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宫西山26号 住进承德离宫西山绮望楼，忽生一念：这儿像是我四十多年前的栖身之地？ 疑惑间，出得楼庭后门，四下眺望，南面宫墙，北望桑坡，东临“承德市文物局”的一座古式建筑，脚下这片新复建的楼阁之地，不正是当年热河省委的西山家属院吗！我确确实实在这儿住了十八年。
那是依缓坡建起的三排简易平房，计四十余间。我住其中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门楣牌号是：“离宫西山26号”。房后是一座花窖和成堆的瓦砾。昔日作为乾隆三十六景之一、供皇帝读书赏月的绮望楼，早在清朝末年彻底损毁。解放初省委在此搞临建，也算废地暂用吧？当时，国家确无财力办公益事务，连省委机关也暂住丽正门内的古建筑宫殿区。
那时的避暑山庄，同刚解放的承德市一样，到处破破烂烂。古建筑残破失修，宫墙多处坍塌，已与宫外山野相连。狮子沟以北进市卖柴的山民，皆从宫墙豁口处担柴入市；野狼夜间也自由自在地来宫内觅食。直至1954年夏，我清早起来，常见房前有狼粪，由此还引发一次“家庭风波”――是夜，我睡意朦胧，忽被周岁小儿嚎叫声惊醒，我意识到是野狼进屋叼走小儿，即刻厉声“嗷嗷”喊叫。因为在我家乡，野狼进院叼猪时，父亲听得猪叫，就这么凶喊，狼被吓得一松口，会将猪丢下。此刻，我下意识地效而行之。“你叫喊啥？”妻子拉开灯说，“孩子掉地下了！”她下地抱起小儿，我无言以对，并给她留下话柄，人前人后常以此奚落我。
错觉、心境都是真实的，当时忧心狼进屋的不只我一家。不过，十八年来，这间小屋留给我更多的还是美好记忆。那是国家初建、人们生活在清晨明媚阳光中的年代，有志青年求上进、求知识，物欲极易满足。我有这间锅台连着炕的十五平方米的简易房，很不错了，孩子送托儿所，食堂打饭，工余时间能读书学习。山庄里的环境幽雅，清早，我总是伴着晨光去湖边苦读，攻业务所需，也攻文化课，尤其爱看小说。离宫的夜特静，妻儿们都睡了，我伏在不足一米宽的小探头桌上（这小桌至今还跟随着我，浩然来我家也喜欢它小巧），读啊，写啊！谁会想到一个在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的人，竟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于1956年3月参加了全国首届“青年创作者会议”。
这间小屋，留下了多少文朋好友心碰心的欢聚、笑谈啊！本地的作家郭秋良、白鹤龄、刘章、陈映实；北京和外埠的浩然、侯敏泽、杨啸、刘怀章、苑纪久、刘振声等，还来过多名约稿的资深编辑。《人民文学》编辑王丙垠来我家，进门就惊叫：我以为“离宫西山26号”是个大院落，原来就这么一小间啊！
我的小说《大山歌》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中青社”的编辑室主任阙道龙、编辑王维龄登门造访，他们认为《大山歌》有潜力可挖，要我充实生活写一部反映山区建设的长篇。为此还带来多篇剪报素材供我开拓思路。时值我妻出差在外，孩子住幼儿园。为商谈方便，就屈尊二位住在小屋，和我同睡土炕，一起就餐。一连几天，听我谈生活，谈人物、细节，逐章帮我结构故事；晚间躺在炕上也谈。我尽享老编辑的殷切厚爱。有时白天谈累了，我就建议上山下湖游离宫，金山亭、梨化伴月沟、四面云山，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晚都去如意湖边闲坐，背后飘散着丝丝秋凉和委婉的笛声。尽管那部长篇被“文革”夭折了，我们间却留下了永存的师友情。
