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文:1991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并被授予国家级“人民教师”奖章。1992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现为复旦大学附中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已发表文学作品1000万字左右。
明代武宗正德六年(1511)状元杨慎的殿试对策,褒扬明朝自太祖以来的“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即能拿出治理的措施――文武并用,能保持治理状态――兵农相资,并针对武宗谋求大治的策问,敬献了自己的政见。
为了使这个核心部分上下沟通,并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此前作者化了一半篇幅历史地考察了兵农相资则得、兵农相分则失的史实。这一方面有利于说明兵农与文武的关系――前者是实,后者是名,因而可以附带说明兵出于农,文武不得不合,兵判于农,文武不得不分;另一方面有利于说明治理军队和治理民众的方法应该保持一致,不容许有所不同。
这样,我们可以从中领悟作者构思全文的匠心:前一个“一方面”是上半篇文章的小结,后一个“一方面”是下半篇文章的话头。
上半篇除了第一段是全文总起以确立论点外,其他六段则或从朝代或从帝王君主来划分文武、农兵的结合或分离。
第二、第三、第四这三段是从朝代来划分两两结合或分离。其中第二、第三两段是一般地说,第四段是特殊地说。
一般地说,三代以上武力和文教本属同一种法道,农兵又在既定目标上相同,即没有变故就是农,发生变故就是兵。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时因事而各彰显其中一个侧面。但三代以后,秦不师古,专以武勇立国,老百姓在争战上变成忘记生命、贪图利益的人,读书人把受典章拘束看得很低贱,废弃了演练武舞文舞的风气。汉朝袭用秦制,把将军、丞相的职责区分开来。唐朝和宋朝,更是把军政、国政的权力各向一边倾斜了。
特殊地说,西周依照土地和军赋各出兵力,一旦有事,则任命将帅,出动军队,大功告成,将帅回朝廷,官复原职,士兵回到居住地,从事耕作。农兵一身二任。但是到了三代之衰的东周列国,以管仲为代表,使国中之民为兵,不服耒耜之勤,使鄙野之民为农,不识干戈之具。可见,农兵之分已非常明显。
接着,第五、第六两段再以帝王君主为划分标准加以论述。
第五段以帝尧、虞舜、大禹为例说明古代帝王既兼备文教与武力,又使士兵和农民的功效对等地发挥出来。第六段虽然写到文武农兵已经判然两分的汉、唐、宋三个朝代,但强调其中有的君主在创建国家基业时用武而不忘文,在保持已有基业时用文而不忘武。有的君主看来只重武不理文,如汉高祖,但他的宽厚仁义无形中合乎道法;有的君主看来只重文不用武,如宋仁宗,但他的仁德恩泽无异于培植国本,何况还任用韩琦、范仲淹等儒将 其出力。――显然,这样写是很辩证因而是很有深度的。
尤其能够增加文章理论深度和增强文章逻辑力量的是,在第六段下半段指出了这些君主之所以这样做的理论基础:一是认识到汉初政论家陆贾之言“天下安,注意相”的重要性,在太平时期必须修明文教措施;二是认识到兵书《司马法》之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性,在太平时期同样必须整治武备。――这样一提,便可引出“兵以卫民,民以给兵”即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看上去不同而实质却相同的观点,进而引出第七段。
写第七段本来的难处在于:怎么又要以朝代为划分标准了?――现在好办了,只要顺着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二者的方法一样不一样来判断就行了,朝代的划分已经淡化了;而且,这样写有利于本段最后一层对上半篇文章的小结,有利于本文下半篇对武宗谋求大治的策问,作出有准备、有铺垫的回答。
当然,在对策问作出回答之前,必须有一个长的过渡,以便对明朝的武功和文德大加赞颂。赞颂什么呢?上文不是大段大段地论证了文武农兵合则得、分则失的道理吗?就在上面一段,不是从治理民众和治理军队有无区别否定了汉朝和宋朝、肯定了唐朝的做法吗?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赞颂文武之分了呢?你看:科举分文举、武举,官员分文班、武班,各部门人员配置分文选、武选,不动产分屯田类、民田类,户口簿籍分军籍、民籍,官署分管理民政的州县、统领地方驻军的卫所。这又怎么理解呢?――显然,这应该从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来理解。从三代之衰起,文武农兵基本上分离了,现在来它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有必要吗?再说,毕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现在,在形式上好像各有所司,责任上却互相维系。加上中央大权皇上独自运作,不存在权力转移到下面去的闪失;各地像犬牙交错那样互相制约,不存在拒不服从中央的祸患。所以一百五十年来靠文德武功达到了大治。但是武宗“皇心谦冲,谓承平既久,玩?(kài)随之”,于是以“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一句为总述,下分六段缕析之:
第一段和第六段是关于育人和用人的问题。作者认为治理天下要靠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人才,为此,首先要靠好的学校来培养。作者还认为不是人才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是使用人才没有恰当的方法,或者用人不当,或者人未尽才。所以亟需培养有热爱国家的诚意、有未雨绸缪的本领,不贪图安逸、不荒废岁月,并且刻苦实践“文德之敷,云行雨施,武节之建,雷厉风行”的人才。
第二段和第三段是关于治理民众的问题。要确立民本思想,认识“民者,国本所系”,要求地方基层官员太守县令首先保障地方安全,安抚养育百姓。对于盗贼,要本着“盗贼亦人耳”的人情关怀,给予教化与养育,不折磨体力,不摧残身躯,不伤害他们的父母、妻室、儿女,不损害他们的田地、住宅、财产。
第四段和第五段是关于治理军队的问题。对于赋税提前征收的问题,关键在于落实精兵简政,不使军饷庞大,百姓不胜负担。原则是:本地的钱粮积蓄,自可满足军需,做到“民以养兵,而亦不可反为兵困”。对于调遣征发部队问题,原则是:本地的壮士,自可满足当地所需。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本地人一个可以顶得上他们一百个。灵活调动在一个短时间里固然可以,时间一长就得不偿失,说明“兵以卫民,而亦不可过为也”。
就这样,杨慎一一回答了武宗的殿试策问。但是,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问题放在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现实背景上加以考察、阐发,遂成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