘻的。他是个青年出版家。自从他慧眼独具，勇敢地吃了第一个网络螃蟹，向银行贷款出版了著名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捧红了痞子蔡后，不断有号称是美女的网络作家追踪而至，遗憾的是，她们从未在南大现过真身，也许是怕见光死？不过她们的名字却是色香味俱全，什么白起司，黑可可，卡布基诺，人头马，一接到这样的电话，就让人胃口大开。不过，谢刚从不请大家吃这些小资们最爱吃的东西，他只请我们喝北京的红星二锅头，而且一上桌就是每人两瓶，幸好是二两装的，要不我们非变成血腥玛丽不可。不过，在南大，谢刚还是不可避免地紧张了一次。毕业典礼那天，在大家都犹如红衣主教一般，带着方帽，穿着黑红两色的大袍子，一个个庄严肃穆地列队进入小礼堂参加学位证书授予仪式时，我们突然发现，对列中少了谢刚。眼看着时间已所剩无几，每个人都不禁焦虑起来，正在大家决定打他的手机时，胖胖的谢刚双手提着袍子满头大汗的向礼堂门口跑了过来。原来，谢刚在宾馆里把博士服披挂整齐后，因为心情过于激动，把小礼堂在哪给忘记了。过去我总觉得范进中举后发疯是假的，是作者在胡编乱造，现在看来，这不仅真实，还很深刻。
张全之是我们同学中唯一的一个正教授，还是山东一所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他只要一喝酒就会变得一本正经。可能是经常主持各种会议，习惯成自然的缘故，在这种场合他往往也当仁不让地主持大局，一般在开始时他会把手中的酒杯往桌子上一敲说，“弟兄们喝起来，搞点气氛出来。”而一旦到他感觉到气氛差不多了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觉得自己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就会说，“怎么样？弟兄们，杯中酒，干掉？”，然后不待大家同意自己就先一口喝掉，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忽地一下站起来，说声“走人”，抬脚便走。第一次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谁知他竟然真的抬脚向门口走去。我们这才发现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的论文做的是无政府主义，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才把自己内心的狂野和行为的有板有眼协调起来不露馅的。
有一次，可能是喝多了，夜深人静，他还没有一点睡意，他盘腿坐在我的床上，一边噼噼啪啪地拍落到身上的蚊子，一边端着一只大茶杯醒酒。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有点小名气，就忘记自己是谁，就自我满足，止步不前，还是应该写点不朽的东西。这种殷切的期望放在谁身上都扛不住，我只得频频点头。可他已经是教授，著作还原成竹简，几可等身，而且还是院长级的高官，却要我淡泊名利。而且，最让我痛苦的还不是这个，他经常和同学们聚在他的房间里一起狂聊如何弘扬南大学派的事，可能是我头上顶了个作家的帽子，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们从来不邀请我参加。我只能在隔壁伸长耳朵窃听，同时向隅而泣，为自己是个不入张全之教授法眼的小作家而羞愧，而诚惶诚恐。
只有吕林对张全之教授的理论不以为然，他叫我不要听张全之瞎扯，去写那些没人看的东西，还是要写些贴近读者的，能名利双收的作品，甚至，哪怕是写一部黄色小说也好。“我们是文人，”他一直称自己是文人，“不要听张全之瞎扯，什么现代性，文学史，都是搞笑，他又不买你的书，再说文学史都是后人写的，管它干什么？”
他的话多少安慰了我这颗破碎的心。吕林是78级的老同志，以前曾是东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见过的世面比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还多，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吕哥或老吕，但他却有着一颗年轻的心。每次让女秘书回大家的伊妹儿，都落款为阿林。实际上，老吕是我们这帮同学里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他是一家至今仍未被并购的大证券公司的老总，是南大商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这些年读博成为时髦，他本可回到商院升一下级，但只因他酷爱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才到中文系来读博。而我的一个硕士同学，因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也在这一年回到南大读博，不过，和老吕相反，他读的是商学院的博士。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在南大三年，我竟和他一面也没见过，倒是和老吕这个经济学硕士，形影不离。因为只要我们同学聚会，老吕都会设法到场，有很多次，他都是设法开着他那辆别克车从外地星夜兼程赶回来的。而只要他在场，买单的人也必定非他莫属。为了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每次买完单后，老吕必定要开发票，而且，每次都吩咐小易帮他收起来，我们还以为他会拿到公司报销。可谁知有一次我偶到小易房间去找一盘张国荣的磁带，不小心打开一只抽屉，我这才发现了奥秘，里面全是他让小易收起来白花花的发票。原来，他根本就没把这些发票拿去报过，全是自费请的我们。
这个秘密我相信王理行也早已知道，但他从来不说。理行一如其名，有理才行，而且，他从不喝酒，每次我们在一起开怀畅饮的时候，他都不为所动，只喝酸奶果汁一类不含酒精的饮料，以保持自己的理性，所以，他应该在老吕买单时看出一些端倪来。理行多年前从南大外文系毕业后即供职于译林出版社，等到我们同学时，已是在外国文学界和读者心目中有着巨大影响的《译林》杂志的主编，他常年着西装，但并不挟洋文以自重，和我们对话，使用的都是带浙江口音的南京普通话。他为人谦逊，不过，一旦真理在握，决不让步。有一次我应邀为他所编辑的一部小说写了篇书评，他看了后立即打电话到上海，告诉我不能用。因为，他用英语说，一篇书评重要的不是告诉读者书写了什么，重要的是你看了书后的意见。我的文章所犯的错误就是把书评写成了内容提要，自己的观点却无影无踪。所以，虽然我们是同学，他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这种事情若放到其他人身上，所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还好是我，脸皮较厚，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想，也许正是他的这种认真，才让他走到了今天。理行有着纯正的文学趣味和一个好编辑的眼光，早在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诺贝尔奖之前，他就已经让人翻译并出版了其代表作《耻》，而当时，这本书是库切唯一的一本译成汉语的小说，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想而知。