离宫西山26号，今日复建的绮望楼，埋藏着我青春年华的诸多记忆。
那年月，我的桑树坡
那天半日无事，从丽正门进山庄，故地重游。
出了宫殿区后门，慢步鱼鳞坡，我身不由己地驻足，久望西山那面坡。那片多年生的桑树林，嫩叶初绽，半坡鹅黄。恍惚间，桑树行里晃动着我27岁时的身影。面黄肌瘦，小腿浮肿，穿一身旧劳动服，居然还担上去两大桶水，在空闲地坐水种玉米、栽红薯秧。那水是我从500米远的宫湖里担上来的，而且要步步攀高，气喘吁吁地不知要歇多少歇。后来，随着秧苗成长，我几乎每天清早要挑几担水浇它们，真不知那会儿是哪来的力气？
那是怎样的年月啊！我时在报社工作，和一位老同志下乡采访，路过我们老家时，父亲只用巴掌大的一块豆饼（本该做牲畜料用）招待客人，尽管上面粘满草屑，我们掰着一点点地吃，慢慢地嚼，舍不得匆忙吞咽，那叫香啊！老同志舍不得吃光，还省下些留在路上挡饿――下乡在大队食堂就餐，一天只喝三两粮的大锅汤，饿得小腿浮肿、走路打晃……
党让渡荒自救，号召机关单位四处搞代食。报社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天天出报，不能停摆。编辑只能业余自救，离宫管理处也大开方便之门，默许住户见缝插针种点什么，我一眼就盯上桑树坡里的空闲地，一早一晚，不惜力气。
我像待儿女一样善待秧苗，天天来看它们。苗下施了足够的底肥，稍干了就担水浇。五黄六月，盼得玉米秧长高、窜穗、结棒；红薯秧下也见鼓包、裂痕，已结出薯块。我喜得每天中午下班都先奔桑树坡，扒开玉米棒瞧看，一掐一包汤，太嫩了，实在舍不得掰；等晚间下班我再去看，棒棒没了！也许掰棒人比我还饿，每天总是先我一步；红薯也有人偷挖了，那年月啊……末了，我只摘些红薯叶，做“苦力”吃，也算没完全当杨白劳。不过，住离宫的优越环境，我还是捞取到了出人意外的实惠。
次年初春，妻子花高价从农村买回个小猪娃，靠着山庄里蒿草茂盛，采猪草方便，我养起猪。平时采的猪草煮熟泡在缸里，我每天早午晚喂它三顿。一来二去猪和我有了很深的感情，每到我快下班时，它总是跑到很远的坡下接我，孩子般地跟在身后，催我快喂它。吃饱了，就将它常用的破麻袋叼到窗下，铺好，安然睡去；平时我给它挠痒，它就很听话似的乖乖倒地，秋来为给它加膘，我走“后门”买些秕糠，至年底，它居然也长到百来斤。杀它时，我实在下不得手，找来一亲友，给它挠痒，它就欣然倒地，一声不叫地捆绑起它，用推车推向屠宰场，走时我都不敢看它一眼。白条肉推回来了，那年月的猪肉有多金贵，老亲近邻都送一些，又多次请同事、好友们来家聚餐，粉条子炖肉足造，大家欣喜之余，都羡慕我住山庄的优越。猪肉吃光分净，转年来了个什么“运动”――那年月运动太多记不准了，让编辑们检查“多吃多占”，人们没的可讲，都说“到张峻家多吃了猪肉”；我呢，自然要检查“国难当共渡，自己不该养猪……”
往事难说清。久违了，我的桑树坡！
古戏楼，家乡的历史老人
到家了，生我养我的紫塞一村镇。
