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已经10年了，10年前第一次走进北大的那天晚上好像还是昨夜。那天，当大客车驶进校园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一大半。那时的海淀还不像今天这样商贾云集、灯火灿烂，比起刚刚走过的长安街来阑珊了许多。校园里弥漫着树叶的香味，那是我所陌生的北方的树叶。两个高年级的师兄蹬着板车来帮我运行李，可惜我没有能够记住他们的名字。后来，我听说校园里有这样一种传统――老生喜欢抢着承担接新生的任务，因为可以趁此机会认识新生中最漂亮的女生。然而，我却相信那两位师兄并不怀有这样的念头。尽管他们跟我同样瘦弱，蹬三轮车的时候是那样的吃力，但还是坚持着汗流浃背地把我的行李扛进了我的新宿舍。那是北大给我的第一份温暖。
在北大的7年里，我几乎不参加班级活动，也不知道班上究竟有几个女生。呆在图书馆的时候比在宿舍还要多。那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开始翻涌了，校园的静谧也受到了莫名的搅动。面对着各种诱惑和干扰，即便是在北大的校园里，爱读书的学生也日渐稀少。那时，图书馆的新馆还没有开始修建，旧馆的建筑呆板平庸、毫不特色，让我感叹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愚昧的建筑师。但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藏。对于我来说，外观丑陋的图书馆比美丽的未名湖更加重要――未名湖是恋人们的世界，图书馆是单身者的天堂。我最喜欢到图书馆里的各类阅览室去，随心所欲地翻阅那些积满灰尘的书籍。通常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隐藏着最好的书。我穿梭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每隔两天就背回来一大摞砖头一样的书籍。牛仔书包洗得发白，却很结实，无论装多重的书都承受得住。
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我。《鲁迅全集》是两本两本地借出来看的，然后便是《复活》、《莎士比亚全集》、《巴黎圣母院》、《浮士德》……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爱上了那些为文学、艺术、自由、民主和爱情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我似乎在与他们一起讨论、争吵、歌唱和哭泣。普希金的卷发和鲁迅的胡须同样让我着迷，哈姆莱特的脆弱和堂吉诃德的天真都溶入了我的血液里。这些高贵的灵魂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在每一本书的后面，都贴着牛皮纸制作的借阅登记卡。有的密密麻麻地填满了借阅的时间，有的则只有孤零零的一行，甚至还有的全部是空白(有时好书偏偏没有人光顾)。每个时间都对应着一个读书人，每个时间都对应着一段奇妙和青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读过这些书，但他们跟我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类似于血缘的奇特关系――喜欢同一本书的人应该都是兄弟姐妹呵。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出他们来，为着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某一本书。
那些日子，连吃饭都如同在军校里那样迅捷。吃完饭又骑上自行车往图书馆里赶。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挥汗如雨地在台港报刊阅览室翻完了十几册厚厚的《文星》合订本――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最优秀的刊物，它聚集了一群天真而坚强的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文化人。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与书架之间，我发现了整整一个格子的《文星》，就好像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文明遗址一样兴高采烈。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些已经开始泛黄的期刊，也翻阅着李敖他们狂放不羁的青春。30多年前的刊物，装帧和印刷都显得无比简朴，但那些竖排的文字在我眼前像星光一样闪烁着。作者们当年少年轻狂，如今大概已经满头华发。他们在那么小的一个岛屿上，思考着关于大海的问题，我在文字间听到了潮水的声音，也闻到了潮水的腥气。我多么羡慕他们啊，他们的文字能够在像《文星》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而我的文字却只能压在抽屉的最底层。
笔记本很快就写完了一本，然后是下一本。后来等我离开北大的时候，居然积攒了整整一箱子的笔记本，足足有20多本。看着这些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的笔记，我想，我真是一个卡内提所说的“吃书”的人啊。
北大是一片肥大的桑叶，我是一只小小的蚕。我一辈子都啃不完这片桑叶。这片桑叶，不仅我啃过，我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也啃过，将来我的儿女以及孙子孙女还会来啃。
作者简介：
余杰，1973年10月生于川西平原一个小镇。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期间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1997年开始攻读近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学位。主要作品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爱与痛的边缘》及《老鼠爱大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