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舒拉 男，１９５４年生，浙江青田县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院山外山水画社导师。先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著作有诗文集《雨过流云》，画集《尹舒拉画集》等。
我所知道的王为纲
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说过：王为纲先生是最优秀的文化馆美术干部之一。这个观点，似乎由于《王为纲美术作品选》的刊行，被进一步得到证实。
文化馆的前身，是“民众教育馆”。丽水地区的“民众教育馆”初创于抗战前期。从现在保留的史料来看，它的宗旨是从民众实际生活出发，补充以教育，使之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就此而言，文化馆美术干部的主要任务当然就是群众美术的组织和辅导了。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组织和辅导能两全其美，是相当难的。用今天的话来讲，有些人，只适宜于搞行政，而另一些人却只适宜于搞业务。既能搞行政又能搞业务的人，如果有，必定是梯队里的佼佼者了。
王为纲先生，自１９５１年调入青田文化馆任美术干部一直到１９８２年退休，足足干了三十一年的群众美术工作。这样的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见的。人们可能要问，王为纲先生为什么不跳槽呢？我想，不跳槽的原因大致有两种：其一是王为纲爱这份工作，其二是这份工作爱王为纲。
从建国初期直至三中全会之后，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上可以秉笔大书直书的。作为一个美术干部，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还不稀罕的话，那么一个堂堂的文化馆热爱这个美术干部，几近有点儿“没他地球不转”的意思了。
那时候的文化馆，不是现在的文化馆。从土地改革、整风、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三面红旗、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化馆理所当然承担着宣传教育的政治任务。
我最早认识王为纲先生，是他拉着一辆手拉车，到我的家乡用泥巴塑一具大寨田的模型。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是逃了课来看他塑模型的。后来，直到参观“青田县农业学大寨展晚会”见到这个模型被涂上色彩装上各种一闪一闪的小电灯泡，我的心情真有说不出的激动。此后不久，有人告诉我，我念小学时来参观的“阶级教育展览会”里那些地主笞贫下中农的鞭子，以及贫下中农讨饭用的破碗木棍，也是王为纲先生的精心制作。那真叫我对这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不少。
我真正与王为纲先生接触，是１９７１年冬和１９７２年春之间。记得当时，我画了一幅题为《田园春色》的中国画向县文化馆投“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展览”的稿。稿子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参加县绘画加工会的通知，发通知的单位是“青田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那是县文化馆的异名。王为纲先生直接负责指导我这幅作品的加工。记得当时，我并不知道侧锋是怎样画出来的，于是请教王为纲先生。他说年轻人，学画要规规矩矩，不要未走先跑，要先学会中锋。这句话，虽然讲在二十六七年前，可是如今忆来如同昨日，真可谓终身受益。再就是我这幅作品的题目问题，曾经一度成为我这幅作品能否往上选送的关键。我这幅画是画拖拉机耕田的场面，近景有柳有桃花，所以我借用了粤曲的题目《田园春色》。评审的那天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题目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应改为“为了革命春耕忙”一类的题目。最后，还是王为纲先生向县政工组领导说：“这个题目基本上是健康的向上的。”才得以定音。
