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来澳洲，我一家去接她，全机人都走光了，她还没出来，正想去问讯处查问，出口处出现一个老年人的身影，推一部大大的行李车。 远远望去的那瞬间，我的心抖了抖，她老了，不是记忆中的妈妈了……我忽然感到，人生只是几张黑白照片，童年、青年、中年、老年。
妈妈生我时二十六岁，很年轻，很漂亮，很女性化。小时候和她一起出去，总能遇上许多笑脸，现在才懂，其实都是冲着妈妈的。我至今保存妈妈年轻时几张照片，眉清目秀，柔柔的线条，波浪式头发，漂亮的身材，穿一件漂亮的旗袍。
妈妈身体很不灵便地弯进车，我弯过身去，帮她系上保险带。忽然觉得别扭，不习惯。因为很久不见，彼此陌生了？因为从来是她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为她？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病了，老师来家探望，妈妈正搂着我，陪我睡午觉。年轻女老师站在床边感叹道：“看你，多幸福呀，妈妈这么喜欢你。”声音穿过三十多年厚厚的记忆，清清楚楚。
初一三秋劳动，去黄浦江东面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一天上午，全班同学正在秋日阳光下捡棉花，老师叫到：“黄惟群，看看谁来了。”――是妈妈！太意外了！那天，她带我去十里路外的小镇，在镇上饭馆里，叫了许多菜，看我饱餐一顿，临别，留给我一件羊皮棉袄，袄子袋里塞满巧克力。
黄昏落在红枫绿叶上，栏栅外公园的绿草坪蒙上一层金黄。后院，柠檬树下，妈妈坐在椅子上，用有些累的声音追忆往事。
那年外公得重病，花了很多钱。外公本是大地主，可大地主有的是地，手里没多少现金。妈妈忍痛割爱，用她一只二克拉二十三分的钻戒抵了昂贵的手术住院费。那是她最喜欢的一件首饰，心疼得哭了。外公劝她别伤心，说要给她一万步地。那时她才二十多，不懂地有什么用，只是哭着说，算了算了，没了就没了。
１９４８年，妈妈去香港，带着哥哥和刚出世的姐姐。她把所有财产都寄放在大陆一个亲戚家。可等她香港回来，财产没了，都被她的佣人，统统冒领了去，卖光用光，逃之夭夭。
这次又是，因为来澳洲，家里的东西都送了人。
和妈妈一起上街去商店，她不看人，不看豪华建筑，只看具体商品及价格。以为她喜欢，问要不要买，她都急急摆手，而后叹息道：“多可惜，这些我都有，都送人了。”
妈妈飞了几千里，远道带来的一个台灯，是我出国时扔掉的。我相信，妈妈从没搞清过，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上世纪４０年代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一家当铺前，站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手拿一只戒指。一个好心肠的少妇路过，弯身问孩子：干吗不回家？孩子哭说，他妈病了，家里没吃的，想用这戒指换点钱，可当铺老板见他人小，不给当……少妇摸摸孩子的头，叫他别急，她帮他去当。临到起步，孩子吞吐道：“太太，知道你是好人，可是……要是……”少妇明白了，脱下身上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交给孩子。可结果，戒指是假的，等少妇踩着高跟鞋子赶出当铺，“可怜”的孩子早已不见了。
妈妈是１９５０年回的大陆。哥姐为此埋怨过她多回。忙于辩解，她说，那时香港太苦，又没亲人，她带两个孩子，又有几个佣人要吃饭，没法活下去。――没法活下去，却有几个佣人。据我所知，更重要的是，她在香港看见一张毛泽东相，望着那相，她说：这人面相好，慈祥、善良，跟他一定有好日子过，于是，兴冲冲踏上了归程。可走下飞机的第一分钟起，她已浑身透发“特务”嫌疑，从此成了“内控”对象。
她努力过，积极过：参加过妇联，教过识字班，和家庭妇女们一起收集过粪便，大炼钢铁时，把家里的打字机、铜炉子当废铜烂铁交出去。她相信脱胎换骨，相信自己需要改造。可是没用，除她自己，没人相信。
一次次“运动”，居委会、里弄小组会议上，她一次次被思想教育，被迫写了一叠叠交代“材料”。没人会惋惜那张年轻的脸、那个年轻的生命。
黄昏是最适合回忆的。黄昏的光线如此，岁月更如此。
