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34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同年到西北大学工作。离开讲坛多年,渐入老境,以胡翻书、乱涂鸦自娱。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夫妇有西安之行,弟子钱理群随侍。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准备出一套现代小说鉴赏文库,请王先生主编,他就是为此而来的。
出版社在东大街西安饭庄二楼为王先生设宴洗尘。其时文革结束有年,局势日益开朗,知识分子劫后重生,席间开怀畅饮,语多欢快兴奋。一人忽曰:“王先生,你的寓所离梁效办公的地方那么近,可你从不到梁效那里去,真是难得!”王先生立即笑曰:“不是我不去,是梁效不要我。”一言既出,举座皆惊!
年轻读者恐不知梁效为何物。梁效,即两校之谐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革命大批判组之简称也。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撰写指导文革的重要文章。办公处设在北大校园内。北大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充任大批判组顾问。当时能与梁效有些瓜葛,不少人都是引以为荣的,甚至四处炫耀。即使是清醒的人,梁效叫你去,你焉敢不去?四人帮覆灭,事后诸葛亮们话锋又变:“我早就唾弃梁效这帮御用文人!”王瑶这句话,还历史以真实,显品格之高尚。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各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些新兴国家形成世界的重要力量。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我国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了这一会议。
上世纪5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校长是马寅初。据说他1951年接任校长时曾得到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可以请各级官员到北大演讲。这次他就请周恩来讲亚非会议,周太忙,就叫也参加这次会议的陈毅副总理代他来讲。
演讲在大饭厅举行。当时北大除办公楼礼堂(容纳不足千人)外无大会议厅,全校开大会、看电影、舞会均在大饭厅举行。马老(北大人对校长尊敬而又亲切的称谓)长于陈毅二十岁,陪同陈登上主席台,对陈副总理做了揄扬,说他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又是热情洋溢的诗人。马老说的虽是普通话,但嵊县口音还很重,诗人的“诗”字咬不准,还闹了点误会。
一通长久热烈的掌声后,陈毅开讲了,普通话,带些川味川音:“北京大学门槛高哦,来这里讲话不容易啊!”一阵哄笑!过场话说完了,言归正传:“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很愿意下来和大家见面,接触交谈,听取意见。大家自然平常点,气氛轻松些,不必鼓掌呼口号。”接着他讲了一则不久前发生的事:周日董老(必武)一家游颐和园,荡舟昆明湖上,被游客认出,游客小舟把董老的船围住,鼓掌不止。接着说:“大家随便一点嘛!不要见了领导同志就围起,鼓掌,呼口号,喊万岁!哪个活得到一万岁啊!”话声到此戛然而止,若有所失。停了几十秒钟,又接下去:“当然,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的。有些民主党派的朋友问我们为什么那么拥戴毛主席?我说,我们开始同毛主席也是有争论的。可是我们自己打仗打不赢,听毛主席话跟着毛主席打仗就打赢了,不服不行喽!”