不久，《田园春色》被推荐到丽水地区。我即作为全区最年轻的作者参加了在缙云县举办的“丽水地区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加工会”。加工会临近结束时，政工组一位姓毛的领导告诉我，《田园春色》将被推选到浙江省参加展览。我本人也将去杭州参观展览。这对从未去过杭州的我来讲的确是件大喜事。我们一行人从缙云返到丽水住在机关招待所里等待出发。青田县带队的是一位姓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负责人。姓夏的来到时随同来了几位并无作品上送的人。我所知这些人并不在地区组织去杭州之列，他们的出现使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天晚上，姓夏的约我去体育场谈话，他告知我不能去杭州，作品也不能上送。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想想看，你的外公在国民党里做过大官，革命文艺的笔杆子怎能掌握在反动派后代的手里？”并说：“你今后不要想画画了！不要痴心妄想了！！！”他加重了口气，使我感到落音是三个大大的叹号。这时，我也沉不住气了，大声说：“我就不信你能夺走我的画笔！”说毕用脚狠狠踢了一块地上的石头。那石头在水泥的看台上蹦了几下，溅出火星。不久，姓夏的不得势了。王为纲先生负责全县的美术工作，并在不同的场合表扬我。从而使我又有机会参加美术展览。从那以后，我还先后和王为纲先生一起，参加了几次省、地美术加工会。我发现他每次总带来几个新的业余作者参加加工会，且在加工作品的时候非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在业余作者的作品上同时要求我当他的副手，帮助其他青田的业务作者加工作品，美其名曰“为县里争光”！
几年后，我被招工到青田画帘厂当美工。那时候，画帘厂、石雕厂、文化馆同在一幢大楼。王为纲先生的美术室，在主楼的五楼，因此来往的机会就多了。在我的记忆中，常在他那里相遇的有工艺美术大师周百琦、林耀光、张爱庭以及子承父业雕葡萄山出名的张仕宽之子。王为纲先生忙于应酬，一个又一个人的咨询，我记得他为了林耀光那座《千古雄风》的石雕，还专门找来徐悲鸿的各种各样的马，专心地临摹。当然，这在后来林耀光雕马出名和周百琦石雕作品《春》为青田石雕赢得声誉的背后，到底起多大作用也很难说。我后来上浙江美院时，邓白、周轻鼎、王伯敏教授以及浙江省美协老秘书长朱琦，都曾多次向我说起：“你们青田有个王为纲，他对青田的石雕革新，是有很大贡献的。”这番话，在今天读《王为纲美术作品选》时写下来，可以对王为纲与青田石雕的关系，来一个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我并没有见过王为纲先生１９６２年获浙江省工艺美术优秀创作奖的石雕《九老》。但是，我是可以从他的石雕圆雕作品《鳖》这样精美的作品中想象他如何因色取俏地尽量发挥青田石的天生丽质的。这方面的创造，王来纲先生肯定是很丰富的，青田石雕，也正是有了王为纲这样的默默奉献者，才显得这样璀璨夺目。
《王为纲美术作品选》收入了王为纲先生作品三大类：雕刻、国画、刻字。仅就雕塑而言，就分石雕、竹雕、根雕、泥塑四个门类，可见他涉足之广大了。我在认识王为纲先生初期，见过他曾经雕过一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人物头像。也许是众所周知的原因《王为纲美术作品选》没有收入这套人物头像。青田石雕在现代人物雕刻方面，缺少令人公认的大师级艺匠，将来写青田石雕史的人，如果要在这个时期这个环节中，要定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恐怕非王为纲先生莫属了。青田石雕经过长期的沿革，已有一整套较完整的程式，因之也就往往很难用以表现现代生活。将今人刻成古人，是司空见惯的事。读王为纲先生为自己刻的浮雕肖像，就有这种感觉，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更加怀念二十多年前那套《红灯记》人物头像了。
相比之下，王为纲先生的书法、篆刻、绘画，继承比创新多了一些。这可能与他三十多年前从事的工作有一定关系，他运笔、运刀起讫分明入乎规矩之中，就是与书画金石接触比较少的人，只要用心去分析，就不难得出他的运作过程脉络走势。这是另外一种大公无私的襟怀坦白。尤其是初涉此道的人，完全可以将这本书作为学习范本。特别书中一些风景，读者可以道出此为何方景致，此路此亭此树与真实所差无几云云，再者你若细细取画与原景较量，却又可见他苦心经营的心迹。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王为纲美术作品选》里，有好几个地方出现牛的形象或牛的耕耘精神为主题的创作。我身边的人，也经常说起王为纲先生好比是一头苦耕的老黄牛。但是在我的眼里，王为纲先生除了具备老黄牛的精神外，还同时具备着往泥土里播着种子的农夫的精神。那是一种勤者与智者的形象。