“我们那时候苦呀，”妈妈拖长了声调说，“你爸爸工资少，靠一张大学文凭，才加到八十几块。五口人要吃饭，你们要长身体，爸爸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够用，得靠别人接济。你二哥每月寄回二十元，你姑妈所有的定息都给我们，你们的学费是你大伯包的……你出世后不久，我给你爸爸学校刻蜡纸，太辛苦，得了肺病，你叔叔、伯伯、姑妈、堂兄堂姐每人每月固定资助我们……”妈妈问：“这些你都知道吗？”
知道。我点头。这些都是我不该知道的，可我都知道。
“棉花胎很旧了，都成一块一块，没有热气。你太小，怕你着凉，我和你爸爸让你睡在当中，拥着你……”
记不得，也许太小，可我能想象上海的冬天，刺骨的寒流，冰窟一样的底楼屋子，一个小小的身体挤在双亲间，有一点温暖，但肩膀处还是漏进凉飕飕的风。
记得一次，我仅有的一条裤洗了，没干，只能穿破了小了的裤子上学，很窘，觉得所有眼睛都盯着我。记得妈妈给我买过一双皮鞋，怕脚长得太快，买大了两个号码。我最怕穿那鞋走路，走不快，不能奔，不能和孩子们疯玩。还记得，和爸爸出去，他穿一双打过补钉的尼龙袜，线脚脱了开来，补丁从里面翘出，见到他干燥、浮一层白屑的脚后跟。
妈妈常常看着我儿子，看着看着就说，真像他爷爷――从不说像他爸爸。
“你爸爸真是好人哪，和我生活近二十年，什么都让我，从不和我吵。每天只是上班挣钱，工资发下来，自己只留一块钱。有时一月下来，连一块钱都没花掉，又交还我。”
似看见爸爸折成小方块塞进表袋的那一块钱，到了月底，扛起右边肩膀，很辛苦地掏呀掏地把它掏出来。
妈妈说，和爸爸结婚时，她连饭都不会烧。可不管烧出什么样的饭，爸爸从没抱怨过。
爸爸上班的大学，离家二十分钟路程。每天早晨，妈妈陪他散步到学校，然后返身去菜场。常常，他俩靠在床上看同一本书，看过谈很久，是妈妈谈，爸爸微笑着听。遇上运动，妈妈脸上焦虑的红晕又浮现了，一次次去弄堂口，望着遥远的路尽处，生怕爸爸回不来了。
爸爸是１９７０年我插队那年去世的，得的是急性流行性感冒，应该不会死，但因他的“历史反革命”、“特务”、“工商地主”帽子还没摘掉，医院让他躺在走廊里，不给用好药。
爸爸的平反通知是他去世后收到的。妈妈拿着通知，泪流满面：“他要是活着看见多好。”――荒唐的岁月。人都死了，却为一张迟到的平反通知惋惜。――这就是历史，爱开一些残酷玩笑，给人羞辱、讥讽。
爸爸身体很不好，孩子的事，从不过问，天塌下来，也不惊不慌，不闻不见。想象不出什么能使他关心，使他从冥想状态中惊醒。我小时候很皮，也闹。一次，妈妈被我气跑，去了外婆家。那天，中午时分，房门开了，进来的是爸爸。奇怪他上半天班就回来。他看我一眼，坐沙发上，喘一阵气，开口说，他特地请了半天假，想回来和我谈谈。
“你知道，我身体不好，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唯一让我放不下的是你，你还太小……我已对你二哥说过，我死以后，要他保证你的生活，抚养你成人，一定要让你读完大学……可你，不能再太任性了……”
太沉重了。那时我才十岁。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午睡时间，四周没一点声音。那以后，午后沉寂的阳光，总使我感到压抑。
对父亲，我不很了解。他去世时，我才十六岁。
妈妈来澳后说，国内放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一位大民族资本家，这人和爸爸是好朋友，以前关系非常密切，还认了干亲。后来他去了北京，而爸爸自知有历史问题，不想牵连他，没找过他，但爸爸曾去找过他儿子，想把家里一条地毯卖给他，儿子没要，拿出些钱来给他。爸爸没收，气得走了。
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而给他钱，他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我家住的是上海财经学院宿舍，两条窄窄的弄堂，光线很差。冬天，枯了的树叶，寒风中贴着地面打旋，清冷的沙沙响。这两条弄堂里住有段祺瑞的女儿，袁世凯的弟媳妇，旧上海市司法部部长，国民党上将，教授。哪怕是一般职员，也多少有些历史背景。“文革”时，一位长我十岁的六六届大学生，突然拦住我，惊讶地对我说，听说我爸爸以前很厉害。接着，他说了两个上海大亨的名字，说我爸爸和他们很熟。我说：我从没听说过。