说是家，实为弟弟的家。父母早已仙逝，本族除了一位远房堂婶，我已是最年长者。我出生的老房子早没了，成了堂弟家的菜园。多年没回来，少年伙伴又走了好几位，去了永远也回不来的地方。
午后，弟媳要陪我和老伴去看古戏楼，说已经重修好，正在彩绘，遂欣然一往。
古戏楼和神棚，是我们村仅有的两座古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我的作品里多次提及过。古戏楼的构造，在百里山乡算得上辉煌无比。虎皮石垒砌的七尺高的大戏台，紫红台柱，四梁八檩，灰垄瓦楼顶，飞檐吊角，每角吊有风铃，风来叮当作响；内顶和四周彩绘艳美，飞天、勾云、戏文临摹，栩栩如生。后台宽大，除放戏箱、道具，几十人的戏班能搭铺居住。艺人们无不夸赞：这戏楼百里难寻。神棚与戏楼相对应，就建在楼前广场北面。同庙宇相像，一座正殿，两厢禅房。但此庙并无神像，只是唱大戏时才将南庙的泥塑神像抬至正殿，敞开门窗，意在“请”神们看戏。七天戏散，神们即回驾南庙，此谓神棚。平时神棚基本闲着。从我记事至我十五岁离村，只请过两回正经戏班。日本鬼子来了，神棚就成了日满小学校。“文革”期间神棚被拆毁；戏楼因年久破损，几乎要倒塌。少年伙伴、退休干部冷光耀、李占名等倡议，募捐集资修缮戏楼，重建神棚，我特别支持。现在古戏楼已基本修缮好。
戏楼在村街中段，西邻河滩。当我瞧见蔚然一新的它，就像看到一尊身披艳妆的历史老人。是啊，254年了，它给予乡亲多少快乐和忧伤。因为我知道，戏台很少演戏，多为开村民大会之场所。乡、村政权更迭，乡绅要在这儿宣布；村事民约、缴粮催款，要在这儿公示；反动势力、敌伪分子无数次在这儿镇压、迫害村民。我曾亲眼见过日本鬼子将四乡交不出鸦片烟的村民抓来，在楼前广场跪了黑压压一片，并遭毒打和酷刑体罚，多次草菅人命。自从伪满小学占据了神棚，戏楼前广场也是打骂、体罚学生的操场。早晨，学生在这儿上“朝会”，给日本天照大神和伪满皇帝鞠躬、背《诏书》，背不过就遭打骂……古戏楼见证了多少民族屈辱和战乱。小学校长徐化民之惨死，村人永世不忘。
徐在我村教书十来年，寒暑假期，他背着日伪当局，偷教学生四书，讲解中华历史渊源，也算有点民族气节。日本投降了，可他没有离开学校。那是个淫雨天气，村街上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也稀稀拉拉地过着援华的蒙古军。偏有一个骑马的蒙古兵来到戏楼前广场，去敲已经散学的神棚的门。徐校长开门出来，他不懂厉声逼问的蒙古话，害怕得撒腿就跑。蒙古兵就持枪追赶。他躲到戏楼后蒙古兵还追，他跑过河滩，跳进大河。雨季河水很深、很急，他被冲得顺流而下。那蒙古兵骑马持枪在河边紧追，他一露头，蒙古兵就开枪射击。直至他被河水淹死，曝尸沙滩……古戏楼见证了徐校长殉难的全过程。
那是一支配合苏联红军进占热河的蒙古军，不好说军队的整体素质，反正从我们村过的骑兵军纪散乱极了。连着十几天，一次也没过齐整、像样的队伍，总是稀稀拉拉、三三两两甚至单骑过街。很难想象这样的军队怎么作战？好在日本鬼子已经投降，多都跑到海边寻机逃生，所以蒙古军才大大咧咧地行进。他们见着牛马就抢，吓得有牲畜人家，都把牛马藏进深山沟里。在村北，兵们劫杀了赵起家的大乳牛，就地剥皮拢火烧烤，砍一块半生不熟的肉就跳上坐骑，边走边用刀割着吃。随便骑着马闯进居民院落，进屋也不下马。