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创刊 1955年秋末，诞生不久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开始酝酿创办新的文学刊物。我那时刚刚从文讲所归来，两年前去北京学习之前就和若冰商量好，学习结业后和他一起去大西北安家落户，长期深入石油基地从事写作。谁料想到我们的女儿身体太弱，经常生病，我们担心刚刚一岁的女儿经不住戈壁的风沙和严寒。正在犹豫之际，分会领导找我谈话，文学月刊筹备在即，建议我尽快参加文学月刊的筹备工作，我就这样走上了编辑岗位。
除了我，还有黄桂华，她是四川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初次见面她着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人显得很干练，一口川腔很是好听。我呢，仍穿着延安时期公家发的灰色列宁装，虽去北京学习了两年，仍是一口陕北腔。我俩初次交谈，既亲切又友好，预示着我们会合作愉快。
西安分会绝大部分业务干部都经受过延河的哺育，我参加工作后上的第一课就是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筹备文学月刊时，我们心中共同的愿望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光大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记得老诗人戈壁舟有一首诗：“离别延安久，延河照旧流，流入黄河流入海，千年万年永不休。”这首诗表达了老同志对延安的感情。讨论刊物名称时，《延河》便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几乎没有异议。
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之后，我任小说组组长，黄桂华任诗歌组组长，新来的刘广英任秘书组组长。有两位是原《西北文艺》的编辑董得理和任士增，已分配去北京工作，又调回《延河》。后来又调了王愚来做理论编辑。主编室的领导也是逐步到位的，诗人余念是编辑部主任，副主编魏钢?、汤洛都是作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写作，两人轮流值班。主编胡采虽说早就定下来了，可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在他交接工作的几个月里，最初几期的发稿由分会副主席柳青暂时代理。
柳青当时已在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开始孕育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写作，他隔几日便从长安皇甫来到编辑部，了解前几期的选稿情况。
我在见到柳青之前，便读了他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1942年，我的父亲（时任米脂县东小校长）曾和他一起在整风班学习，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姐姐贺鸿荃和柳青也早已相识，常听她说起柳青在米脂县印斗区吕家俭当乡文书的情形。柳青一向重视深入生活，这一做法很为人们所称道。所以和他相见确有一见如故之感。没想到柳青那么朴实随和，仍是一口陕北腔，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大家和他交谈一点也不拘束，他从不打官腔，也没有空话，他的语言常常让我过耳不忘。
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在做专业作家之前曾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副刊主任，他很了解编辑的甘苦。记得他说过，许多大作家、评论家都曾做过编辑，千万不可轻视编辑工作，在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以及繁荣文学创作中，都离不开编辑的心血。他多次讲到文学事业是愚人的事业，当然也包括编辑的劳动。还特别指出，办好刊物最要紧的是以文学作品的质量取胜，这就要求提高编辑人员的水平，要有识别作品的眼力。在文艺单位混日子也容易，最终误的是自己。
柳青每次来到编辑部，都和我们亲切交谈，有时候还结合他亲自动笔修改过的稿子对作品做具体分析，也谈选稿时要注意的问题，这些谈话对刚刚涉足文学编辑的我来说，都是十分具体的辅导。他每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都仿佛细无声的春雨融入我的心田。
后来胡采回到分会，他既担任分会的常务副主席又兼任《延河》主编。他从延安时期就担任边区文协《群众文艺》的主编，进城后又担任《西北文艺》的主编，而且又是著名评论家。胡采作风严谨，既谦虚又朴实，待大家十分诚恳，又善于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很注重艺术民主，稿件发生意见分歧时就及时组织大家讨论，所以大家有了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向他提出。