记得二十多年前和王为纲先生一起搞一个农业展览会，当我为一束异常丰硕的谷穗叫绝时，王为纲先生却对我说：“农民不是为展览种水稻的……”
用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作为一个和王为纲先生有过交往的晚辈，企图告诉别人应该如何通过品读《王为纲美术作品选》，从书的背后去理解王为纲先生的成功，那则是我的用心了。
我接见西哈努克
倘写一篇《西哈努克亲王接见我》的文章，八成是哗众取宠的美事。可惜我缺这福分，那都是因为是我接见了他。所以，文笔之中既不会有什么皇宫、红地毯、仪仗队之类庄严肃穆的场面描述，也用不着编造一位村童的辉煌而引起外国元首的关注之类的鸟话了。
１９８０年秋，我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科，这所坐落在西湖柳浪闻莺公园附近的、由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它诞生的第五十五个春秋，接纳了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加拿大籍的董昭安?得福特密斯。记得开学典礼上，老院长莫朴要她上台讲几句话。这个来自多伦多城里的黄头发黑眼珠姑娘，上台后耸耸肩，竟一句官场应景文章也做不出来。她面带哀求地要大家跟她一起唱、拍手、跺脚。第二天当她插入我们班时，由她口述，我执笔将这首歌翻译出来，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请你和我一起拍拍手》。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的笔墨写董密斯，是因为她是我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的媒介。大概是十月初吧，一天学校保卫科和外办召集国画系的班长开一个关于准备接待外宾的碰头会。我是班长理所当然参加会议。
我们班连董密斯在内总共只有五位同学，班主任是著名山水画家孔仲起先生。我们的教室在西教学楼三楼东头北窗。大名鼎鼎的潘天寿、吴?之先生画上时见的落款“看吴山庐”就是指这里。和我仅一步之遥的是由沙孟海、陆维钊先生所执教的书法研究生班学生有：王冬龄、朱关田、祝遂之、陈振濂、邱振中，另外还有花鸟科陈穆之、何水法和刘国辉、冯远、吴永良的人物研究班为邻。我们这一带，平时宣纸乱扔，墨汁乱倒，是邋遢出名的地段。“打扫房子迎接客人”，美院外宾较多，这次那么认真，我们猜想一定是位非同一般的人物了。果然，次日早上孔仲起先生正式告诉我，今天将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其实，西哈努克是二度流亡的国君，据说刚从朝鲜给他建造华丽的王宫回到中国给他建造豪华的“亲王府”不久。
我读中学时，能把毛主席那篇《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反帝伟人。谁知董密斯却不以为然，她说西哈努克是一位很会忘记别人恩典的人。
大约九时许，楼下的操场上，布满了便衣保安人员。西哈努克亲王和那位美貌的法国籍王后以及那位我在电影新闻片里见他跳过中国芭蕾舞的《白毛女，太阳出来了》中演大春的王子，王子的体型已不如电影新闻片里见过的那样清瘦修长，还有宾努首相等，在王德威副院长的带领下鱼贯来到我们教室。按照上面打招呼的要求，同学们都装着十分认真学习的样子。所以，惟有我这个当班长的立在门内向来宾伸出自己的右手。我不轻不重一一握过客人的手，不卑不亢地施礼。那天，我穿的是一身深蓝色涤卡中山装，这在当时是最典型的中国官员打扮。我默默仿效着记录片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元首时的那种神态，完全进入了角色。我自己觉得尺度把握得蛮好。亲王和随从观赏了我们的作品，向我们请教了一些书面知识，我一一介绍了同学的情况。当我介绍来自桂林的张伟平时，亲王说他知道桂林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说我的故乡青田也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青田出石雕，亲王不甚明白。后来，我说青田还出陈慕华副总理，他明白了，便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大约半个钟点后，柬埔寨王室成员兴尽而辞，我以主人身份送他们至楼梯口。
回到教室，董密斯和其他同学问我对亲王的印象如何？我说：“我从来未握过这么柔软的男人的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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