见了喜欢的东西抬手就拿，见了年轻女人就往马上抱，吓得女人都逃进山里。一蒙古军进了李居家，一眼看见空酒坛子，就比划着要酒吃。李家没酒，那蒙古军就用枪逼喊，吓得李居挥臂搪开枪口，跑到后院，越墙而逃。后来不少人家都把临街大门垒死，从后院跳墙而入，反正蒙古兵从来不下马，总不会骑着马翻越高墙？他们杀人很随便，似乎不经什么人批准。追杀徐校长后，又在临村台吉营杀了一个当地蒙古族村民。据说，一蒙古兵强迫他做翻译，不知哪句话翻错了，就开枪杀掉。也是在这个村，一个姑娘躲藏在草垛上，一个眼尖的蒙古骑兵也爬上草垛，罪孽便在草垛上发生了……唉，不想这些乡亲们胡乱遭宰割的往事了。
冷、李二位少年伙伴，听说我来看戏楼，急急赶来。紧握我的手，客气地说着感谢话，反正弄得我不好意思。我们登上戏台，一边瞧望美术师们登高彩绘，一边笑谈往事。光耀兄说：这戏台你最熟了，乡亲们一说起你，就想起你在戏台上逗人的表演。这话不假，刚解放时，村上组织起业余剧团，逢节日就演戏。我演过《捉蒋》的活报剧；头上蒙毛巾演《兄妹开荒》的妹妹；说唱过《英雄董存瑞》的大鼓书；也充当过“三仙姑”……多了，都是较重要的角色。父亲嫌我排戏、演戏耽误活计，骂我，限制我；我就想法“制裁”他。一次区委宣传委员老湛来村开大会，说好白天要演戏。可我有意不告诉父亲，清早就去大西沟砍柴。早饭后，剧团作演出准备时，才知道我上山了。区干部老湛着急，同伴们就如实诉说父亲如何限制我参加文艺宣传活动。老湛怒气冲冲地叫来父亲，训斥：不让张峻演戏就是反对宣传革命！今天若是耽误演出，你要负全责！吓得父亲一路小跑去大西沟找我。那天，我刚把砍下的柴捆好，就见父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冲向我，我清楚他因何而来，预感到他会骂我、甚至打我；可他一反常态，小声说：柴火我背，你快跑回去演出！我转身时他又说了句：往后你演出你千万言声，我不会派给你活的。还好，那天只是把我的节目调整得靠后些，没误了演出。此后，他真的不再限制我了，甚至我一连几天到各村巡回演出，他也不阻拦，使我更加热心、踏实地参加剧团演出。后来，我能到区里正式参加革命，和我长时间积极参与剧团活动很有关系呢！
“逗引”――动员
就在这年暑热的一个中午，我扛着锄头刚进村，邻村一个熟人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只写十个钢笔字：张峻，速来区，有要事相商。落款是杨殿臣。
杨是同村人，当过我的老师，尤其爱好戏剧，村里的业余剧团最初就是他操办的，他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心实、厚道。他当时任区政府秘书，我不知他有啥“要事”，随手把锄交给一邻居，也没和家人打声招呼，就去了离村八华里的区政府。
进院，杨就热情地领我去伙房吃饭，饭后他和区委副书记王华同我谈话，要我当区委文书。我如实说，我愿意离开那倔脾气老父亲，可老人家不会同意的。一是我弟弟还小，我一走，没人帮他干活；二是他怕共产党占不长，有风险。