1956年4月，《延河》创刊号和读者见面了。新的文学月刊，新的面貌，在读者和文艺界引起较大反响。当时陕西的几位专业作家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创作旺盛期，他们大都是《延河》的编委。他们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交给编辑部。再加上西北局设在西安，我们肩负着展示西北五省的文学创作成就的责任。还有不少喝过延河水的作家诗人，如贺敬之、李季、闻捷等时有新作在《延河》发表。开创期间的《延河》，仿佛有一股势不可挡的劲头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创刊开始，《延河》便树立起良好的编辑作风，大家通过实践认识到做一个称职的编辑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大家都很努力，特别重视提高业务能力和鉴赏水平。也很关注国内的创作形势和兄弟刊物的情况。除了少数领导，编辑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一股雄心壮志，想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为把《延河》办成一流文学刊物而默默奉献。
正在大家情绪高涨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政治风云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无法预料的。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刊物成为被审查的重点。《延河》上发表的一首短诗、一首长诗和一篇杂文被误定为毒草，除了作者被错打成右派，编辑部内部查不出右派也是过不了关的。查来查去最后把编辑部主任余念等误定为右派。反右运动后期，时任副主编的魏钢?和汤洛也调离了领导岗位。胡采同志继续担任主编，改组后的《延河》由王丕祥同志和我担任副主编。胡采找我谈话时，我内心很是惶恐，自知各方面水平有限，怕难以胜任。谁知上级党委很快做了批复。我心里很清楚，对我来说只是肩上的担子加重了，自己只有更好地学习提高水平才能适应新的岗位。好在有主席团和同仁们的鼓励支持，对办好刊物充满了信心，那时的编辑部是一个团结友好的集体。其实在1958年，老编辑董得理、任士增分别担任评论组、小说组的组长，我已做了专职编委，协助主编室工作。余念虽定了右派，并未离开编辑部，仍在小说组担任复审，他一如既往积极工作，没有因开除党籍和地位变化有丝毫懈怠。我和余念虽然地位发生了变化，我心里仍很敬重他，他学识渊博，做过大学教授，又是著名诗人。他的长诗《大渡河支流》受到著名评论家冯雪峰的赞赏，认为是带有史诗性的品格。余念既善良又正直，是一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学者。当时被错定为“胡风分子”的著名诗人胡征，也留在诗歌组做复审，工作同样积极负责。胡征在战争期间曾写过长诗《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受到刘邓部队的嘉奖，他曾在《解放军文艺》任编辑。他和余念在培养和扶持青年作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对年轻编辑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导作用。
新任副主编王丕祥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绥德分区文工团成立不久，他年仅十八岁就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来又任文工团副团长。既参加编剧又担任演员。1950年，王丕祥、白龙和我共同创作了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在西北第一届文代会演出时获了奖，剧本还在《陕西日报》连载。他进城不久，也去了北京文讲所进修，和我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在老主编胡采领导下，工作进展得很顺利。那些年我们刊物的质量稳步上升，订户数量也是稳步上升。
当时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先生对全国的文学创作形势和文学刊物十分关注，几乎每年都有一篇长文章在《文艺报》发表，主要是他阅读文学期刊后的综合评述，对文学创作和刊物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指导意义。印象中几乎每篇论述都列举到《延河》上短篇小说的例子。比如对茹志鹃短篇《百合花》的艺术分析，对我们启示很大。每次读茅盾先生的文章对我们都既有启迪又有鼓舞。