陈毅是性情中人,有赤子的情怀。1962年广州会议上,他发表演说为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时,语重心长,声泪俱下,即可见一斑。“哪个活得到一万岁”不过常识,本没有错,但50年前却犯了大忌,所以陈毅接着说一大段话来补救。
三
冰心,原名谢婉莹,闽人。我们从来不称周鲁迅、沈茅盾、李巴金、舒老舍,可是谢冰心却叫得很顺,不知何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丈夫到日本东京客居。1947年春,曾回国度假,我在南京有幸见到过她。一天听说她正在新街口北边中山路西侧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礼堂讲演,我和几个同学逃了课去瞻仰这位心中崇敬的作家。到了会场只见黑压压挤满了人,后面的人站在条凳上,我们穿过人墙才见到台上的冰心。她身着阴丹士林布蓝旗袍,是当时极普通的衣裳,但裁剪得体,四十来岁,人较瘦弱,一口国语(普通话)却准确洪亮。演讲已经开始很久,讲题却引不起少年人的兴趣,讲的是战后中日关系。我只记得有一段话是:中国是大哥哥,日本是小弟弟,小弟弟不懂事打了大哥哥,大哥哥要原谅他。
由于周恩来的召唤,1951年吴文藻冰心夫妇由日本回到大陆。虽是总理请回的名人,然而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和儿子,却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父子双双成为右派。到了文革,全家更受尽折磨。这时我想她会终于认识到:仅仅用“不懂事”,怕是不能解释人类的一切恶行的。但冰心没有自诉文革之苦的喋喋不休的文章,这是很值得思索玩味的。
四
1955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作过一次报告。除人大同学外,北京西郊各高等院校也都派人参加。人很多,记得是在一个露天场所开的会。第一次见,觉得他矮小,有精神,有活力,说话鲜明生动,无官话套话。其时虽已批判胡风理论,还没有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青年团还在提倡丰富多彩,提倡穿布拉吉(即连衣裙)和乌克兰大花衫。胡耀邦讲话主要反对团的工作管得太多太死。他说:“我们青年团管得太宽,除了青年夜里睡觉的姿势,睡着了做什么梦,其他的都管了。”
郝建秀也参加了这次会,大家想见见这位劳动模范,她就走上台,向大家招招手,很大方。她当时在中国人大工农速中学习。
五
1954年,丁玲曾在北京大学做过讲演,题目是《谈谈恋爱问题》,仅仅这个题目,对青春期的大学生就够有吸引力的了,何况讲这个题目的人又是《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
在北大讲演,像徐迟这样的诗人只能在教室楼一个较大的教室,郭沫若、艾青、冯雪峰则在办公楼礼堂,可坐几百人。冯讲时座位空了一大堆,郭讲时倒是坐得满满的,但他讲的是考古,中间休息时人走了一大半,弄得主持人很尴尬。当时郭还是政务院副总理。只有像吴运铎、丁玲这样人物,才安排在大饭厅,可容纳几千人,可还是坐得满满的,旁边后边还站了不少人。清华大学还来了好几百人,进不去了,只好在外面露天坐下。(约两年前丁玲在清华做过同样内容的讲演,低年级未听上)
丁玲讲演开始扯一些闲话,说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有意思,对之作深入的了解和探究是饶有趣味的。譬如她所在机关的传达室的一个老头,她絮絮叨叨讲来,也还吸引人,到底是作家。话锋一变,谈起北大学生会的领导人,说他们一边学习,还要担负繁重的工作,真不容易!我们这些人是不好请的嘞!他一趟两趟地跑,坚持不懈,终于把我叫来――她原来作了个截搭题!
讲到正题,她也无甚新意。当年有这么个主流看法:即谈恋爱不应妨碍学习,但谈起恋爱来往往会妨碍学习,所以求学期间最好不要恋爱,实在要恋爱也要注意不妨碍学习。丁玲也循这个观点说话,劝大家推迟恋爱。她引用一个男生讥刺女生恋爱的态度和遭遇的顺口溜:“大一骄,大二挑,大三抖,大四没人要。”这太挖苦人了,失去男子汉的气度,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丁玲改了四句:“大一别谈罢,大二不着急,大三慢慢来,大四没关系。”
六
暑假完了刚开学。一天下午,北京大学三个学生在校园内岛亭的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缓缓地顺未名湖边回宿舍,迎面碰见了马寅初校长和江隆基副校长,两人正从临湖轩出来。马老喜爱青年,见了学生总要闲谈几句,就问买的什么书啊,谈着谈着谈起武汉防汛的事。那是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汛情。马老盛赞党领导武汉人民防汛抗洪的成绩,说30年代水进了武汉市区,在街道上划船等事情。这是在作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说着说着马老激动起来:“谁说不强迫命令?!共产党就是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抗洪才能胜利!”看见听话者眼神有点异样,他的话也戛然而止。大家尴尬了一分钟。江副校长徐徐解释:“马老的意思是严肃纪律,加强组织纪律性!”空气和缓下来,马老立即说:“我港(讲)的意思就是刚(江)副校长港(讲)的意思,就是刚(江)副校长的意思!”于是大家欢笑而散。