1946年春，我村有十七八个青年参军、参干的，八月我军北撤，国民党“中央军”一来，家属都遭难了……杨说：你放心，二爷（杨对我父亲的尊称）那儿由我去动员，反正他不同意我就不放你回村！从此，他真的每晚都回村跟我父亲磨嘴皮。后来听说，开始父亲大骂，骂我也骂他。骂我没良心，缺心眼儿；骂杨少德性，不该哄骗当庄孩子，张峻走了，家里谁干活？他逼杨还他儿子。任父亲怎么吵嚷，杨也不恼，笑嘻嘻地和父亲巧对付。最后，杨答应我家部分土地由村里代耕，父亲才勉强点了头。不过，他对我参干仍是心存后怕。直至五年后，我调到热河省委他去承德看我，我陪他游离宫，他见附近无人，才小声地问我：你看共产党能长远不？要是占不长，就早点儿回家，家里饿不着你！这就是我的淳厚的农民父亲。可在当时，我的老父亲实在应对不了杨的铁心软磨，弄得我继母也唉声叹气：我家张峻终归让杨殿臣给“逗引”走了！
继母说的“逗引”，是指当时区干部说的新词汇：动员。继母没一点文化，可她对不完全懂的名词却有她自己的“化解力”。譬如“坦白”，她都理解成“惭白”，她的意思是：人诉说自己的错事能不惭愧吗？再譬如，她把“动员”说成“逗引”，也有她的理解，即：你不愿意的事，工作人三逗引两逗引答应了。说心里话，这多年，我是很感激杨殿臣老师的。他先是“骗”我到区里，后又软硬兼施地说服了我父亲，使我成了一名年龄较小的离休干部；有时也想，假如那时他不“骗”我出来，一直在村修地球，也许成不了作家？
其实，战争年代的参军、参干，并不都像电影里那样热烈，实情十分复杂。就我们村前后两批计30余人参军、参干，真心自愿报名的很少，除非家里特穷生活无着落的。也有个别富裕人家，怕挨斗争，才送一儿子参干做靠山；绝大多数是区村干部按上级派给的数额，在村上选准目标，再去逐个反复动员，直至家庭与个人同意为止；个别的也不避强迫之嫌。我的一位老乡叫孔昭库，家住蓝旗村，离区政府20华里。伪满“国高”毕业，文化高，头脑也好使，算盘打得好，在村当财粮委员。区委研究需要他来区里工作。说实话，他脱产离家确有困难。他早婚，已有两个小孩，十几亩地没人耕作，当时又不挣工资。区领导反复动员，他坚决不同意出来，区委书记气得没办法，一怒之下，把他关进押犯人的小黑屋。关了三天，他依然不点头。区委书记再生绝招：伙房不给他饭吃，让他妻子送饭。每天往返40华里，两个小孩扔在家里。妻子送了四天，草鸡了，反而劝他：你就先应下吧，我实在受不了啦！等有机会咱再不干。五年后，孔老兄升任县委财贸部副部长，挣了不低的工资，家眷也搬进县城，我就和他开玩笑：当初若不把你关起来，今天能够全家进县城吗？写到这儿，联想起“文革”时“革命小将”批判我们的一句话：投机革命！早早钻进革命队伍。真是冤屈了我们。当时还真没主动钻，战争年代革命是要冒点风险的。我参加工作时，四乡还有反动土胡萝卜，有的区分所被砸，我们夜里常抱着枪到房上睡觉。五区的高席珍区长，夜里挨了土匪一枪，并抢走他的手枪，为此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我有时想，诸多往事，多多少少被当时的某种主导观念所掩盖，所模糊，现在都该务实地还原其历史的真面貌。
南河套，我的神秘鱼窝
离开新修缮的戏楼，我不想从原道回街里，便从戏楼后走南河套。
南河套变了，儿时我最熟悉的地方却感到很陌生。那条贴近庄落长流不息的伊玛图河，已经远去西山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地，片片成方的稻畦已栽上青青的稻苗。这是弟弟当村支书时的一大杰作，他带领村民修筑起近四千米长的大坝，将多年危害村落的大河改道走西山根，既保护了庄落又开拓出400多亩稻田，家家都能收获大米，弟弟也因此享有很好的口碑；可脚下，却没了我熟悉的那条河。