大区撤消之后，《延河》就成为陕西作协分会的机关刊物。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我们特别重视发表优秀的短篇小说，那时驻会作家王汶石、杜鹏程的短篇小说很受读者的喜爱，另一位驻会作家王宗元的短篇小说《惠嫂》在刊物上发表后，被改成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感动了很多人。李若冰、魏钢?的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也引起关注。1959年又开始连载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这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用他十多年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完成的成功之作，自然受到文坛和读者的极大关注。上海作家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和四川作家罗广斌等的长篇小说《红岩》，都在《延河》选载，并加了编者按语，这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建国以来的重要作品。我认为这样一些做法体现了编辑部的眼光和实力。
在办刊过程中，我们明确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发现并扶持本地区的青年作家，这是建设壮大文学队伍和办好刊物的重要途径，这方面我们下了不少功夫，也有不少体会，只好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表述。
当时作协主席团，编委会对编辑部的工作期望很高，他们一再强调不只要通过刊物出人才出作品，编辑部内部也应当培养出人才，出编辑家、作家、评论家、诗人等等，把编辑部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我们为了落实领导的意图，建立起了编辑深入生活的制度，每个编辑下去后都带有写作任务，为刊物的版面服务。通过生活和创作实践提高编辑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才是办好刊物的保证。
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大家都很兴奋，说实在的，我和不少编辑都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通过这种方式，贴近了现实，亲近了民众，思想上受到了锻炼，在练笔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创作的甘苦，提高了写作能力，和作家们谈稿时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一个好的编辑部既是发现扶持作者的园地，又是编辑人员成长提高的平台。
只要我们在这片园地里认真耕耘，定会有丰厚的收获。通过编辑这个窗口，我们同样会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化，从阅读来稿中也可以体验到生活的多姿多彩，还可以吸取有益的营养，从而提高对文学创作的悟性和鉴赏水平。
从事编辑工作之前，我心目中崇拜的是作家的劳动，对编辑的甘苦知之甚少，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是一种默默奉献的职业，需要很高的素质，要真诚的为他人的成就高兴，要有甘为人梯的思想，把个人的名利和得失置之脑后。我以为编辑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只要我们编的刊物受到读者的喜爱，为繁荣文学做出一点贡献，自己从中得到提高和锻炼，哪怕毕生为此而尽力，也会无怨无悔。我一直很敬重那些在编辑岗位上辛勤工作，并做出很实在成绩的编辑朋友们。
文革前后的《延河》
文革开始不久，办了十年的《延河》被迫断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刊物只能服从上级党委的决定，编辑部的同仁们内心深处当然是很有抵触。记得毛主席发出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传达后，我曾公开表态说：“批示中括弧里说，‘据说有少数几个办的好的’（指文学刊物），《延河》就属于括弧里的少数几个好的。”不少人和我持同一观点。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中坚持的就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另外，文艺界有些争论中我们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比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后来又有不少刊物予以批判，针对当时情况，《延河》上发表了魏钢?和王愚的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听说周扬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到《延河》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毛主席说：“究竟是喝过延河水的”，对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予以肯定。这个传闻曾经带给我们以自信。所以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心中一点也不慌，后来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明我自己太幼稚，头脑太简单了。
