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文章，都写出了精练的谈话内容与高超的谈话艺术的和谐统一。你看，靖郭君为了一意孤行，早就拒来谏者于家门之外，但是，后来不但来客破门而入，欲返不能，而且主人顿时省悟，欣然接受；魏文侯由于忠言逆耳，已弃任座于不屑，但是，后来听了翟黄一番规劝，不但盼其速回，而且迎为上宾。――显然，在这里，我们要从进谏效果之好研究进谏者对客观形势的分析之深，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之准，对原则立场的维护之坚，对方式方法的变通之活。
我们不难推想：作三字之谏的来客对实际存在的齐国与靖郭君企图构筑的薛城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的认识的。――齐国是大海，薛地是浅滩，而你是大鱼；齐国是大树，薛地是旱城，而你是小草；齐国是张皮，薛地是片土，而你是根毛。那么，何去何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选对的。这就是来客的底气所在。
问题在于主人拒不见客，英雄便无用武之地。所以首要关节是打通谒者，便以进去说话的字数之少、万一多说一字而付出的代价之高这两点引起对方的好奇，让他排除“为客通”的担心而降低到一般无关大局的闲聊趣说。其实，这何尝不是靖郭君的心态呢，殊不知已让对方一锤定音，掌握主动了。因为接下来无非是按照事先的设计，步步为营、层层深入地去完成主题，认识论转化为方法论，并且要取得预期的效果了：一是快速进来，真的只说了三个字，便更快地返回去。这样肯定会收到靖郭君要他再留下来谈谈的即时效应，尽管他谙练古汉语语法，不会像我们对三个字一时还摸不到头脑。二是故作姿态，推翻多一字即受酷刑的诺言；详作解释，说服靖郭君放弃了原来的馊主意。
从说服对方的难度上说，翟黄面对的更大些。三字谏之客是作了充分准备而来的，翟黄却是次任座而及之，无异现场直播。但是，坚定的认识和应变的策略，使他从容自如，后发制人。首先，他认为既然任座的“君不肖君也”的判断已惹恼文侯，如果答以同义反复，何异燎之方盛，又?膏炽之？所以反其道而曰“君贤君也”，给文侯吃了定心丸。但是，对任座的正直之言又是必须维护的，所以，第二步，他通过必要条件假言推理，使作为大前提的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被作为小前提的直言判断（“今者任座之言直”）肯定其后件，从而得出肯定其前件（“君之贤”）的结论。显然，这样一说，既合乎逻辑，又一举两得。效果之一便是文侯喜问“可反欤”，表示幡然悔悟并求贤心切，想不到这反过来促成了翟黄的第三步，即坚信任座作为忠臣必定“毕其忠”，不敢“远其死”，而且告诉文侯他一定就在门外，一开门，果真这样！可见这第三步最为重要，它以铁的事实证明第二步的推论和第一步的立论的正确性。
所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伴随正确的方法来使人接受，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来，在这样一个“皆令诸大夫论己”的宴会上，任座针对文侯取得远离魏国都城、偏在现今河北定州唐县的中山一地后不封弟却封给给将来总是接班人的子一事，议论一番，认为太过重子而轻弟，也未始不可。问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像现在这样提到“君不肖君”的高度，未免以偏概全，帽子太大，使对方接受不了。如果任座也能像翟黄那样“上顺乎主心以显其贤”，或者像三字谏者那样引人入理，自学改正，就更好了。至于《说苑?奉使篇》说到文侯以中山封太子击是为了将来废击而立次子
为嗣作伏笔，现在任座触其隐，因而迁怒于彼，那只能是另备一说。在这篇文章中，任座是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