记忆中，那条河既凶残又温顺。雨季，山洪暴发，河水凶猛，冲得临河人家房屋倒塌，夜间都不敢睡觉。暑前和入秋河水较少时，涓涓缓流，清澈见底，能清晰看见河底的游鱼与五颜六色的河卵石。我十岁那年，晚春某日，我从河西亮子沟回来，脱鞋欲过河，忽见河水中粼光闪闪，定睛细瞄，是两条川丁鱼追逐上行。我沿河边追踪，一眨眼，鱼儿都不见了。我下意识地盯上不远处漫过水面的一块青石头，疑惑间挽起裤腿，悄声下河，两手沿青石的周边摸去。果然，青石临深水的一边有缝隙，正好能伸进我的一只小手，稍往里一摸，感觉手下有涩涩的鱼脊状，知道里边不止一条鱼。我欣喜若狂，忽想起父亲告诉我的摸鱼经验。他说，川丁鱼很傻，假若石窟窿里有很多条鱼，千万别下手过猛，惊扰它们；你要悄悄地抠住靠外边的一两条，然后再悄悄地撤出手，把鱼扔向岸边，再如法去抓石洞里其他的鱼，只要不猛下手搅扰它们，决不会逃跑的。我谨慎地按照父亲捉川丁鱼之法，一次一两条地往外抓，一连向外扔了十几次，直至里边仅剩下滑溜溜的小泥鳅，我才罢手。上岸拾鱼，竟有30多条，个个圆滚滚的，比大拇指还粗，脱下褂子裹好，回家洗净一称，一斤八两还多。我万没想到，青石下竟有个不小的鱼窝。更想不到的是，隔天晌午我再去摸，又是满满的一窝川丁鱼。我惊喜地保守着秘密，连着收获了五个晌午。第六天我再去，青石被人掀翻、移位，石下一条鱼也没有了。后来得知，是一伙用抬网打鱼的人给掀翻的，我恨死了用抬网的人。令我生恨的是，我无论怎样将青石按原样摆好，四下用泥沙埋严，一侧留个小孔，川丁鱼就是不钻。此事折磨我很久，长大些了，才懂得鱼儿也是有脑子的小生灵，也许它能识别天然与伪造？对此，父亲也谈了同样的看法：那块下凹的青石板，被泥沙淤埋的没有透水的缝隙，只从深处一个小孔进水，很适合鱼们安然聚居；你临时伪造的石窝，肯定四下透水，就如同八面透风的草窝棚，岂能留存住鱼儿？父亲的见解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天然与伪造总是永恒的区分，伪造也许能蒙混一时，决不会永久被认同。
水坑里的炸弹硝烟
我们沿着稻田边的土路向东慢行，右前方耸立着一座圆亭，亭下是大片亮晶晶的水域，那是本村苗姓青年承包的鱼塘。五年前那次回村，我曾在塘里钓过鱼。承包人讲乡情，说什么也不收我的费用，无奈，我送一条他爱吸的“山海关”牌香烟。此时，亭台上有几个年轻人在钓鱼。其中的承包人辨认出我，老远就喊叫：大伯，也来玩会儿吧！我这儿有鱼竿！我笑着客气地婉谢。遂问他道：怎么样？还不错吧？他知道是指经营：嘿嘿，凑合使吧！人们就讥笑他装孙子。
笑闹声飘过鱼塘，我的思绪回到了这片低洼地的往昔。从打我记事，这儿就有个大水坑，终年不干，都说下边有泉眼。可那时，没人想到养鱼，每年秋来，不少人家在坑里沤麻秆；盛夏，小孩子跳进坑里洗澡、摸泥鳅，也算是乡间的儿童乐园。忘情与欢悦，最怕战乱与无知。谁也没想到，1946年农历7月间，大水坑瞬间成了伤害青少年的祸坑。
那是国民党十三军进攻热河，我军紧急北撤。十多辆拉弹药箱的牛车，停在南胡同口的河套边。几个大兵叫来一伙乡亲帮忙，将弹药箱全都抬到大水坑里，没顾得掩埋，就追赶大部队去了。因为国民党飞机追着轰炸，在村北路边扔了两颗炸弹。区、村干部也一时没了踪影。