“文革”运动步步深入，我的思想越来越糊涂，甚至无法理解。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真的要革文化的命。长期以来一直颂扬为忠实执行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勤奋写作的柳青，被机关造反组织把他们夫妇和孩子们揪到作协参加运动，门上贴上了封条。被读者称颂为“三红一创”中的《创业史》也被批成了大毒草；在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写到了彭总司令的作家杜鹏程也因此受难，没完没了地批斗；我们的老主编胡采是第一个上报重点批判的“文艺黑线”代表人物。甚至曾在延安受到毛主席表扬过的老诗人柯仲平，早在1964年因写长诗《刘志丹》在作协党内受到批判，他发言时因内心过于激动和痛苦，脑动脉血管破裂突然停止了呼吸，否则“文革”中会遭受更大的灾难。
从小在延安革命队伍中长大成人，并一直深入大西北讴歌石油勘探者的散文家李若冰，运动开始时被省委指定为省作协“文革”小组负责人，却被造反组织说成是执行“刘少奇路线”、“包庇裴多菲俱乐部”的人，也是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斗争。我只是《延河》主管业务的副主编，中层干部，也逃不了挂牌游街、批判、靠边站的恶运。
回想起来，有些事情真是让人心有余悸。1965年春，若冰仍在大庆油田，我把刚刚一岁的小儿子交给保姆，去铜川煤矿体验工人们的生活，发现了一位模范女工的感人事迹，她叫冯玉萍，在一次救火中她的两只手被大火烧掉，面部也被烧伤，但她身残志坚，坚持锻炼，不仅生活可以自理，性格也达观，还经常去帮助别人，深得工人们的赞颂。我当即组织矿上的业余作者写了她勇敢救火的动人事迹，以及反映煤矿工作艰苦创业的一组散文，这组文章在《延河》上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特别引起了媒体的重视。《陕西日报》当即派记者前往矿区进行采访，用特大标题报道了烧伤女工冯玉萍的英雄事迹。后来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冯玉萍进京开劳模会时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延河》是第一个将女工冯玉萍的英雄形象介绍给广大读者的。
我自己在这次深入矿区生活中受益很多，我和矿工们坐吊车下到坑道，第一次看到掌子面上矿工们是怎样劳动的。我头上带着挂有灯盏的安全帽，可是因为坑道太低，走路时还要猫着腰，个子比我高的矿工们，每天要走这么长的坑道，在掌子面上干活更难以挺直腰杆，我当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工作，矿工们的劳动环境和我们的工作条件可以说是有天上地下之别。这次铜川煤矿之行，虽说时间不长，对自己内心触动是相当大的，让我对编辑也要经常深入生活，以便密切刊物和基层读者的关系更重视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铜川煤矿的造反派忽然来到省作协，他们说我宣传了假英雄冯玉萍，提出要批斗我。当时多亏了作协造反组织派去接待的人是原来《延河》的老编辑路萌，路萌也是迫于形势刚刚加入了造反组织，内心仍然是保持着老党员的良知，他对铜川来的代表说，贺抒玉只是靠边站，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并未定性，这种情况不宜出去接受批斗，再说当时她到铜川煤矿也是编辑部给的任务，不是个人行为。铜川来的造反派只好“无功”而返。
我知道此情况后，十分感谢路萌，他在危难时保护了我。我常常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好几次在我遇到困难时，总有好心人帮我度过难关。当时，还有不少事情想不通，救火女工冯玉萍被造反派污蔑为假英雄，特别是被公认为石油战线一面旗帜的铁人王进喜，在文革中也被诬蔑为假英雄，以至迫害致死，想到这里心中就有一种疼痛感。为什么在这场“文革风暴”中，把许多事实颠倒黑白了呢？
文革后期，我带着两个儿子和全家衣物、书籍下放户县焦东大队当社员，若冰去了泾阳杨梧“五七”干校。十五岁的女儿独自留在西安读中学。一家人分了三个地方。夏天割麦时，两个儿子每天跟着我下地劳动，大儿子割麦时镰刀划破了腿，鲜血直流，社员们就用绵绵的一把黄土压到腿上止住了血；小儿子和村里的小孩在地畔捉蛐蛐，不小心被麦芒扎进了嘴里，吓得哭了起来，社员们帮他取出了麦芒。我跟社员们学会了走镰割麦，说心里话，每天下地三晌参加劳动是辛苦一些，但和社员们相处得好，心里特别愉快，社员们对我一家也十分关爱，真有点儿如鱼得水的感觉。若冰在干校美其名曰“五七战士”，实则劳动强度很大，日子过得并不舒心。每个月集中起来休息四天，他从杨梧赶到西安看看女儿，再为我们买些需要的东西，乘车赶往户县，再搭汽车来到焦东，只能住一天，又匆匆忙忙地返回西安，再乘车赶回杨梧干校。他很希望和我们一起下放户县当社员，在那个特殊年代是难以如愿的。