秦瘦鸥，大作家，大翻译家，英文、中文都极好，第一次看见我，张口便笑曰：“你爸爸英文极好，他和复旦的副校长某某某是好朋友。”他说的那个名字我听都没听到过。
爸爸隔离室出来那天，我们一家围着他，像对待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妈妈依着他问这问那，问到后来说：“你在里面想没想到过自杀？”爸爸笑了，扬长了声：“我怎么会自杀？我死了，你们怎么办？”爸爸是老“运动员”，经历太多，何况，他还肩负着养活一家人的重责。
记得爸爸曾对妈妈说过他的一个女同事，与人闲谈时，这位女同事说到家里以前有过几个佣人。“运动”时，她的话被揭发出来。隐埋历史，那还了得！批斗会上，她诚恳极了，说自己爱虚荣，爱面子，喜欢自我吹嘘……就是说，其实没佣人那回事。说罢，爸爸大大感叹：“她可真是个聪明人哪。”当时我困惑：虚荣心强不很可耻？现在懂了：虚荣心强与剥削阶级或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太无关紧要。
化险为夷，苟且偷生，这就是他们这批人的看家本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我记忆中的父亲，只一副落魄相。
在家，他大多躺在沙发上，盖条毛毯，一个瞌睡，又一个瞌睡。是张老式的单人沙发，三用的。这种沙发当时少见，很特别，然而，已很旧，弹簧都差不多穿出。爸爸身体瘦小，陷在失去弹性的沙发里，薄薄一片，看都看不见。醒来，也不言语，身体不动，抬手，眼睛看住手指，指尖在空中画，不知画的是什么。没人知道，也没人问。这动作古怪，可从小看惯，习以为常，没人当回事。
爸爸没朋友，除了亲戚，没接近的人。偶然路上与人招呼，也不见别人热情反应。他单位的活动，我也去过，他从不是主角，别人彼此恭维寒暄，他被冷冷遗忘一边。他原先一位部下，他当处长时那人是科长，以前常来往，“文革”开始后，路上遇见爸爸，比不认识更不认识。每次“运动”一来，他便眉头皱紧，苦思冥想，烦恼不堪，一个人屋里低头踱步，一副可怜发愁的样子。冬天，路灯早已亮起，很晚，才结束“交待”回家。寒风中，戴着口罩，低头看地，因喘不过气，口罩拉到鼻底下，套在下巴上，像一只驴罩。
爸爸是个奇怪的人。
夏天，窄窄的弄堂里，他穿一件背心，一条宽大短裤，露出骨瘦如柴的身体，躺在他用五块钱从旧货店买来的藤条睡椅上，完全无视过来往去的人，打一个瞌睡，醒来，若无旁人，看着他的食指，指尖在空中画字……
就在他套着廉价橡皮底布鞋，穿着破袜子，脱了线的补丁从鞋后跟翻出来的同时，上身穿的却是一件正宗英国派克大衣，手提一根雕有精致狗头的拐杖，跨着他历来跨惯的大步子，大模大样。
入秋了，柠檬树上的叶子随着秋风凋落，像一滴滴枯黄眼泪。晚霞丝丝缕缕，挂在天空，恋恋不去。篱笆外的公园里，枫叶红了一大片，草坪上，几个孩子在踢球，几声嚷叫远远传来，空空荡荡，带一丝秋日傍晚的凉意。
我十六岁离家插队，以后很少和妈妈在一起。六年前，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和太太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成天成夜地抱他，为他的一声喊叫担心，为他的一声啼哭心疼。这时，我想起了自己妈妈，想起了她给过我的温暖，给过我的毫无保留的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骄横和她对我的百依百顺……
我曾因多病割除了扁桃腺。手术后一次，不知为何哭了。妈妈哄我，哄不住，我似想用伤口破裂威胁她。妈妈急了，哭了起来，边哭边抱着我：“别哭了，我求你，求求你。”我哭得更伤心了……几十年来，妈妈的眼泪，妈妈的哭声，妈妈的乞求始终折磨着我……
背着妈妈，我对儿子女儿说：“你们一定要听亲婆的话。如果你们不听她话，我会狠狠揍你们。”
背着妈妈，我又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和亲婆亲近，如果你们听我话，做到了，爸爸会很高兴。”
人生只是几张黑白照片，很快就会照完。我希望，能够尽我的力量，使妈妈最后一张照片，尽可能照得好些。
黄惟群上海人，１９５３年生，１９８７年移民澳大利亚，当过报社总编辑。作品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