弹药箱没人管，可乐坏了小孩子。有胆大者，把箱子搬出水坑，逐个撬开箱盖，木柄手榴弹箱子居多，地雷次之，还有几大箱迫击炮弹。不知谁先引头，向大河里抛开手榴弹，爆炸时窜起一股高高的水柱，招引得围观的人们哄笑。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行为，对不太懂事的孩子最有吸引力，都仿照别人的扔弹法试投，从七八岁的到十多岁的，都敢往河里扔手榴弹。一连四五天，爆炸声不断。我的一个本族堂弟，不满七岁，也抠开一个手榴弹盖，将引信线圈套在小手指上，朝前奔跑两步，猛一甩手，手榴弹只抛到十来步远的河边。还好，他掉头朝后紧跑几步就趴下了，爆炸掀起浓浓的沙尘。小堂弟爬起来，抖掉脊背上的落沙，还傻笑。远远立在胡同口看热闹的堂叔，还笑夸他的小儿子“人小胆不小”。我父亲得知此事，骂了我的堂叔，还训斥我和弟弟：你俩若去扔手榴弹，我砸碎你们的骨头！
我和弟弟真的没敢去扔。因为第二天，我们南街孩子心目中的“大英雄”赵广良炸死了。赵是我家斜对门赵余叔叔的大儿子，长我五岁，上小学时成绩一般，却是同伴们敬仰的孩子头。谁若受了委屈，找他告状，他绝对主持正义。我找南河套，每年都有几场“南北大战”，即：街南与街北的孩子，各凑成一支队伍，晚间去南河套打群架。赵从来都是街南“大队”的队长，冲打在前，每战必胜。每当他带着队伍返回时，小孩子们齐声高喊：赵广良带大队得胜还朝……赵后来考上县城伪满“国民优级学校”，听他的同学说，班里每有集会活动，他总是在最前面举大旗。这回我们的“大英雄”又逞能了，别的孩子玩手榴弹，他独自去玩地雷。听说他从坑里捧出一颗西瓜般的铁雷，叉开腿坐在河滩，拆卸腿裆前的地雷时碰着了引信，“轰”地一响，腹腔被炸烂，两只腿飞出好远。“大英雄”盲动焚身，才震醒了众多无知的村汉，大家动镐挥锹，将余下的炸弹掩埋掉。不过，埋前还是走失了许多颗手榴弹。因为没多久，有人用手榴弹炸鱼和个别歹人持手榴弹抢劫就是例证。合作化后，生产大队挖鱼塘，久埋的炸弹怎么处理的就不得而知了。
眷念的亮子沟
我每次回家都想去亮子沟，终没去成，这回再不能错失机会。
五月，绿野葱茏。弟弟很乐意陪我去亮子沟。出村途经大片的稻田地，稻畦里的秧苗大都披着晶莹的露珠。我们趟着露水挽裤腿过河，两个年逾七旬的老人乐呵呵的像儿时去赶集，说笑着直奔西山主峰下那条多弯的长沟。进沟放眼所极，容颜大变，寻不见当年的荒坡秃岭。当年我们哥俩遭敌机扫射的西山大洼，黑松覆盖，一洼墨绿；陡岭缓坡，绿浪般的山榆刺槐，茂密得进不得人。弟弟说，这条沟二十多年前就退耕还林了，每年间伐的小木材、编筐条子，是村民的大宗收入。我们沿坡脚转完主沟，坐在石碣上歇息，我不由地暗发感慨：时常眷念的亮子沟，已经是童年的记忆了。
亮子沟的一面北坡，原属于我家的祖业，可刨荒种地，也可栽种果树。坡面还有年久冲刷的两条几丈深的大沟，沟底土肥且有泉水，能种瓜果、葫芦、望日莲；有伞状的歇凉的翠柳；夏秋常有双双对对的宽尾松鼠在崖坎上戏耍：惊起成帮的小山鸡和蹦跳的小野兔。总之，到得大沟底，就像到了快乐的园地，久呆不厌。