林彪事件后，户县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调了几位下放干部帮助工作，我作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到各公社宣传党的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有一位社员为林彪画了一副像：“两腮无肉，寡骨无情，当面有容人之量，背后有杀人之心”。这位社员因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和宣传队的队员们理所当然为这位社员平了反，还有一位社员骂江青的，也都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作为说错了话对待。还有一些中农被升级为地主的，也被党的政策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我们的工作受到了户县县委和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当保护群众的利益，看到我们的衣食父母受到不公正对待要挺身而出，敢于直言。当时林彪出逃时乘坐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大沙漠爆炸了，但江青还在台上，我和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大胆地落实党的政策，也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不久，政策也落实到我的头上，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书籍衣物调回省文艺创作室（是省作协、剧协、美协、音协四个协会合而为一的工作室。）若冰早我一年调回省上，他沿着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路线重新步行了一趟，文革后他写的第一篇散文《神泉日出》，经军宣队代表批准后在《陕西日报》上和读者见面，预示着他终于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利。
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办起了《陕西文艺》，胡采虽调回西安，但还未正式解放，由王丕祥任主编，我仍担任副主编。不久，老编辑董得理提任副主编，1976年以后各项文艺的政策进一步落实，余念也恢复了副主编的职务。接下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延河》的名称，胡采“解放”后和王丕祥成为《延河》的双主编。《延河》又增加了几位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编辑，如李星、路遥、白描、李天芳、晓雷、闻频等等。这时候，我们才真正从内心里获得了解放。有不少正直的人，经过“文革”的暴风骤雨，终于醒悟，开始独立思考。编辑部又增加了新的血液，《延河》以一种新的姿态和面貌重新回到期盼文学读物的广大读者手中。
路遥是从《延河》走出的
回想起来，在从事编辑工作的二三十年里，真正费心思的是两件事：一是把握好作品的质量关，这涉及到刊物的生存境遇，每一期我们都要努力把上乘的作品奉献给读者。编辑部是通过版面来体现自己的办刊方针的，作者是通过阅读感受确定值不值得掏钱订阅的。所以在选用稿件时我们对本地区作家的作品和外地作家的作品是同样重视的。
另一点就是在发现和扶持新人方面对本地区的青年作者投入大量的精力。这既是有关作者队伍的建设，更是办好刊物的人力资源问题。
我们根据作者的文学素养、生活根基以及作品的水平将他（她）们划分为几个梯队，而重点扶持的是第一梯队的作者。对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方面的作者都是既有重点扶持又有一般辅导。对短篇小说的作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延河》自从创刊后一直以发表优秀短篇来体现刊物质量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意识地编了几期短篇小说专号，以此来展现和提升本地区作者的实力。
陕西的几位老作家的创作实力早已为全国读者所熟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延河》创刊不久，编辑们深感青年作者创作力量薄弱，像庄稼一样有些青黄不接，有几位老编辑曾提出是否存在大树底下不长苗的现象。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或请进来或走出去，深入各地区办多种形式的读书班，改稿座谈会等试图发现有才华有潜力的青年作者，每年年底还把作者请到编辑部来开座谈会，更加深入了解作者的情况。每次聚会都邀请几位老主席老作家来讲座，用他们的创作实践来辅导青年作者，这种“互动”方式最受青年作者的欢迎，老作家的创作经验对初学写作者有很大的启发。
陕西省的几位专业作家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创作旺盛期，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后来虽落实政策回到省上，不少老作家的身体和写作情绪都受到极大的伤害，有的作家很难恢复过去那种创作激情。多数编辑也已步入中年，重新启动的《陕西文艺》面临着严重的稿荒，我们只能眼睛向下面向基层，促进和鼓励文学爱好者勇敢地拿起笔来。