理行兼通中西，自然让大家羡慕不已，不过，有时他也难免为其盛名所累。他的论文做的是在美国的华人用英语写的东西，而我们的博士答辩委员会都是中文系出身的，所以，当理行答辩时，有个委员突然说了一句，认为理行应该到外文系去答辩。看着理行一下发白的脸，在一边旁听的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不过，理行只是有惊无险，那个委员只是开句玩笑吓吓他而已。?一果才是最可怜的人，他的论文还未来得及付印，就被导师枪毙了。而这时离正式答辩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当他从电话里得知这个噩耗后，摇晃着单薄的身躯，几乎要哭出声来。其实，应届考上来的一果是个江南才子，他虽未向老吕那样自称是文人，但却是真正的文人，不只是写论文立马可待，写起散文来也同样是一个高手。他的论文之所以惨遭导师枪毙，与他此前一直在新疆支教有关，他是个很浪漫的小伙子，因为从未去过北方，就主动报名到南大的对口单位昌吉师专去当志愿者，但这正是做论文的关键阶段，他原以为到那里也一样做，当地的资料实在太缺乏了，虽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尽管他勉力将论文完成，难免还是留下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导师才让他突然死亡。
在大家的鼓励下，一果还是选择了坚强，化悲痛为力量，以万夫不当之勇，开始重写论文。代价自然惨重的，当他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后，我特地赶到南大去看望他时，发现他的脸竟然瘦得比我的手掌还窄。所幸他的论文终于通过答辩，且受到了一名从北大来的答辩委员的当面夸奖，让他终于破涕为笑。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推迟毕业的打算，准备和前几届没能毕业的那些师兄们做伴了。
住我对门的刘卫东和一果年龄相仿，却没有如此磨难，他早已将论文写完，且很快就获导师认可，答辩时也受到评委一致好评。这也许和他稳重的性格有关，更与他比较成熟有关，他的论文做的是家族小说方面的研究，自然需要洞悉人情物理。而且，东东识见过人，一次德里达来南大讲座，大家都蜂拥而去，唯独他不以为然，和他聊起来，才知道他对中国学界近年来唯洋是举的风气早有不满，比如，他就认为与其研究什么狗屁的后现代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还不如研究毛主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后者的影响更为真切，也更为巨大。我认为他说很得对。毕业前夕，他妻子从河北前来，他设盛宴招待我们这批同学，席间，他稍一示意，妻子便落落大方地站起来向我们分别敬酒。在我们作为师兄弟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感到羡慕。像我老婆就从来没有这种意识，而且，要命的是，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意识。
后来以我们这一届现当代同学的代表身份留校的翟业军也和刘卫东一样，少年老成，还未毕业，就已在很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他的以俄罗斯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为题的论文也受到评委一致赞赏，唯一的遗憾是还不够长。也就是读了还不过瘾。这对一篇博士论文来说，可谓是最高评价了。但要是他们知道这已经是业军在导师许志英先生的命令下予以加长的论文，不知他们还会作何感想？
业军外表俊朗，风度翩翩，是很多知识美少女的梦中情人。所以，每当我们感到苦闷时，就逼着他打电话或发信息给我们看中的女生来宿舍一聊，而每次对方都是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不像我们常常是招之不来，即使偶尔来了，也是不待挥而自去。甚至包括小才子一果在内，在这方面也自愧不如。有一次我和老赵委托他打电话叫一漂亮师妹过来聊天，谁知千呼万唤，对方就是不领一果的情。最后他图穷匕首见，使出杀手锏，提出由自己出资到宾馆开房间，可对方还是坚决的拒绝了。
因此，在临别酒会上，我们都纷纷向业军进言，提醒他以后在南大不仅要谦虚谨慎，还应小心不要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其实，我们都希望他犯错误。因为，我们没几个人有这个资本。所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业军留校后被任命为南大作家班的班主任，这显然是个合适的工作，相信他一定能激发那些未来的女诗人和女作家的灵感。
时间总是比人想象得过的要快。此刻，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毕业转眼已经将近一年了。我知道，以后这个时间只会变得更长，更快。而大家在南大的那些日子也都化作了片段的场景，有如吉光片羽，时时在记忆深处发出温暖的光芒。
在毕业酒会上，系主任莫砺锋老师端着酒杯站起来吟哦了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表达了自己的惜别之情，然后，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三句话，作为他送给01级博士同学的毕业赠言。我们本以为莫老师会讲些恭喜大家前程似锦之类的套话，谁知他的话却非常平实，只是希望大家今后能做清清白白的人，写踏踏实实的文章，赚干干净净的钱罢了。
这也是南大的风格，诚笃，谦和，低调，实在，但却方正，有力。一如南大校园里那些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建筑的那种静穆而安详的灰色，有一种不为流俗所动的古典的美。南大所给与我们的，也正是这种沉静而高洁的精神。
哈佛大学的建筑多为红砖，所以有哈佛红之说，南大的建筑多为青砖，所以不妨有南大灰之言。其实，把哈佛和南大联系起来并非空穴来风，南大在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派的主将和其它系科的老师，有很多都是哈佛毕业的。不过，这并不是我写这篇东西的缘起。坦率地讲，这里把哈佛搬出来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而已。
在文章的结尾，我愿意把莫砺锋老师所吟诵的那首李白的诗抄在下面，因为，这首诗也一样能表达此时我的情感。我相信，它也一样能表达我们这批同学对南大，对母校，以及彼此之间的情感。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如今又是江南柳花开放之时，01级的同学们，可曾有谁在梦中再次闻到李白诗中的那股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