新旧社会语言表达差别甚大,词汇意蕴也在潜移默化,甚至有褒义变贬义,贬义变褒义的。马老讲话自称兄弟,一说话就是兄弟怎样怎样,这不过是袭用旧社会的谦词,你绝不可认为七十多岁的老校长真是你弟弟。命令二字并无贬义,强迫也不见得就是贬词。如毛泽东给萧军的信中说“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但强迫和命令两个词加在一起,就成为共产党历来坚决反对的坏作风。马老年纪大了,在新社会只四五年,对语言的这些微妙之处未及察觉,所以出现这个误会。江隆基从容不迫的两句话,有见识又有风度。
七
过去北京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前必有两次集会游行。小学生年幼,大约有几万人聚集在南边越来越大的广场,算是集会。四面八方的队伍,在王府井南汇集成六十人后来扩至八十人一百人一排的队伍,由东向西自长安街向天安门浩荡挺进。一路不断要加速,有点像小跑,但到了天安门跟前,总是要略有滞留,向领导人欢呼,喊毛主席万岁,要等毛主席挥两三次手,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往西走。这时与前面队伍已拉开了距离,指挥又叫:“跟上,跟上,不要拉开距离。”大家又带点小跑往西走,高潮一过,大家也就疲惫不堪,到了西单,队伍也就散了。
每次游行前,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必向学生演说,激励士气。1953年9月30日,学生被召集到未名湖畔水塔旁的体育场内,马老一人站在看台上热情地说:“啥个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吃得好,穿得好!”学生们一阵哄笑。马老接着说:“不过我们还没到社会主义,还在过渡时期,天天吃得好还不可能,但是国庆节这一天一定要吃得好。我已经关照了食堂,你们十一游行带的主食不是馒头,而要做花卷,菜是每人半斤酱牛肉。”学生们欢呼,热烈鼓掌不息。
马老又说:“你们过天安门的时候,一定要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口号洪亮。你们到的时候,我跑过去对毛主席讲:‘北大来了’。毛主席就会对你们多挥几次手。”马老五一、十一也必登天安门城楼,可能稍后稍偏一点。(当年无党派民主人士排序为:宋庆龄、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
由此看来,马老和另一位北大元老梁漱溟相比,为人处世通达得多;马老与邵力子先生初提节制生育时,党内高层是首肯的至少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不知为何后来风向一变对马老的批判和处置竟十分严厉。也许是马老强项?但对一严谨的学者来说,今日之我马上就来把昨日之我痛骂一顿,也许只有郭沫若才可以做到。
再做一点说明。当年北京游行,学生是主力军,散布在西郊的大学生少说也是一二十万,尤其清华北大。距城远,交通是大问题。北大的措施是:9月30日晚9时起,学生分批自清华园火车站搭乘火车进城,两小时一批。研究生和教职员,一日黎明自校乘大轿车或大卡车入城。头天夜里第二天早晨进了城的人,都在沙滩老北大校舍(当时叫北大城内办事处)休息等候,所以每人要带两顿饭。
八
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青年要做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多次向学生介绍自己锻炼身体的经验:爬山和淋浴。马老每天下午四时驱车颐和园万寿山脚下,然后攀登至佛香阁;每天淋浴时变换水温,由热至凉、再转热。此事北大同窗回忆多有叙述,不赘。
马老后来还将这健身的经验写成文字,送到北大学报编辑部。当时学报主编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却婉拒了这篇稿子,说北大学报是要同外国著名大学交换的,这稿学术性不太够,发表后影响不大好。一个学报主编敢拒绝校长的稿子,而校长也不以为忤,这些都是前辈风范,现在成为绝响了。
据说马老也嘟囔两句:毛主席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这些都是自己实践得来的,怎么不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