原以为十年“文革”中不少青年作者也受到了迫害，怕他们对文学创作心有余悸，其实不然，青年作者犹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任何高压手段也扑灭不了人们心中热爱文学的火种。就在全国文艺界处于鸦雀无声之际，陕西延川地区的几位青年诗人创办的刊物《山花》，以她的质朴、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对未来的展望，如烂漫的野花吸引着大家的眼球。
《陕西文艺》办刊初期，我和小说组编辑张文彬一起踏上了西延公路，又从延安来到了延川县。在延川县的土窑洞里和《山花》的几位编辑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创办《山花》的负责人是原《延河》的作者曹谷溪。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被他那满腔热情所感染。《山花》的骨干就是几位当地和外地的知青，如闻频、路遥等。
那天坐在炕头的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着一身棉衣棉裤，时不时地提出一些针对当前形势的问题，有不少是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路遥。我当时就对他很注意，觉得他的思想大于年龄。问他是否写过短篇小说，他就将他的处女作《优胜红旗》给了我。会后诗人曹谷溪极力向我推荐路遥，他那时就十分欣赏路遥的才华。
当时已是十冬腊月，延安一带的气候更是寒冷，但这次出行短短几天就结识了几位有才华的作者，心中颇感温暖。路遥的处女作《优胜红旗》很快在《延河》上发表了，从此和路遥的通信就多了起来。
后来上面提出“掺沙子”，意即请工农兵业余作者来编辑部帮助工作，于是我们就请了路遥来编辑部，陆陆续续还请了白描、曹谷溪等，以及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叶延滨，叶咏梅。路遥被推荐读大学，西安的一所大学因他曾当过造反派头头未予录取，后来延安大学录取了他。因此路遥来编辑部帮助工作时间并不长，延安大学开学前他就离开了。虽说时间不长但路遥给编辑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当他从延安大学毕业分配时，《延河》主编室的同志们一致同意将路遥调编辑部工作，路遥在信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愿望。高校分配前，我们先去省高教局作了疏通，延安大学毕业班分配前，我和王丕祥去了延安，我俩和延安大学的校长认识，加之在延安地委也有熟人。我们到了延安之后，一位老熟人就说：“你们主编副主编都来了，看形势是非调路遥不可了！”延安地委和延安大学一路开绿灯，因为这届毕业生按照省高教局的指示是要就地消化的。延安大学校长张逊斌要我们耐心等待，等到全班同学都分完，最后再分配路遥，免得影响同学们的情绪。我们同意了，就在延安呆了半个月，路遥终于顺利来到《延河》编辑部。
路遥被安排到小说组看初稿，他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很突出，但有一点，经常不能按时上班，他的迟到引发了大家的意见，那时编辑部没有人迟到早退，大家上班都比较认真。为此我找路遥谈过一次话。他向我说了他迟到的原因：他每天晚上读书到下半夜两点左右才入睡，早上难以按时起来。读过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文章就会了解他这种生活习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农家子弟为达到文学创作上追求的目标自我奋斗的毅力，内心很赏识这种有抱负的青年。但是编辑部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一个初来的青年编辑应当严以律己才好。建议他凡遇编辑部开会必须按时到会，别的时间可适当放宽，希望他和大家多交流，以得到大家的谅解。
路遥上午常常迟到个把小时，但中午饭后不午休，一直工作到下班，经常从初稿中选出可用的稿件，按编辑部的要求，对一些认真写作的作者，稿件不能用时应当写回信，提出意见帮助作者进步，这些他基本上都能做到，且对如何办好刊物常有好的建议，不久主编室就确定他为小说组副组长。
编辑部为路遥提供了一个文学飞跃的平台，他的编辑和写作才华都得到了较好的展示。他经常把业余时间写好的作品拿给我看，有一天，他拿了一个短篇《刷牙》给我看，我看后觉得有点意思，既生动又幽默，还真被他的小说逗笑了，但我明确表示不好用。他写了边远农村一个支部书记的儿子从外地大学回家后，一早起来站在?畔上刷牙，口角边上刷出很多白沫子，引得农村很多小孩围着他看稀罕，恰好被他爸看到了，觉得太丢人现眼，就上去打了他一巴掌的故事。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以我当时认识的水平来说，如果一个长篇小说中有这么一小段插曲倒不失生动的生活情趣，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短篇，把基层群众写得太愚昧和落后，不够典型。如果你很喜欢这个短篇可以投到外地刊物去试试。他笑着说自己觉得有点意思就练练笔，大概这个短篇被他压到箱底了，也未见其他刊物发表，也未选入他的文集。