记得伪满小学四年毕业，那年我虚十岁，家里无钱供我去县城念“优级”（相当高小），下地干活跟不上垄，就让我独自去亮子沟刨荒或随便干点什么。父亲还特意为我安了一把小镐，我约了一位也是在家无事干、很要好的同学，一起在阳坡开荒。十几天才刨出半亩多地，种了萝卜和荠麦，从出苗到薅耪直至收获，红萝卜长得拳头大，吃自己种的果实别有一番滋味。我们还经叔父的指点，在荒坡上挖树埯种桃、杏树，幻想着等果树成林，我们就在坡上搭窝棚，看林子，卖水果，久住山沟。没料到果苗刚露出尖尖，都被野兔子啃成栅栅，气得我俩见到野兔就穷追不舍……
亮子沟的南坡属于王姓，王家和我家是庄亲，他们还在沟弯的隐蔽处盖了两间草屋，在兵荒马乱的日子，这儿便成了姑姐嫂子们的躲灾之所。过蒙古兵那年，不但亲邻的姑嫂们来这儿躲灾；两家的大牲口也都吃住在这条深沟。
我军北撤那年夏天，父亲让我和弟弟赶着一黑一黄两头牛，天天去亮子沟躲藏，深怕牛被抓走拉给养，还得跟去一个人，不然，怕是那牛有去无回。父命难违，赶牛进沟后，我和弟弟各牵着一头牛，找草好的地境，让牛先吃饱，到泉边喝足水，把它们拴到较隐蔽的窄沟里歇凉。我们俩就去了好玩的地方，或是登高远望敌情。一天傍晌，我俩刚爬上主峰下的西山大洼，就看到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沿村北的大道上低飞，追击扫射我军县大队。当这两架敌机飞回时，紧贴西山大洼，几乎快和我俩的位置平行了。我们清楚地看见驾驶员的面容，弟弟就扬着手喊叫：看啊，他嘴里还嚼东西……弟弟喊声未落，随着“哒哒哒”的机枪脆响，我们头顶处的草坡掀起一股股沙尘。我俩惊恐得一时像没了魂。不知机手是有意恐吓手无寸铁的小孩还是枪法失准？反正没伤我们一根毫毛。飞机远去后，我们惊恐之余却在身边草坡上捡到七个大子弹壳。这是惊吓后的一大获得，因为我们从未见过这么粗大的铜弹壳。拿回家后，小伙伴们不胜欢喜地将弹壳屁股的引火帽顶出，做成七支水枪，大家打水仗玩。这是后话。
转天下晌，天阴云低，山色暗淡，后又细雨纷飞。我们先是听得远处传来“叭勾――叭勾――”带着山音的枪声。我赶忙爬上山梁高地寻声?望，只见河川对面的土梁上，有一伙穿灰军装的骑兵在飞奔。后来得知，那是狙击“中央军”进攻的我骑兵排，打了几枪又撤退了。不一会儿，黄压压的国民党兵从亮子沟的南梁直扑西山主峰。我赶忙钻进沟膛，和弟弟一起将两条牛赶进最深的窄沟，即便国民党兵在主峰的制高点，也看不到我们。但因窄沟无草无水，牛们不甘于直挺挺地闲站着，总想往沟外挣崴，不时地弄出响动。招惹得山顶上的兵们频频朝窄沟开枪，几回打在沟帮上，我们眼前的砂石哗哗地流淌，牛也老实了。
好不容易静下来，沟口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喊声：乡亲们，都出来吧！中央军来啦！可好啦……此刻，不知为什么，中央军却朝喊嚷处连开数枪，女人哑了。谁都听得出，叫喊的人是我村被“清算复仇”对象的亲家婆。
天色渐暗，西山上的国民党兵全撤走了。我们将牛拴在沟底的小树下，出沟回村了。街中心，一伙兵围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摇电话机报告着什么。我只听见“我们已经占领八达营……”不一会儿，就吹哨集合开拔了。
目送兵们出村，我俩回到家，父母叔婶们低头闷闷地围桌吃饭。我闻着挺香，一看是我们从没吃过的大米豆饭、炖猪肉粉条，我猛吃了两碗。吃罢才知道，米饭是兵们吃剩的，猪肉是我家喂养的、预备过年时杀的猪，还不足50斤，兵们就给杀了……