这期间路遥还写了一篇悼念柳青的文章，在《延河》上发表。其实路遥只是跟大家去病房看过柳青一次，他的文章主要是靠读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品理解柳青的。我看后很有感触，这位农村长大的青年作者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悟性，对文学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深度，的确是一位可造之才。
一年之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用批判的眼光写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中篇曾寄给两个大型文学刊物，被退回，他又寄给《当代》，终于被看中，来信让他去京修改稿件，由此结识了老作家秦兆阳先生，他为此十分兴奋。这个中篇不仅在《当代》发表，而且得了当年的中篇小说奖。路遥的创作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不久就写出了中篇小说《人生》，我看了初稿十分高兴，认为超过了《惊心动魄这一幕》，向他表示祝贺，他说自己写作时自我感觉非常好。这篇作品没有直接寄大型刊物，而是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责人王维玲，王维玲十分赞赏，由他推荐给《收获》，在《收获》上推出之后，又获得了全国的中篇小说奖。接着他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又获《当代》优秀中篇小说奖。连着几个大奖对路遥的文学创作道路和发展前途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也激发了陕西和路遥同时期的青年作家们的创作热情。
这时候，主编看到路遥的文学创作才华，建议他全力投入专业创作，在得到省作协领导的支持后，就让他离开编辑岗位，调到作协创作组了。
做了专业作家之后，路遥便全身心投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后来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成了广大青年作者学习的榜样。路遥曾对我说，他要汲取柳青的经验教训，柳青没有完成《创业史》长篇巨著，只写完一部，病情就加重了，二部上卷是在病床上完成的，他必须在四十岁前写出他的长篇。他的计划是完成了，但写完第一部之后，就检查出患了肝炎，他为了完成二、三部，不去认真看病，结果长篇小说完成后，肝炎发展成肝硬化腹水，他的英年早逝，我们大家都感到无限惋惜。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写了路遥成长的过程，主要是因为他是从《延河》的编辑成长为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通过他的成长可以看出当时《延河》编辑部和省作协领导对人才的渴求和重视，只要发现一位有才华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就从一切方面为其铺平道路。
其实《延河》编辑部出的创作人才还有很多，如评论方面的王愚、李星等，诗歌方面的晓雷、闻频等，小说散文方面除路遥外还有李天芳和白描等，当然有的在调来《延河》之前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了。而路遥是从黄土高原偏远山村一位默默无闻的农家弟子，经过在编辑岗位短短几年的努力，创作上就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我以为他的成长与陕西省作协和编辑部领导为他创造的条件和热情扶持是分不开的。
那阵子，和路遥同时期出现的作家也很多，如来自商州的贾平凹，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之后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白鹿原走出的陈忠实，他的处女作在《西安晚报》和读者见面，后来他们都是《延河》的撰稿人，很快又成为作协主席团成员。出生在临潼曾在延安作协任主席的高建群，他的成名作《遥远的白房子》也是兄弟刊物发表后引起编辑部注意的。还有京夫、莫伸、王蓬、李风杰、冷梦、张虹、叶广芩及已故的邹志安等知名作家的处女作都是首先在《延河》上发表的，列举名字难免挂一漏万。总体上说，陕西地区中青年创作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们以一种继往开来的劲头为新时期的陕西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得力于他们的支持，《延河》才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办得有声有色，受到读者的喜爱。
作家们的成长和成就，关键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个人的生活积累、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条件，编辑部只不过是在人才的发现和扶持方面给以热情的帮助而已。没有厚实的生活根基，没有认真的创作准备，想要写出成功的作品，也许只是个人的梦想。祝愿有志于文学的青年都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